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家庭背景与教育经历[1]

一、陶行知的家庭背景

1892年11月16日，陶行知生于歙县的一个小村庄——黄潭源村。歙县属于华中的安徽省，因涌现许多大学者而闻名遐迩。陶行知原名叫文濬，系他母亲所取，意思是学问渊深，卓尔不群。后因他服膺“知行合一”的哲学，改名为“知行”，意思是“知先行后”。但当他后来发现“行是知之始”的道理，便又改名为“行知”，意思是“行先知后”。

陶行知的家庭虽然清贫，却很勤劳。他父亲陶位朝原有一家小店铺，经营酱菜。后来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土地，成为农民。陶行知的母亲，像所有勤劳的中国农村妇女那样，屋里屋外，样样活都要干。陶行知有个妹妹，叫陶文渼，在生活上和事业上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协助他发展了大众教育事业。出身于穷苦家庭和亲眼目睹父兄的勤苦劳作，这样两个因素对于陶行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一生为人民大众而奋斗。

1914年，陶行知与他妹妹文渼的一个同学结了婚。有关他妻子名字的记载是不完全的，我们仅知道她叫纯宜。陶行知有四个儿子。在1936年陶行知访问英国时，他妻子在国内病故。1941年，陶行知又与他的一个追随者吴树琴女士结了婚。关于他第二个妻子的情况，除了知道她专门研究药学以外，能够披露的资料很少。

二、陶行知的教育经历

（一）在中国的教育经历

从1897年5岁的时候开始，陶行知在他的出生地休宁县一所私塾里学习了7年中国古代典籍。他在学业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背诵孔夫子的“四书”“五经”方面，显露出超乎寻常的聪明。尽管如此，不切实际的课程内容和机械的背诵方法，后来都受到陶行知的严厉批判。

从1905年至1908年，陶行知在崇一学堂学读书。该校隶属于安徽歙县的“中国内地会”教派。英国校长吉布斯先生（Mr.G.W.Gibbs），中文名叫唐俊贤，非常赏识陶行知。1908年，陶行知从崇一学堂毕业后，考进了浙江杭州广济医学堂。由于经济困难，他无法在那里学习下去。于是，他投奔江苏苏州的表兄家。这一时期，他穷得经常要把衣服当掉来换饭吃。对于陶行知来说，这一饱尝困苦的人生经历无疑是个重要的教训。

1909年，陶行知19岁时，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考进了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著名的金陵大学。崇一学堂校长唐俊贤先生给予了经济资助使他得以继续学习。在金大，他主修中国文学和哲学，取得显著成绩。中国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学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钻研王学，特别是下述思想：“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原是两个学说一个工夫”。此外，陶行知也从王阳明的教育理论中受到启迪，王主张，儿童应该被允许发展他们的个性，教师只要诱导他们向正确的方向即可。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爆发的民族革命推翻了清朝。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全中国。这一期间，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继续求学的同时，编辑《金陵光》学报，向人们发表演说，宣传辛亥革命的重要意义，发动学生开展爱国活动。此外，他还积极地从事课外有关的社会福利活动。

1914年，陶行知带着文学士的学位证书毕业于金陵大学。

（二）在美国的教育经历（1914—1917）

1905年，清朝皇帝颁发诏令，鼓励派遣大批学生留学西方国家。1911年的革命给中国的前途带来了莫大希望。许多真诚地想通过民主和科学来建设新中国的有志青年远赴欧美求学。

1914年秋，陶行知从亲友处贷得少量资金赴美留学。从是年9月起，他就在伊利诺伊州厄巴纳的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求学。1915年夏，获文科硕士学位。他主修政治学，并兼修如下课程：

1915年9月，陶行知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那里，他颇受保罗·孟禄教授（Prof.Paul Monroe）、约翰·杜威教授（Prof.John Dewey）和威廉·克伯屈教授（Prof.William H.Kilpatrick）的器重。陶行知后来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此外，陶行知还与哈罗德·罗格教授（Prof.Harold Rugg）、唐纳德·特威克斯伯里教授（Prof.Donald G.Tewksbury）等其他美国著名教授过从甚密。陶行知在师范学院所修的课程如下：

美国公立学校体制，职业教育，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校，以儿童为中心的学校和实用主义等所取得的成就，都对陶行知日后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有所影响。其中，杜威教授的学说对他影响最大，尤其是下述观点：“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社会生活具有教育意义”“思考是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期间，陶行知通过在餐馆和工厂里干活、写文章，到文化团体讲演来维持生活。

陶行知还发起了各种形式的学生活动。他是美国“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出版《中国学生季刊》的倡议者之一。

因缺少资料，陶行知无法在回中国之前完成他的学位论文。鉴于此因，师范学院主管学位工作的保罗·孟禄教授于1917年7月26日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评议委员会主席弗雷德里克·J.E.伍德布里奇博士（Dr.Fredrick J.E.Woodbridge，政治学院、哲学院和纯科学学院院长），内容如下：

