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资料调查

前言

大概是去年秋天，大学研究生院的荫山雅博君曾说，由于专修大学的教育课程要以斋藤先生为中心，决定出版斋藤秋男先生的古稀纪念论文集，希望协作。为了报答长年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先行者、经常给予我们指教的斋藤先生，让我写一篇论文。考虑各种题目的结果，作为对把陶行知的研究当作毕生事业的斋藤先生的敬意，我把自己关于对陶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经过作一介绍，我想是适当的。

然而，笔者本来并不是专门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但在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会经常接触到陶行知。在这种情况下，与往常一样会常常从斋藤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学到许多东西。十年前开始，决定对中国近代教育史从中日或日美两国之间的交流关系的观点重新认识，从文部省得到了科研经费，与十几个专家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共同研究。斋藤先生经常参加这项研究，并对年轻学者给予指导。先生把有关陶行知、彭湃、晏阳初等教育家的优秀论稿给我们汇集在作为这个期间成果的论文集《亚洲教育交流——亚洲人日本留学的历史和现状》（1978年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第94集）、《亚洲现在产生的教育思想》（1981年行政）和《美中教育交流的轨迹——国际文化合作的历史教训》（1985年霞山会）之中，为研究做了重要贡献。

在这些研究中，中国人的美国留学问题经常与日本留学问题一起被采纳。在以美国留学的现状及它的历史背景的解释说明为中心的研究题目里，正式登载的是在1983—1985年进行的综合研究《美中两国间的教育文化交流——它的历史和现状》一文。而且，以此作为“解放前”的一个问题，决定考察陶行知、胡适、陈鹤琴、蒋梦麟等在美国留学的归国者的社会活动和作用。特别是想通过了解他们为改造中国教育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来调查美国的教育文化，特别是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是如何在中国社会浸透、扎根的。这些研究工作是以斋藤先生为首，小林文男、荫山雅博、一见真理子等也参加了研究。

笔者也参加了这个中国人亚洲留学史的研究，与他们一起，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特别是致力于有关资料的调查和收集，日本国内不用说了，在访问中国、美国之际，也留心调查收集有关的资料。特别是1984年7—8月在丰田财团的资助下进行的美国调查中，在议会图书馆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等学校的图书馆和公文档案馆里进行系统地资料收集。其中，最集中调查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以下，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料调查为中心，就陶行知和与解放前的中国留学生有关问题加以叙述。

在这里，特别提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因为“解放前”的中国教育受来自美国的影响很大，起到中心作用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保罗·孟禄（Paul Monroe）和威廉·克伯屈（William Kilpatrick）等著名教育家们，都是以此为据点进行活动，该学院成为当时实用主义教育研究的中心。因此，来自外国的许多研究教育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其中中国留学生在各国学生中人数最多，陶行知等多数解放前有代表性的中国教育家都在该学院学习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一、有关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的资料

在1984年夏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调查中，曾在巴德拉图书馆和凯德哈鲁亚洲图书馆等从事收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有关资料。特别是有关师范学院在籍中国留学生的资料，我们利用了该学院教务部的学籍档案室（Registrar's Office）和米尔巴科纪念图书馆的特别资料室（Special Collection，Milbank Memorial Library）里所藏资料和文件。

如前所述，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曾在师范学院学习。据统计，从1909年第一批留学生毕业以来到1949年为止，在这里取得BA（文学士）、MA（文科硕士）、MS（理科硕士）、Ph.D.（哲学博士）等各种学位资格的毕业生有373名。在这期间，在该学院里学习的人数达1810名。在旅行调查中，笔者首先想收集的是与这些中国留学生的学业成绩有关的记录。到纽约后不久便开始经常不断地与教务部长林斯兰德博士（Dr.Rland D.Linsland）交涉，依靠他给我们的调查合作。但是，若不是本人和他们的亲近关系，资料就难以提供。理由是保护个人情报。调查受阻，要想接触那些资料相当困难。对20名程度不同的学生的学业成绩进行详细调查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决定只对在校期间取得学位、专业、修业科目、指导教师等进行概要调查。

