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年）青年时期自费留学美国，师从杜威研习教育学。学成归国后。投身于中国革命，指导“生活教育”运动。中日战争结束后，成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活动骨干。于“解放”前不久突然逝世。在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学研究及教育行政各领域的现职人员中，受其熏陶者甚多。

笔者先前曾把他的教育论文编译成《民族解放的教育》一书（1961年2月初版，《世界教育学选集》第15卷，明治图书出版）。另又以本校1979年度“短期·在外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编写成《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一书（1983年4月初版，发行所同前）。

为了使读者加深对其人物和其教育理论的理解，在《民族解放的教育》第10版（1983年12月）附加了新的解说，这里将其要点摘录如下。

——1961年早春初版发行以来，许多读者想知道60年代以后中国教育界是怎样评价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借此机会，作一极为简单的解说。

①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到“文革”10年期间，“四人帮”及其同伙将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理论说成是什么“阶级调和之幻想”，陶行知研究被视为“禁区”。

②1979年7月20日，重庆育才学校庆祝建校40周年。另外又以1981年10月18日陶行知诞辰90周年为契机，对他的业绩进行了新的评价与讨论。其基调是，他留美归国后经过20年的教育实践，是属于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应批判地继承的“精神遗产”。

1981年秋，以陶的诞辰纪念为契机，有关陶行知研究论文，以及受其熏陶的后辈所撰写的回忆文章相继得以发表。特别令人注目的是详细的年谱汇编。如华中师范学院陶行知研究小组编写的《陶行知年谱》，拙作《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所附的年谱多出自于此。

目前，有关其整个生涯的年谱以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主要有以下五种。

① 张文郁：《陶行知传略》，收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辑），原载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晋阳月刊》1981年第5期（1981年9月）。

② 华中师范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会陶行知研究小组：《陶行知年谱》，载华中师范学院高教会编《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专辑》1981年10月。

③ 仲兰村、晋启生：《陶行知年谱》（正、续），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3期。

④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编写组：《陶行知年谱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⑤ 操震球、朱泽甫：《陶行知年表》，载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主办的《行知研究》第7期（1983年1月）。

此外，上述年谱传略刊载后，一些研究者又先后提出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观点。笔者这里拟根据所掌握的有关资料，撰写一篇备忘录性质的“陶行知年谱”考。

陶的“生年”问题

陶行知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明治二十四年）农历九月十六日（即阳历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黄潭源村（以下年谱引文项，除特注明者外，均见拙著附录）。

关于陶的生年，自1946年7月他突然逝世后，最初涉及的是《陶行知先生纪念集》。该书就是首先这样记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教育及学术领域的领导机关也采纳这一说法，共产党政府事实上所计划与举行的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1981年10月18日），也是以此说法为前提的。

在诞辰纪念的次年，即1982年以后，有两位研究者的文章对陶的生年提出了质疑。

①一说陶的生年应是1892年。

A.夏德清：《陶行知生年质疑》，《长江日报》1982年3月12日。

B.同前，《陶行知生于1892年的又一佐证》，《长江日报》1982年3月30日。

夏德清先生是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人员。他的资料依据是：a.1914年陶留美时的护照；b.陶在哥伦比亚大学就学时（1915年秋-1917年夏），向大学当局提出的“攻读获取师范学院毕业文凭和更高级学位的申请”。（《长江日报》刊载的照片版上可看到School of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的文字）；c.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职员姓名录》（1918年10月）。

b的“生年”栏目中，陶自己填写的是“Nov.1892”。a与c中也是陶自己填写的，按其当时所填数字来推算，陶的生年不是1891年而是1892年。

② 一说陶的生年应是1893年。

A.周洪宇：《陶行知生年考》，《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B.同前：《关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生年问题》，《华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

