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位伟大的中国人，陶行知博士，写一点东西表示我内心的哀悼与钦佩，本人感到是一种光荣。我是一个美国人，我觉得陶博士并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的。他希望每一个地方的老百姓最后都能得到自由和民主。他相信他有一个职责就是帮助人民了解这种奋斗是世界性的，并不仅限于中国。陶博士确是全世界各国民族的一个公民——他对人类的关怀是不分种族国界的。

在美国，大家都知道陶博士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从太平洋的加利福尼亚州到大西洋滨的美国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师，并且还用他那“即知即传人”的名言象征中国今天最需要的一种教育。

当他上次到美国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但是他在那儿的朋友们告诉我，他每到一地，凡是听过他讲演的美国人都受到很深的感动，他确是抓住了大量的美国听众。这些朋友说，陶博士能够很有见地的讨论许多事情，他总是很科学地、哲学地处理问题。他们说他也很会幽默。他们记得他常常在夜间沿着纽约的马路走着，同时就跟他们谈论天上的星。他好像知道得真不少。他们还说他对世界文学知识之渊博着实惊人。

这些美国朋友听到陶博士的死讯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他们一定难以相信，当中国一再地遭受不幸时，中国人民如何能再承受这样一个惨痛的打击。这就是我所感觉的。

战争时期在重庆认识陶博士的美国人，都一致地赞扬他和他的学校——育才学校。回国的士兵们都说陶博士对中国大众教育这一艰巨的问题似乎已有了答案。

凡是会见过陶博士的每一个人，都本能的知道他的观念，久而久之多少是要胜利的，他的“生活教育”运动要伸展到全中国最小的村落中去。那就是陶博士所影响于人民的。他自己极有把握地认为中国人民的生活必然要好转，因此，他几乎等不及的就去说服别人，使之相信。

但是他的工作太艰苦了，他常常大声疾呼中国需要民主。我相信陶博士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是太迫切了，在他一生最后的几个月中，他的脑子很难想到别的事情。他将他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民主奋斗联系起来。在这一方面他实在不能有所忍受。他感觉到我们大家现在必须要努力帮助中国人民获得他们的权利，选举一个真正代表他们权益和要求的政府。

对于中国人民失去这样一个伟大的同胞，诚然令我感到惋惜，但最令我感到惋惜的还是为陶博士日夜筹划与奔波的中国儿童。我们必须承担他未完成的工作，贯彻他的思想，并使他躬身所为的每一件事继续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陶宏 译）

[1] 原载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194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