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民教育家。他的一生经历了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他站在教育岗位上，致力于中国人民大众的普及教育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奋斗历程中，曾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肝胆相照”的亲密合作，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过重要贡献。本文仅就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作一概要叙述。

一

陶行知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时期。

早在1919年3月，陶行知在《新教育》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普鲁士教育之基本改革》一文，向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他说：“德国自从拉萨尔、马克思提倡社会主义以来，五六十年间，社会民主党就逐渐膨胀，到1912年众议院选举，该党共得四百二十五万票，占全国总票数三分之一。以票数论，已为德国最大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就一跃而为全国政治的中枢。”而在普鲁士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还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在教育宗旨、教育行政、学校组织、教员、课程和社会教育等方面都实行了彻底的改革，特别是在“大学校内添设社会主义一科，以资研究。”陶行知热情地赞扬和宣传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社会改革，认为“军国阶级主义的祸根，既然为一阵狂风拔得干干净净，我很希望他在东亚的枝叶不久也就要凋落了”。[2]

陶行知能够在“五四”运动以前向中国的思想界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主要是出于他的民主主义政治立场。辛亥革命时期，陶行知即参加了支援南京临时政府的爱国活动。1914年，他撰写了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主张在中国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国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体制，标志他确立了民主主义思想。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他始终高举“捍国”“御侮”，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旗帜，亲身参加和领导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面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他始终坚持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努力探索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与方法，并在新文化运动中热情地宣传民主与科学，介绍有利于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思潮。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他又希望能从社会主义中吸取一些有利于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方法。因此，他在“五四”时期采取了同情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列宁曾指出，先进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以来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影响下，“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3]陶行知正是在这个时代潮流的影响下，接触和介绍社会主义的。1921年，他担任《新教育》杂志编辑、主编时，该杂志还载文介绍社会主义俄国的政治、军事、教育、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并刊登过列宁的照片。1922年，他与中国共产党领袖李大钊也有过一些来往。这些活动都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

诚然，陶行知在“五四”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肤浅的。他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没有超出其民主主义的思想范畴。他也不可能对拉萨尔、马克思、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俄国作出中肯的分析和介绍。但是，陶行知对社会主义所作的粗浅的介绍，客观上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反映了中国的民主主义者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客观现实，其结果也就导致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便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一定的联系。

二

1923—1930年，陶行知致力于中国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提出了教育要为广大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并亲自到农村，与贫苦农民打成一片。他的这种思想与实践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对工农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因而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注意。

1924年1月，邓中夏发表了《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一文，提出平民主义的教育家与三民主义的政治家一样，也是我们在思想界联合战线可以团结的一支友军。[4]意即像陶行知这样的教育家，完全可以成为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一支力量。同年1月至10月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讨论平民教育运动，指导青年学生如何参加这场运动。《中国青年》曾向青年学生发出号召：“平民教育是值得我们努力的。虽然我们对于主持这种运动的方法与采用的材料，不能完全满意，然而这种运动，越普遍越有力量，对于中国改造的前途，有很大的间接帮助。从课程一方面说，识字的人越多，便是将来能看传单小册子的人越多。所以对于将来革命主张的宣传，有重要的关系……从学生一方面说，靠平民教育，我们可以与青年农人、工人、学徒、商贩等相接近。他们是属于下层社会，所以便是社会的基础。他们的觉悟，将使国民革命得着很浩大的声势，我们能接近他们，便是促成他们觉悟的入手法子。”[5]特别引起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的，是陶行知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中提出了到乡间去的号召。比如，1924年3月，陶行知提出：“利用寒暑假去进行乡村教育，是平民教育运动中的最好方法。”5月，共产党人恽代英即发表了《预备暑假的乡村运动》一文，提出应当利用休假日期，开展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乡村运动，而平民教育则是最好的乡村运动。他还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6]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陶行知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是持积极态度的。

必须指出，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仅限于教人民读书识字，而不能教育人民明了受压迫剥削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推行平民教育的目的与中国共产党参加平民教育的动机是有区别的。然而，陶行知在平民教育运动中立志为人民大众服务，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就使他能够走向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携手奋进的正确道路上。