“我提议为W.T.陶得到博士学位安排一场初试。这属于特殊情况。陶先生业已完成他既定的研究任务，并正在撰写一篇题目得到认可的学位论文。除非他回到中国搜集有关这篇论文注释的数据，否则这篇论文无法完成。鉴于他即将参加中国政府的教育工作，不可能再从中国返回美国，我提议，立即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主持一场考试，以便当这篇论文主体完成后对它加以评审。我建议，以8月2日星期四为考试日期。”

（周洪宇 译）

南京的职业领导与全国活动（1917—1927）[2]

（一）南京的职业领导（1917—1920）

1917年9月，陶博士离美归国，担任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系主任和教务主任。后来，他担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的教授和教育系主任。陶在南京从事职业领导时，他在课程改革和教法改进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写文章介绍新教育理论。1920年，他在国立东南大学开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暑期学校。在南京，他也开始了平民教育活动，两年后，该活动变成了广泛的运动。[3]

（二）新教育运动（1919—1927）

20世纪20年代的新教育运动具有伟大意义。从美国归国的留学生发起了该运动，陶是其中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新教育》月刊是新教育运动的主要杂志，1919年4月，在陶以及大众教育家蒋梦麟和胡适的发起下首次出版。在陶和其他学者的倡议下，教育改革最有影响的是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于1921年创建。陶当选为总干事，实际成为新教育运动的领袖。[4]

为了试验新的教育理念，1923年，陶在南京创办了安徽公学。[5]

（三）平民教育运动（1921—1927）

陶当选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之后，开创了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8月，陶和晏阳初博士及其他同仁在北京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与此同时，分支机构也遍布全国各地。陶编辑并修订了《平民千字课》教材，为了普及平民教育，该教材使用并提倡“教学做合一”和“小先生制”。[6]他到过各省的许多乡村推进该工作。[7]平民教育运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

这表明，在1917年至1927年，陶的工作被认为是他对中国教育贡献的第一步。

（四）晓庄的教师教育试验和乡村教育（1927—1930）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向前迈开了一大步，同时，教育日益从属于政治目的。例如，所有不同层次的学校要求教授后来变为“三民主义”主题的“国民党党义”。[8]

1927年至1930年，陶实施了一揽子与新教育和乡村教育有关的新试验。[9]基于笔者的知识，认为该工作应是平民教育运动基础上的一个崭新发展。陶根据推行平民教育的经验，更清楚地明确中国需要的教育类型，而且，他进一步认识到应该发展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为了实践其理念，1927年3月陶创办了乡村试验师范学校，该校远离于南京郊外。这就是有名的晓庄师范学校，它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10]他也创办了一系列的乡村学校。[11]此时，陶进行实验发展了他的理论，这些理论的精髓如下：“生活即教育”[12]“社会即学校”[13]“教学做合一”[14]“行是知之始”[15]“在劳心上劳力”[16]“乡村学校是乡村改造的中心”[17]和“乡村教师是乡村改造的领袖”[18]。

陶发展了的思想和试验为中国教育提供了动力和方向。1929年秋天，威廉·克伯屈教授访问了陶创办的学校，声称给自己留下了强烈的印象。[19]1953年1月，笔者对他进行了访谈，这位著名的教育家说他非常倾慕陶的工作。

1930年冬，陶在晓庄从事试验活动时，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理学博士学位。[20]

1930年4月12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关闭远离于南京郊外的晓庄试验学校并要逮捕陶。[21]关闭这些试验学校和逮捕陶的原因既有政治的又有个人的。

（五）工人教育试验、小先生运动和上海的众多活动（1930—1936）

1930年4月，由于政府签发了逮捕证，因此，陶不得不离开晓庄前往上海隐居在法租界。[22]是年秋，由于政府通辑，陶离开上海到达日本。1931年春，他回到上海。[23]归来后，他创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和“自然学园”，发起了平民科学运动。他在科学领域为儿童和民众撰写了许多文章，编辑了一系列的科学读物。[24]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为了响应学生们的呼吁，政府立即开始在学校进行普遍的军事训练。日本入侵东北后，中国政府要求同日本举行和平谈判，呼吁国际联盟迫使日本有所节制。因而，中国政府命令军队后撤，实质上没有抵抗侵略者。是年11月，笔者目击到，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0名学生会聚南京敦促国民政府向日本宣战。1931年12月8日起，上海正式打响了历时三个月的战争，加速了国家抗战的准备，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大大地增强了。

在外国侵略强加于中国内陆的背景下，由于陶十分崇尚教育，所以他在上海实施了很多教育试验。从1932年起，陶创办了“工学团”，其宗旨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25]强调公民教育和生产教育。该项工作是新局势下晓庄试验的继续，也是陶的重要贡献之一。

1933年，陶组建了中华教育普及助进会社，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由于师资缺乏，陶实施以“小先生制”和“传递先生制”闻名的试验。这是基于“即知即传人”的原则。[26]由小先生承担的“十分钟教育”和“送教上门”的实验取得了成功。这是陶的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同年，陶创办了著名的“生活教育社”来设计新教育思想和可操作性的教育实践，并让人民了解抗日救亡的道理。1938年，该社正式向政府注册。1933年以来，他也是一系列书刊的编辑。《乡教丛讯》和《生活教育》半月刊有着广大的读者，最具影响力。

