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苏霍姆林斯基是“自学成才”，而陶行知先生是地道的“科班出身”。陶行知先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和保罗·孟禄的得意门生，系统学习过美国公共教育管理、学校与社会、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财政学、教育社会学等课程，具有良好的教育理论素养。但是，并不是所有有理论素养的学者能成为真正的教育家。陶行知的成功，与他所走的一条独特的道路、与他所处的独特的时代密不可分，是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造就了陶行知。

1917年秋，陶行知由美留学返国，担任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次年起任该校教务主任。在任教务主任期间，他就尝试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将课程的必修制改为选修制，将只招男生改为男女并招。他还参与组建了中华新教育共进社，创办了暑期学校和安徽公学。1923年7月，他放弃了自己在大学的教职，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华教育促进会的工作，先后开展了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和民主教育六大运动，创办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与社会大学等学校。其生活教育的理论就是在这一系列丰富的教育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活动时刻给陶行知先生以启迪与挑战，使他能不断地超越既成的理论，超越过去的自我。陶行知先生教育科学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是重视教育试验。他曾经说过：“试验虽不必皆有发明，然发明必资乎试验。人禽之分，在试验之有无；文野之别，在试验之深浅。”并认为从赫尔巴特到杜威，教育家“先生辈出，凡所建树，皆根本于试验”。“欲教育之刷新，非实行试验方法不为功。”从1927年3月15日他创办的第一所实验学校——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开始，他一生都没有停止过教育试验，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不同类型的教学组织形式，都是陶行知探索中国教育改革道路的重要试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4所学校就是他研究和发明的生活教育理论的“试验室”。陶行知先生在美国教育家孟禄与中国教育界人士饯别的会上曾经说过：“有试验的精神，然后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分的发现。”可见，如果只是熟读理论，满腹经纶，而不去试验，不想实践，永远只能是纸上谈兵，于事无补，只是空头的“理论家”而已。

追求卓越、大胆创造是陶行知先生教育科学研究的另一个特色。陶行知曾以《第一流的教育家》为题阐述了自己的教育理想：“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并认为，“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陶行知本人一开始就是按照“第一流的教育家”来设计和要求自己的，为了追求这样的境界，他上下求索，反复试验，将杜威的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为了追求这样的境界，他放弃了大学教授的优厚生活待遇，与贫民难童一起过着清苦的生活。他曾经要求自己著书立说，“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他既反对因袭传统，也反对仪型他国，而主张走自己的路，大胆地创造。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成就与他这种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陶行知先生教育科学研究道路的第三个特点是他始终不离开如火似荼的社会政治生活。他曾经告诫生活教育社的同仁：教育不是玩具，不是装饰品，不是升官发财的媒介。教育是一种武器，是民族、人类解放的武器。他立志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他的教育理论始终是围绕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而展开的；抗战期间，他的生活教育的中心是救亡图存的“国难教育”；抗战胜利后，为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他的生活教育的主题是民主教育。教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念，始终是激励他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

[1] 原载《走近最理想的教育——著名教育家朱永新教育精华》，桂林，漓江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