周洪宇先生与夏先生是同一研究所的成员。周洪宇先生的资料依据是：a.《晓庄学校十九年毕业同学录》（1937年3月27日），“十九年”是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b.陶在英国停留期间，于1938年6月24日向伦敦的法国领事馆提交的“Declaration of Non immigrant Alien about to depart for French In-dochina ”（“非移居侨民去法属印度殖民地的申述”）；c.《晓庄学院校董履历表》（1938年10月）；d.《生活教育社社员名册》及《生活教育社职员名册》（1939年1月15印）。

b的“生平籍贯”栏中，陶自己填写的是“I was born Nov.10，1893 An-hwei China”（“我于1893年11月10日生于中国安徽”）。如果从a、c与d这些材料中陶自己填写的年龄来进行推算，其生年也刚好是1893年（11月10日）。这就是周洪宇先生的主要论点。

据周洪宇先生所说，在陶逝世以后，延安发行的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版，就登载了《陶行知先生生平传略》，其中明确写有“生于1892年”的字样，但政府方面后来还是沿用了“1891年说”。

周洪宇先生及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其他成员（董宝良、喻本伐和夏德清）为了编辑《陶行知全集》，曾经历了去各地有关单位收集资料的全过程，其研究“生平”的新资料是经得起检验的。

多年来，对陶行知整个生涯的定论是55岁，如果生年是1892或是1893年，那么陶的生涯就变得更短。看来，关于陶的“生年”问题，仍然有待于继续考证与研究。

留学期间学习状况及《胡适留学日记》的有关记载

1914年（民国三年，大正三年），在金陵大学校长、美国人包文（Bowen）的劝告和援助下，陶行知赴美留学。先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市政。1915年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于杜威，攻读教育学。1916年边写论文边继续研修教育学。1917年归国（26岁）。

在陶的生涯中，留学生活尤其是师从杜威攻读教育学这一时期非常重要。各类年谱，记述这一时期研究与学习的情况过于简单。

1915年24岁，被伊利诺伊大学授予“政治学硕士”学位。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孟禄的学生，与胡适同学。

笔者曾打听到，在东京国立教育研究所所藏文献中，有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Chu，Dow-Chean的“TAO HSING-CHIH AND CHINESE EDUCATION”（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53年8月11日收到）。陶行知研究的年青友人，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牧野笃先生，1983年复印后，对论文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另一方面，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行知研究》第7期（1983年1月）“资料”栏里，登载了“陶先生在美国的教育经历（1914—1917年）”，这一记事文献末记有“摘自于朱宕潜《新兴国家的教育型》，夏长安译”。有关陶留学期间的记述，夏的译文是根据朱的文章而来的。但Chu Dow-Chean与朱宕潜似不是同一人。关于陶留学期间与以后的情况，主要要点如下。

1914年—1915年（伊利诺伊大学大学院）

第一学期 政治学及公法、都市行政、国家论、教育行政。

笫二学期 政治学及公法、欧洲大陆政治、美国外交、美国对外国殖民地贸易。

1915年夏 单元和评价基准、教育研究方法、中学课程、教育心理学（伊利诺伊大学授予政治硕士学位）。

1915年9月—1917年夏（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以孟禄、杜威、克伯屈等为师。在陶以后的整个生涯中，一直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15—1916年

第一学期 美国公共教育行政、学校与社会、教育史、教育哲学、财政学。

第二学期 美国公共教育行政、教育史、教育哲学、财政学、进步社会的教育、中等教育原理。

1916—1917年

第一学期 教育史、教育社会学实习、外国教育制度的社会基础。

第二学期 教育史、教育社会学实习、教育社会学、外国教育制度的社会基础。

陶因资料不足，在归国前未能完成学位论文。孟禄在给哥大学位审查委员会主席伍德布里奇的书信里，提出为陶采取特殊措施，即在陶的博士学位论文提出前，先安排一次必要的口试，期限是1917年8月2日。

此处，生年暂依旧说。与陶同年，又同是安徽人的胡适，1911年1月赴美，在康奈尔大学农学系学习。1916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在这里，陶、胡两位成为众所周知的同窗学友。但不同之处是，陶是自费留学生，胡是义和团赔款的公费留学生。有关二人师从杜威的同窗生活，各有关年谱仅作了一般性的记述。

