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开始对陶行知其人其说作系统研究的，是一位美籍华裔学者朱宕潜。据朱自述，陶行知对他的一生影响极大。早在1925年，他还在一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首次聆听了陶行知关于民众教育的演讲。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阅读陶行知有关民众教育的论著。在1929年至1930年期间，他作为大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做研究时，常去参观陶行知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的情形使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教育应该如何改革。从这时起直到1946年，他钻研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并且得以与陶本人保持着联系。在中日战争期间，他任河南信阳师范学校校长时，曾组织他的同事和学生同军队和民兵一起工作，教民众如何更进步地生活和战斗。他还在战区实施“生产教育计划”“师范教育计划”和“乡村教育试验”等特殊计划，而从事这类实践的观念就是根源于陶行知的教育哲学。陶行知的教育理论给他的教育实践以巨大的鼓舞和启迪。由于上述原因，朱宕潜在50年代初赴美攻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博士学位时，就选择了以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作为其研究对象，并在1953年向校方提交了题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博士学位论文。

这篇博士论文由结论和八章构成。在结论中，朱宕潜首先对陶行知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予以充分肯定，指出：“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最有影响的代表者，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批判地分析了中国传统教育。他发起和领导了许多教育改革运动。他的教育理论创立于现实的教育试验基础之上。他根据对中国人生活和社会的直接研究，创立了一种独特的教育模式。虽然他是一位知识分子，但却成为民众的导师和朋友。他对中国教育界和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历史将表明他所占有的地位类似于美国的贺拉斯·曼（Horace Mann）和智利的多明戈·福斯狄罗·萨明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接着，他阐明了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外来文化思想的关系，指出：“美国文化和教育对于陶行知发展他的教育理论甚有启迪。当然，其他国家的影响也不可忽略。但陶行知既不是完全拒绝外国的教育理论，又不是毫无保留的接受过来服务于中国人民，他仅仅是利用这些理论以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因此，他为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

基于以上认识，他为自己这篇论文确定了三个任务：一是阐明什么是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二是找出其产生原因；三是评估陶行知其人其说对中国现代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围绕这三点，他撰写了八章内容。第一章探讨了陶从1917年到1946年主要的教育实践和理论，介绍其生活和工作；第二章叙述了1917年至1927年，陶任南京教育界领袖和在平民教育运动中的表现；第三、四、五章则分别论述了1927年至1930年，陶在南京郊外晓庄提倡和从事的有意义的教育试验；第六、七两章介绍了陶1930年至1936年在上海的教育试验，以及1938年至1946年在重庆的教育试验；第八章是全书的总结。由于作者本人的特殊经历，因而这篇博士论文相当准确地阐述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陶行知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篇博士论文在某些史实的记述和思想的解说上尚有不周之处，但对当时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开展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就在朱文提交校方的几年后，知名学者、哈佛大学的孔斐力（Philip A.Kuhn）教授也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59年出版的《中国论文》第13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陶行知，一位教育改革家，1891—1946年》的专题论文，介绍了陶行知其人其说，辨析了陶行知与杜威以及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并提出了晓庄是陶行知事业上的巅峰的论断。该文所提出的若干论点后为不少学者所赞同，并作了进一步发挥。

1966年，朱宕潜将其博士论文以《新兴国家的教育型：陶行知在中国的工作，1917—1946》为题，由台湾台南高昌印刷公司正式出版。在该书的正文前面，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荣誉教授克拉伦斯·林顿（Clarence Linton）所作的一篇序言。林顿在序言中称陶行知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改革家之一”，认为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面临的教育问题与今天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因此，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于今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来说，富有借鉴意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了。突出表现为越往后研究成果或出版的间隔时间越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陶行知研究在欧美学术界日益受到重视。

1970年，陶行知被作为一重要条目收入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极大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第3册，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辞典主编包华德（Howard L. Boorman）曾于1947—1950年和1951—1954年先后在美国设于北京、香港的外事机构任中文秘书。这部大型传记辞典是1955年包华德提出建议，由福特基金会提供经费，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持下编写的。它收入我国辛亥革命以后各方面有名人物的传记595篇，约140万字。除主编包华德外，参加编辑工作的先后有15人。不少传记除根据文献资料外，还采用了一些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述资料。在“陶行知”条目中，撰者称陶行知是“教育理论家、改革家”，认为“他的理论依据杜威和王阳明的思想”。他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观点和教育理论，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又潜心研究了杜威的实用主义。“他从王阳明的学说中认识到真知必然具有实际效果，而知和行则是一致的。从杜威那里他获得了真理进化的学说，以及人类一切形式的活动都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的观念，他又从杜威那里懂得了民主是伦理价值的初始源泉。”陶行知抱着这些观念，开始了他改造中国教育的伟大实践。上述关于陶行知与杜威理论、与王阳明学说相互关系的分析，以后常被研究者作为权威性观点加以引述。

