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众所周知，保尔·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年）是20世纪美国的教育家、名著《教育百科辞典》（Cyclopedia of Education，5Vols.，1910—1913）的主编，也是对比较教育的学术水准的提高做出了贡献的伟大学者。不过尚有一点鲜为人知，那就是他同杜威一起，同解放前的中国教育界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至今日中国的教育界仍然受到美国的巨大影响，其原因之一，应当说就是通过孟禄等人的努力所积累的始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漫长的教育交流传统或遗产。

本文围绕孟禄与解放前中国教育界的关联，尤其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育·研究活动、国际研究所的创设运营、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所做的周密调查·讲演活动，以及他作为核心人物在以尔后的义和团赔款为基础的对华文化事业中的一些活动，作一概要介绍，并就孟禄的中国教育研究及其在华活动在解放前的中美两国间的教育交流过程中处于何等地位、该活动在他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又具有何等意义等，试做初步的探讨。

一、孟禄的学校调查与《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

孟禄的学校调查

孟禄是在1913年率领基督教传教会人员访华，开始同中国教育界结缘的。其时，尽管逗留时间短促，但考察了若干学校，在江苏省教育学会做讲演，对中国的近代教育的模式表现了强烈的关注。

1921年9月，孟禄再度访华。其时约有5个月逗留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学校调查。然后在北京举办了盛大的教育讨论会，报告调查结果。这是众所周知的。

孟禄的学校调查，从1921年9月24日至同年12月7日止，历时2个多月。足迹遍及北京、保定、太原、开封、南京、无锡、上海、杭州、南通、福州、厦门、广东、济南、曲阜 、天津、奉天9省16市。在孟禄来华之前，范源廉等人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旨在使学校调查得以顺利进行。在这个调查中，王文培、陶行知、许崇庆、凌冰以及汤茂如、王卓然等过去孟禄的弟子们决定分地区各自承担任务，与孟禄同行。所考察的教育设施，从幼儿园至中小学、大学、私塾乃至教育行政机关，达150处。所至之处均用问卷法做过周密的事前调查。孟禄还应被访单位的要求在各地精力充沛地做讲演、座谈、讨论。[2]

北京的教育讨论会

根据上述学校调查的结果，1921年12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美术学校召开了为期3天的教育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范源廉、严修、袁观涧、陈宝泉、张伯芩、梁启超、胡适、郭秉文、朱经农、陶行知等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70余人，盛况空前。

在讨论会上首先由孟禄发表演讲，然后以与会者质疑、孟禄作答的方式进行。内容广泛涉及中国教育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讨论之先，孟禄对会议的进行方式表明了如下的意向：

“我所发表的意见对于教育缺点不免有所批评，但我不为批评而批评，我批评的目的是以怎样改进为根基，是想怎样使中国教育可以办得好。我对于中国教育的批评，是建设的，非破坏的。

“我今天要就所见到的，依着次序提出来和大家讨论。我不愿多谈话占去诸位讨论的时间，因为我很希望诸位自己多多的讨论。”[3]

根据这个提议，在讨论会上深入地讨论了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在讨论会的记录《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中，列述了13个讨论议题：①提出问题的概述、②学校系统、③学校组织、④教授法、⑤教育课程——科学、⑥行政的效率、⑦教师的职业、⑧指导、⑨成人教育、⑩职业教育、(11)校舍、(12)政府与私立学校、(13)学生运动，广泛地涉及中国教育的现状与问题。在这些讲学与讨论中，孟禄尤为热心阐述的是，学校制度的改革问题及教授法，尤其是中学的科学教授法的改革问题。

中华教育改造社团组织的创设与六·三制改革

与孟禄同行，在讨论会的运筹中也起着核心作用的陶行知与汪懋祖，对此次学校调查与讨论会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说：

