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行装，付钱62.90元，小费6元，花一元钱叫了一辆福特牌汽车，我们两个于6点半去了尼普斯家（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在那里我们共进午餐。午餐过后，我们去了美术院校，在那里我做了关于纪律和性格的演讲，观众不多，但都很注意倾听。我很满意，然后提出一些问题，看到了罗立森（Rollison）博士，威拉德·赖恩（Wellard Lyon）博士和妻子，雷斯（Lacy）及夫人和其他人匆匆赶往海关，10点半与林肯校长共进午餐。我们找到了一间高级包房，感到很满意。
10月19日
星期六
约8点起床，看到朱先生（L.T.Chiu）及夫人，戴维和其他人上船。在船上还见到肖特威尔，威尔斯，安韦斯一家（the Unwins），韦伯斯特，李尔博士（Dr.Lill），阿尔斯伯格一家（the Alsbergs），迈克唐纳（J.G.McDonald），洛克菲勒。船只9点出发，很晚我们才进入海域，迈克唐纳，戴维，朱，韦伯斯特交谈，看来蒋介石和冯玉祥摊牌的时候到了。戴维认为起初情形对蒋介石不利，但似乎最后的胜利属于他。最大的困难是派系相争，我们讨论政党重组会沿好的方向前进的可能性，但前景看来不甚明朗。
陈问我，对于张伯苓出任计划委员会主席有何看法，我表示赞同（正如对卡特一样，我对朱夫人开玩笑说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部分因为我认为他会带给中国尊严（戴维将会辞去主席一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日本人）；部分因为我相信他会理解小组讨论的想法和方式，陈很好问（我担心这会让他推迟会议），后来戴维告诉我，墨勒·戴维斯（Merle Davis）给他打来电话，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希望张伯苓能当选主席。我们讨论了这件事，戴维接受了这一意见，决定打电话给张伯苓，让他尽快在23日抵达奈良，因为这里急切需要他。我让戴维放心，因为我确信美国泛太平洋会议顾问代表会对这一选择坚决抵制，如果戴维采取这些步骤，我将电报信息作了大致勾勒，最后戴维表示，美国可能会建议政府派一位与怀特爵士（Sir Frederich White）相当的人物到中国来，让我考虑一下此事，我问他肖特威尔如何，他表示同意，但显然不是很热心。
和安韦斯谈话，发觉她很让人愉悦，她请我去东京妇女俱乐部做演讲，我欣然同意。不过得向费尔普斯约定时间。
10月20日
星期天
天气不错。海浪发出的隆隆声影响了我，回到特别舱房睡觉，隆隆声渐退。与一个人交谈，此人直率地说他曾游历中国南方，发现那里变化惊人。几千年前需要6或8周的航程现在只需要一天或一天半。
与马里特·库特姆（Maritime Customs）交谈，他告诉我，中国面临的困难应该被及早认识到。他还说，三个年轻的中国人与他一道被海关派往美国一年研究此问题。
我忘记说我已被告知。中国学生在海外学教育，现在已不可能得到奖学金，无论是来自清华大学还是政府部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正饱受批评，从那里来常是一种障碍，这使我很苦恼。我被告知，部分偏见是因为郭秉文来自清华大学。
10月24日
星期四
很忙。就计划中的食品和人口问题向相关人士咨询，苏鲁米（Tsurumi）和我一起做了关于机器时代和传统文化的演讲摘要。和全体委员商讨，忙得要命。戴维来问我有关观点，我建议他同格尼（J.D.Green）谈谈，因为他可能是最好的人选。苏鲁米和我谈了一会，我们的计划委员会成员有：卡特主席，秘书处的鲁米斯，澳大利亚的卡特瑞斯（A.H.Charteries）教授（长得很胖），英国的汤因比（Toyubee），加拿大的内尔森（Nelson），中国的陈（L.T.Chen，暂时替代陶行知），苏鲁米（我的老朋友，檀香山的计划主席），新西兰的莱姆（G.Lam，工作勤奋且聪明）。
10月25日
星期五
整天下雨，委员会艰难的一天。我被大家选举为讨论专家。我帮忙使轮廓成形，以使这些专家更好讨论（有表格的指引）。尼西莫特安排我在收音机里要做的关于世界和平新哲学的演讲，我必须在今天写完以便他能在星期天早晨之前译出。
10月29日
星期二
委员会照例在午饭后1点45分开会，苏鲁米在我之后，我们仍采取公开讨论的方式，总体上比较成功。末了，有人提议继续讨论工业化这一问题，对此我颇感满意。
就中国问题和委员们展开讨论，我逐渐喜欢上了马特索卡（Matsuoka），他直率地告诉我，当中国被日本强加给21条时，他是驻华盛顿日本大使馆的秘书，日本大使没有被告知，马特索卡起初也是通过从北京到华盛顿邮局的电话中得知情况的。当他告诉大使时，大使不相信。坚持认为他的政府不会那样做。后来消息得到证实，大使感到很惭愧，告诉布莱恩（Bryan）他不参与发表意见，成为日本在凡尔赛的代表。他拒绝为21条润色，隐入幕后。面对批评和指责回答说这仅仅意味着将日本进一步拖向泥泞之中，利用战争形势提出这样要求的政治家简直愚蠢到让人难以言说。这可以说是最坏的外交政策之一。马特索卡极力主张：日本政府部门中长官要求对和约做一定的修改（他告诉我他已提倡过这种做法），但是他所说的并不能影响掌权者。总之，马特索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晚上应艾默特（Emmerto）夫人之约，玛格丽特和我、澳大利亚的一位代表一起用餐。我坐在加利福尼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女士与纽林·罗威尔（Newlin Rowell）夫人之间，后来当我们听肖特威尔关于现代化时代的演讲时，赫尔塞（Hailsham）坐在我们之间，我和她之间很快熟悉起来。这比我料想的要迈进了一大步。肖特威尔的演讲做得非常好，他认为他现在正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成为主导，甚至艺术也比先前有所扩展。
11月3日
星期日