1934年，在完全占领东北后，日本人接着入侵热河省、察哈尔省和绥远的东部和北部地区，这些都属于内蒙古的部分地区。1935年，日本人入侵中国北部地区，而同年冬，在各地城市，号召对日宣战的学生运动热烈高涨起来。该爱国运动给予了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和中国人民最大的鼓舞。其间，陶博士响应时局的要求，发起了国难教育运动，起草了“国难教育宣言书”，组织了国难教育社。同时，陶也参与了“中国新文字研究会”的创建，起草了“中国新文字宣言”。[27]也就在1935年，陶非常积极提倡“抗日全国统一战线”的理想，即联合所有的政党抗日救国。

（六）周游世界（1936—1938）

1936年5月是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民间组织联合起来派遣陶博士作为民间大使出访东南亚、欧洲和美洲的28个国家。此行使命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决心。陶鼓动两亿海外华侨帮助祖国。1936年秋，陶抵达法国。在陶的鼓励和帮助下，欧洲成立了抗日救国会。[28]接着他访问英国，应邀参加世界新教育联合会的年会。在会上，陶阐述了“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和“小先生制”。[29]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响应共产党人的主张，软禁了蒋介石，要求蒋停止内战对日宣战。蒋获释后，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战斗暂停下来，准备抗日。1937年春，日军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地区的许多要塞。此时，陶博士已从欧洲来到美国。他发奋工作，向美国人民讲述中国危机，并组织了海外华人留学生帮助他。他也访问了文化机关，同著名的约翰·杜威和威廉·克伯屈教授交换意见便于更好地筹划中华教育。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保卫家园。那时，陶博士呼吁美国人不要把军火卖给日本，他也尽力说服纽约港的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运往日本的军火。

（七）重庆教育试验（1938—1946）

1938年夏，陶离美归国。同年10月25日，中国撤离中部地区最重要的战略性城市武昌和汉口。陶也去了陪都重庆。他参与创建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起草了战时教育计划，创办了“晓庄研究院”，发起了“民主教育运动”，其旨趣，也正是笔者所记得的，是“为所有民众的教育”。1938年后期，在他的倡议下，生活教育社在广西桂林举办了一次大会，他当选为总干事。同年，陶博士参加了由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有关教育和政治改革的几个议案。政府给予他安徽省教育厅长的高位，可他拒绝了。

1939年，在重庆北碚，陶创办了育才学校（天才学校）。该校的筹办是为了促进学生的特殊才能和鼓励小组学习。通过民主性的团队学习完全发展个体的潜能是陶的基本思想之一。[30]

由于战时通货膨胀，每况愈下，因此，陶是在极端困窘的情况下从事试验的。然而，海内外的教育工作者和教育专家都高度评价陶的光辉事业。[31]

1940年7月27日，陶孜孜不倦地把其全部时间与智能用于办理育才学校和进行全国各地战时工作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下达了对日原油和废铁的禁运令，陶在1938年就敦促过此事。陶高度赞赏这位伟大政治家做出的人道主义决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使乔治·C.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将军抵达重庆，代表国民党政府同共产党政府举行谈判要求组成联合政府。在之前和其间，陶博士曾提议建立联合政府，并参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工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他也获一致同意，当选为教育同盟委员会的总干事。[32]1945年，在陶的倡办下，《民主教育》半月刊和《民主》同刊出版了。[33]

（八）战后活动、著述与辞世

1945年后期在重庆，陶创建了“社会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补充。该校专为在业青年和成人提供补习教育，此外，该校还打算为他们创设更宽泛的、令人满意的文化体制和娱乐设备。它也被视为“夜大学”、“函授大学”和“空中大学”。[34]

1946年中期，陶从重庆飞往上海发展战后工作。

1946年7月25日，由于脑溢血，陶突然逝世于上海。这是中国人民的悲痛时刻。各国朋友表示哀悼，其中包括约翰·杜威和威廉·克伯屈教授，他们联合发电致哀，电文如下：

我们对陶博士为中国平民更好的教育所表现出的无人可敌的、英雄般的忠诚表示崇敬。我们必须永记其名，永续其业。[35]

陶辞世后不久，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欧尼斯特·奥斯伯恩（Ernest Osborne）教授在上海参加了陶的葬礼。1946年，在威廉·克伯屈和多纳德·推士（Donald G.Tewsbury）的倡议下，陶的朋友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陶一生之中写下了如下著作：《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和《斋夫自由谈》，他还写下了数百篇有关教育的文章和一卷诗歌。

（周洪宇 译）

陶行知：现代教育的杰出代表[36]

陶行知是一位现代教育的杰出代表。在中国生活和社会的直接研究的引导下，在致力于严格评判中国传统教育后，在其他国家进步教育方法的激励下，他发展了与中国人民实际教育需求相符合的新颖而又具实践性的理论。他促进了许多教育改革，发起了一系列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教育试验。他的洞察力、他的开拓精神和他的实践方法激励着其他的教育家，给中国人民，特别是给予参与他发起的各种计划的人们以希望。本结语部分，笔者希望归纳陶的教育思想和试验，并向他的激励性人格表示敬意。