现在，根据手头的《胡适留学日记》（全4册，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11月，本馆出4版。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作若干补充。在胡适日记里，陶的出现有以下两个地方。

（1）藏晖室劄（zha）记卷十三（民国五年，即1916年4月18日—7月21日）

十八 杜威先生（6月16日追记），下面的是杜威先生和安庆胡天浚一起的合影。是陶知行（文濬）拍摄的。

杜威（John Dewey）是美国现代第一号哲学家，其演说的影响面涉及全国的教育、心理、美术等各个领域，反响甚大，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部长之职，胡、陶两位及余均师从于他（在《日记》下面有相片并注有“杜威先生与胡天浚”）。

（2）同前

二十二 陶知行与张仲述（7月5日），上图右边是歙县陶文濬（知行），左边是天津的张彭春（仲述）。两位都是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另外，根据日记，胡适是1917年6月9日由纽约出发，7月5日到达日本横滨，游玩东京神户后，8日从神户渡海，10月回到上海。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学生对陶的论文的批判

陶1917年归国后就任南京高师教授，在第二年（1918年）的教务会议中，提出了将历来的“教授法”改革为“教学法”的提案，然而遭到保守派的反对。1919年陶乘五四运动给各校带来的革新的机会，将高师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改为“教学法”。这里，对陶回国之初到五四期间的活动作一梳理。

从1918年到1919年，陶发表了数篇论文。前述的年谱②将1919年的事项记述如下。

3月13日撰写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为杜威来华做准备，向国人介绍杜威的教育学说。

1983年在世良正浩先生（当时在东大大学院）的协作下，该论文经过拙著的介绍，已记载入年谱。但是，有关陶在此前后发表的其他论文，如《中国教育改造》（1928年4月），因限于语言个别之处不够详细深入。拙著出版后，恰巧读到北京大学学生对陶执笔的《学生自治问题的研究》批判的文章，所以，在这里整理陶行知五四时期活动情况的同时，对学生的批判做一补充。

现在，将年谱④的要点选录如下。

1919年2月，陶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新教育》第1卷第1期），批判旧教育“依赖天工”，“沿袭旧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提倡“试验之精神”。还发表了“教学合一”（上海《时报》“新教育思想潮”专栏），并撰写出《普鲁士教育之基本改革》。5月2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师邀请来华，陶陪同杜威在南京、上海讲演。五四运动爆发后，陶在南京组织学界联合会，并任会长。陶将南京高师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改为“教学法”。陶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提倡教育工作者应有“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献身教育事业。另外，发表的《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新教育》第2卷第2期），提倡从“自动主义”（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的思想出发，为培养民主共和国民，实行学生自治教育。文章中系统地论述学生自治的意义、利弊、范围等问题，还首次提出了“在水中学游泳”、在“干中学”的原理。

陶初期发表的多篇论文，在当时学术界及论坛中有何反响，年谱类文献（1927年晓庄师范开设以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能够看到这种记述）一般没有涉及。现在，根据手头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影印合订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予以补充。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于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即1920年1月4日，由北京大学学生会创刊，同年5月23日发至17号就停刊。

《周刊》第6号（1920年2月8日）载有《读陶行知先生的“学生自治问题研究”》一文（署名缪金源、文末署有“九，一，十二，晨三时。”）即为民国九年（1920年）一月十二日清晨三时搁笔。在开头刊载的目录中，有三篇是论述“学生自治”问题的，即介绍杜威、蒋梦麟二人的学说要旨与陶的文章。文中分别引用了杜威和蒋的发言，对陶的论文加以批判。陶曾指出：“在实行学生自治中，必须有老师的指导。”另一方面，把学生自治比作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权由中央下放，学生自治权由学校下放。”陶的所谓学校意味着教职员工。陶的立论是从学生的立场出发的，尽管对“学生自治”的认识不甚彻底，缪文对此表明了不满的意向。