在洛德·海尔曼（Lord Hailsman）主持下的关于满州问题的圆桌会议开端便不怎么样，因为海尔曼的经验太少，这使他不适合主持这一会议。我们几乎未取得进展。在某种程度上，我发现自己已游离出会议之外，我自己也弄不明白原因，感到很遗憾。下午在一个大寺庙附近，会议成员拍了合影，我站在最前面，这让我很吃惊。斯图特和我们一起用餐，我很喜欢他。在我眼里，他对中国形势的看法远比我要好。他能用一种大家的眼光来看问题，同时对许多细节性的问题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困难在于蒋介石提倡武力和公众的声讨之间的矛盾；他很同情公众这一方，毕竟他们是最有希望的现代化准则的代表人。
晚上我们就满州问题展开了讨论，劳恩却用人口运动的讨论将此话题岔开，而马特索卡则用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在发言稿中，他声明日本的立场。随后胡适作了演讲。在印象中这可以说是整个会议中最雄辩的一个。尽管比喻的力度不大，有些地方缺少流畅性，但是在攻击日本的“与中国合作”上是强有力的。很明显他所说的极大地吸引了那些未站在反对立场上的人。日本人感到自尊心受损了，洛德·海尔曼以以前的管理给了马特索卡否定回答。马特索卡表示抗议，洛德·海尔曼做出回应，答应在明天的圆桌会议上给他一个发言的机会。尼托比在指控胡适方面完全丧失了理智，戴维不得不将他们隔离开来，我们对此表示担心。
11月11日
星期一
与斯图特谈中国形势。与福（Philip Fu）谈论梅兰芳去美国旅行一事，他说梅兰芳在我们走后打来电话，对于未能给我们邀请函感到很遗憾。他给我们带来了他的照片，福和梅的。我建议福去哈切尔·休斯（Hatcher Hughes）家和奥斯特兰德女士家看看。我开始意识到日本人太正规了，如果是我们的话，一定会要求全副武装的。
10月20日
星期四
早早去师范学院和教育学200班见面。中国教育协会的明先生带一中国访问学者来见我，爱伦（Irene No）女士——佛罗里达大学的哲学博士（先前在这里求学，后成为岭南大学教员）来看我。她很能干，很有魅力。我邀请她到家作坐坐，她愉快地答应了。坎德尔博士对“有机心理学”表示不满，引发了一场争论。我认为由坎德尔引发的批评所组织的网还未形成。与第一部门约定吃午餐。回家睡觉。
3点10分我主持了设计会议，霍切尔（Hawchel）女士作了报告，讲得很好。回家休息，6点半吃饭。在沙发上休息，与玛格丽特讲话，做各种杂事。写信给温德特（Wendt）先生，哀悼其妻子（我先前的学生）的逝去，同时也对她在休斯顿的父母表示安慰。
10月23日
星期日
与教育学200班见面。修改或者说是批评纽伦的反对年鉴的章节。12点半参加了在教工俱乐部举行的欢迎中国哲学家胡适的会议。座位排列如下：
曼塔格（WP Montague）
胡适
许内德（HW Schneider）
克伯屈
菲利普C.杰塞普（Philip C.Jessup）
卡尔特·海椰（Carlton Hages）
奥斯丁·伊文思（Austin Evans）
王先生（Wang Chi-Chen）
赛勒斯·皮尔（Cyrus Peale）
欧文·艾德曼（Irwin Edman）
Seong——（译者注：中国人）
贺拉斯·弗里斯（Horace L.Friess）古德瑞切·卢特（Goodrich，Luter C）
胡适时任大学院俱乐部之中国哲学领袖，是中国最睿智的知识分子。起码在西方人眼里是这样。他的英语很优秀，听他讲解中国局势是一种享受。在办公室工作。与教育学200班相约4点10分至6点半。发现空间不够大。这样不得不移至大礼堂。估计在场人数有500人。总体上讨论比较成功。但是拉格和约翰逊（Johnson）的发言有些离题，而且拉格的发言也太长了。我们教员在办公室集合。晚上感觉很累。读了一些杂志。
11月3日
星期四
选举日也是放假日。对年鉴中第一章作最后的修订。中午去了福尼尔（Fournier）博士家。他的细心对我帮助很大。午餐后睡觉。
投罗斯福（Roosevelt）一票。应该可以说是一次相当民主的投票。宪法和其他代表的表决也以投票的方式进行。我希望罗斯福能当选。但是我不知道进程怎样。我希望宪法不要被通过，但是又希望这是个开始。我们希望我们最终会拥有宪法和一定比例的代表。我猜测美国民主党将会把持参议院，但在白宫，他们的人数会大为减少。我希望雷曼（Lenman） 能当选。
与一个中国学生（他听说过我的两次中国之行）一起散步。他去年夏天成为我的学生，教育学204班的一员。他说如果不能拜我为师，那么回国会感到很尴尬的。
继续作年鉴修订，完成了第一章，第二章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睡觉之前我们得知了选举的早期反馈，对于罗斯福在费城的强有力的影响我既惊讶又高兴。我现在预期他在532票中能获得350票，甚至更多。
对日益明朗化的胜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认为这表明美国在进步。
（注：之后罗斯福的全面胜利再次证实了我昨天的想法）
11月11日
星期三
今天下午给教育303班上课“生活与学习”。（早晨5点左右才做了系统整理）。在生活中，（1）我们要注意辨认与我们需要相关的；（2）联系我们注意到的以便朝着我们的需要努力；（3）依照我们注意到的采取行动，向我们的需要迈步；（4）当需要到来之际，我们所接受的会马上进入良好的机构中以运用自如。这四点构成了学习的行动和事实。这种学习贯穿于人的一生，而且渗透于其他论题中。
中午去师范学院，随后参加了训育会议，事情很糟糕。我们感到很困惑。
陶先生（Wi Tao），我们的中国朋友来看我，他会在这个城市呆几个星期。我邀请他与我们共进晚餐。在教育学303班上课，我们开始讨论，我给他们看了我的草案。进展不错。玛格丽特和我们一起用餐，她感到很苦恼，因为特德的同学不喜欢她。
今天玛格丽特送我一电子表庆贺我的生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渴望拥有它，但是直至最近我们家的电流从“直流”转为“交流”才使钟表的安设成为可能。我很高兴拥有它。
11月14日
星期六
中国的陶行知博士打电话过来，我告诉他哲学俱乐部邀请他演讲。他同意了，并将日期定为12月17日。10点半去了进步教育协会，参加了拉格的民主与课程方案。方案小组成员有：比奇洛（Bigelow），扎切瑞（Zachry），克伯屈，塞耶（Thayer），罗格，波扎斯洛克（Bozoslosky），布斯特（Boo stay），阿尔宾厄姆（Albery Bingham）和费德·里德福（Fred Redefer）。进展顺利，没有很大的分歧。仅仅有一点，其中有一个成员认为将之视为付诸行动是在“非理化”。扎切瑞博士和我坚决反对，认为是一种不好的心理，观众们也提出许多问题，但不是很好。不过总体来说是成功的。
