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评论家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教育家，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陶行知。不论这个结论是否正确，这两位伟人的确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有着惊人的毅力和富有魅力的人格，他们都对乡村问题和大众教育表现出极火的热忱，他们都对传统教育提出了无情的挑战。在陶行知逝世后，毛泽东的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很快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表达了他对陶行知的崇敬与悼念之情。在毛泽东以后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我们依稀可辨陶行知的影子，依稀可辨生活教育思想的印记。

一、生活教育运动的历程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是在其生活教育运动的历程中酝酿、形成并发展的。虽然人们一般把陶行知领导的生活教育运动划分为六个时期，即乡村教育运动（1927—1930年）、普及教育运动（1931—1935年）、国难教育运动（1935—1937年）、战时教育运动（1937—1939年）、全面教育运动（1940—1945年）和民主教育运动（1945—1946年），但如果系统探讨生活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平民教育运动，追溯到陶行知早年的经历。

1.生活教育思想的酝酿期

陶行知生于安徽省歙县，家境贫寒，自幼无力入学。后得到私塾先生及外祖母的帮助，先后在家乡和休宁县就读。童年的生活不仅使他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使他认识到传统教育的负面；不仅使他目睹了贫苦人民的艰难生活，也使他看清了官宦富人的伪善和对穷人的欺凌。

1914年，陶行知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在题为《共和精义》的毕业论文中，他明确表达了强烈的亲民、爱民、救民的思想感情，并把教育作为实现共和理想的重要手段。他写道：“吾于共和之险象，既已详言之矣。然戒险防险，思所以避之，则可；因畏险而灰心，则大不可也。避之之道唯何？曰：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止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2]可以说，陶行知此时已充分认识到了教育的社会功能，认识到教育对于培养自由的国民精神和个性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这是陶行知作为教育家的人生起点，也是生活教育思想的源头之一。

同年，他怀着“通过教育而非武力来创建一个民主国家”的理想，赴美留学深造。初入伊利诺斯大学攻市政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成为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的弟子。在这个他向往已久的“圣地”，他接受了作为一个教育家所必备的理论熏陶，学习了“美国大众教育管理”“学校与社会”“教育史”“教育哲学”“进步社会与教育”“实践的教育社会学”等多种课程。陶行知早年对传统教育的不满和改造中国的愿望，在这里得到了理论上的系统武装。而作为反传统教育的旗手和建立新教育的开创者的杜威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他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儿童为中心”和“从做中学”的四大教育纲领，进一步验证和强化了陶行知那似明朗而又朦胧的教育理念。虽然以后他根据中国的国情把先生的学说“翻了半个筋斗”，变“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为“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把“从做中学”发展为“教学做合一”，创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但杜威的学说无疑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形成的直接来源。

从1917年秋回国后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与论文中，我们还时隐时现可以看到陶行知接受杜威影响的痕迹。如在向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和第一女子师范师生所作的《师范生应有之观念》的演讲中，[3]他明确提出“教育为制造社会需要之事业”的命题，认为“教育为改造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这同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所说：“教育在形成社会意识的过程中起着一种调节作用，而这种社会意识的个人活动的调节作用，是社会改造的唯一真正的方法，”可谓如出一辙。他认为“教育者乃为教养学生而设，全以学生为中心”，与杜威所说“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自身的社会活动”相互辉映。在《新教育》一文中，[4]他阐述了“新学校”的特征：“学校是小的社会，社会是大的学校。”无疑也是杜威“学校即社会”思想的折射。

1919年5月，在胡适和陶行知的促成下，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的邀请来华访问。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杜威在11个省市作公开演讲，系统论述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政治、道德观念等。其中有关于平民主义教育的思想和反对传统教育对青少年的束缚、禁锢，由于主张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教学的民主、受教育权的扩大、学校的民主管理等，适应了中国教育界一部分知识分子寻求“革新之路”的需要，也适应了“五四”运动时科学与民主的社会思潮。

杜威在南京和上海的行程是由陶行知陪同和安排的。在南京，他作了“平民主义的教育”的讲演。杜威在讲演中说：“我观察中国社会教育，受教育者也大为有势力、有金钱的贵族子弟，根本没有平民教育，并且又偏重男子，轻视女子，像这样的教育就叫作阶级教育。平民教育乃是公共的教育，是国民人人所应享受的。”又说：“我们实施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个人受着切合自己需要的教育。实施平民教育的方法，要使学校生活真正是社会生活。这样看来，人民求学的主旨就是求生活的道路，这就是真正的目的。”

在杜威来华之前，中国平民教育的序幕已经拉开了。不仅陈独秀、李大钊等号召教育要走“庶民”的方向，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的工人夜校、邓中夏在北京发起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团讲演团”，也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活动。而杜威关于平民教育的系列讲演，则给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平民教育由一种政治性质的运动发展成真正的教育运动，一场波澜壮阔的平民教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