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对陶的众多教育思想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些思想可以归结为四个标题：民主教育、生活教育、教与学新概念和教育乃是社会改造的手段。

陶的全部事业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民主教育”。他坚信个体的崇高价值和尊严，应该充分完全地挖掘个人潜力以保障人力资源。但是，他认为个体发育生长本身是有终结的，不应该成为国家事业的工具。育才学校（天才学校）强调个体才智的充分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中国传统教育专门服务于特权家庭的青少年儿童。它生产知识精英，使全国处于文盲无知状态。陶指出，这种传统教育实质上是贵族式的，非民主的。因为陶认为必须平等尊重人的个性，必须相信人类的自然权利，所以他宣传教育为人人。每个人必须拥有充分自由发展的身心。得到合适的教育是个人的权利。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仍可以持久地做大好事。无人因年老或因贫穷而不能向学。要是群众的潜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民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为全中国人民办理教育是陶的伟人生活目的之一。相比而言，陶关心教育民众胜于关心个体潜能的最大发展。1922年至1927年陶发起的全国性的平民教育运动，是陶履行教育为人人思想的最大努力之一。

民主教育意味着“知识服务于大众”，那就是，知识不应该看作个人或私人财产。它不应该被垄断或被运用于个人目的；它必须奉献于大众，并作为改善大众生活的工具。基于和他人分享教育的原则，陶推行了小先生运动和传递教师运动。

陶非常高度地评价了个人自由，如演讲、集会和宗教自由。人民的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他视个体变动为珍贵之物。因此，民主社会必须充分允许智力自由，这意味着师生应该依据他们的最佳想象力，自由地从事教学。换句话说，他们应该拥有追求真理的自由。要是失去了学术自由，知识分子就会缺乏文化创新的兴趣和道德力量。陶领导的学校教师包含各党各派的成员，他们都很高兴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陶认为，为了国家安全的缘故，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时，必须对个体自由实施一定程度的限制。他批评那些忽视国家安全的人，因为他认为这是个人自由的前提。因此，陶提倡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他也宣传个人自由。

陶认为民主教育的目的应该在于教育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和世界的主人。某个人可以为人民说话，可从教育观点出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他们为自己说话。自治政府和人民经济改善两者都是很重要的，但是，陶认为教育应该比建设经济和政治民主做得更多；它的终极目标就是人民文化知识发展的巅峰。中国民主教育的目的也应该在于生产“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希望为人民服务，没有传统教育下当官统治人民的想法。陶的民主教育思想清楚地被其南京郊外的晓庄乡村试验计划所证实。

陶的第二大主要贡献，他称之为“生活教育”。这是与人民需求一致的实用主义教育术语。由于陶注意到中国以前学校课程的缺陷和受到约翰·杜威和威廉·克伯屈的极大鼓励，1917年，离美归国时，他立即开始把新思想介绍给中国教育。他的理论成熟于1927年至1930年，这时他正在晓庄实施试验。

陶认为传统教育是以“文字为中心”的。它无助于人民的实际需求。它远离生活，甚至反对生活，因为它使学生变得书呆子气。他坚持把文字为中心的教育变成实用主义的纲领，即有名的生活教育。陶的生活教育的概念是以生活为中心的。对陶来说，生活教育概念意味着生活与教育的统一。

一方面，依据陶的思想，教育必须符合生活的直接需要。研究或学习的课题是改善生活的工具。课程应是人和环境之间自然的交互影响，不是传统下的强迫统制。教育根源于人类生存的现实情况。教育是为着现存的实际生活的。例如，生活教育应该助人把他的职业做得更好以提高生产率，依次类推，增加个体和社会财富。

另一方面，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教育也应该改善将来的生活。教育的真实向导是现实生活和应该追求的生活。生活教育挑战旧时知识分子乐学或本身作为终结的，不是为着改进生活的观念。传统上，学者们不参加劳动。既然教育是为生活的，所以它从来不应该妨碍人们的工作，学习与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因为生活是变动的、运动的和发展的，所以教育既不是刻板定型的，也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弹性的、有动力的和充满生命力的。由于陶坚持认为教育必须服务于生活，因此他多次批评以文字为中心的旧式教科书只包含孤立和垂死的词句。他强调需要鲜活的、有动力的、可操作的和真正有用的读物。

生活本身是教育，陶认为，人实际上向日常生活学习。生活是什么，教育就是什么。不管个体或团体的生活存在于何处，人都能够从中学习。依据传统教育思想，必须特别任命才能正式办理教育；然而，因为生活即教育，学与教不必是正式的，所以教育不须发生在教室里。传统上，学习期设定为在学校度过的时间，但是陶主张，因为生活本身即教育，所以人能活多久，就必须学多久。基于陶的生活即教育的思想，他介绍了关于师生的新概念。工友和朋友可以是我们的老师，而且我们也可以是他们的老师。一个紧密整合的社会里，人人既是老师又是学生。传统上人们认为老师是有特权的和有天分的人；师生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这种伪观念遭到了陶的批评。