1974年，蒙特·霍约克学院的巴雷·基南（Barry C.Keenan）教授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中华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载《亚洲研究杂志》第33卷，1974年2月）中，对杜威以及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的命运作了简洁而精彩的论述。他的论文《陶行知与教育改革》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与非正式教育实验运动，巴雷·基南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陶行知努力克服中国教育西方化的倾向，通过自己创造出来的教育理念才能真正促进中国教育的进步。他引用了陶行知的原话来阐述这一道理，“我曾下了一个决心，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下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陶行知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力求走出一条具有本民族和本国特色的教育发展之路。《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与新教育改革运动》是他的又一篇论文，他将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亲身实践者陶行知，与几乎同期留美的郭秉文、蒋梦麟作了比较研究，曾分别任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校长的蒋梦麟、郭秉文尽管曾活跃于政界，也力图照搬杜威的教育模式，但相继都陷入困境、宣告失败，而陶行知却与他们走了不同的道路，他步入向来不被人重视的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他在乡村建设教育实践中，对杜威的教育原则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为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教育发展找到了一条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发展道路。后来巴雷·基南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一本专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书中描写中国新教育改革运动领袖们的主张和活动，揭示了他们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夹缝中从事文化改革时所必然遭遇的悲剧性结局。

在研究陶行知的欧美学者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著名历史学家、美国现代中国学奠基者、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上世纪30年代曾在北京学习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学，并在清华大学讲授历史课。后自1936年至1977年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历史，培养了大批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鼻祖。他还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高级顾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供职于美国政府，有时在华盛顿，有时在美国驻华使馆。在华期间，他曾与陶行知多有接触，对陶的人格、思想和事业均极钦佩。1946年7月陶病逝。同年12月9日，美国教育界在纽约隆重集会追悼陶行知，到会的有美国教育界名流及中国留美人士300余人。由杜威博士和冯玉祥将军担任名誉主席。费正清曾代表罗格博士讲述陶行知1914—1915年间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时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费正清是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正是受他的影响，一些中国学专家（如前文提及的他的高足孔斐力教授等）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研究陶行知。至于他自己，对于陶行知也多有论评。比如，在那本被人们誉为“经典之作”的《美国与中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4版）里，他指出：“陶行知博士的经验就是一个例子。陶在伊利诺伊大学就读和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杜威的教导后，回中国从事乡村教育，并帮助开展‘小先生’运动，使学童成为其他文盲的先生。这种识字运动形成连锁反应，特别是在1937—1938年政府迁到武汉时的统一战线时期。这项工作显然有点像政治炸药，国民党下令禁止了。”又如，在1986年出版的新作《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纽约哈珀——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版）中，他对陶行知作了更为精辟的论述：“虽然晏阳初和定县在美国一直很有名，然而，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1891—1946）。他是一个穷学生出身，在受到王阳明学说启发之后很多年，才于1915—1917年上师范学院（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编者注）念书。他于1921年任南京东南大学教育学系主任。翌年继蒋梦麟之后任《新教育》杂志编辑。他在民众教育运动方面非常积极，为工人和贫苦人民办夜校和各种中心。他展开‘小先生’运动，让文盲学会后再以他们的新知识教育其他文盲，这样连锁下去。对于1927年的反共产主义分子来说，这就好像一个政治炸弹一样。