4点去了第50号大街的基督教青年会，去第10号大街与50个人碰面，帮助他们讨论如何做出一个好计划，并怎样付诸实施。晚上与奥斯特兰德女士继续完成年鉴。
11月23日
星期二
9点与德曼（Demanzo）碰面获得预算日期，10点与教育学200班学生会面。听莱纳（Reisner）的关于经验主义信仰的演讲，其介绍极具防御性，可能最有趣的事是在场的22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自然主义之前景予以反对。
陶行知博士来用餐，我坐在桌旁几乎未动食品，一会儿不得不离开，呕吐。返回桌旁坐下来讲话，过了半小时我又感到恶心，再次呕吐。这次感觉很糟，便躺**了。后来发现有点发烧，便喝了点调味油，感觉舒服了些，第三次更糟。头晕，摔倒在地板上。担心自己感冒，便喊玛格丽特，直至我敲击澡盆时她才听到，随后回到**睡觉，体温恢复正常。
12月17日
星期四
准备下午与教育学200班的讨论。做各种事。中午去教工俱乐部参加对柯尔（Perciva R.Cole，先前此方面的管理者）表示敬意的午宴。现在他在澳大利亚。在场的有：孟禄博士、桑代克博士、莱纳博士、贝尼·安德鲁斯（Benney Andrews），柯尔博士，比奇洛博士，艾德蒙·布莱纳（Edmund Brenner），坎德尔博士和我，我们愉快地相处了一个小时。
与教育200班见面。总体上讨论开展得不错。我按计划将其分为15个讨论小组，地点定在哲学俱乐部。陶行知博士演讲，他的工作确实做得不错。布鲁克斯（Brookes）先生也做得不错。在场的人有：劳博士，哈克（Harker），格罗斯曼（Grossman），费希尔，科佩斯（Coppius）女士，斯坦利（Stanley），哈里特（Harrington），西摩尔（Seymour）女士，伯妮斯（Bernice），柯尔。
12月19日
星期六
写信给出版社允许创建杜威年鉴。看斯利率格（slessinger）论文的介绍。之前还没有一个人要求为抨击他的书面做介绍。中午去参加为陶行知博士举办的午宴。来了很多人。孟禄博士主持。我和一个上海商人坐一起。杜威发言，陆璀（中国驻日内瓦的学生联合会代表，清华大学的学生）很高兴地做了演讲。陶行知博士讲到了中国人民正全面抗战，反抗日本，要通过教育使所有的人能对时局有所了解。吴博士，中国顾问官也做了发言，一些人问陶行知问题。大约4点我们离开。
12月25日
星期五
圣诞节。天气晴朗而温和。早餐过后与玛格丽特去看我们的礼物。周夫人与另一中国学生送给我们的是灯罩，上海的余（Yui）女士送给我们一些中国装饰品和窗帘，卡罗林（Caroline）送的是日历，艾舍尔（Esther）女士向我们致以节日的祝福，我妹妹萨拉（Sarah）送我们每人一块手绢和一些糖果；我侄女艾娜（Edna）送给我们一些装饰性的亚麻巾和一些坚果；我妹妹海伦送了我们一些普通的果冻、坚果、香肠、水果和蛋糕。我送玛格丽特一本好看的书《卡罗莱纳州的水稻种植园》。她给了我一些领带，给孟肯（H.L.Mencken）一本《美国语言》。
12月28日
星期一
整个下午都在做年鉴目录，进步不大，睡觉。在屋里工作，晚上和玛格丽特及卡格尔（Cabgerlls）与里格（Riggs）一家一起用餐。陶行知博士受到客人的礼遇。他请求我与杜威、孟禄及其他的两三个人一起，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请求释放他的同伴。我同意了，帮助他修改请愿书中的部分措辞。
12月30日
星期三
做各种琐事。修改并将发送给国家研究院的学术自由草稿。修改前言。阅读。睡觉。去银行，就投资一事进行咨询。去学院，散步。读英语课本。陶行知博士和麦柯尔（McColl）就中国知识分子一事发电报给南京政府。我们将拉格已起草的书信再做修改，我也参与其中。列一份清单出来以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电报中来。写日记。
12月31日
星期四
做很多事，对前言作最后的修改，给教育学303班出试题，有一大张。开始对英语课程报告作一回顾，开始写一题为学习与生活的文章。去银行拿回我昨天忘拿的日历。睡觉。陶行知博士将昨晚的信件带来让我签字。特德带特迪过来与我们共度夜晚。我得将那些破烂不堪的页码加入目录中。特迪和我散步。晚餐过后，我给了特迪一些早已被送至学院的书，孩子们的书。
1937年
1月14日
星期四
完成了对教育学200班的测验。陶行知来看我们，他对我们提出写信而不是发电报的建议表示困惑，我告诉他4点我会给他一个答案。打电话给中国总顾问，他很不情愿地通过了决定。但是他又说会与陶行知联系，后来麦柯尔打电话过来同意发电报，而且我们还可以附加一条规则进去。之后陶行知认为需要进一步改善。与此同时那位顾问也打电话过来要求我推迟到明天。这一次轮到陶行知不情愿了，看来陶行知很不情愿看到这样。愿意提供明朗化的记录。后来我发了电报，很遗憾。我被卷入其中。
在办公室工作。与教育学200班做这学期的最后一次讨论，事情进展顺利，总的来说当没有出现过多的干涉时，讨论会就进行得很顺利。
阅读。写日记。预算开支。
5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院食堂做演讲。就我与教育哲学之联系及未来美国教育中因教育哲学被当作研究对象而需做的工作，做了一历史记录。
我开始查找日记中开始教教育哲学的时间。睡觉，去师范学院工作。晚上和玛格丽特去了教职工俱乐部，周女士和另一个中国朋友与我们一起乘出租车去。学生食堂约有175人在场，气温与5月5日那天相比要宜人得多。
在桌边就坐的有：Raup博士，凯普（Cappers）女士，胡伍德（Hugh Wood）先生，扎特（Zachry）博士（先前学生的代表），克伯屈，肯尼思·本诺（Kenneth D.Benno）先生，杜威教授，威廉姆·斯坦利（William O.Stanlay）先生，柴尔兹（Childs）博士以及中国教育协会主席等人。
组织晚宴的委员们有：奥斯特兰德女士，斯坦利先生，贝尼先生，霍德姆（Howderm）夫人，斯坦福（Stanforth）先生。一切都很顺利，按计划进行（除了印刷工人送节目单迟到外）。据他解释说，空气湿度大以致墨迹很难干。晚宴上，苏先生（Tiag Su）讲到杜威和我的来华，并解释说我的中国名字意味着甜美，他们发言时用的是中文，均被翻译过来。