从此以后，陶行知也把主要精力逐步投身于这场浪潮。1923年11月12日夜，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5]1923年至1926年，陶行知全身心地为平民教育而奔走呼唤。在他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他和朱经农合编了《平民识字课本》（又称《平民千字课》），以解决平民教育的教材问题；为了解决平民教育的师资与校舍，他又发明了“连环教学法”和“平民读书处”。

在平民教育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陶行知已冷静地注意到农民问题与农村教育问题，认为平民教育的方向应发生变化。1924年10月，他在《中华教育界》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6]与此同时，他的生活教育思想也渐趋明朗。在《我之学校观》一文中，陶行知提出了“学校以生活为中心”的观点，并认为学校生活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生活的起点，改造社会环境要从改造学校环境做起。[7]

2.生活教育思想的形成期

1926年11月21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试验学校，在南京明陵小学召开了第一次研究会暨乡村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陶行知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信条》的演说，较为明确地阐述了他的教育观点，生活教育的思想也初次系统提出。他说的信条共有18项[8]：

（1）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2）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

（3）我们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就是教育的出发点。

（4）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

（5）我们深信教育应当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

（6）我们深信教法学法做法合一。

（7）我们深信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

（8）我们深信教师应当以身作则。

（9）我们深信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

（10）我们深信教师应当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奋斗精神。

（11）我们深信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

（12）我们深信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

（13）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14）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

（15）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征服自然，美术的观念去改造社会。

（16）我们深信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

（17）我们深信最高尚的精神是人生无价之宝，非金钱所能买得来，就不必靠金钱而后振作，尤不可因钱少而推诿。

（18）我们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信条》中提出的若干观点，如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教法学法做法合一、教育应培植生活力等，是生活教育思想的最初表述。在《信条》中，他还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向农民“烧心香”的愿望，决意把“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在随后不久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的《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陶行知拟订了一个庞大的乡村教育计划，即“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这个计划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自然是难以实现的，但陶行知并不气馁，从创办晓庄试验师范学校开始，在乡村教育的实践中走上了与工农劳苦大众相结合的道路。

1927年到1930年，这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全面形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等文章，形成了系统的生活教育理论。

在这一时期，生活教育思想产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一次质的飞跃。陶行知过去的生活教育思想主要论点是：

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的就不是教育；

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是坏生活就是坏教育；

是认真的生活就是认真的教育，是马虎的生活就是马虎的教育；

是合理的生活就是合理的教育，是不合理的生活就是不合理的教育；

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

所谓之生活未必是生活，就未必是教育。[9]

这里，陶行知已认识到整个生活的教育意义，认为离开了生活的教育是没有出路的，还没有明确提出教育之于生活的能动作用。为此，他把杜威“教育即生活”翻了半个筋斗，变成了“生活即教育”。这时生活教育思想的主要论点也发生了变革：

是康健的生活，就是康健的教育；是不康健的生活，就是不康健的教育；

是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是不劳动的生活，就是不劳动的教育；

是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是不科学的生活，就是不科学的教育；

是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是不艺术的生活，就是不艺术的教育；

是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是不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不改造社会的教育；

是有计划的生活，就是有计划的教育；是没有计划的生活，就是没有计划的教育。

这样，教育就不再是被动地适应生活了，而是主动地改造和能动地创造，是要变不健康的、不劳动的、不科学的、不艺术的、没有计划的生活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有计划的生活，要通过改造生活、改造社会来改造教育。而社会的改造显然是革命性的行为。“陶行知以后的教育活动和民主政治活动为他的理论作了最好的注释。如果还是用改良主义的、教育改造社会的观点看陶行知，就无法解释陶行知后半生革命的、不妥协的战斗性了。”[10]

在这样的理论驱动下，陶行知领导的晓庄学校开展了若干改造社会的革命性活动，结果学校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陶行知也被通缉，不得不于1930年秋亡命日本。在日本的半年左右时间中，他目睹日本教育的普及与科学技术的发达，心中孕育了生活教育的下一个蓝图。

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国内，生活教育运动进入了普及教育运动的时期。为了普及科学知识，他发起了“科学下嫁”运动，创立了自然科学园，编辑了《儿童科学丛书》与大众科学教科书。在通缉令取消后，陶行知在《申报》发表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以文艺体裁表达他生活教育的思想。又在上海市郊办起了“山海工学团”，并创造、推广了著名的“小先生制”。

1931年到1935年，陶行知先后发表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怎样培养普及教育的人才》《小先生与民众教育》《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等文章，进一步阐述生活教育思想。在这个时期，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和对普及教育的关注两个方面。