在城市里搞民众教育，被视为叛逆而遭禁，陶行知就到农村进行教育和农村恢复计划。美国的进步教育用的现成的学校制，陶行知发现中国普通群众只能就他们的生活、工作、农村、家庭和车间所在地受教育；在哪里聚居，就在那里学习。在所有美国训练出来的教育者中，陶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人，使他成为极不寻常地同情于普通人民的需要，而这终于使他比别人更接近共产党。最后他于1946年，在国民党未能下手暗杀他之前，患中风逝世。”毋庸置疑，费正清的上述精辟论述将对欧美学者的陶行知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除了孔斐力外，哈佛大学博士、现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艾恺（Guy S. Alitto）也是深受费正清学术观点影响的一人。他在曾获“美国东方学奖”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的前言中，称“我在哈佛受导师本杰明·史华茨（Benjamin I.Schwartz）和费正清的影响明显体现在该书的每一页里”。尽管这是一本关于梁漱溟的人物传记，但在全书的十三章中，有三章都提到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特别是第七章，专门列有“陶行知和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一节，论述陶行知及其晓庄师范对于梁漱溟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史学会会长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也将陶行知的乡建模式与梁漱溟的乡建模式作了比较，指出了两者的差异。显而易见，艾恺和魏斐德有关陶行知与梁漱溟关系的论析，拓宽了陶行知的研究范围，提出了陶行知研究的新课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的陶行知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以往美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一枝独秀的局面开始被打破，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学者对陶行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陶行知研究日趋国际化。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一位奥地利籍的詹生博士（Fritz Jensen）曾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来中国，他分别到过国统区和解放区，对中国创办的育才学校有所了解，1953年他作为民主德国《新德国》报纸的特派记者再度来华。在对陶行知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之后，他在德国出版了《中国腾空而起》一书，书中向德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陶博士”的业绩，如“育才学校”和“小先生运动”等，为德国人了解陶行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75年刚从西柏林自由大学毕业的艾哈德·内克曼（Erhard Neckermann），开始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1975—1976年冬季他主办了一期以研究陶行知的生平与著作为重点的研讨班，并与参加研讨的四名大学生和另两名同事共同翻译了一本文献《生活即教育——中国改革教育学家陶行知之生平》，在西柏林自由大学校内发行。1978—1980年，他在我国西安外国语学院担任外籍教师，内克曼利用在华之机，收集了大量关于陶行知的资料，并实地考察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和陶行知纪念馆，采访了在西安的陶行知的学生和同事，还利用回国路经日本之际，专门拜访了日本著名的陶研究专家斋藤秋男先生。1981年在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他撰写了一篇《陶行知——被中国重新认识的人民教育家》的纪念文章，分别在自由柏林广播电台播出和在德文版的《新中国》上发表，对帮助德国人民了解陶行知这位近代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产生了积极作用。1993年克尔斯滕·赖希教授将他的博士生丁伟祥翻译与整理的有关陶行知的一些资料编辑出版了《陶行知——中国二十世纪的改革教育学家》一书，介绍了陶行知教育思想是在批判传统教育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个新的教育理论体系，并叙述了陶领导下的教育实验运动。德国的另一位陶研界学者是黄冬，他曾于1978—1982年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德国语系，协助内克曼教授收集和整理过关于陶行知的资料，从此他便产生了对陶行知研究的浓厚兴趣，1988年他到德国马堡大学留学，1993年获硕士学位，1997年获联邦德国马堡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陶行知（1891—1946）与阿道尔夫·莱希维恩（1898—1944）——两个改革教育家之比较》，1999年由德国汉堡考瓦克博士出版社正式出版。黄冬将20世纪两位世界著名教育家从文化、政治和教育三个方面将两位教育家进行了比较，两人都是中西文化的使者，为世界文化交流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两人“同作为反对独裁专制、崇尚民主的进步教育家，有着类似的经历、遭遇、政治理想和追求”；二人拥有大致相同的教育理念：他们都主张让广大贫苦大众受到教育的民主教育观，他们都倡导学校应该是学习民主规则的“训练场”、培养生活能力与社会能力的“共同体”和带动乡村文化生活的“火车头”，莱希维恩创立的“帮手制”与陶行知发明的“小先生制”亦有类似之处，还有莱希维恩所推崇的“意图教学法”与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教学观也有共同之处。黄冬作为中国籍的德国博士，可以说对中德两国文化都比较了解，所以他的论文在德国陶研界是最具权威性的成果之一。