“此次博士之来华，以科学的眼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陶行知）

“近年杜威、罗素来华，给我们学理上的学问，而孟禄博士此次来华，给我们实际上的学问。……杜威、罗素的学说很高深，现在很多一般人误会他们的学说，开口就是杜威闭口就是罗素，如从前迷信孔孟一般，……孟禄博士来华后，劝我们以科学的精神去解决一切事件。”（汪懋祖）[4]

诚如他们所指出的，这次孟禄的调查与讨论会，对于以1919—1920年杜威来华为契机，在中国教育界急速引进的美国新教育理论，尤其是实用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普及于学校教育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讨论会结束后不久的同年12月底，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编辑社、实际教育调查社三者合并，以“教育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改善”为口号，创设了新教育研究团体——“中华教育改进社”。改进社推举蔡元培、范源廉、郭秉文等9名学者为理事，孟禄与杜威为名誉理事。成立该项组织的宗旨是，“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5]。成员在成立之初就超过500名，作为当时最大的教育研究团体，有效地推进了新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这些活动的中心人物是前述的郭秉文、蒋梦麟、王文培、凌冰、汪懋祖等，陶行知任该社的总干事。他们都是优秀的归国留美学生，其中有许多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其后，改进社从美国邀请了孟禄推荐的特威斯（R.Twiss）和麦克考尔（W.McCall）等专家来华，促进了科学教育与心理测量的研究，扮演了中国教育的美国智囊团的作用。

同时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孟禄的访华对于翌年（1922年）的六·三制学制改革的实施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的教育界认为，过去搬用日本模式的学制不适应中国的社会需要，改革舆论甚嚣尘上。全国教育联合会对学制改革问题尤为关注。孟禄赴粤从事学校调查时，正是该地召开全国教育联合会第7届年会之际，孟禄出席了该年会的学制改革讨论。众所周知，翌年北京政府公布的以六·三制为基础的《学校系统改革令》，就是以该年会上的学制改革方案为蓝本的。关于这一点，《教育杂志》这样记载着：

“此外尤可纪念者，此次开会期内，恰逢孟禄博士来粤，对于会议进行，贡献甚多。计开讲演会一次，谈话会三次，所讨论者皆属根本问题。博士本教育行政专家，此次来华，又系为调查学制而来，恰值学制改革案讨论之际，其言论主张直接影响于会议，间接影响于会后全国教育界者，实非浅鲜，此本届会议中最可纪念之一事也。”[6]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留学生

新教育研究的中心——师范学院

必须指出的是，孟禄对于中国的巨大影响在于，他以上述的教育讨论会与改进社等为中介同教育界建立了密切的人际关系。其背景则是孟禄长期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讲授教育史与比较教育学，研究业绩卓著；[7]同时他作为大学院长，也作为该大学的留学生委员会负责人，对外国留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的热心教育、指导这一业绩。[8]

众所周知，师范学院在20世纪初拥有杜威、孟禄、克伯屈、桑代克等优秀教授的阵容。作为教育学研究的世界中心集中了众多的教育学徒。尤其是进入20世纪10年代后半，外国留学生激增。在这些外国留学生中除加拿大之外，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自1909年培养出第1届毕业生以来直到1930年为止，修毕大学本科或研究生课程的中国留学生达519名，占该学院毕业的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6%。[9]

中国留学生的激增有这样一个时代背景。这就是当时中国尽管致力于20世纪初以日本为榜样的近代教育，但终究不能克服教育的萧条。进入民国时期，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世界性民主风潮下一直在摸索不再以日本为榜样而以美国为榜样的教育近代化的方略。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的海外留学潮也发生了巨变：从留学日本变为留学美国。[10]

国际研究所的开设及其活动

这样，对急增的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教学具有巨大意义的是，孟禄从中国归国后不久的1923年获得了洛克菲勒财团的10年间至少100万美元的资助，在师范学院内设国际研究所的活动。创设该所的目的有三：