在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方面，陶行知列举了传统教育的七个弊端，即学校与社会相隔离；生活与教育相分家；师生的界限太严格；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教劳心者不劳力，不教劳力者劳心；教人把智识装满了再去行；教少数人升官发财等。在《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一文中，他更深刻指出：“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生活教育，是打倒吃人的教育。”[11]他认为，传统教育有两种吃人的方法，一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即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最后读书死；二是教学生吃别人，即教人升官发财，吃农人、工人的血汗。而现代教育则教人做人，教人生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教人在劳力上劳心，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做机器的主人。在《给国英的信》中，陶行知更简洁地指出了生活教育有别于传统教育的基本原则：（1）社会即学校；（2）生活即教育；（3）劳动即生活；（4）教学做合；（5）在劳力上劳心才是真正的做；（6）行是知之始；（7）教小孩子自己教自己；（8）教小孩子做小先生；（9）教劳苦大众自己教自己；（10）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11）不愿教人的人不配受教育；（12）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12]

在普及教育方面，陶行知不仅身体力行地编写《老少通千字课》和科学普及读本，而且提出了用小先生普及教育的方法。在《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一文中，他提出了普及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为中国普及教育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方案，从师资问题（如全国小学生总动员做小先生、全国识字成人总动员做传递先生、全国知识分子总动员辅导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推进、举办小先生养成所）、教材问题，到财力与法律的保障，以及评价措施、组织体系，都进行了具体的论证与规定。如果这个方案得以实施，中国的现当代教育史也许就要改写了。

3.生活教育思想的发展期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运动。救亡运动赋予了生活教育以新的内涵，引导生活教育汇入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根据陶行知“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的理论，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自然就是国难教育。

在“一二·九”后的第三天，陶行知就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知名人士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并筹组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次年2月，他又发起组建“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等文件。为了从理论上引导国难教育的顺利发展，陶行知撰写了《中国大众教育问题》的长篇论文，系统阐述了国难教育的目标、对象、教师、课程、组织、方法等问题，提出了国难教育的具体方案。他认为，国难教育的目标是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和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

国难教育的对象是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困难，教育知识分子将民族危机之知识向大众传播。

国难教育的教师是前进的大众、前进的小孩、前进的教师和前进的技术人员。

国难教育的课程是政治经济专家的演讲讨论、防卫作战技术的操练、医药救护的实习、交通工具运用的实习、国防科学的研究、大众教育的推广研究。

国难教育的组织是成立学生、教师和各界大众的救国会和救国联合会，以实施学生、教师和大众之国难教育。

国难教育的方法是推动报纸、杂志、戏剧、电影、说书人、无线电播音积极针对民族解放的宣传；变通各校功课内容，使适合于解决困难之需要；运用县、市、乡现有组织及集会，宣传民族危机及解决国难的路线；推动家庭、店铺组织国难讨论会、读书会；开办或参加识字学校，使此种学校对解决国难发生效力；长途旅行，唤起民众组织起来救国；必要时游行示威。

陶行知向从事困难教育的同志疾呼，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教育而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而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13]，只有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的教育，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教育。

国难教育方案的提出与实施，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承上启下，促使生活教育运动向纵深发展，也使生活教育的思想日益丰富。1936年3月16日，《生活教育》发表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之特质》，分析了生活教育所具有的“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等特点，并指出了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生活教育所肩负的使命。他说：

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争取大众解放的生活教育，自有它应负的历史的使命。为着要争取大众解放，它必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着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它必须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因此，推进大众文化以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是成了每一个生活教育同志当前所不可推却的天职了。[14]

国难教育将普及大众教育与争取民族解放有机地统一起来，强调“大众教育与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不可分开的大革命，这就把过去的生活教育思想从过去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的水平上升到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境界，使生活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1936年7月，陶行知应邀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受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发动海外侨胞共赴国难。在海外，他先后走遍28个国家和地区，争取国际声援。抗战爆发后，生活教育运动又从“围难教育”转变为“战时教育”，《生活教育》也改为《战时教育》出版。陶行知在桂林主持了《生活教育》社成立大会，并提出了生活教育者在抗战建国的时代中的四项任务：“①力求长进，把自己的集团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②影响整个教育界共同求进，帮助整个教育界都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③参加在普及抗战建国的生活教育的大运动里面帮助全民族都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④参加在普及反侵略的生活教育的大运动里面帮助全人类都变成反侵略的真力量。”[15]