接下来的应该是较为正式的演讲（每个人讲5分钟），学生理事会之代表胡伍德（Hugh B.Wood）先生发言。先前的学生卡罗林·扎克（Caroline B.Zachry）博士演讲得不错。同事柴尔兹发言，讲得也不错。柴尔兹博士特别强调了我在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我个人不同意）。杜威教授未受限制，讲了20～25分钟。他说他的大部分观点已被过早应用，但是分析研究了我的“文化变迁中的教育”。使我吃惊的是他表扬了我。我不知道他会认为它特别好。所有人重申：不管怎样退休意味着停止工作。但劳博士说它是个开始。
紧接着是中国教育协会主席，代表中国教育协会发言。我做了近一小时的发言。然而他们对我所讲兴趣很足，以致我的发言不得不持续到11点。
我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的礼物，所说的话，所有的一切。先前的正规教育及影响等最终使我转向教育哲学。我的母亲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的父亲则使我思考清晰，赋予我直率的性格。我对帕克（Ab Parker）说我从来没有与父亲齐平过。我的哥哥帮助我能以开阔的思路对哲学进行思考。在此我引用马克思·奥利推士（Marcus Auretuis）的话：
我是如何接受社会所需专业，如何选教数学，如何偶尔选择了教育哲学为自己的第二专业，以与我的朋友沃特·蒙哥马利（Walter A.Montgomery）博士共同进步。教书生涯给我以强大的后盾使我得以保持对教育有浓厚的兴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奥格登（Ogden）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谈到了1898年在芝加哥师从杜威——从中获益不是很多，但是1900年在康奈尔大学的学习，在杜威引领下，对于兴趣与意愿的联系，我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提到了在墨色大学的非正式教学和在梅肯的教书生涯，我与柯尔及桑代克的接触，决心在哥伦比亚大学主要在杜威门下学习教育哲学。
在上面的叙述中，我没有讲在墨色大学对哲学和宗教产生的新兴趣，我所组织的一讨论小组，其中威廉·奥格本（William F.Ogburn），肯瑞克（B.B.Kendrick）和索克·柯尔斯（Solan B.Colesius）都是很不错的成员。在讨论的基础上我教伦理学和心理学，随后又讲到在师范学院的学习特别是在杜威门下，两年求学生涯中第一年便有新的“转变”，对哲学产生兴趣的经历，教授教育史，通过列问题单和各种阅读书目教授教育原则，而各种阅读书目的开列使我转而教授教育哲学。我谈到“赫尔巴特和福禄倍尔”，当然从柯尔那里继承下来，首先将它转变为现代教育理论，随后使之成为教学之基础，我的书中有三本均源于此。1913年11月18日开始授教教育哲学，六篇日记中均连续记载了前六次会议的成功。
现在我谈后30年的前景展望。教育哲学首先应帮助重建学制并帮助解决其自身问题。总之，我希望能再给我10年。使人难过的是卡莱尔（Carlyle）的退休，意味着失掉了许多友好的传递和友谊，在我生命中的确是一件难以忘怀的事。
1938年
2月2日
星期三
清理书桌，准备明天的口述，天津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博士来和我们一起用餐。他是我的好朋友，看到他，我们大家很高兴。他是个伟大的人，在为他的政府拓展外交。
他告诉我们他的信念——一年左右将潮流带至中国，我也希望日本能作出合理的条约。睡觉，将一些书赠给师范学院，沿着河边散步。余女士告诉我她的奖学金之申请，同时愿意做我和斯坦利先生的中国方面的解说人。晚上斯坦利先生来谈论文。
我是否将作为发起人仍有问题，但是我们详细探讨了论文的计划，我确定他会做得很好。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46年
1月10日 星期四
4点半参加了詹姆士·厄尔（James Earl）为罗素表示敬意的纪念会，克莱夫兰德·道西（Cleveland Dodge）先生（师范学院董事会的董事）主持。一传教士（我不认识）读了一祷文，随后我们分头行动。凡·阿德利（Van Arsdale）女士。桑代克博士，现任主任讲话，其次是沃特（Vault）女士，桑代克的演讲最具有渗透力。现任主任的确做得不错。赞扬了老罗素的优点，同时也讲到老院长心中的苦闷。
有一个严重的错误，居然未对老院长创建研究生教育作一合适的评价。
在我看来，罗素院长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确实影响了重要制度的创立，首要的是研究生专业教育研究。这一部分显示了他卓越的领导能力，他是诚实而正直的。在其早期选择候选人的事件上做得不错，但即使这样他还是选择了一些平庸之物。达顿（Dutton）为人温和，但影响力却极小，不过总体来说，老院长仍不失为一位好领导。
1月12日
星期六
准备听写。做各种琐事。写信给女儿祝贺她的生日，用快件寄过去以便她能在明天生日时收到。
口述给洛德贝克·米勒（Ifrma Lauderbeck Miler）。对于她女儿对福兰克·辛纳（Frank Sinatra）的痴迷表示不解。继续编写。检查我们两个1945年的税收。读赵冕的论文。
1月16日
星期三
看完了赵冕的论文初稿，花了近两小时看第六章。两点半和马里恩一起去医院看西德（Syd）。碰巧克姆（Kem）女士也在，她和我们交谈，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潜意识中她对我所拥有的知识表示困惑吧。所以在看见另一些人之后，她便过去与他们交谈。事实上，她对医院的了解要比我们多，伯纳德学院的格林（Greensboro NC）校长（先前的一个学生），很乐意地欢迎我们。3点半回到家，红十字会的一个成员来了，奇怪的是他劝说我，也试图使国际教育局采纳他们的计划方案。我听了之后，尽力说服他和红十字会成员采纳我们的意见。
4点半赵冕先生来和我们讨论他的论文，我未做出准确的评价，但是提出了建议。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集中起来讨论新中国民主教育实施的可能性。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1月18日
星期五
事情繁杂。第四章写了一点。10点去听了一组织讲座，讲座题为美国青年和欧洲青年。出席者有：波普克（Popenk）博士及他的秘书，克伯屈，林德曼（Lindeman）博士，戴尔·戴威特（Dale Dewitt）夫人，艾丽斯·科尔切（Alice Kilcher）等。我们就预算一事取得共识，讨论方案。