回国后，笔者迅速利用各种资料，抽出陶行知等从师范学院毕业的有代表性的20名留学生的姓名，于12月11日发出调查委托信。收到调查结果《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留学生在师范学院》（Chinese Students at Teachers College Pre-world War Ⅱ）已经是翌年，即1985年10月14 日的事了。几位著名教育家被理想地列在该材料的表1中。林斯兰德部长在信中说，由于学籍簿的记载方法中途变更，要做成完全的调查表是有困难的。但是，不管怎样，调查报告的确是关于中国近代教育领导者的留学时代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的确要深深感谢林斯兰德部长及其属下的教务部有关人员的大力协助了。

表1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有代表性的中国留学生的修学状态（部分）

二、有关陶行知在师范学院的资料

前节所列调查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学习状况的报告，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和留学史的资料是相当有价值的。但是，作为个案研究资料还不能说是充分的。因此，笔者决定把调查对象缩小到仅陶行知和陈鹤琴二人，与他们的后代联络，委托他们收集资料，依赖他们的合作。这是由于考虑到如前所说的林斯兰德部长所提出的条件。关于陶行知，通过斋藤秋男先生与陶的次子晓光联系；关于陈鹤琴，通过一见真理子与陈的长女秀霞女士联系。他们都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为了尽快地从师范学院得到他们的父亲留学时代的学业成绩的调查材料，希望给我写来委托书信。

师范学院送来给陶晓光先生和陈秀霞女士的回信的复印件已经是1985年末到1986年1月初的事情了。根据复印件，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籍期间为1915年到1917年，履修了研究生院的哲学、历史、心理学、财政学、进步主义教育的进化、教育社会学初级教程、社会学高级研究教程等科目。然而，送来的那个学籍簿是微缩胶片化了的，由于原来的记录距现在的时间太久，胶片模糊不清，甚至眼看就要消失。因此，上述内容的判断阅读已不可能了。上面的确还有陶受到当时师范学院的出色教授的指导，可以识别的仅仅有康德尔教授（Prof.I.L.Kandel）的名字。

附带说明，关于陈鹤琴的回信也大体相同，原记录已微缩胶片化，极不清楚了。记述了陈在师范学院1917—1918年在籍，1918年6月5日取得了教育社会学的文科硕士学位及“教育学教师”证书 （the Diploma in Education“Teacher of Education”）。指导他的是布瑞格（T.H.Briggs）、罗素（W.F.Russel）、斯纳顿（D.Snedden）、阿格（Rugg）、斯垂伊尔（G.D.Strayer）、塞拉尔（T.H.P.Sailer）、巴格莱（W.C.Bagley）和卡内（M.Carney）等教授。他专修了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中等教育的组织、比较学校制度论、宗教心理学、思考心理学、社会组织、特殊儿童的心理和指导等科目。

从以上所说的经过可想而知，追求陶行知在师范学院留学时代的学习和生活的资料是多么困难啊！因此，毋庸置疑，学院的米尔巴科纪念图书馆的特别资料室所藏的各种资料和文件所给予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

下面列举的二篇中国留学生的学位论文就是佐证。

朱登承（音译）①：《陶行知和中国教育》，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位论文集，1953年版。（Chu，Don-chean；Tao Hsing-chih and Chinese Education，Ed.D.Dissertation of 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53.）

林英稿（音译）②：《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的学术和专业成就（1909—1950）》，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位论文集，1951年版。（Lin Ying Kao；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ttainments of Native Chinese Students Graduating from 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09—1950），Ed.D.Dissertation of 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51.）

这都是师范学院提供的论文。朱（Chu）的论文是少数用英文写的关于陶行知的研究，林（Lin）的论文是对在师范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修业状况和他们在毕业后的活动进行考察的研究。对笔者来说，朱的论文尤为珍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朱的论文利用了上面所揭示的教务部的文件，因为是微缩胶片以前的东西，相当正确地记载了现在的记录中判读不出来的陶在师范学院的修业科目等。而且还把陶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前在伊利诺伊大学时期的科目履修表也转载了。

