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晏阳初和定县在美国一直很有名，然而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他是一个穷学生出身，在受到王阳明学说启发之后很多年，才于1915—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念书。他于1921年任南京东南大学教育学系主任，翌年继蒋梦麟之后任《新教育》杂志编辑。

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他在群众教育运动方面非常积极，为工人和贫苦人民办夜校和各种中心。他展开“小先生运动”，让文盲学好后以他们的新知识教育其他文盲，这样连锁下去。对于1927年的反共产主义分子来说，这就好像一个政治炸弹一样。在城市里搞群众运动，被视为叛逆而遭禁止。陶行知就到农村进行教育和农村恢复计划。美国的进步教育用的现成的学校制，陶行知发现中国普通群众只能就他们的生活、工作、农村、家庭和车间所在地受教育；在哪里聚居，就在哪里学习。在所有美国训练出来的教育者中间，陶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人，使他成为极不寻常地同情于普通人民的需要，而这终于使他比别人更接近中国共产党。最后他于1946年，在国民党未能暗杀他之前，患中风逝世。

通过这些美国教育出来的领导人物，哈丁——库利奇时期的美国，对于中国贡献了什么呢？美国提供的强点和弱点表现在杜威的中国之行。他于1919年4月30日到上海，正是“五四”事件的前夕，在中国两年零两个月。他于1919年6月在北京大学时，正当北京大学被捕的学生胜利地迈出监狱的大门。他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和其他人为他大吹大擂，广泛宣传支持他们实行更科学、更民主的教育运动。杜威教授在11个省的76个讲坛上，做了130几次演讲。他的演说译成中文，以书和刊物形式广泛散发，他关于逻辑、伦理学、哲学和教育的主要讲话，是在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但他也在东北、山西、上海、湖南、福建、广东以及长江下游六七个城市都做了演讲。

杜威作为美国天字第一号思想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来到中国，他受到的欢呼真是无以复加。这一部分是由于他的活动全是他的那些在北京和南京教育系统身居要津的学生策动谋划的，另一部分也因为杜威对于现代科学、教育和民主之间的相互关系极为关切。他带来一个信息，就是：现代科学的实验主义（或实用主义）所提出的“设想可以通过实验来确定真理”——这个真理使普通人民都知道了。用新的“科学的权威代替传统的权威”，打破了经典正统的牢笼。教育不是灌输记诵的知识，而是发动学生去想，从而培养他的“个性的发展”。教育不应该仅仅是国家的一只手臂，应该使公民们做好准备去参加代议制的自治政府。

杜威离去后，他的几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来华访问，查访学校情况，建议教授科学，设计一些中国智力测验，等等。总而言之，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外国思想家比杜威更多地把他的思想亮给中国受教育的公众。结果怎样呢？仅仅是皮毛。

（刘尊棋 译）

[1] 原载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纽约，哈珀—罗出版社，1986年版，题目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