傍晚，特德和赫德带玛丽·贝瑞安（Mary Berrian）过来，这时玛格丽特去大学喝茶。我给他们看集锦簿，看到展示的图片，她显得很高兴。
玛克（Mark）夫人打电话过来，她想借用我们的房子，我们很乐意。
朱启贤（Chu）先生及夫人来吃晚饭，他仍然在为其英语的贫乏而困惑不已。当他得知我的书已完成时，他说他和妻子愿意将它们翻译。她很能干，也善于把握平衡。我建议他不妨先拿教育学博士学位，而不是哲学博士学位。这样语言问题会少些，而且可以有效地发挥出来。
玛克夫人来了，希望能借用一间房子呆一个星期左右。我建议找张伯苓的夫人。玛克问我要了电话号码，张夫人表示同意。玛克夫人看来很不安，我开始有点担心她。
2月2日
星期天
开始为纽约州的学术期刊撰写文章，我们学习生活中的东西，兼有对我们的年鉴的叙述：公立学校和精神价值。刚刚开了个头，3点钟，赵冕，朱启贤，郑宗海主任，孙先生（Chang Sun），胡黄勇（地理学家），凌冰博士，Tewkesbeaury博士一起讨论赵冕的论文《中国的民主教育》。郑主任从过去谈起，但是我认为应着眼于现在和未来，除了他在论文提及的外我们对过去一无所知。朱启贤先生不久便因急事离开，凌冰博士讲了中国需要的东西，讲得不错。
我着重强调了两点：（1）农民可通过使用机器创造更多财富；（2）好的公民国家的建立能创建好的政府。其他人也参与进来，整个讨论进行得不错。
2月7日
星期四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起初师范学院有一会议，尽管他们参加了，但我却将其方案显露于公众集会上，并将他们驱逐出去。当我远远地站定时，我的良心开始发现，我返回去，但是太迟了，没有用。第二个，所有的一切结束后，威廉·罗素（Will Russell）到来，他认为我不应该为任何疏远而倍受责备，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能想象得出，弗洛伊德在梦中狂欢不已。
写信给迈克威尔·韩（Maxwell hahn），请求他给罗伯特·雷恩（Robert Lane）900美元。写《我们学习》。
朱启贤先生来看我，希望我能写出我的中国教育观，以便他翻译并出版，我口头上表示同意，对于我的回答他们夫妻两个表示满意。
2月8日
星期五
做各种琐事。继续写《我们学习》一文，下午研究组织我的演讲录（1909—1918）。
2月9日
星期六
睡到8点25分。准备口述。写关于杜威的信件。（已从迈克威尔·韩处收到900美元）。下午口述。整理叙述。睡觉。
修改赵冕拟订的4月3日召开的会议草稿。
2月12日
星期四
船员在罢工，市长做出让步，事情处于危急中。所有公共建筑物、商店、学校被迫关闭，地铁也受到限制。完成了《我们学习》一书。开始研究张伯苓的相关材料，准备为纪念他而出的一本书写一章，不过恐怕可用的材料不是很多。
下午阅读，然后睡觉。看日记中提到张伯苓的地方。1918年他成为我的学生，1927年我参观了南开，1929年为了他的学校来到这个城市。后来一同出席在京都召开的泛太平洋协会会议。
2月13日
星期三
修改《在生活的环境中学习》，准备复印。决定重写《习惯之重建》一章。下午睡觉，阅读。晚上读郑宗海的戏剧《裴斯泰洛齐》，我深受感动，很满意。
2月16日
星期六
10点半参加“公众教育之信仰”会议。主题为：学校与教会联系之近期趋势。
内尔（O Neil）对教会与政府分离的合法性定义的强调否定了近来反对宗教信仰进入学校的想法。泰勒说如果没有我的发言，他们将不会延期讨论。我说了两点：（1）政教分离的原则，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民主实践的理想。（2）任何一种试图用努力保持某一私立学校的方式（以那种方式替代传承）是对民主的一种伤害。
11点艾琼（EeJong）先生（荷兰商人，现成为这一城市的居民）来看我，商谈布斯彻（Busche）学校一事，我们谈得很愉快。我说也许阿尔希（A1thea）女士能帮助他，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谈新荷兰和学校。
准备叙述。读赵冕的4月3日会议草稿，我将发言做了修改。
2月21日
星期四
7点半马里恩的体温是98. 45，中午是99。下午4点100.35。我们很沮丧。看张伯苓的资料。进展不是很顺利。昏昏欲睡。幸运的是，在我1918年、1927年和1929年写给母亲和海伦的信件中找出一些有关张伯苓的好材料。给玛丽·奈尔森（Mary Nelson）医生打电话，她认为马里恩必须卧床休息一天，直至不再发烧。
读戴维斯的《儿童之束缚》，很不错。但有几处在我看来很明显是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
2月22日
星期五
华盛顿的天气真是热，但这对我们来说是小事一桩。马里恩的体温在7点半达98.5，4点98.4。打电话约奈尔森医生过来，特别提到了腿部的疼痛。发了很多信，去药店买药，写关于张伯苓的事。
2月23日
星期六
将《儿童之束缚》一书归还师范学院图书馆，去银行，寄一航空信件给阿德勒·勃鲁姆（Adlerblum）夫人，将签有“我同意”的合约发送过去。睡意再次袭来，我很苦恼。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或有所上升，那么我的写作时间会大大减少。米勒夫人打电话过来说她不能接受命令。睡觉。格雷森（Grethen）过来吃饭。马里恩洗了澡，穿戴整齐出来，吃饭。从星期一起她便未出来过，今天是第一次。
8点半和朱启贤先生去了他家，有两三个客人。我做了演讲：（1）关于民主；（2）民主教育；（3）中国教育之民主。朱夫人将我说的话记录下来，有很多问题。
我建议成立一个包括教师和授权公司在内的组织以使政府保持平衡，如果它试图走得更远。10点半离开。
2月24日
星期天
马里恩看起来工作不是很上进。做各种杂事。随后写关于张伯苓事，但是睡意再次袭来，我再次感到不安。我强迫自己写中等教育方面的文章。因为这是先前承诺过的，尽管当时我很不情愿，但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
4点半参加师范学院教育哲学协会。我对到来的人数颇感奇怪。哈佛的乌利奇（Ulich），勃德（Bode）和我被问及哈佛公众教育报导一事，乌利奇大体上对报告的形成做了发言。我鼓励勃德发言，于是他便对二元论的哲学作了猛烈的抨击，然后他希望我抨击时运用科学方法。不幸的是，那份报告的复印件不在手边。因此勃德无法有力地确立其声明，乌利奇认为抨击并未完全证明有理，在这点上他有太多疑问。问题解决后，我们参加了在皇宫举办的晚宴。一女学生用自己的车送乌利奇，勃德和我。之后我回家又开橡胶车接郑宗海主任回家。