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的理论“在战时，更显出它的优点”，生活教育在抗战中能作出以下贡献：①生活教育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之工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危害我们生存的关头，生活教育者每上一课自必要问：这一课对于抗战能有多少帮助？②生活之变化是教育之变化，真正的抗战教育，必须通过抗战生活。③社会即学校，不能专在后方流连，要联想到前方，在后方办学校也要尽力把教育的力量输送到前方和沦陷区。④人民集中的地方便是教育应到的地方，要注意到将战时教育推广到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壮丁训练处、防空壕和山洞里。⑤集团的教育力量大于个人的教育力量，帮助学生团结起来，进行战时的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⑥“生活影响生活”，人人都能即知即传，要使整个民族不分男女老少都从炮火中发出力量。⑦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是最有效的生活法和最有效的教育法，所以要以抗战建国的行动为中心，而不陷落在虚空里面。⑧到处可以生活即到处可以办教育，生活教育者的学校是炸不散的。所以，陶行知对生活教育的前途充满信心，深信“生活教育必定能够发出伟大的力量，帮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帮助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并且帮助创造一个和平的新世界”。

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周年纪念之际，陶行知在《战时教育》上发表了《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系统总结了生活教育所走过的历程，布置了“继续已往的工作”“负起当前的任务”和“加强我们的力量”等主要任务，并特别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展开全面教育以配合全面抗战而争取全面的最后胜利。

在抗战处于相持的困难阶段，陶行知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并着力为未来的社会培养人才。由他创办的育才学校就是这种既注重抗战又着眼建国的新型学校。正如他在为育才学校拟订教育纲要草案中所说：“今天育才学校的儿童必须过战时生活，必须为抗战服务，必须在抗战洪炉中锻炼，否则我们便没有理由希望他们成为未来的建国人才。育才学校的教育，不是挂名的建国教育，而是抗战与建国统一的教育，抗战建国教育。”[16]

创办育才学校，进行特殊儿童的人才教育，对于生活教育运动来说，是一次全新的理论与实践的尝试。生活教育运动也从此进入了人才教育或全面教育运动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陶行知先后撰写了《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我的民众教育观》《我们的校徽》《谈生活教育》《我们不是企图取消学校教育》《育才二周岁前夜》《育才十字诀》《创造宣言》《创造的儿童教育》《创造年献诗》等重要文章与文集，论述了培养学生生活创造能力的思想，从而使生活教育思想的创造性内涵进一步得到丰富。

在这一时期，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进一步趋于完善，虽然战火纷飞、生活困窘，他无法构思鸿篇巨制，但对于教育理论的探索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他主要就育才教育的性质、集体生活的教育、真善美的教育以及创造教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创造教育的理论，将生活教育思想又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胆略投身于反内战、反独裁、争和平、争民主的斗争，并不失时机地把生活教育运动的重点转移到民主教育阶段。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以及《全民教育（为四万万中国人民提倡民主教育的初步计划）》两篇文章中，陶行知按照生活教育的原理，针对中国的社会实际，提出了具有生活教育特色的民主教育思想。

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所追求的民主，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旧民主，也不是形式上庸俗的旧民主；而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由人民大众作主的民主，是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的新民主。

民主教育的目的，是把“文化为公”“教育为公”与因材施教结合起来，把国民教育与人才教育统一起来。

民主教育的方法，关键是把生活与教育联系起来，不限于一种，要多种多样，因材施教；其次是“来者不拒，不能来者送上门去”，把社会作学校；最后是解放学生的眼睛、双手、头脑、嘴、空间和时间，使学生走上创造之路，手脑并用，劳力与劳心结合。

民主教育的教师，必须具有虚心、宽容的品质，能与学生共甘苦，跟民众学习，跟小孩子学习，肃清形式、先生架子、师生的严格界限。

民主教育的教材，应从丰富中求精华，教科书以外求课外的东西，并且要从学校以外到大自然、大社会中求得活的教材。

民主教育的课程，在内容上应该让人们能了解社会，有科学的生产劳动知识，启发民众争取抗战胜利与民主自由；课程组织要铺成多轨，普及与提高并重，要有系统性和弹性。

民主教育的学制，应遵循单轨出发、多轨同归和换轨便利三原则；考试不鼓励个人的等第，只注意集团的成绩，不以分数定高下。

民主教育的行政，应鼓励人民自己办学校，鼓励学生自己管自己的事，反对官僚作风。民主教育的校长有四种任务：一是培养在职教师，使他们不断进步；二是通过教员使学生进步；三是在学校中提拔为老百姓服务的人，如小先生之类；四是将校门打开，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动员学校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从而使学校成为民主的温床，培养出人才的幼苗。

陶行知的上述民主教育思想，是对生活教育运动二十余年的经验和教训所作的初步总结，也是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对生活教育思想进步的丰富与完善。在这一时期，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的新方针：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方针。他还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所应建立的民主教育制度提出了详密的构想，绘制了一份理想的蓝图。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而病逝，但他的生活教育运动并未因此而画上句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生活教育，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到今天，即发展到今天，而且还要一直存在下去、发展下去而达到最高的生活即最高的教育。”[17]为了创造“最高的生活”，生活教育总是与时代并进，总是把握当前的生活，这是生活教育不断发展的历程的写照，也是生活教育思想最富有生命力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