①对外国留学生、研究人员进行指导与帮助。

②向国内学术界、教育界介绍外国优秀的教育理论及实践。

③根据外国政府的要求进行教育上的指导与帮助。[11]

成员中除孟禄所长之外，有康德尔、罗素、康茨、亚历山大、威尔逊等人。他们都是比较教育领域的著名学者，以该所为舞台活跃地展开工作，使师范学院成为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中心。

该研究所创设的第一个目的，是对年年增加的来自外国的留学生进行有组织的指导、帮助。为此，国际研究所对来自中国等各国的留学生进行了如下的特别的指导与帮助：

①提供美国教育概论课程（The Fundamental Course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Foreign Lands）。

②考察美国的学校（The Visitation and Observation of Schools and School Practices）。

③提供奖学金，对留学生进行财政支援。[12]

此外，国际研究所通过丰富地提供各种有关外国教育的课程与演习，训练他们成为拥有广阔视野的教育专家，也是该所对留学生指导、帮助的宝贵一环。根据该所向洛克菲勒财团呈送的报告书，该所在1923—1938年的15年间提供的比较教育课程与课堂讨论、实习等，包括以上述的外国留学生为对象在内的“美国教育入门课程”和“美国的学校考察”，达156门课程，出席者总数达7545人。[13]国际研究所大量地提供有关外国教育的课程、演习，有其扎实的基础，这就是研究所设立的第二、第三目的，即外国教育的现场调查及据以对外国政府的指导、帮助等成果为基础的。以孟禄为首在1920—1930年大张旗鼓进行各国的大规模调查，包括菲律宾（1924—1925年）、中国（1924—1925年）、波多黎各（1926年）、伊拉克（1932年），均是应美国政府陆军部和国务院或各国政府的要求，作为国际研究所的正式活动实施的。这些活动，除大型调查报告书[14]之外，还以孟禄的著作Essay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康茨编辑的著名研究年报Educational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achers College所收的论文等方式正式出版，这是众所周知的。

孟禄一面作为所长统辖研究所，一面以亚洲、中南美、殖民地附属国的教育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尤其是中国常常是他所关注的问题的中心。孟禄有关中国教育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A Report on Education in China（for American Educational Anthorities），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3rd Series，No.4，1922.Student Politics in China，Forum.No.76，1926.

China：A Nation in Evolution，1928.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Western Culture：Summary，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13，1929.

Mosaic Which is Manchuria：Abridgement，International Digest.No.2，1931.

What Western Education May Learn from the East.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Journal.No.25，1931.

Essay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Republished Papers，1931.

The Scientific Tendency in Educ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School and Society.No.47，1931.

国际研究所与中国留学生

在上述背景之下，许多外国的留学生、研究人员来到国际研究所学习。据该所报告书称，如表1所示，自1923年开设以来的15年间，该所接收的各国留学生达15个国家，其中仅次于加拿大学生数居多的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达565名。

表1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外国留学生在籍状况——上述15国（1923—1938年）

[出处]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C.to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Jan.1939.

当时有多少中国的教育学徒在师范学院学习呢？从华美协进社的调查也可以明白。据称19世纪中叶以来100年间（1854—1953年）在美国的大学学习、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总数2万人（20906人）中，专攻教育学的达943人，而超过半数的488名（51.7%）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毕业生。[15]他们在该校毕业后，许多人归国就任大学教授或教育行政官，在以美国为模式的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事业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组织者——孟禄

利用庚子赔款的对华文化事业

由上可见，孟禄以种种方式加深着同中国教育界的联系，而使其影响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就在于他作为庚子赔款的管理运营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的核心人物的活动。

众所周知，美国真正开始致力于接近中国的努力是进入20世纪之后的事。其时美国采用的方略以教育文化先行为特点。基督教传教会的传道活动，以洛克菲勒财团为代表的非宗教民间团体的社会、医疗事业、利用庚款的文化事业等就是其代表性的活动。其中给予中国的教育文化界以最大影响的，是利用美国政府的庚款的文化事业。