20世纪20年代，有关中华教育改进社与平民教育运动等

在陶的初期活动中，他自己认为最充实的时期是1921年12月有孟禄参加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以后的大约四年期间。他于1925年末，曾不无感慨地说：“四年前的这一周——自民国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是近年中国教育最可乐观的一个时期。”“那是实际教育调查社于调查九省教育之后，邀请各地教育界代表七十余人到京开会，讨论改进教育方案。……现在回想到那时会场上一团和气的情形，真要令人认为黄金时代了。”[2]当时，他为了指导平民教育而东奔西走，甚至连1924、1925年的春节（农历新年）也未回家。这充分表现了他在教育方面的热情，从而也成为美国留学回国者中30岁左右的朝气蓬勃的领导人物，这在当时的教育界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这一时期，他既是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领导人，同时还担任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理事（主任委员）。下面从拙著的年谱中摘录有关事项如下：

1921年12月23日在北京有孟禄参加的情况下，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联合组成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并成为其规章起草委员。

1922年2月就任改进社主任干事，组成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1923年8月21日，在北京召开改进社年会。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当选为理事会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8月辞去东南大学教授，为指导平民教育访问全国各省。陶家从南京迁居到北京。1924年在北京市内开设了数所“平民读书处”，并继续访问各地。这一年及第二年连春节也未回家。1925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就任主任委员。12月4日，改进社创刊《新教育评论》（周刊）。1926年，接受改进社的再三恳请，仍任主任干事一职。

年谱类文献中所记载的这一时期陶的事迹方面有一个问题，即“平教会”（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作为改进事业的一环，它与改进社事业的关系，陶与晏阳初的关系都鲜有涉及。关于这类，谨将年谱1925年的有关记述摘录如下。

1925年，34岁……秋，晏阳初就任平教会（总干事）一职已满一年。这一年里，（陶晏二人）思想、步调不一致，渐渐出现分化。陶向（改进社）理事会提议，把平教会分离出来，平教会以后在改进社内不承担任务，平教会不属于改进社事业。这年秋天，通过了两者分离的决议。陶和朱其慧女士决定以后禁止晏参加改进社活动。

平民教育运动以全国主要城市的工商业劳动者为对象。在运动开展过程中，陶和晏曾一度成为同僚，而后两人思想步调不一致出现分化。因此，有必要探究其具体原因。如果按照年谱⑤的记述，两人是1925年秋决裂的。一个问题是，陶在当时曾一度离开改进社后，又回到该社继续任主任干事。

有关此事的原委，在陶逝世后，其长子陶宏曾有以下的说明。

在北平的时候，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一度离开了中华教育改进社：而改就任美国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工作，大概有半年至一年的样子。在这时期内，我们的生活很舒服，因为收入相当丰富，父亲的工作也清闲。后来大概又因为改进社再三挽请他的缘故，于是又辞去待遇高的基金会工作，而回到待遇低但却能做实际工作的教育改进社。（《陶行知先生纪念集》）

前述年谱⑤，同是1925年事项，又有这样的记述。

陶有一个时期辞去改进社主任干事之职，就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理事，负责义和团赔款的分配和管理。经改进社再三邀请，久辞不下才返回改进社。

这一记述值得推敲，究竟“为什么一度离开”改进社，其原因必须探明。在城市，平民教育运动在1925—1926年由几乎停滞转向终息。陶于1927年3月在南京郊外创设晓庄师范。稍后，于1929年初，晏将平教会本部移向河北省定县。而20年代后半期的历史背景是：1925年发生了上海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大罢工（“五卅”事件），1926年北京学生请愿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三一八”事件）等。1926年3月18日，鲁迅对北师大女学生的牺牲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把这天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三一八”事件，对在北京军阀政权下活动的知识分子的去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有人曾发表文章论及陶行知与晏阳初之间的关系。如刘琪《平民教育运动中的陶行知》（安徽省《行知研究》第8期，1983年5月）。