1987年，法国杰出的汉学家、巴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玛丽安·巴斯蒂女士（Marianne Bastid）在她与加拿大中国教育问题专家露丝·海霍博士（Ruth Hayhoe）共同主编的《中国的教育和工业化的世界：文化传递研究》（中译版更名《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发表了《是奴役还是解放？——记1840年以来外国教育实践及制度引入中国的进程》一文，论述了20世纪初随着民族主义的日趋高涨，非宗教大同盟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相继兴起，中国的教育政策开始放弃只用一个外国教育模式的做法，转而采用折衷式的借鉴。他指出：“到这时受到批评的就是美国的教育制度了，这与以前的日本制度一样，而批评它的正是那些最了解它，也曾帮助它在中国得到广泛承认的人，陶行知就是一例。”并认为“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在农村地区的教育活动则是中国教育家在根据教育需要活动时能够独立自主的又一明证”。运用文化传播学理论来探讨陶行知以及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关系，无疑有助于包括陶行知研究在内的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深入。

加拿大学术界也一直对陶行知研究比较感兴趣，这与陶行知生前多次访问加拿大有关，陶行知曾于1937—1938年先后四次访加，积极宣传抗战，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也使加拿大人民深深记住了这位热爱和平的中国教育家。在近半个世纪后，加拿大约克大学格兰登学院社会学教授唐纳德·E.维尔默特人追忆了他于1944年在重庆育才学校与陶行知的交往以及所见所闻，并写成了《陶行知是个了不起的人》（1994年8月25日载上海陶研会编的《行知行》），文章以平实语言、真挚的情感再现了他所了解到的陶行知的朴实、谦逊、真诚、热情的性格和“始终如一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读者感到真实、亲切，为加拿大人民了解陶行知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他还在其有关社会学著作中提到了陶行知的教育社会学思想。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玛戈·格瓦茨（Margo S. Gewurtz）则在一篇关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论文《社会现实与教育改革：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个案考察，1917—1927》（《现代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中涉及到陶行知的职业教育思想。这种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意味着欧美的陶行知研究者已较此前眼界更为开阔，研究越发具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利时学术界也出现了关注陶行知研究的趋势。代表性人物是波西凯女士，她毕生以陶行知为榜样，力求做陶行知式的教育工作者，她曾先后被中国授予“友谊奖”“首届行知奖”“优秀教师”“外籍专家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在其学做陶行知式教育家的实践之余，她也撰写了有关陶行知研究方面的文章，1992年她写的《我为友谊和献身而来》发表在《人民日报》（5月22日）海外版第6版，文中满怀深情地赞扬了陶行知的伟大人格，并以陶行知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以社会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等原话为座右铭，决心学做陶行知的人格风范和献身精神，视教育为天职。1994年她又在《金陵陶研》上发表了题为《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我的帮助》一文，她回顾了自己在香港度过的23年和中国大陆8年的教学生涯，认为在此期间她之所以能“以充沛的精力、昂扬的斗志，并带着新的美好希望”去教学和工作，就是因为陶行知的伟大精神激励着她。她认为，“陶行知先生是我们的先驱，他献身普及教育是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在南京任教期间，她先后三次去晓庄学校旧址参观，平时经常向曾是陶行知学生的张一之先生请教，并大量阅读了陶行知全集中的文章。她深深地被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所打动，“我觉得陶先生很多的观点和自己的想法是相吻合的”。波西凯的这两篇文章严格来讲，还谈不上是陶行知研究的学术成果，但毕竟体现了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对比利时人的影响。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开始了对陶行知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曾来南京师范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的尼·叶·鲍列夫斯卡亚女士的研究成果上。尼·叶·鲍列夫斯卡亚是苏联科学院研究员，1991年来华访学并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陶行知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她提交给大会的论文是《如何评价陶行知对现代教育的贡献》，该文于1992年在《行知研究》第2期上发表。她在深入分析与思考陶行知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的基础上，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如“教学做合一”“六个自由”“在劳心上劳力”“创造的教育”等，作了理论分析。经过研究，她认为，“陶行知是一个倡导包括德、智、体、美、劳五育在内的个性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文中总结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基本特点是“民主的，科学的，群众性的，创造性的”。还强调，陶行知提出的培养“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培养新的自由人”的思想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教育改革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总之，尼·叶·鲍列夫斯卡亚的观点颇有新意，成为俄罗斯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开山之作。