大革命时期，陶行知的政治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变化。由于国共两党合作促成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7]陶行知正是在大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完全接受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基于这种新的政治思想基础，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初期的合作共事关系。

1927年3月，陶行知创办了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谋求中国三亿四千万农民的解放。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立场，教育全校师生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指导乡村教育革命。1929年3月，他进一步明确提出要识别真假三民主义和真假三民主义信徒，认为“真的三民主义只有一本，只有中山先生所遗留的一本，其余什么人解释的都是假的，都是靠不住的”。他还以是否为民众做实际工作，是否为民众解除痛苦，作为衡量真假三民主义信徒的标准。[8]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对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自“四·一二”政变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国民党新军阀的蜕变，是持有戒心的。因此，他没有倒向南京国民政府，连蔡元培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也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在晓庄学校实行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容纳各党派人士在校内活动。甚至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他还明确表示马克思的学说“有超越之见解”，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在中国实验。中国共产党鉴于陶行知的办学方针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陆续派遣党团员到晓庄学校学习、工作。1928年夏，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下，秘密成立了中共晓庄学校地下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陶行知虽不知道在晓庄学校有共产党的地下支部，但中共党员办的事，只要有利于反帝反封建，有利于乡村教育革命，他都是支持的。[9]他曾接受中共党员的建议，兴办“联村自卫团”。1930年1月，中共晓庄支部联络南京其他学校的党支部，动员几百名师生在晓庄召开“南京中国自由大同盟分部”的成立大会，陶行知主持大会并宣读了《中国自由大同盟宣言》。同年4月，中共南京市委组织群众举行反帝示威游行，中共晓庄支部也动员了一百多名师生参加，陶行知派专人三次送信给学校师生，督促学校师生参加示威游行。这就导致国民党政府迫不及待地查封晓庄学校，并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的罪名通缉陶行知。可以说，一纸通缉令逼迫陶行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作出了最后抉择：与共产党携手奋斗。

三

1930—1934年，陶行知的思想发生了全面的变化。他由一个民主主义战士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亲密的合作。

国民党新军阀查封晓庄学校，迫使陶行知迅速加入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行列。他于晓庄学校被封的第二日，即发表了《护校宣言》，揭露国民党背叛工农革命，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反动实质，并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共党员和进步师生撤离学校。几个月后，国民党又捕杀了晓庄学校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十四人，血的教训使陶行知对中国革命的残酷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促使他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他曾沉痛地总结道：“我们今后不能再静坐在书房里计划或理想什么，也不能再一点一滴的从一个村、一个乡来做试验工作了。”而应该联合更多的人，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去争取中国革命的成功。[10]从这时起，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初期，陶行知一直在上海从事政治斗争和工农普及教育工作。上海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三重压迫的悲惨处境和上海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剥削的斗争精神，给予他极大的影响。他曾多次撰写诗文，描绘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剥削，提出工人阶级必须争得自身的解放，唱出“工人不是主人翁，如此人间即地狱，翻造天宫”的诗句。他体验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曾对学生和同事们说：“工人力量伟大……当工厂放工的时候，马路上的工人群众像人海似的从各个工厂里涌出来，那数万人的队伍多么雄壮伟大，你要是和他们在一道，就会感到很大的勇气和力量。”[11]1933年初，他明确表示要永远置身于无产阶级的斗争行列，并在自己创作的《锄头舞歌》中增加了“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的一段新歌词。他说：“《锄头舞歌》之所以赶得上时代精神，最重要的还是后头这一段。”[12]上述思想说明陶行知对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有了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还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反“围剿”斗争和白区文化反“围剿”的斗争中，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正因为陶行知能够从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较量中去理解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到了共产党是唯一坚持民主革命方向的政党，所以他虽然不赞同党在白区的“左倾”盲动主义行为，但却坚定不移地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政治态度，从各个方面热情地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这正是他超出一般民主主义者的伟大之处。30年代初期，陶行知在政治斗争中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人一边。他支持史量才在《申报》刊登中共地下党关于“伍豪事件”的辟谣广告，揭露国民党特务破坏共产党组织的卑劣阴谋。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大量杂文，揭露国民党新军阀屠杀工农，背叛革命的反动本质。抨击蒋介石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在文化反“围剿”的斗争中，他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在思想战线上猛烈地抨击国民党的思想统制政策，与蔡元培、李公朴等人共同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大会，专门宣传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文学战线鼓吹革命文学，创作具有独特风格的大众诗歌，在教育战线创办和指导各类工学团、夜校、读书班，广泛地开展工农普及教育工作。在这一时期，陶行知先后在上海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生活教育杂志社等著名教育社团。这些教育社团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时期隐蔽了一批共产党人，掩护了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简称“中青”）等地下党的组织在白区开展革命活动。陶行知此时已完全了解在他身边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曾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我愿意做篱笆，保护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搞得让我站不住脚啊。”意即他愿意帮助共产党人，但首先应该让教育社团在上海站住脚，这样才能掩护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当“教联”负责人丁华动员参加“教联”时说：“你看，我是参加‘教联’好，还是不参加‘教联’对你们更有利？”这表明了他支持共产党组织的态度和他愿意采取的斗争方式。事实上，陶行知创办的教育社团大都成为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领导下的重要革命据点，是文化反“围剿”的前哨阵地，因而一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封。此外，陶行知还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大力营救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例如，1932年“教联”负责人刘季平被捕后，他仅在短短的四小时内便筹借了500块银圆，代请律师出庭辩护，使其幸免被害。他对共产党人的这种爱护和帮助，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