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陶、晏到农村去从事教育事业大体上是在同一时期。作为“乡村建设”的领导人，还有梁漱溟。梁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一职，1929年在河南省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后于1931年移迁至山东省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农村自救”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教育史把陶、晏、梁三人这一时期的实践作为“乡村建设”运动一并论述的例子较多。

梁漱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一职。东京大学大学院的新保敦子，在北京师范大学留学期间，曾与梁先生有过会晤（1983年9月20日于梁先生的家中）。梁表示：

“我为陶行知在晓庄领导的事业所折服，为此而多次赴晓庄参观，自己也开始从事农村建设事业。曾得到陶的帮助，他给推荐了四名指导员。其中一人是杨效春。杨在1931年1月邹平研究院活动开始后的三四年里，成为一个中心人物。而晏阳初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思想浅薄。晏尽管大肆喧嚷农民穷，而农民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对农民虽然处于传统‘分散社会’，但不‘自私’这一简单的认识都没有……”

“大众诗人陶行知”与作曲家赵元任

1927年3月—1930年4月的晓庄时期，陶行知的名字不仅是作为“乡村师范”的领导者，而且也是作为亲近农民（工人也如此）的“大众诗人”而闻名遐迩。年谱②③④都在1927年的记事项里记述了他在晓庄最初的诗词创作情况。

1927年11月7日写《锄头舞歌》。②

1927年11月7日创作《锄头舞歌》，歌词中所谓的“革命成功靠锄头”具有民主革命，而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含意。此歌谱曲后不久就成为晓庄的校歌。③

1927年11月19日创作《锄头舞歌》。④

有关作词的具体时期，②、③与④的记载有不同。这个《锄头舞歌》是陶以后改作的。有关这一点，年谱⑤记述如下：

1931年3月15日，以上海友人之家为会场，举行纪念晓庄创立五周年的聚会。陶在会上即兴创作了《新锄头舞歌》，这一改作中，所谓的“联合机器来革命呀！”反映了他对工人阶级的伟大和“工农联合”重要性的认识。

陶行知在1931年这一年里，出版了《知行诗歌集》，在其后数年间相继出版了《续集》《别集》《三集》《四集》。我手头有陶逝世后出版的《行知诗歌集》（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4月1日版，同年11月2版），其中附有郭沫若的“校后记”（1947年3月10日）。另外，为纪念其诞辰又出版了新版《行知诗歌集》（朱泽甫、戴自俺、陶晓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7月，北京第1版）。

陶的诗篇，主要是作为对农民与孩子的号召，其中不少已被谱曲，在人民大众中广为流传。他的《诗歌集》，特别是他逝世后生活教育社编的《行知歌曲集》（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11月，上海再版），作为诞辰纪念又重新出版。此外，还有陈贻鑫、陶晓光编的《行知歌曲集》（1983年10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这次新版《歌曲集》收录已谱曲的作品33篇，其中赵元任作曲12首，赵元任是众所周知的现代中国第一流语言学者。我对赵先生早已久仰大名，却因无缘相见而终生遗憾。赵青年时期曾去美国学习，于1982年2月24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病逝，终年89岁。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7辑（文化资料出版社，1983年7月第l版）登载了故人次女赵新那、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力以及章元善、俞主滋等四人的回忆文章，现将文中有关陶的某些记述摘录如下。

摘自赵新那《父亲赵元任》：

父亲与陶行知伯伯志同道合推行平民教育和儿童教育，为陶伯伯的众多诗篇谱曲。父亲的音乐创作使我们的家庭生活丰富多彩。

摘自俞主滋《著名的语言学者、作曲家赵元任先生》：

30年代中期是他音乐创作的**时期，应友人之邀，除创作多首学校校歌外，还为宣传陶行知提倡的平民教育，为陶的众多诗词谱曲。其中有《小先生歌》《手脑相长歌》《自立立人歌》等。……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次年会之际，正碰上举行国歌齐唱仪式，与会者不想唱政府指定的《乡云歌》，而全体高唱赵元任作曲的《尽力中华歌》。……1926年3月18日，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互勾结，在北京天安门前，制造了惨杀爱国学生的事件。惨案发生后，发表了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呜呜三月一十八日》政治性极强的作品，刘用笔名将这一满腔愤怒的诗篇发表在《语丝》（周刊）杂志上，而歌曲则公开发表在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1929年1月号杂志上。