2月25日
星期一
主要写“减少中等教育”的文章，对于下个星期六费城的演讲我深感苦恼。但他们打电话让我给予解释，因此我还是同意去。
3点半去布尔萨看福兰克·特拉格（Frank Trager）并讨论一些问题。
乘出租车回家，设法在凌冰博士和他的夫人来吃晚饭前回到家，我们邀他们来谈论张伯苓，以有助于我的写作。他们表示同意，带来了仙客来。
3月5日
星期二
4点半去了和公立学校有联系的女子监察委员会，我们讨论内容：（1）计划使联系更加密切；（2）不同文化间的教育努力。5点5分离开，5点40分到达中国屋，在那里遇到了肖特威尔博士、胡适和张伯苓（刚刚从英国返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代表）。我们讨论了即将问世的关于张伯苓的书。之后我们决定将书命名为《五十年之新中国》，副标题为《纪念南开的张伯苓》。我认为在书中我叙述的最多，这颇让我高兴。
7点半我们携各自的夫人去玛丽旅馆参加晚宴，共有8个人：肖特威尔及夫人，张伯苓及夫人，孟治及夫人，马里恩和我。晚餐不错，烤肉片，啤酒，这些自战争开始以来就很少接触过。交谈愉快。值得让人注意的是，肖特威尔博士谈到俄国问题时很注意措辞，可能是因为张伯苓博士在场的缘故吧。像所有中国人一样张伯苓对俄国也持批评态度。
5点40分离开，参加教育委员会举办的文学聚会，帮助他们决定一些极富灵活性的教育课题。
3月6日
星期三
我正在吃早饭，狄龙女士打电话来向我求助。教育理事会准备挑选一位学校监察者，所以她请我帮助她拟一份声明。她刚刚挂断电话，帕拉斯夫人便打来电话祝贺我们和狄龙女士的成功。不久邓拉（Dunlap）女士也打电话过来，说佩里特（Palette）已经同意当公民委员会的主席，希望能开一个会。
写关于张伯苓的文章，有所进展。从道格（Doug）处得到关于我草稿的报告，他这个人相当认真。
3月7日
星期四
默色雷与我们共进早餐。在写关于张伯苓的文章前先清理好桌子。开始写但11点楼下传来消息：学生们在海勒基金会赞助下邀请我去纽约大学演讲，内容为不同文化间的教育。我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幸亏他们提醒。我告诉他们在楼下稍等，匆忙准备好。准时出发，对于我要讲的我几乎没有思考过。尽管我已作过两场报告。
当我们驶上阿姆斯特丹附近的一座小山时，小车开始发出爆裂声，最后停止不动。女孩子和我下车，男孩子与小车作战。与拉比·卢克曼（Rabbi Lukerman）相遇。我们去主楼，去化学系演讲。学校教育主任特纳（Turner）把我介绍给大家。
3月9日
星期六
默色雷昨晚在我们家睡，今天早晨和我们一起用餐。
从狄龙女士处得到一复印件，她再将此发送给十八位教育家，以得到监察者候选人的建议。当然她会听我和韦德（Wade）的意见。使我惊奇的是，他没有说教育委员会缩短准备口述的名单。
写关于张伯苓的文章。有些进展。但我希望能尽快作结。
读丹·斯戴尔（Dan Stiles）的《明天的学校》。朱丽雅·韦伯（Julia Weber）的《我的乡村日记》。两者我都喜欢。前者更大众化些，后者则逻辑性强些。
3月26日
星期四
写关于张伯苓的文章。
郑宗海主任来换借的书，他很聪明好学。
晚饭之后睡觉。写了一封信，再读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感觉很好。昨天，联合国秘书处宣布纽约为第一永久性城市——一件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3月28日
星期四
今天下午准备在纽约大学奥特兹博士班上讨论我的教育哲学。12点半去迈克阿尔皮斯（McAlpis）参加舞会。
去纽约大学。在公园散步.听到一个母亲对孩子说，安静地坐那里，否则坏人会抓走你的。
4点15分至5点50分与奥特兹博士班上的学生谈论我的教育哲学，并要求他们提出问题。我担心我花太多时间阐述自己的观点，以致最后的讨论时间很少了。因此我留给提问题的时间不多，不过进展还可以。
晚上凌冰博士告诉我他自己的两次有趣的经历：（1）当他拜访冯玉祥将军回来，他去日本领事馆解救张作霖的人；（2）以秘书身份作为访俄的代表试图从苏联取得贷款。
4月8日
星期一
弗里德·威尔（Frieda Weil）来了。我推翻我的草稿，探讨局势。她很能干，聪明，诚实，我对她很钦佩，很尊重。从查里顿·沃希（Charleton Wash）处得到消息，我所写书中有三本被挑选出来，译成意大利文，在意大利广泛使用。这也算是对新学校所做的一个努力吧。这三本书分别为：《方法之基础》《文化变迁中的教育》和《民主小组之教育》。
我已经承诺将修改《方法之基础》，立即着手工作。在上床睡觉前几乎就快完成。
中午去教师俱乐部与许多人碰面。听说张伯苓出席了伦敦和美国亨特学院的会议，是经济社会咨询处的中国官方代表。他认为期刊本身已被赋予太多的注意，冲突方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认为俄国被人利用了。之后一个人告诉我杜威准备去中国，这令我们大吃一惊。又听说，杜威和菲利普·鲁道夫（Philip Randolph）已组织了一个政治会议。
下午两点和吉尔斯博士交谈，他说拜瑞（Byreau）希望庆祝我的75岁生日。除了一些计划外，我们表示同意。马里恩已经拒绝了福兰克·泰格（Frank Trager）的请求。我告诉吉尔斯我们将考虑一下。仍为提议的想法困惑不已，继续作修改。
4月9阿
星期二
晚上，郑宗海主任给我们带来他写的一首诗，事实上是两首。是用中文写的，我们对他的讲话和朗诵很感兴趣，他来时说他呆一个半小时，事实上是两个小时。在我们眼里，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4月13日
星期六
买了一束红色的康乃馨.送给刚到达这座城市的张伯苓。他现在在帕维利恩·哈德尼斯诊所，正准备手术。1点去宾夕法尼亚的一个饭店用餐，和演讲者坐一起。马里恩在我右边和斯坦利一桌。我坐在安·佩特斯（Ann Patsy）作家和斯坦利夫人之问。马克·克洛斯（Mark Mcclosky）任主席，安·佩特斯和郑宗海主任发言。他们讲得不错。我以前的学生都来热情地与我叙旧。
4月15日
星期一