美国的庚款文化事业可分两个活动时期。1910年庚款的第一次退还事业，是以清华学校为中心实施的官费留学生派遣事业。1924年的第二次退还事业，以中基会从事的各种在华文化事业为中心。孟禄参与了这两种事业。尤其是在第二次的文化事业中，从退还讨论之初就深深地介入，作为中基会的文化事业的促进者，起着核心的作用。[16]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成立

1924年，美国决定实施庚款的第二次退还。当时美国国内不消说，即令在中国的政财界、教育界，也高度评价利用庚款的留学生教育事业对增加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要求进一步促进利用剩余赔款进行文化交流的呼声高涨。孟禄早就成为这一活动的中心人物，他热心游说利用庚款在中国开设公共图书馆，振兴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促成了赔偿时机的成熟。

1924年8月，美国政府就庚款的用途问题，派遣孟禄来华同中国方面磋商。孟禄在华逗留一个多月，同中国政府当局和各种教育团体的代表人物充分协商，并大体按照他的思路，决定了庚款的用途及其使用方法的方针。孟禄在协商时提出的想法如下：

①庚款应专门用于教育文化方面的经费，不得挪作道路建设之类的他用。

②庚款不得用于弥补校舍建筑费、各校的经费、人件费的不足，应用于教育实质性改善的事业。

③科学的发展是中国的进步不可或缺的。在这次的事业中，应重视直接有助于一般人民的知识增进、生活改善的农工业、卫生等应用科学的研究。

④必须改进科学教育，尤其是中等学校的科学教育。为此首先得充实教师培养机构中的科学训练、科学实验。

⑤承担庚款的保管运筹的委员会不受两国政府的牵制，独立执行业务。由中国方面9名（后10名）、美国方面5名组成。[17]

中国政府同意上述方针，于九月设置庚款的管理运筹的两国合作的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Culture）。中国方面任命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范源廉、黄炎培、蒋梦麟、张伯苓、郭秉文及丁文江为理事，美国方面则任命孟禄以及杜威（后换为W.维洛比）、R.哥林、C.贝纳托、J.贝克。顺便提一句，上述的中国方面的理事中有6名系美国留学出身，其中3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孟禄的弟子。

翌年（1925）6月，中基会第一次全会在天津召开，顾惠庆任理事长、孟禄和张伯苓任副理事长。该年会提出如下方针以实现庚款的文化事业，获全场一致通过。

①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于中国情形之应用；

②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实验与表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

③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18]

尽管在1928年国民政府全面改组了中基会，但这个活动方针一直贯穿始终。

中基会除成立以来每年一次年会外，还召开例会、执行委员会、座谈会等等，协商、决定推进事业的方略，并付诸实施。孟禄自1924年中基会成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为止一直担任副理事长，领导该会的活动。每年召开年会之际，他屡屡不远万里来华出席，这也是作为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所长的正式活动的一环。[19]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活动

中基会采用①辅助事业、②合办事业、③直营事业，从多方面促进文化事业。该会用于这三方面事业的费用，从1925年中日战争至1936年的12年间有1563万元左右。其中所占费用最多的是辅助事业，占经费总数的41%。其次是合办事业占37%，直营事业占22%。[20]下面，略述几个代表性的案例。

1.辅助事业

中基会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可举对学校和各种团体的辅助事业。以1931年度为例，接受中基会辅助金的各种机关、团体名及其用途，归纳成如表2所示。