有关以上改进社第二次年会的情况，陶在1935年发表的文章里，也有如下的记述。

中华教育改进社十年前在清华学校开年会，要教全体社员唱赵元任先生作的《尽力中华歌》，教导员是请晏阳初先生担任。这首歌是用简谱写的，临时才知道晏先生不认识简谱。恰巧小桃是方才学会这首歌，我心急生计便叫小桃把这首歌教晏先生唱了几遍，晏先生一学会，就登台引导全体会众唱起来。会众只知道教导员是晏先生，那里晓得他们的太上先生是一个六岁的小孩呢？

现将日本研究者收到赵元任去世的讣告后所写的几篇悼念文章记述如下。桥本万太郎的《回忆赵元任先生》（岩波《图书》395号，1982年7月）、《吊唁赵元任先生》（东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通信》45号，1982年7月25日）、伊地智善继《我的赵元任教授》 （国立民族博物馆《民博通信》N0.19，1983年1月），如此等等都是追悼语言学家赵元任的。

在这里想记述的一点是，安徽省《行知研究》第7期（1983年1月），再次登载了陶行知所著的《所谓大众歌曲是什么？》一文，文后载有孟波（作曲家）的附记。现将附记介绍如下。

1935年7月17日，中国的无产阶级音乐先驱者聂耳同志不幸在日本逝世。正当众人处于悲痛之时，某人却在9月15日的上海《新夜报》上攻击聂耳。另一方面，在歌曲创作大众化问题上，当时音乐界意见有分歧。陶先生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而此时恰到好处地发表《所谓大众歌曲是什么》一文，高度地评价了聂耳的贡献。此文开始发表在《生活里期刊》第1卷第4期上，此后又收录在1936年出版的《大众歌声》第1集上，这对于指导当时蓬勃兴起的“救亡歌咏运动”，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1983年春，我受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邀请访问中国，曾于3月30日在上海初次见到了孟波先生。孟先生以交流协会理事的身份，设晚宴以尽主人之谊，先生自然而然地以陶行知作为话题，亦当场用男中音唱了《新锄头舞歌》。由于这首歌的曲调是“南京山歌"的关系，所以听起来很像前述的晓庄学校的校歌。上海作曲家孟波先生饱含深情而富有田园风味的即席演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曾于1983年9月2日访问武汉市华中师范学院，见到了《陶行知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并向《全集》编委会赠送了带去的若干资料。《全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共6卷。

1984年3月看到“第一卷已正式出版发行，1985年各卷将出齐”的报道（长沙3月7日发新华社电，日本《中国通信》3月2日）。陶行知的次子陶晓光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王达祥先生将《全集》第l卷带到日本，我于4月2日在东京才将《全集》第l卷收到。封底上写：

《陶行知全集》第1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责任编辑曹先捷，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198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据卷首“编辑说明”载，第1～3卷是论著类，第4卷是诗歌类，第5卷是书信类，第6卷是其他类。第1卷的首篇文章是陶1913年发表的《〈金陵光〉出版之宣言》；最后是l926年写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第1卷共收录158篇文章，后附有“年表（1891—1926年）”。一看目录，便知不少文章系首次收入陶的文集。看到新的内容，就想继续进行年谱补充工作。但在报告完《全集》第l卷出版的消息后，还是暂且搁笔吧。

（王学东 李宏 译）

[1] 原载《专修商学论集》第38号，1984第10月。

[2] 陶行知：《四年前的这一周》，载《新教育评论》第一卷第5期，19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