早晨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准备和寄出与即将在意大利出版发行的、努力使学校摆脱法西斯影响的三本书相关的两篇报告。
在谈到《方法之基础》时，我列了一个长而详细的目录。纠错码目录则要短些，第三本书则列两条。
去医院处理一些事。
晚上张彭春博士带女儿新玉过来，她很讨人喜欢，长得很像她父亲，对英语不是很有信心。从1930年我的日记中读给他们听有关她和她父亲的部分，他们很高兴。
5月23同
星期四
艾丽斯·克拉普（Elsie clapp）女士打电话过来，问我是否能帮她找一份兼职教师工作。对于像她这样年龄的妇女找工作看来很困难，尤其是她很难与同事相处的这一名声早己显露在外。听说特德三世（Ted III）退役后不久就会离开这个城市。
马里恩和我去张伯苓家，结果发现只有张伯苓一个人在家。谈了一个小时，他正处于恢复阶段，9点15分离开，写日记。
6月5日
星期二
7点15分去罗斯福旅馆参加孟治的华美协进社及张彭春为张伯苓举办的宴会。张伯苓和张彭春面对面而坐，肖特威尔和多格坐在另一张桌子上。我坐在肖特威尔和佩森斯（Parsons）夫人之间。多格，肖特威尔，休谟（Hume）。张伯苓讲话（张彭春翻译），张伯苓在发言中特别提到我，好像在弥补对我的忽视。对于休谟，我不是很确信，但与多格或肖特威尔相比要好些。
6月12日
星期三
做一些琐事。4点去看克劳森（Clausson）先生，他言语很敏捷，很坦白。我现在明白恩格哈特（Englehardt）不如他的原因了。
晚饭张伯苓和我们在一起，他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在中国做出伟大事业。他饶有兴趣地看他1918年给我的照片，但对1927年他赠给我们的中国瓷器一无所知。
和詹姆士·马歇尔（James Marshal）通电话.对下星期的联合委员会会议我们似乎已经达成共识。
8月1日
星期四
写信给福加特夫人以复印，做一些琐事。晚上朱启贤带来哲学博士论文初稿，我告诉他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不过我会看完它。晚上便开始看，我认为不错。但不知道罗素会不会也这样认为。他的写作水平不是很高，但看来他对杜威还是有很深的理解。
8月2日
星期五
去银行。与彼得森（Peterson）就将杜威文章译成西班牙文商谈，好像被搁置了。他许诺会加快速度。将我写的文章读给朋友听，他们建议重写，我几乎失去了兴趣。
读福瑞斯特（Forest）的初稿随后寄出去，我的主要批评是：不要因为希尔（Hill）女士重建幼儿园便给她那样多的荣誉。口述给福加特夫人。
张彭春告诉我他的哥哥滑倒在华盛顿的一家旅馆的浴缸里，摔断了两根脊椎。
晚上，马里恩与我去看福兰克（Flank）和朱丽亚（Julia）。朱丽亚刚参加完父亲的葬礼，老人家不幸死于肺癌。她的母亲仍住在原处，孩子中的一个和奶奶住在一起。
朱启贤来看他的初稿，他不停地转动他的笔以致有4点墨水甩在我的浅色夏装上，马里恩和我买了一些去墨水液，才洗干净。
躺在**看来自银行的特快专递，拆开看时是关于墨西哥资金一事。
9月1日
星期天
8点25分起床，读纽约时报的第一部分，洗澡，吃早餐，之后洗刷盘子碟子，读了一点书，铺床，整理信件，要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去锡德纳姆医院，回家。
开始修改第八章，决定另加一章以反对独裁权力。
3点吃饭，很随便。汤、薄脆饼干、水果（油桃、葡萄和梨）。4点半见任鸿隽先生（陈衡哲的丈夫，1927年在檀香山，1929年在京都）。我们在太平洋会议时认识。1935年他是师范学院的座上客，很高兴看到他。听说任夫人和两个孩子也来到了这个城市，我们希望能看到他们，后来朱启贤先生和夫人告诉我，她已经接受了明尼苏达州大学任教的职务，可能今晚便会飞到那里。看来，他已经接受了师范学院的博士学位。
9月4日
星期三
做琐事。准备口述。中午去银行存钱，为张伯苓准备午餐，在地铁的月台上，我忘记带日用品，匆忙赶回。坐的士去麦迪逊大街（Madison Avenues）；随后乘公共汽车到第65街，步行到派克大街，去五月花饭店。看到了孟治。我们刚谈一会儿，张伯苓和他儿子就到了，张伯苓仍吊着绷带，他走得很慢但很笔直。他的儿子长得和父亲一样高，不胖。父子容貌很像。
张彭春和希金斯（Higgins）先生，还有另外两个人也到了。我们开始吃午餐，孟治负责，他坐在张伯苓身旁，希金斯坐张伯苓右边，另外的两人中有一人坐在张伯苓左边。我们谈得很愉快，以致有些忽略了张伯苓，但可能他也不会感到尴尬，因为他的英语比以前差多了。午饭后，讨论帮助南开大学一事，这似乎也是这顿午餐的目的所在。不过事先没有人告诉我。
9月7日
星期六
做一些琐事。1点去乡村俱乐部参加中国组织为任鸿隽举办的午宴。在场者有：华美协进社的沃尔特·迈勒瑞（walter H.Mallory）先生，罗杰·顾临（Roger Greene）先生，贝尼特（Bennet）先生，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另一成员，孟治（华美协进社秘书），还有几个中国人，其中一个是我先前的学生。我坐在任鸿隽右边，我们愉快地交谈。结束之际，任鸿隽讲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现状。
9月13日
星期五
继续修改。重写第八章，取得一定进展。一点半与马里恩、奥姆（Rhoda Orme）吃午饭。奥姆正在师院攻读学位。
下午将皮箱扛到楼下，其中一个塞满许多我当时不想扔或不想减少的“克伯屈个人”档案。
朱启贤先生来询问我他是否应到明尼苏达州和妻子在一起，她一再催促，显然她认为他能在那里获得一定需求，甚至建议他在这里拿到学位后便回国从教。对于第一点我承认很可能，但是他必须在走之前得到某人的同意；对于第二点我很坦白地予以否定。他不应寄希望于在美国找到一份教师工作。
再次整理我的信件，读1903年、1904年的信件时感觉很有趣。其时我正取代波莱克（Pollack）成为校长。我必须承认当时得知任命的消息时很激动。
玛丽和我一起用餐。我给她看英国首相的近期相片和父亲给我的相关复印件。
9月14日
星期六
对之前的章节进行修改，开始写第八章。张伯苓应邀与我们共进午餐，仍旧穿着他那件大衣，其道德风度依旧光彩照人。
整理文件。玛丽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整理叙述，将整理出的个人信件放入“克伯屈个人档案”中。
9月16日
星期一