表2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辅助金拨款状况（1931年度）

续表

辅助金拨款除考虑地区因素外，还考虑到过去及现在的活动状况、全国性的影响力等，采取集中方式支付。结果，以美国留学归国者为中心从事活动的学校和机关、团体或教会大学处于有利地位，这是确凿无疑的。例如，北京大学的蒋梦麟、胡适，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中国科学社的任鸿隽，地质调查所的丁江文，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陶知行、蒋梦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晏阳初、汤茂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等，均是美国留学归国者，或是早就同孟禄等中基会的美国方面理事有密切关系的教育学术界领袖，他们之中兼任中基会中国方面理事者亦不少。此外，以孟禄为理事长，同施肇基等人合作，以帮助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及研究人员，促进两国间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为宗旨于1926年在纽约设立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也往往是辅助金拨款的对象。

此外，中基会还采用了一系列改进科学教育的方略：向各大、中学校拨出专款，用于充实理科实验设备；召开科学教育会议；设置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等。科学教育会议于1929年夏邀集团内著名科学家在北京召开，探讨了各大学的科学教育的现状、问题及改进方略。科学教育委员会于1927年成立，其宗旨是改进中学的科学教科书。该委员会从编纂初、高中数学、科学的教科书着手，1930年改称为“编译委员会”，扩大了活动范围，乃至主持大学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教科书的编纂、东西方名著的翻译出版等。

在改进科学教育同时，中基会也推进了振兴科学研究的事业。拨出科学研究辅助金及科学研究奖励金的专款。研究辅助金分甲乙丙三种，分别以大学教授、青年研究人员、学生为对象，其目的在于持续地发展在国内的研究。1933年，科学研究扶助金的享受者，甲种6名、乙种29名、丙种11名，共计46名，从他们的教育背景看，美国留学出身的15名，欧洲留学与日本留学者各1名，国内大学毕业者29名。[21]科学研究奖励金则授予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者。

2.合办事业

合办事业的典型代表可推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同国立北京大学的“合作研究专款”。

如前所述，中基会从当初作为文化事业中心之一提出图书馆事业的计划，1925年的中基会第一届年会上就已做出了尽快建设北海图书馆的决议。不过，北京早在清末就开办了国立京师图书馆。由于该图书馆设备和资金紧缺，遂同北海图书馆合并，命名为“北平图书馆”。同中国政府教育部共同运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式成立于1929年。

同国立北京大学的研究合作始于1930年，那是蒋梦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的事。蒋校长为谋求苦于经常性的财政困难的名牌北京大学的救济及教育内容的充实，在1931年同中基会签订了“合作研究专款”的协议。根据协议，1931—1935年的五年间每年双方各出资20万元计40万元用于：①延聘研究教授，②充实图书设备，③设置奖学金，助学金。并成立“合作研究专款顾问委员会”，以筹划上述事宜。凭借上述专款，可延聘研究教授35名，年薪4800～7200元，担任每周6节以上的课或从事学术研究。另外，作为必要的设备费可支给年额1500元，等等。[22]这一合作事业由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而中断，但这一时期的事业进展顺利，为充实北大的教育、研究活动做出了贡献。

3.直营事业

如前所述，孟禄早就指出了中国教育的最大缺陷是科学教育的缺乏与薄弱。中基会实施文化事业是首当其冲的项目，就是旨在鼓励、促进这种科学教育、科学研究的事业。为此，首先着手在北京、南京、广东、南昌、成都、奉天六个地区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设置科学教育讲座，延聘课任教授。其目的是，为改进科学教育，首先必须训练中学的科学教师，使科学教育讲座的教授在钻研各自专攻领域的同期，能指导该地区的中学教师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以1930年为例，各大学开设了如下数量的科学教育讲座：中央大学（南京）5、北平师范大学4、东北大学（奉天）4、武汉大学3、成都大学4、中山大学（广东）4，共计24门讲座（物理学6、化学6、动植物学3、植物学5、教育心理学4）。在这些承担科学教育的24名教授中，有19名是美国留学出身的。[23]

总之，中基会依仗丰富的资金，同各种学习和团体保持密切联系，专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这种活动即令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亦未中断。对于以孟禄为中心的中基会的显赫的文化活动，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做出的如下评价，不能说是言过其实的：