在这一时期，陶行知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影响。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田汉很早就开始做他的工作。田汉曾派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的田源到晨更工学团工作，并介绍陶行知阅读英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陶行知有时坐在汽车上也孜孜不倦地读这本书。1934年，钱俊瑞到上海参加“文总”领导工作后，也一直在做陶行知的工作。他曾与陶行知、曹亮等人组织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开展革命活动，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从这时起，陶行知开始接受“文总”的直接领导。他曾参加“文总”召集的工作会议，听取过从江西中央苏区到上海来的同志作关于苏区情况的报告，会场也是由他出面在旅馆定房间布置的。此外，在陶行知创办的教育社团工作的共产党人也为他作了大量的工作。“教联”“中青”“左联”等组织的共产党员刘季平、丁华、徐明清、王洞若、林一心，张劲夫等人，都先后在陶行知身边工作，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和影响，陶行知也长期依靠这些共产党人开展生活教育运动。

四

从1935年起，陶行知一直自觉地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无保留地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抗战爆发以前，陶行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从“一二·九”运动起，他就一直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主张。1936年1月初，他在《十二月运动与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学生运动是整个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先锋队，学生的使命是唤起大众，”“一二·九”运动表明，“新时代已经来到，每一种新的运动必有它的新意义。”他向教育界呼吁：“中国已到生死关头，我们要认识只有民族解放的实际行动才是救国的教育。”指出当前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除国难”。[13]同年2月，他发表《战斗》一文，表示自己要做“民族解放联合战线上的斗士”，与一切妥协、悲观、沉溺于私斗内争的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这些论述表明他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拿他的话讲，就是要建立“民族联合战线”，“团结御侮”，争取“民族解放和大众解放”。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组织领导工作，成为救国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党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国难教育社”，由他担任理事长，实际负责该社工作的则是共产党人丁华、王洞若、张劲夫、方与严等四位同志。此时，他本人虽未正式提出加入共产党组织，但却赞同和支持身边的工作人员加入共产党。

