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个了不起的人，但看上去却很普普通通。他衣着简单，生活俭朴。我1944年认识他时，他已出名，来找他的都是名流之辈，可他像与普通人在一起时同样愉快。我是个士兵，并非军官，当时仅19岁。相识后，他邀我到他所办的一所学校去，后来又让我听音乐会，看歌舞节目。这说明他待人友好，深感他能给我一些教育。

他确实教了我不少东西，还给我许多鼓励。做出这一切不是凭说教，这决非他采取的方法；也不靠谈论他的成就，他一生热心致力于教育，特别致力于发挥人的潜力。我从一次到他的房间拜访活动中所看到的，所学到的，比他对我讲述他自己的一切要多得多。

在育才学校，仅仅在门口挂一块布帘把陶行知的房间与繁忙的教室隔开。在纸糊的窗格下，摆着一张写字台，上面摆满摘记本、单据、信件，学生写的文章和搁书板，在身后墙边有一只木书架，托尔斯泰、杜威、马克思、济慈和李白、鲁迅、郭沫若的书放在一起，在屋角摆的一张木**，铺着一条草席，其尽头叠着两条整整齐齐的棉被，床边墙上挂着普通军装上衣，其旁是上面写得潦草记事的日历。在床对面的墙上是一张画《一个学生正在干活》，上面写了：“赠给敬爱的陶校长 学生王黎明敬赠”。在一张未上漆的松木公事柜顶上，有一飞翔的胜利之神的塑像。与屋中垂挂着的仅有的电灯相对。在我们谈话时，有个姑娘很有礼貌地打断我们的谈话，以便与他商量她负责的某件学校里的紧急事件。我难以相信，这竟可能发生在孔子的土地上。但陶教授告诉我，在学校里由学生管理或协助管理一切，他要他们行使民主——不是凭理论，而是凭实践。

另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参观了育才学校音乐组，它就设在嘉陵江对面农村的几所简单的房舍里，他们为我们举行音乐会、交响乐、合唱、弦乐四重奏。对于这些年轻人的音乐才能，我感到惊讶。这从一个方面表明陶教授的教育思想使人不能忘怀。

另外是对群众教育的贡献。陶教授对我谈起育才学校的“小先生”。学生走到农村教普通老百姓读书识字。他们还发起把戏剧带给人民的运动。我深信这是中国所需要的：既要教育群众，又要训练有专门才能的男女青年能为群众教育服务。

陶行知全力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鼓舞了每个遇到他的人。当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到重庆，陶教授与他取得了联系。陶的人格魅力，使马思聪获得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在重庆期间，一直在育才学校教学生小提琴课。

从陶教授处，我得知了不少文艺工作是代表着人民使用自己的才能——和残酷、腐败和剥削人民的反动政权斗争。他带我去看一场现代歌剧，其中那位男声独唱舞蹈演员的表演，是由育才学校的年青音乐家们伴奏，我还记得两个片段：“饥荒”和“囚徒”，剧中没有语言说白，但舞蹈演员清楚而感人地表达了对当时河南灾荒和国民党秘密警察的集中营的愤慨和反抗。

陶教授是那时的教育和文化名人之一，他在1945年拟定和宣传“文化工作者宣言”。他们要求民主和全国团结，虽然当时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事实上，有些人失去了职业，有些人“失踪”。从那时起到他过早的去世，陶的个人安危一直受到威胁，因为他是真正的革命者。

我们这些有幸认识陶教授的人，想到他的勇气，他的谦逊，他的始终如一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他的进步思想，将一直受到鼓舞。

[1] 原载陶行知研究会：《行知行》，上海，陶行知研究会，199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