陶认为世上没有孤立生活一类的事物。整个社会是一个鲜活的环境；本质上，生活永远是社会性的。因此，可以认为社会即学校。该理论意味着学校范围扩至包括社区、进而国家和世界，学校与社会的有机统一是重要的。因此，孩子们应该从学校虚假感和狭窄感的围墙中放出。既然整个环境影响个体和社会，所以社区生活总是具有教育性的。按照社区生活的目的，必须限定个人生长，必须强调哺育年轻人生长的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社区生活必须完全引入学校，应该广泛地设计教材。书籍只是教材的一部分，教材来源应该包括与生活有关的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课程材料是用之不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活动。世界本身是一本伟大的教科书。

从1927年至1930年，陶在晓庄对生活教育理论进行了全面试验。他重新构建了课程，在学校和社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学校对民众开放，学校教学大纲吸收了社区生活。后来，从1930年至1936年，陶也在上海创办的工学团里贯彻了生活教育的思想，从1938年至1946年，他在重庆的育才学校发展了该思想。

教与学的新概念是陶对中国教育第三大主要贡献。他公开批评那种认为人的思维控制人的全部活动的理想主义概念，因此他强调心智训练是教育的最重要目的。他也攻击把人类活动一分为二为精神与肉体的二分法。他强调肉体与心灵、双手与大脑的完整和相互依赖，以及精神和肉体活动的平衡发展。

陶拒绝从古代以来被贤人和学者奉为“知是行之始”的理论。“行是知之始”的理论是陶的学与教的重要思想之一。行是学与思全过程最重要的因素。做是思的真正动力，全部知识来源于做。陶的“做”和“行”是什么意思呢？没有思考、机械的劳力活动以及思维活动与体力活动的分离都不能认为是完全的做。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做。

基于陶的“身心一致”和“知是行之成”的思想，他自己进一步提出了在劳力上劳心。

根据“行是知之始”和“在劳力上劳心”的理论，陶提出了“通过试验和生活来学知”和“教学做合一”。这种合一的意思就是教的法子依据于学的法子，教的步骤和技术必须与学的条件密切相关，学生怎样做决定着他们怎样学。做是学与教的决定因素和核心活动。

传统教法是以心智的互相独立为特征的。教的主要形式是教授，教育过程包含机械地“传”与“受”；学是记忆、模仿和服从，学生之间不管学什么都没有合作性的学习。与之相反，陶强调个性的充分发展，应该发展孩子们的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进取心、自我管理、责任感、道德自律和好奇心。他也注重小组学习和各种各样分享经验的合作性民主团队活动。

陶的教与学的概念在1927年是相当新颖的，此时他开始在晓庄成功地把这些理论付诸实践。

教育乃是社会改造的重要手段，这是陶的第四大主要贡献。陶对于教育具有崇高的信仰，他确信教育必须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影响之一。通过教育，可以发展个人的批评态度和社会意识；只有通过教育，人民才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1921年始，他发起了全国性的新教育运动和平民教育运动。陶认为教育是重要的工具，通过它，国家可以达成其目标，保障其进步；通过教育进行社会改革是最佳的。学校是人类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之一。它必须为社会改革中心提供领导，并成为社会改革的中心。为了重建一百万个乡村，他想创办一百万个乡村学校。1927年，他创办了晓庄乡村试验区时，这些理论付诸实践。

陶把教学看作令人愉快的、有回报的经历；他特别相信教学是所有职业之中最重要的职业，它是一种社会工作，一种比商业高贵的服务。教师是社会顾问、人民的向导、道德与智慧的建筑师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工程师。教师必须在社会进步和农民问题上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总之，陶强**师必须是实现社会改革的思想领袖。他要培训一百万个乡村教师改造一百万个乡村。陶在晓庄创办乡村试验师范学校时，培养改革社会的热情和革命精神是他的乡村教师训练计划的指导性原则之一。

因为陶坚信教育，所以他主张儿童和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校应该成为以教育为中心的社区组成部分和方向。对于以教育为中心的社区的发展——教育的终极目标来说，以社区为中心的学校应该只是前进中的下一步。

1927年以来，许多教育家放弃了通过教育改革社会的努力，而转向参加了政治和社会运动。他们总结道，在教育真正民主之前，必须首先改造社会。陶的思想与之不同。他相信教育是社会改造的最强大的武器，可以通过教育进行社会改革。从1930年到1946年陶去世，尽管他深深地卷入了几次政治改革运动，但他从未放弃过教育努力。

陶不仅是一位教育理论家，更是一位实干家。他热情从事了一系列教育试验，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运动。他把他的教育理论，即民主教育、生活教育、教与学的新概念和教育乃是社会改造的手段付诸有效的实践。以上，笔者归纳了陶思想的基本要素——陶所思考过的东西。以下，笔者希望总结陶所做过的事情，依时间顺序如下。

1917年，陶从美国一回国，就从事职业领导工作，担任了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后来，该校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在此时社会和文化革命的背景下，他在教法改革上做出了著名的贡献。例如，他提出了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的专门讨论。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学校普遍采用了这一新术语。1920年，他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暑期学校。现在，中国教育工作者能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了；自那时以来，在教师教育制度上，许多省份设立了暑期学校。同年，陶也开始了平民教育活动，两年后，成为了全国性的运动。