“从美国将庚款的第二次款项的全部一举退还给中国方面的方式，足以窥见其实际上如何在中国的教育界以周到的方法扶植美国的教育文化势力的……”[24]

结束语

以上，围绕三个侧面探讨了代表着20世纪美国的教育史、比较教育学家保尔·孟禄同中国教育文化界结下的不解之缘：1921年秋冬的学校调查及在此基础上的教育讨论会；经历30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育指导，尤其是以国际研究所的大型规模比较教育学的调查研究为基础的对中国留学生的指导以及以中美两国教育界的密切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显著的对华文化事业的展开等，概观了孟禄作为美国教育文化势力对解放前中国渗透过程的主角，发挥了何等巨大的作用。由此可以清晰地发现，美国作为从教育文化方面向亚洲、中国渗透的有效工具而发挥作用的孟禄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及其实践的特质。

（钟启泉 译）

[1] 原载《外国教育资料》，1996年第1期。

[2] 王卓然：《中国教育第一警录》，是当时学校调查的详细记录，由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出版，1923年版，第392页。

[3] 陈宝泉、陶行知、胡适：《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1922年版，第1-2页。

[4] 陈宝泉、陶行知、胡适：《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1922年版，第144页、第152-153页。

[5] 《中华教育改进社简章》，载《新教育》第7卷第2期、第3期，1923年10月。

[6] 《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纪略》，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1期，1922年1月。

[7] 关于孟禄对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学术基础的奠定所起的作用，参照小林哲也《美、英、德比较教育学形成与发展①》，国际基督教大学《教育研究》第5号，1958年12月。

[8] 关于孟禄同中国留学生的关系及其指导的实际，参照阿部洋：《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的陶知行——以资料调查为中心》，载斋藤秋男等编《教育中的民族——日本与中国》，1988年版。

[9] Lin Yin Kao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ttainments of Native Chinese Students Graduating from 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09—1950），1951，p.43.

[10] 关于中国近代的海外留学问题，参照《中国的近代教育参见与明治日本》，1990年版。

[11] 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31，p.3.

[12] Project for Training Foreign Students of Education in 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an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Survey for Foreign Lands，submitted by Paul Monroe，1922.

[13]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achers College to The Rockefeller Education，January 1939，Appendix.

[14] 孟禄等人撰写的外国教育调查的代表性的报告书如下：Monroe，P.and others，Reconstruction in the Near East，1924.Philippine Islands，Board of Educational Survey，Survey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Philippine Islands，1925.Monroe，P.，A Survey of the Public Educational System of Purrto Rico，1926.Monroe，P.Editor，Conference on Examinations，Eastbourne，1931.Monroe，P.Editor，Iraq，Educational Inquiry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Examinational Inquiry Commission，1932.

[15]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Surve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1954，pp.28-33.

[16] 详见阿部洋：《美国利用庚子赔款所作的对华文化事业》，载《美中教育交流的轨迹——国际文化合作的历史教训》（阿部洋编），1985年版，第155-205页。

[17] 《孟禄博士对于庚款用途之意见》，载《教育杂志》第17卷第2期，1925年2月。

[18]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一次报告》，1925年版，第27页。

[19] 根据国际研究所给洛克菲勒财团的《报告书》，孟禄作为国际研究所所长出席中基会会议、1924年的备会，1925年的第一次年会（天津），1926年的第二次年会（北京）、1927年的第三次年会（天津）、1929—1930年的访华及第四次常会等，至少前后7次（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achers College to The Rockefeller Education，pp.8-28）。

[20] 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1991年版，第92页。

[21]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八次报告》，1933年版，第8-12页。

[22]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六次报告》，1931年版，第51-54页。

[23]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报告》，1930年版，第13页。

[24] 《关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事业一事》，载《各国的庚款处理杂事——美国的态度》第2卷（芳泽公使致幤原外相），日本外务省记录，大正十五1926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