在德、法、加等国学者异军突起之际，美国学者丝毫没有放慢他们的研究步伐。获有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三校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专家、香港大学教育学高级讲师的美国学者休伯特·布朗（Hubert O. Brown）于1987年在前述《中国的教育和工业化的世界：文化传递研究》一书中发表了《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的长篇论文。与巴斯蒂一样，布朗也是运用文化传播学理论来探讨陶行知与西方教育关系的。但两人的着眼点却不同：巴斯蒂主要是宏观透视，布朗则侧重于微观考察。比较起来，布朗的研究更为细致缜密。布朗在剖析了陶行知与杜威以及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后断定：“可以毫不含糊地把确切存在他（指陶行知——编者注）思想和行动中的事物归诸进步主义的影响，是很成问题的。从其作品来看，陶显然使用了进步主义的修辞，然而，若就任何具体事物作较仔细的检查，那么他所依仗的实质，至多只是部分的，而且有时整个都可怀疑。许多中国进步主义者都是这种情况，但陶行知尤其如此：他可能接受了进步主义的见解和朝气，在有些事情上接受了杜威所提倡的专门实践。尽管如此，他观念和行为的源泉、延伸和远景，极显然是扎根于陶的个性，他使中国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类型和使西方文化移入的模棱两可性，以及中华民国发展中的历史形势。毫无疑问，陶受到了进步主义的影响，但却是略似太阳的引力使掠过它的星光偏移的方式，而星光的源头和归宿是在别的地方。”不管布朗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但他注重探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传播物、传播渠道和被传播者诸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人们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反映出欧美陶行知研究的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有两位美籍华人学者在美国陶研界比较活跃，一位是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加州州立大学（北岭）教育学院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的苏智欣女士，她于1989年撰写了《杜威与陶行知的哲学观及教育观》一文，后来将文章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以《杜威和陶行知：关于他们教育哲学的初步比较》为题，作为提交给1989年在加拿大召开的“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的学术论文；后一部分以《杜威和陶行知：关于他们的教育观》为题，提交给1990年在美国加州举行的“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年会”。苏智欣教授运用翔实的资料，先评介了杜威的教育哲学观，接着凭借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对陶行知在改造杜威教育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生活教育理论作了论析，最后又将陶行知与杜威的教育观作了哲学层面上比较。她的结论是：“杜威的思想对于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也因为陶行知在传播与检验杜威的教育思想中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从大的方面讲，陶行知被誉为中国普及教育的核心人物。他的各种努力在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准备更有知识的公民方面做出了贡献。”在她眼中，陶行知在创立其生活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杜威教育观在中国的扎根与传播。然而，陶行知并未完全将杜威教育观照搬回中国搞试点，而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农村的有利于民众解放的教育发展之路，“当杜威正在为政治民主中的个体发展一种生气蓬勃的教育理论的时候，陶行知则富有创见地计划着通过一种根植于生活的教育使他的人民获得解放”。1996年苏智欣教授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教学做合一：中国师范教育中的杜威实验》，论文从“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的异同”“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工具”“‘学校即社会’和‘社会即学校’”“‘教育即生活’和‘生活即教育’”“进步教育、儿童中心教育和基于经验的教育”“兴起、跌落、陶行知和杜威思想在中国的复兴”“杜威思想在晓庄师范学校的实验”“今日的晓庄师范学校——相同点与差异处”等方面研究了杜威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在她看来，“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主要派生于杜威思想前提的学校和社会、教育与生活以及进步教学法。然而，为使这些思想符合中国现实实际，陶行知对其加以了改革，以适应中国的挑战和需要。因此，这些思想与美国的不一样。”这是作者经过精心研究和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比较客观的结论。另一位是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蔡崇平博士，他于1996年参加了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陶行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会议的论文是《从教育到政治：陶行知与大众思想》。他从中国现代社会的大众思想、知识分子心态谈到了陶行知的知识分子观、生活教育观及其办学实践活动，以宽阔的视野、凝练的语言、哲学的思维和严谨的态度，认真思考与审视了陶行知在现代中国的教育战线与政治领域中所占据的显著地位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蔡崇平以其清新的文风、丰厚的学养、坚实的功底受到学界赞誉，被人们视为未来美国陶研界的中坚与骨干。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欧美学者对陶行知的研究，尽管涉猎的范围很广，但早期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即陶行知与杜威以及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陶行知与王阳明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近期已开始注意将陶行知与本国教育家进行比较研究，这显示出欧美学者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但在研究难度上，两者实在难分轩轾，各有千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也不乏从新视角研究陶行知的学术性较强的研究成果。由此，我们可以预料，随着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改变，欧美陶行知研究的队伍还将继续扩大，成果还将不断增多，陶行知研究将在欧美中国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 原载《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