1919年，陶发起了新教育运动。当约翰·杜威和保罗·孟禄正在中国访问时，他们和陶合作把新教育理论介绍到中国来。为了有效地从事新教育运动，陶和其他的杰出教育家组织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他当选为该组织的主任干事。从1919年到1926年，该组织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非官方的咨议团体。其间，新教育运动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对教育的信仰和兴趣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学校开始接受新思想。课程和教学中的心理学方法得到了运用，大学开始采用考试制，男女合校教育渐为人们所接受。

陶认为民主和文盲不可同日而语，两者之一必须走开。1922年，陶发起了平民教育运动。因此，他开始为千百万文盲翻开了知识之书，教民众成为自己的主人。对陶而言，平民教育意味着为特权之下的，主要是为成人的教育，可它的对象不是固定不变的。学生们必须边学边工作。1923年，由于陶和同仁的努力，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创建了。后来，许多省份、县城甚至地方社区也创办了同样的组织。陶拒绝了给他的高官厚禄，而是组织同志走向店铺、餐馆、家庭、寺庙、监狱和其他有人的地方，教平民识字。为了推进该项工作，陶去过许多省份，包括以前叫作内蒙古的遥远的察哈尔地区。不管他走到哪里，都要把平民教育推行到那里。

他修订并编辑了《平民千字课》和其他的读物。他发明和使用了“小先生制”和教学做合一法。创办了数以千计的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和平民问难处。后来该工作遍布至包括内蒙古的15个省份，几个军队也采用了陶的教材和做法。在全中国大规模教育群众方面，该重要运动是首次创建的、系统的和科学的尝试。

平民教育运动的成绩是伟大的。这种运动引起了许多教育家为了群众的更多教育，甘当普通老百姓的愿望。依据传统观念，对成人来说，学习是不可能的和不需要的。由于这种运动的结果，人民逐渐认识到成人需要学习，也能学习。这就是中国成人教育制度发展的真正起点。由于极大地受到陶使用的简易读物的影响，平民识字运动逐渐兴旺起来。平民教育运动也推动了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如乡村改造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陶也是这两种运动的杰出的先驱般领袖。

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村民，因此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陶认为必须在乡村为中国更伟大的民主教育战役而奋斗。他从平民教育运动的经历中，相信有效的乡村教育需要全体乡村社会上的、政治上的和经济生活上的共同推进。他在平民教育运动的经历中，认识到当时平民教育的主要计划即识字教育是不够的。他认识到需要重建日常生活和整个乡村社会的更广泛和更实际的教育。

1927年，陶亲自走向乡村，从事乡村改造又创办乡村学校。这就是中国教育采取的决定性的一步。他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和农民居住、工作在一起的教育家。对于一位带有传统教育和传统城市生活习惯的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来说，走向乡村和农民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是多么奇妙，多么困难啊！他在南京郊外创办了乡村试验区。它闻名全国，成了全国的指路明灯。

在试验区，陶创办了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和包括男女儿童、男女青年与男女成人的夜校班。所有这些教育组织成了社区中心和从社会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改善农民生活的“发电站”。

陶认为乡村教育应该教农民经济上自立，教农民改进当地政府，教农民保卫自身安全，教农民为自己和靠自己建设更好的生活和社会。因此，乡村学校的课程应不同于传统学校的课程。课程不只是基于单纯的知识追求，而应该基于农民生活的特定需要。改善经济的教育，如谷物种植法和树木种植法的学习；政治教育包括社会组织与社会改造；公民教育、识字教育、健康教育、文化教育和文娱活动都应包括在内。绝大多数社区生活问题引进了课堂，课程也反映社区的主要问题。

教的法子依赖于学生怎样学，而学是基于学生为了改进生活怎样实际运用他们的知识。传统对思维活动的尊重几乎导致了每个学生蔑视双手劳作。陶进行了一种学习计划的试验，该试验包含身心的共同活动。他强调手脑并用，平衡发展，提倡体力劳作。陶领导他的学生在村民之间，在阳光和尘土里，从事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这是从未有过的教育实践。

在个人价值上，学生、教师、管理者和少数几个工友同样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人人完成自己的任务，人人又同他人合作。学校是一个实用性的社区。

传统上，学校活动限制在学校建筑区之内。陶的做法是不同的。学校进行多种社区服务，学校也深入各个社区。比如像“农民咨询服务”“对村民开放办学”和主要由“小先生”执行的“送教上门”之类的工作，是唯一无二的和实际有效的。教师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活动，如帮助农民组织讨论小组，破除迷信，修建娱乐中心和解决家庭之间的纠纷。学校和社区，包括各个地方的其他组织，紧密协作。职业工人和门外汉既解决学校问题又解决社区问题。学校是整个社会统一体的一部分，社区是学校的巨大“试验室”。

为了培养有素养的乡村学校教师，陶提议，教师培训学校应该设立于乡村地区。因此，1927年，他在晓庄创办了乡村试验师范学校。陶在运用教师教育思想时，强调需要训练每一个学生不仅成为成功的教师，而且成为社会顾问与社区改革领袖；注重培养能工作和生活在乡村里的职业道德、较高素质和坚强意志，特别强调进行社会改革的热情和革命精神。

