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里曼,生于1882年,字泽长,译名为艾德敷,又译为德怀特·W.爱德华兹,自取中国名为傅里曼。美国联合援华会驻华主任,国际友好人士,与美国援华会总干事毕莱士同为陶行知的好友。
他长期致力于义赈救灾事业,并以此知名。1921—1943年任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干事、义赈救灾主任、农利股代理总干事。1932年获中国政府三等嘉禾勋章。1942—1949年任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1946年10月后设在上海,改名为美国援华联合会)副会长和主任,管理美国私人救援中国战争的资金及部分来自红十字会的捐款。1947—1949年任中国政府社会事业部社会福利国际合作司顾问。1947—1948年为上海市长国际顾问委员会美方代表之一。1947年以校董资格管理燕京大学校务,翌年任燕京大学管理委员会执行干事。陶行知曾经就育才学校的办学经费一事写信给傅里曼请求美国援华联合会的援助,并确保中国儿童福利会通过“创造性救济方案”。陶行知去世后傅里曼写下《悼陶行知》,高度赞扬了陶行知。
本书选取了一篇傅里曼追念陶行知的悼文《悼陶行知》,写于1946年陶行知逝世不久。文章开篇指出:“描述一个活的灵魂比一个死的人物更有意义。”他所要悼念的不仅仅是一个死去的人物,而是一个富有伟大、生动、鼓舞意义的活着的灵魂,这个灵魂留给世界人民以巨大的精神遗产——陶行知一生的思想和社会改革影响力。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作者对陶行知的认识:成就陶行知改革事业的个人缘起,基于两点因素分析陶的主义与理想是具有世界性的,思想与改造社会的世界贡献,以及相关领袖人物的评价。在悼文中,傅里曼从陶行知教育改革的缘起谈起,陶行知的兴趣广泛,但众多的兴趣却有着一个彼此相关的中心目的,即以“改造旧世界,创造人民民主幸福”为己任。要肩负起这样的工作堪比超然能力的人,然而陶行知却将他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动力源自他的生命本身,也来自他的言行。
傅里曼高度评价了陶行知的影响力,称“陶博士的主义与理想是世界性的”,他认为这样的评价并非夸大。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两点:一是他指引人民破除阻碍人类进步数百年之久的偏见与迷信。这种影响效果是具有世界革命意义的;二是陶行知想要塑造的理想世界也是世界人民应有的。傅里曼说,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使得陶行知的教育计划首先注意到的是中国问题。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世界历史进步的贡献,相反,他对现代中国文盲、贫穷的改造及同法西斯主义的战斗,是世界人民反对旧制度斗争的一部分,对世界历史中的进步传统具有巨大的贡献。
作者将陶行知和林肯视为具有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少有的改革天才。这种观点肯定了陶行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推动作用,但又忽视了人民大众是推动整个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有一定的认识局限性。在结尾作者感慨:“世界上像陶博士这一类的人物实在太少了。”悼文的字里行间无不饱含作者作为陶行知的国际友人对陶行知的缅怀和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