朱启贤来告诉我如果他和我作为策划者，那么杜威将同意为陶行知的纪念会作一介绍性的陈述。我自然同意。随后他与我进一步探讨他的问题。我建议他去拜访贝尼（Benne）。
9月20日
星期五
去银行。顺便将拖鞋拿去修理，擦了擦鞋。做各种琐事。写第九章，在原有基础上添加了1400字。
朱启贤来与我商量赫尔女士的事，我做出如下建议：（1）不要中断与出版局的联系.因为他有可能会是赫尔女士生平的出版者之一；（2）建议将福禄倍尔的幼儿园与赫尔女士的幼儿园作一鲜明的对比；（3）不要过多地强调社区方案；（4）书的最后一章应对赫尔女士在改善幼儿园方面给予积极的肯定。
将“克伯屈个人档案”做目录编辑，日期止于1940年。读彼得森的《伟大教师》一文，颇为喜欢。
9月23同
星期一
起先做一些琐碎之事，接着修改第九章。
3点戈登（Gordon）夫人来看我。可怜的人，她几乎没事可做，看上去精神不济。
4点半去看杜威。恰好格兰特（Grant）夫人也在，而且带着她新近收养的儿子。杜威教授胳膊脱臼了.所以只好躺着。医生来了，欲将其复位，显然这个过程是令人痛苦的，不过痛苦过后一切均会趋于正常。应朱启贤先生和陶行知博士在上海的两位友人的请求，与杜威联合签名。
对于陶行知博士为中国民众良好教育的形成所做出的伟大业绩深表敬佩，他的音容笑貌和他所做的工作将与我们永存。
就一些中国人在民主协会发布的在书中安排美国章节这一消息，我们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最后一致表示：不再顾虑政治方面的因素。
买了一些熨斗之类的东西.对浅色家居外套做修补，但效果不是很好。
朱启贤先生来了，将我们的联合声明交给他。看起来他不是很高兴。他已经决定去明尼苏达州。我想在那里教书的他的妻子会给予他经济上的资助，我答应写信给贝克（Peik）主任。
完成“克伯屈个人档案”中1941年信件的整理工作。
马里恩对即将发生的罢工游行极为不安，不过10点钟收音机里发布消息：罢工举行日期延后一个月。
9月26日
星期四
马里恩现在的作息时间有变动，星期二、星期四6点15分起床，7点15分出发。我呢，则是7点半或45分甚至8点才起床，以确保有充足的睡眠时间。
阅读新邮件，直到11点还未动笔写东西。我应该而且必须做得更好。
写第九章，大部分时间是在修改昨天所写的内容，很累。
3点半朱启贤先生和崇女士（Helen chung）过来，谈了很多事。我放弃了从美国人那里筹钱的想法，按理说以其地位应该得500000美元，但至多只能拿1000美元。他深表同意。我们商定10月2日8点开会，至于地点，如他建议，或在我家或在杜威教授家。
与米勒夫人交谈，虽然没有先生陪伴，但有女儿在，她也很开心。
6点半与张彭春及夫人、董女士（1922—1923年是我的学生）一起乘美国海军部的小车前往第51街的扬子中国餐馆。人还未到齐，胡吉（Huge）先生和夫人（胡吉先生是美国州政府部门的成员，其夫人在求学时与陈衡哲很要好）、任鸿隽先生和夫人及他们17岁的儿子一会儿才到。张彭春亲自为大家服务，很愉快地听任鸿隽发言。10点回家。
9月28日
星期六
将信件给福加特夫人复印。帮马里恩将她借的书还给师范学院图书馆。去银行，结果发现铁将军把门。这才想起6月到9月周六不开门。得知从10月1号起将发行新邮票，于是买了100张5分币的航空邮票。
写第九章，进展不大，很泄气。继续整理。睡觉。
6点15分任鸿隽先生和夫人来用餐：鸭、甜西红柿、烤土豆等，看来他们很喜欢。陈衡哲说话颇多，不过很有趣。她说美国在中国播撒的种子还很少，正处于孕育时期。陈衡哲送给马里恩一块相当不错的精致的刺绣品，我们给他们看收集的花瓶和一些古老的图片及书柜中意大利文版本书籍，还有些我环游世界的图片。他们颇感兴趣。
10月2日
星期三
做各种琐事。心情不是很好。编辑《教育哲学》目录。米尔斯（Miers）博士来看我。
艾迪校长接受了马里恩的辞职信.马里思写信回复，我对她写的回信提出修改意见。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认为她有百分之百的理由反对艾迪和哈里斯。
晚上集中讨论近期未予开展的陶行知纪念活动。在场者有：崇女士，拉格，朱启贤，效力于中国救国会的姓莫的先生，中国救国会驻美国秘书（我忘记了她的名字），一位在此访学的中国教育家（几个星期前我们见过面），一对年轻的夫妇。讨论的主要目的：（1）使陶博士为更多的美国人民所熟知；（2）筹措资金使陶博士创办的学校发展下去。对于第二点，建议开一公共集会并成立委员会来募捐。成员初步定为：主席——约翰·杜威：副主席——克伯屈、拉格和推士；秘书——崇女士（中国救国会的两位中国朋友将尽力提供帮助并做主要工作）。做出安排后，我和他们一起就计划的成功开展所面临的困难展开讨论，随着困难的日益明朗化，我们决定在10月10日再次碰头深入研讨形势。
10月8日
星期三
去银行。写信给富兰克林夫人，同意接受她提出的为贝宁顿学院的晚宴作演讲。打电话给杜威，以没有他我们将无从工作为由说服他接受陶行知纪念会主席一职（起先他拒绝了）。
10月25日
星期五
写第十章。两点与萨拉（Sarah）吃午饭，2点半刘易斯（Lewis）来，2点40玛格丽特和玛丽来，2点50他们与萨拉一同告辞。3点半去看杜威，告诉他尼西莫特的朋友希望能翻译他的《学校与社会》一书，杜威表示同意。我告知他的著作翻译成西班牙文的进展，顺便提及亚伦（Aaroni）女士准备拜访他并与他谈论陶行知博士一事。
睡觉。整理账本。
11月1日
星期三
看来昨天的选举共和党出人意料地胜出，我们感到很遗憾。9点15分去杜威家，接着一同去了达特茅斯展览馆。馆长约翰·皮尔森（John Pieson）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哈德利·康特尔（Hadley Cantrell）对实验及其蕴含的社会心理之意颇感兴趣。杜威对此深表满意，提出要再看一次。我只好独自回家，12点50分到家。
给森瑟瑞（Censori，先前的学生）发消息，当时他正在为其创办组织的纪念日而忙碌。将手表欲航空邮寄，自从10月1日起它的行走极不规律。但是当我打包时，邮局的人却告知太小了不予受理，真令人沮丧。
8点，陶行知纪念委员会集合计划12月9日的公众会议，亚伦女士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可以说她是生活教育的极力倡导者。
11月7日
星期四
修改即将在陶纪念会上的发言稿。下午将手表带至快递局，结果得到的答复是因为罢工事件的发生他们不能在纽约市内办理邮递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