因为陶主张乡村教师具有重大的社会和文化使命，所以他提出了乡村试验师范学校的入学标准。新标准规定，该校的学生以前必须至少在初级中学修业两年。这之前，所有的师范学校接受小学毕业生。

陶认真挑选学生。为了考察申请人是否愿意和是否一生能忠诚于乡村教育，入学考试除了其他内容外，包括一天的农业劳动，或者参加别的体力劳动，如挖地、施肥和修路。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崭新的和革命性的实践。

陶在师范学校里引入了新课程。该课程是以围绕着教儿童和民众学什么与怎么做，以及怎样实施学校和社会改革计划为中心的。做是所有计划的核心。生活、工作、学与教完全和谐统一；这些不是个体化的活动，而基本上是团体活动。课程内外活动没有明显的界限，学生和老师在“教与学”上享有更多的自由。

该校要求学生经常访问小学，就近观察教师的教学。参与学校管理工作和实习教学是服务教育前的重要部分。离校后，学生必须在某个乡村学校至少成功地工作半年，才能颁发文凭；而且，师范学校还为学生研究社区生活和经常参加社区活动提供计划和机会。所有这些实践，一种所谓的田野法，基本上是当时中国的崭新事物。

大多数传统师范学校学生一毕业就同他们失去了联系。与之相反，这所在陶领导下的师范学校却帮助学生解决他们在工作中遭遇的困难；反过来，这些毕业生的经验又是提升更好培训计划的基石。

陶的晓庄师范学校和有联系的小学是连在一起的。后者是基础，而前者是试验中心，在师范学校的指导下，有许多中心小学，而在中心小学之下，又有几所当地村小。所有小学的教学大纲都依据乡村生活，该师范学校的教学大纲依据小学的教学大纲。

陶认为道德训练的最佳手段是教师行为。为此，他和其他人一起在教学中尝试运用生活法。他强**师和学生共同劳动、共同学习和共同生活的重要性，共同分享生活中的苦与乐。因此，师生之间相互影响，友谊共存。他们自由交换思想，精神真正共鸣，遵循“共同分享生活”的尺度。该校师生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他们在学校和社区之间建立了友谊关系，其结果是非常成功地完成了学校教学计划和社会改革计划。

该师范学校进行了许多社区服务。例如，为成人开办了白校班和夜校班，帮助农民提高作物产量，组织合作茶社，使用茶社作为娱乐中心，促进健康服务和修建各村之间的道路。反过来，农民也在许多方面帮助学校。他们的帮助包括房舍的实际建造和捐献诸如学校要使用的桌椅之类的用具。如此的公众关系和该校展开的工作，中国以前从未出现过。

1927年，陶在晓庄开办试验活动后不久，大批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官员都来考察他的活动；他的学校成了教育朝圣中心。1930年后，由于受到陶的深入细致的、全面的和进步的乡村教育试验的鼓舞，许多教育工作者走向乡村建立社区学校，从事乡村改造工作。正是源自陶的这种早期工作，才推动了乡村教育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到1936年止，有800家社团从事乡村试验，至少有69个较大和著名的社团分布于全国12省。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陶的乡村活动是把中国改造的方向从城市重心转向乡村重心的一个重要因素。

陶的闻名于世的乡村试验师范学校被认为是中国教师教育史上的里程碑。1928年起，中国开办了更多的这种类型的学校，提出了乡村教师培养学校的标准。教育教师承担社会责任。许多师范学校和乡村教师培训学校都强调“实践教学”，并逐渐实施陶在晓庄努力实施了的扩展活动和社区服务。

从1930至1936年，陶在上海时，对民主价值的承诺使他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有组织的保卫民主社会的教育和政治运动。因为这位伟大的教育家认为教育是社会改进的主要手段，所以那时，他把他的绝大多数时间矢志于发展他称之为“工学团”的组织。该组织简单、灵活、有效和独一无二，注重公民教育、生产教育和团体学习。陶强调计划安排的重要性，便于学校教育不会妨碍民众的工作。在提供群众教育的可能性方面，“送教上门”和“十分钟教育”效果明显。

1934年，为了迅速消除文盲和解决由于推行普及教育引起师资缺乏的问题，陶发起了“小先生运动”。为了教育民众，男女儿童走向家庭、农场、码头、茶馆、市场和许多其他人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要求在校儿童教家里人和邻居，因此，每个家庭就成了学习中心。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伟大事件。1934年末，仅在全国小先生动员运动开始后的11个月，23省和几个大城市就在推行“小先生制”。

这位伟大的教育家把其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甚至在严重通货膨胀和许多困难压迫下的战时，他也不知疲倦地从事了许多教育计划，包括战时教育运动和全民教育运动。他还创办了育才学校（天才学校），中国学者及其他国家的教育家无不知其鼎鼎大名。

陶的工作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政府已经采用了他的许多思想和实践。现阐明如下。

1922年，中国政府进行了几项教育改革。其中之一就是采用新学制，规定小学修业六年，初中修业三年，高中修业三年和大学修四年。另一项改革就是教育目的的修订，确定了“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教育目的的两个基本要素。1922年的整个教育改革，实际上大部分是由陶和他的同志们促进的。