还有，朱的论文里所记载的修业科目表，没有记载导师的名字，是不完整的，对此欠缺部分本文做了必要的补充。同样，根据特别资料室的《师范学院通告》（Teachers College Announcement）1915—1916年版及1916—1917年版，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师范学院的导师阵容及他们所担任的科目名称及其内容的概要。

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我们可以相当程度地推测出陶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时代的学习状况。根据表2中所列的资料我们知道陶在孟禄（Monroe）、斯垂伊尔（Strayer）、克伯屈（Kilpatrick）、斯纳顿（Snedden）、康德尔（Kandel）等教授的指导下，攻读了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等科目。但是，使陶受影响最大的是杜威教授的讲义和教程。

表2 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活动

资料来源：① 朱《陶行知和中国教育》

②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通告》（1915—1916年，1916—1917年）

三、陶行知给罗素院长的书信

米尔巴科图书馆特别资料室里的资料、文件中最有价值的实际上是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寄给师范学院院长罗素（J.E.Russel）的书信。为供参考，我将译文转载于后。这是陶行知亲笔写的英文书信，因为是从资料室的罗素文件（James Earl Russel Papers，Folder 756A）中发现的，在调查中得到资料室戴维·门特博士（Dr.David Ment）的协助。

这封信是陶转学到师范学院半年后，由于导师孟禄教授的关照，决定领受利文斯顿奖学金（Livingston Scholarships）时写的。在这封信里，他向与选拔有决定关系的罗素院长谈了自己从前的经历和今后的研究抱负，对于不曾用自传形式讲自己的陶行知来说，可以说这是极珍贵的资料。事实上，从这封信可以了解到陶在美国留学时代和他在以前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部分是和以前的定论不相符合的，对这些就有修正之必要，还有的定论需再做研究。此外，陶在书信中把自己当时的年龄写成22岁（实际上是25岁）等一类的错误也是有的。

哥伦比亚大学

哈特利会馆1010房间

1916年2月16日

敬爱的罗素院长：

我很高兴收到了您2月11日的来信。信中您要我把自己的经历及将来的抱负作一简单说明，因为这是利文斯顿奖学金发放者所关注的。我很高兴按您的要求去做。

我现在22岁。生于徽州——一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地方。我的早期教育是从我父亲和别的先生那里得到的，一直到14岁。以后我进入中国内地教会学校，在格贝思先生（Mr.Gibbs）的指导下学习，在当时他是唯一教授西洋课程的人。两年后，由于格贝思先生回英国，学校关闭了。我决定转到杭州学习医学。然而，由于这所学校对非基督教徒和基督教徒在课程方面存在着严重差别，所以仅三天时间我便撤回注册。我失望地返回徽州，专心自修了一年英语。尔后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学习。在那里非基督教徒和教徒都受欢迎。进入金陵大学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我重返徽州，被选为州议会秘书，在那里服务了半年。以后又继续到南京学习。由于其他学生的支持和大学当局的信赖，我开始编辑出版大学学报的中文版。在保温博士（Dr.Bowen）和亨克博士（Dr.Henke）的指导下，又受到詹克教授（Prof.Jenk）的《基督教的社会意义》的影响，1913年我成了基督教徒。在金陵大学第五学年末，即1914年6月，我取得了初级学位。在双亲和朋友们的援助下，我动身去伊利诺伊大学。在那里度过了一年，不仅受到了重要的教育，而且还获得了劳动的副产品，即政治硕士学位。在伊利诺伊的后半年，我担任了学生会的秘书。

