春节

韩衍手书春联：“盘古第二，乞丐无双。”

春天

韩衍常在绿云楼中邀宴陈独秀、高语罕、易白沙、朱蕴山等，畅谈国事，诗文唱和。诗作积百余篇，名题《绿云楼诗》，后来高语罕化名王灵皋编辑《绿云楼诗存》。每遇囊中羞涩时，韩即典当家物易酒，在所不惜。

“辛亥春间，再到省城，本来打算考法官养成所，希望毕业后谋得一官半职，仰事俯畜，但是一见了蓍伯先生，他开口便问：‘来做什么？’我被他这一问，便把我此来的念头打得冰消瓦解。法官养成所我虽然照旧上课，然而我的意识和行动，却完全改变了方向。这时我和先生，已和一班党人发生关系，党人的机关，就是姚家口的萍萃楼客栈，客栈的老板毕捷三，也是一个老党人，先生和我，每日必到那儿走动，陆军小学、测绘学堂，及省中各中学的前进分子，也都常在萍萃楼起坐。”

年初

挚友宋豫琳应赵声之命赴粤参加起义，临行前，韩衍和高语罕煮酒送行。

4月27日

黄兴等举行广州起义，次日失败。宋豫琳在起义中被捕牺牲，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噩讯传至安庆，韩作《哭豫琳》诗，寄以哀悼：“袖翻海水入羊城，千里东濠夜有声。所欠故人惟一死，头颅掷地作雷鸣。”

4月29日

全国教育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

8月9日

江亢虎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

9月初

进法政学校，“希图做高等游民”。

10月10日

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10月31日

安庆革命党人吴旸谷潜来安庆，准备安庆光复。韩衍与其联合在安庆的革命党人管鹏等，设秘密机关于萃萍楼客栈，制定方略。是日率标炮营安庆新军起义。次日，起义失败。

11月5日

安徽寿州举事，成立淮上革命军司令部。

△江亢虎改组社会主义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党。

11月8日

安徽咨议局宣布独立，举原巡抚朱家宝为都督。

△韩衍成立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任秘书长，综理日常事务。

11月初

韩衍与易白沙、高语罕等以陆军小学堂、测绘学堂和尚志学堂约500名有革命思想的学生为基础，组建青年军，任总监。高语罕任秘书长。

11月9日

庐州（合肥）、芜湖宣布独立，分别成立军政府。

11月13日

顾英率兵围攻都督府，朱家宝出逃。

“武昌起义后，皖抚朱家宝为大势所迫，不得不与革命党人虚与委蛇，宣布独立。安徽党人吴旸谷请于督武汉的黄兴，命江西都督李烈钧（时李止称浔阳都督，盖其驻兵九江，南昌非其势力所及故也）派黄焕章率领一个混成团到皖，驱逐了朱家宝。黄氏的军队，不到几天便把省城的市面闹得鸡犬不宁。”

“我们一面派人报告武昌革命政府，要求撤回黄焕章军队；一面则做驱黄的实际运动的准备。我们的机关，就在我假寓的前清两湖总督涂朗轩的孙子涂卓庭的公馆里。我们把全部工作同志及一些热心而勇敢的青年，都一齐出发到集贤关。但是我们到了北门，城门已尽紧闭，黄氏的守军把我们押解到他的司令部，幸而那时还托庇‘革命’两字之赐，虽然留难了我们几个钟头，但终于未加搜查，就把我们放了。不然的话，必然要步吴旸谷的后尘，做了黄氏的枪下之鬼。因为我们用北伐队的名义报告武昌政府攻击黄氏的一切文件，都在我的皮箱内，黄氏果然看见的话，决不会饶我们的。”

12月2日

安徽临时参事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聘陈独秀为秘书长。

12月18日

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

12月21日

孙毓筠抵安庆就职，正式成立皖省军政府。招韩衍、高语罕去襄助政务。韩衍任军政府参谋长。

是年

刘希平在日本明治大学法政经济系毕业后归国，主张教育救国，与光明甫等人积极筹建安徽江淮大学，担任教育长兼教授。

是年

“我于是又夹在革命党里混了几个月。军人生活，政党生活，官僚生活：我皆小小地尝试了一下。”

“江西继武汉而举义旗，安庆又随江西之后，宣布独立。那时韩蓍伯、吴旸谷等都是安庆独立的主动人物，我也奔走其间。吴旸谷因安徽的革命军的力量微弱，皖抚朱家宾虽被迫宣布独立，其心叵测，不能不防。其时，李烈钧在九江，吴旸谷因向之请兵，李烈钧遂派黄焕章率所部赴皖。到了安庆之后，虽然驱走了朱家宾，但是黄焕章的队伍骚扰百姓，吴旸谷觉得对不起父老，当面严责黄焕章，黄焕章恼羞成怒，将其杀害。接着，黄焕章想清除积极分子，我便设法逃出省城。后来李烈钧亲自来安庆处理此事，将黄焕章的队伍带走了。临行时，韩蓍伯先生主稿写了一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给李烈钧。”

“李烈钧、黄焕章去后，一时省中无主，蓍伯先生遂发起组织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举凡统一机关处的一切组织计划及重要文告，均出自先生之手。先生又组织《安徽船》日报以为新政权的言论机关；同时复集合以陆军小学学生为中心的多数青年学生，组织保卫省城治安的武装，于是青年军就诞生于世。”

“青年军分三大队，每队设大队长军监各一；三大队之上，则设总队长与总军监各一。总队长由先生推荐廖少斋担任，总军监由先生自任，我则任秘书长，设青年军办事处于法政学堂。后来投海死的易白沙先生，即为当时三军监之一。大队长司军事教练，军监则古之监军也，司军中政令及文化教育，其意义略等于后来北伐军中仿效苏联红军的党代表制度，而在十五年前，即由先生的天才与军制经验，发现此一制度而运用之，不能不说是革命军队的组织史上一个新纪录。这时的青年军的各队员，初为革命潮流所鼓**，都还有些朝气。”

“先生每星期做讲演两次，以为精神教育，至其遇难之前夕为止，共讲十四次。每讲一次，青年军士的气象，便视前不同，盖先生的一字一句都深深地打动青年军士的心坎。先生死后，由青年军同人把它印成单行本，名曰《青年军讲义》，又名《韩衍子》（后来我在《中华新报》曾把这个讲义做过一番详细的疏证，今此稿已散失，无从参证）。但是青年军在当时实为一种特殊的武装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