1928年以来，好几项学术研究和试验以及政府制订的有关成人教育的法规，是陶和其他教育家以前所做工作的产物。

1928年以来的政策促进了乡村教师教育的发展。1932年政府颁布的师范学校法提高了入学标准。1935年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校章程规定应该在乡村设立尽可能多的师范学校，同样的章程也规定实习管理成绩低于最低标准的学生不能允许毕业。1936年初，教育部颁布了许多有关不同层次学校和其他机构之间合作的法规，特别强调师范学校和该区小学之间应该存在联系，以及在各社区所有学校与其他机构之间也应该存在联系。1930年、1940年、1943年和1944年，教育部颁布了几个章程要求师范学校有效地实施扩展工作和社区服务。所有这些影响教师教育的思想和实践，都是陶先前的试验产物。

中国政府采用了陶的乡村教育的思想。1939年，国民政府特别颁行了新县制。该制度包含的思想是试图在基层建立牢固的基础，从而达到从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改造国家的目的，主要通过教育达到这个目标。而且，新县制规定乡村学校校长必须担任乡村自治政府的行政领导和地方自卫队队长。1940年教育部颁布的章程要求每一区的中心小学有责任帮助当地村小。同年，国民政府制定了一项法规要求不同层次的学校，包括乡村学校，必须实施深入细致的扩展工作计划，这些计划包括成人教育、健康服务、家庭经济改善和农业发展。1927年至1930年，陶在晓庄已经为此奠定了基础。

所有以上总结的这些改革、试验和运动都是陶事业的重要特色。反动者并不与陶同行。例如，当他1922年在其家乡安徽省推行平民教育时，省长认为他是一个激进分子，并抨击他。尽管政府采用了陶的许多思想和实践，然而1930年4月，政府却关闭了著名的晓庄试验学校，陶受到迫害，被迫逃亡上海。保守者想知道陶是否超越有效的教学方法。此外，许多中国教育界的名流羡慕陶的思想和工作，并采用了它们。进步教师采用了他的教学法。他的工作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高度重视，而且也被其他国家，如美国、墨西哥和印度的教育家所熟悉。笔者深信陶的大部分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其教育试验全部是本土的，适合中国生活和社会。如果带着领悟力研究这些因素的话，他的贡献应该有助于前工业化国家的民族。

最后，由于笔者和陶的亲密关系和对陶的个人了解，笔者希望对陶的人格表示特别的敬意。陶是一个具有洞察力的人，具有先驱精神，具有创造性思维，对平民满怀爱心。他是一位传统教育的批评家、一位独立的思想家、一位自由的民主教育家、一位行动的人和一位理论家。他实践了其哲学。在促进平民教育时，他遭遇不计其数的障碍，可是他毫不妥协地面对困难，成功地战胜了大多数困难。他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和毫不畏惧地从事推行教育运动的工作，他希望通过该运动唤醒和启蒙同胞民众。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们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无不受到鼓舞。向他学习的老人或少年总是不断进步。他被认为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鼓舞人心的进步教师之一。他的逝世并不意味着他的事业的完结。人们将记住他的一生，他的一生将影响着世世代代。

（陈新祥 译）

[1] 原载朱宕潜：《新兴国家的教育型：陶行知在中国的工作，1917—1946》，台南，高昌印刷公司，1966年版。

[2] 本文节选自《新兴国家教育型：陶行知在中国的工作，1917—1946》的第一章。

[3] 陈布文：《国立东南大学》，载《教育大辞书》（朱经农等编），1928年版，第966页。

[4] 《新教育》，第337-521页，1922年11月。

[5]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51-56页。

[6] 方与严：《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31页。

[7] 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编印，1946年版，第680页。

[8] 王凤喈：《中国教育史》，重庆，正中书局印行，1944年版，第346-347页。

[9]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34页。

[10] 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编印，1946年版，第252页。

[11]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35-145页。

[12] 方与严：《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12页。

[13] 方与严：《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12页。

[14] 方与严：《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21页。

[15] 方与严：《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27页。

[16] 方与严：《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30页。

[17]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33页。

[18]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31页。

[19] 白桃（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48年版，第36页。

[20] 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编印，1946年版，第2页。

[21] 白桃（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48年版，第43页。

[22] 麦青：《陶行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40页。

[23] 白桃（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48年版，第60-61页。

[24] 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编印，1946年版，第681页。

[25] 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编印，1946年版，第362页。

[26] 方与严：《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140页。

[27] 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编印，1946年版，第631页。

[28] 麦青：《陶行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53页。

[29] 白桃（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48年版，第121页。

[30] 麦青：《陶行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62页。

[31] 援华会：《中国一所最有希望的学校》，1945年版，第1-10页。

[32] 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编印，1946年版，第683页。

[33] 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编印，1946年版，第683页。

[34] 方与严：《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上海，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188-189页。

[35] 威廉·H.克伯屈提供的电报稿的复本。

[36] 本文节选自《新兴国家教育型：陶行知在中国的工作，1917—1946》一书的第四章，题目为译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