作为在美国学习的最终目标，我三年前就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然而，由于资金不足，到这里来学习被推迟了。我生活的唯一目的，不是通过军事革命，而是依靠教育来进行民主主义建设。当看到共和国突然诞生所引起的各种弊端之后，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真正的共和制就不能存在。作为我终生的事业——从事教育行政的想法是去年夏天在日内瓦湖举行的Y.M.C.A.（基督教青年会）的夏季大会上才明朗起来的。当我遍访所有的大学之后，我发现对我来说，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才是最好的大学。然而，选择大学和具有进入该大学的充分资金是两回事。由于1915年1月父亲去世，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全落在我的肩上。我的经济状况几乎到了致命的程度。然而，幸运的是，在我决定来师范学院后不久，我国政府授予了我部分奖学金。奖学金和其他各种援助至少给了我开始学习的勇气。然而，纽约的生活费远比我想象的高，半年后我发现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想要完成学业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经孟禄博士介绍，我开始申请利文斯顿奖学金，您就慷慨地授予了我。除了衷心的感谢外，我想向您和利文斯顿奖学金寄赠者说明，在斯垂伊尔教授和其他先生的指导下，在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之后，我将回国同其他教育者合作建立我国有效的国民公共教育制度，以便仿效美国人的足迹，也能保持和发展真正的唯一能实现正义与自由理想境界的民主。

如果你能告诉我住在该市附近的捐赠者的名字的话，我有机会将去拜见他们。请给予关照。谨致问候。

非常尊敬您的

陶文濬

四、关于陶行知书信的若干感想

读了上面的书信，把想到的几个问题写出来。

首先，就美国留学以前的时期可以看出：

14岁的时候曾入英系宣教团体内地会所经营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向格贝思先生（Mr.Gibbs）学习。在日本被弄错当作格贝思恩先生。

二年后的1908年，他转学到杭州广济医学堂，这是格贝思先生回英国，学校关闭了的缘故。但是，因为所转到的广济医学堂对非基督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差别非常厉害，陶行知在校仅三天就退学了。关于这一点，在《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的附录年表中可以看出，入该校是1908年春，退学在同年秋，约半年在籍。 据陶说，医学堂退学后曾回到故乡自修一年时间的英语，然而这段故乡的生活从来就不知道。以后，入金陵大学，好像在这里非教徒也受欢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回故乡一段时间，做了半年时间徽州议会的秘书工作。这件事，这一回才初次弄明白了。

自那以后，重回大学学习，受到校长保温博士（Dr.Bowen）和亨克博士（Dr.Henke）等许多教师的教导。而影响特别大的是詹克教授（Prof.Jenk），他的讲义《基督教的社会意义》（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Teaching for Christ）使陶深深铭感，陶自己说1913年成为基督教徒。在这之前，据陶的长子陶宏说，陶并不是基督教信仰者，大概对这一点有必要再做研究吧。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留学时代的陶行知在伊利诺伊大学时期的情况吧。

1914年8月，陶行知得到双亲和友人们的援助，到美国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生活了一年，这期间取得了硕士学位（M.A.Degree）。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他担任了中国留美学生会（The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干事职务。顺便提到的是他在伊利诺伊大学时期修业的科目，根据朱（Chu）的论文，制成表3。

表3 陶行知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学习活动

关于陶行知何时把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选作最理想的求学场所的问题，据他自己说是在写这封信的前三年，即在1914年入伊利诺伊大学前后，当时只是由于经费不足而未能转校。据他说，为了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共和政治、民主主义，除了向民众普及教育外，别无他法。他确信学习教育行政，师范学院是最理想的场所。年轻的陶行知的教育救国的热情，此刻好像烈火一般开始燃烧了起来。

陶再次决心转学到师范学院，据他说是由于1915年夏天在威斯康星州日内瓦湖举行的Y.M.C.A.的夏季大会上得到启示的缘故。他所指的这次会议大概就是这年6月18—27 日中华北美基督教学生会（Chinese Christ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in the North America）与全美学生会议（American Students Conference）共同在日内瓦湖举行的夏季大会。

以这次会议为契机，陶从都市行政和政治学的学习转变为对教育学，特别是对教育行政的研究和关心。这一点从前面列举的第三表里所显示的伊利诺伊大学学期修业科目的变化，特别是1915年夏学期他所专攻的科目，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1915年1月陶的父亲去世，尽管陶的经济状况恶化了，那年秋天之所以能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要是由于他被录取为由义和团事件赔偿金支持的留学生派遣制度的“半费生”，保证了最低限度的留学经费。众所周知，美国把1910年以来义和团赔偿金的一部分偿还中国，清政府以此为基金，开始实行官费留学生派遣制度。这个制度规定，除了在留学预备校——清华学校毕业的享受向美国各地大学派遣全部经费无偿的“全费生”之外，还规定在经费有剩余的时候，可以对已在美国留学的自费生也支持部分奖学金，享受“半费生”待遇。对在大学学习二年以上课程，成绩优秀而生活困难的学生供给奖学金，金额每年50～100美元，这由驻美公使和驻美学生监督选定。陶所写的“中国政府授予半费奖学金”就是指的这件事。

在师范学院学习期间，陶在何处居住，以前是不明白的。根据这封书信知道陶转到师范学院后半年，当时是1916年2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巴德拉图书馆旁边的哈特利会馆（Hartley Hall）的10层10号宿舍居住。

在大都市纽约的生活比陶所想象的还要苦，陶认为这样下去继续求学是不可能的。他与指导教师孟禄教授商谈，由于教授的推荐而能够取得利文斯顿奖学金。这个奖学金被认为是为在师范学院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特别设置的。

根据这封信我们明白了，陶在师范学院学习过程中受到了孟禄教授、克伯屈教授、斯垂伊尔教授、康德尔博士等许多教授的指导。特别是弄明白了他在斯垂伊尔教授的指导下研究美国公共教育行政的问题，并要把普及国民教育的思想应用到中国教育的发展中。

另外，在师范学院学习期间，使陶得到公私两个方面最好照顾的是孟禄教授。他当时担任教育系主任（Director，School of Education）的要职，1913年开始访问中国以来，对中国的教育表现出强烈的关心。以后受教育界人士的邀请，经常不断地访问中国，接受关于教育改革的咨询，还精力充沛地利用美国对义和团事件的赔偿金促进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事业，等等，加深了与中国的关系。他热心于对中国留学生的指导。据说，他对陶的学识和人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根据朱（Chu）的论文，在师范学院教务部的文件中，关于陶的博士学位的审查，孟禄教授给学位审查委员会委员长、政治哲学院和纯科学学院院长伍德布里奇博士（Dr.Frederick J.E.Woodbridge）的推荐信（1917年7月26日）还保留着。译文如下：

“在推荐授予博士学位之前，我建议为陶文濬先生指定考试日期。这是一个特殊情况。陶先生已满足在籍期间的必须事项，论文题目也得到认可，现在正在致力于论文的完成。但是，这篇论文只有当他回国以后，进行有关资料的收集和选择方能完成。然而，他觉得他不可能从中国再回来了。他今后要从事与政府有关的教育事业。因此，我建议特别委员会马上举行考试，论文一经完成，即可委托特别委员会评审。建议考试日期最好定为8月2日。”

根据这封信，孟禄教授认为陶已完全具备了取得博士学位的前提条件，连论文的题目也决定了，就那样不取得学位回国甚感惋惜。所以他建议伍德布里奇学位审查委员长把陶作为特例，把本来应该在论文提交后再进行的考试提前举行。归国后完成论文，只要一提交论文，就可授予陶博士学位。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孟禄教授对陶的高度评价。陶归国后两者之间的信赖关系好像一直保持着，这清楚地表现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和中华教育文化董事会两者之间的合作中。

结束语

上文主要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务部和米尔巴科图书馆特别资料室所藏的资料和文件，由此可以了解以前未必清楚的中国近代有代表性的教育家陶行知的美国留学时代的学习、生活状况的一部分。这篇文章，如能对今后陶行知研究的进展多少起点作用的话，我将感到莫大的荣幸。

（冬景 晓玲 译）

[1] 原载《教育中的民族问题——日本与中国》，明石书店，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