1936年6月，陶行知出国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并作为全救会的代表，赴欧美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他在途经香港时，接受中共代表潘汉年的建议，与邹韬奋一起审定、签署了由胡愈之按无党派人士口吻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历史性文件，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事后，他激动地写下了“大祸已临头，其豆忍相煎，摩登万言书，我名最先签”的诗句，表达自己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兴奋心情。他在出访欧美各国期间，一直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演讲机会号召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全民族的联合战线。同年9月21日，他在巴黎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救国时报》巴黎发行部举行的招待会，再次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即席朗诵了一首颂扬《救国时报》的诗歌，其中有“大报不像大报，小报不像小报，主张国共合作，乃是救国之道。大家要想救国，人人须看好报，什么好报可看，请看《救国时报》”的诗句。[14]他还为《救国时报》捐款，支援中国共产党当时唯一在海外公开发行的这份报纸。中国共产党对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领袖的抗日救国主张十分重视。毛泽东曾给他们去信，代表中国共产党称赞和支持救国会领袖的抗日救国言行，希望能与他们实现“更亲密的合作”。[15]《救国时报》则连续追踪报道陶行知在海外的政治活动，及时刊登和转载陶行知关于建立全民族联合战线的诗文、谈话和演讲。共产党人萧三在《救国时报》上撰文，称赞陶行知呼吁建立联合战线的宣传，“是中华民族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之有力的工具”。[16]

在出国访问期间，陶行知还三次去伦敦海格特公墓瞻仰马克思墓。他在第一次瞻仰马克思墓时，摄影留念并题写了《马克思墓》一诗，称赞马克思“宏论醒天下，光明照万世”，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崇敬和信仰。

1938年10月，陶行知从海外回国参加抗战，在武汉与共产党人和救国会领袖王洞若、刘季平，胡愈之、钱俊瑞、邹韬奋、沙千里、沈钧儒等人汇合在一起。他还专门拜会了周恩来，听取周恩来介绍陕北中共中央的情况。事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拜会周恩来，“蒙其指示甚多”。[17]以后，他一直与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38—1942年，陶行知作为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过重要贡献。当汪精卫亲日派公开叛变投敌时，他在国民参政会内支持中共参政员所提出的议案，声讨汪逆的叛变投敌，呼吁全民族紧密团结，坚持持久抗战。1939年，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时，他以参政员的身份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他说：“在抗战处于困难的现阶段，精诚团结应成为一个更重要的课题。但有少数人还不懂这是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因此抗战已有两年多了，还有人喊着反共或排除异己。”而反共则是侵略者和汪逆叛徒惯用的口号。“所以现在应特别强调精诚团结，打碎敌寇和汪逆分裂我们的阴谋进攻！”[18]1940年，当国民党为发动“皖南事变”制造舆论时，他与邓颖超、许德珩、陈嘉庚等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发表谈话，呼吁“抗战必须精诚团结停止摩擦”，反击国民党的阴谋。[19]由他在“皖南事变”即将爆发的重要关头，痛斥国民党的行为是“制造分裂，准备投降”，并诚挚地向共产党人表示：“我为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奋斗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还是无党无派，如果我想入党的话，可以毫不思索的请求加入共产党，而且毫无保留的听从一切决议。我亲眼看到这个党自成立一直到现在，始终不变的艰苦奋斗为老百姓和民族求解放。”[20]“皖南事变”后，他积极帮助中国共产党掩护和疏散育才学校的共产党员，自己则表示要留在重庆坚持斗争。正因为陶行知在国民参政会内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所以国民党将他排挤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

抗战期间，陶行知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积极参加了民主党派工作。他在从事这一工作时，始终坚持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他参加民盟工作后，曾对楚图南说：“民主党派中间，有不少人抱着‘中间路线’和‘第三条路线’的想法，这是绝对走不通的。中国的革命路线只有一条，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革命路线和正确方向。否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路线和反人民方向。非彼即此，不左即右，毫不含混。要想左右逢源，两边取巧，抬高身价，别寻政治出路，是不可能的。这既违背历史发展的方向，也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21]搞民主党派工作，“在策略上可以有着各式各样的做法，但绝对不能有着各式各样的看法。”这番话清楚地说明了他参加民主党派工作的原则立场。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为民盟的建立和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而成为民主党派中左翼进步人士的旗帜。

五

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陶行知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新型的革命学校——重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北碚创办育才学校，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陶行知办校。中共南方局和中共北碚中心县委从建校起即在校内建立了两个平行的党支部，学校的教学行政工作和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由共产党员负责。“皖南事变”后，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校内两个支部合并，由南方局徐冰直接领导。周恩来指示，育才学校党支部，“首先要搞团结工作，首先要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办好。”在育才学校，党支部的负责同志向陶行知公开，党内的一些重要会议也请他参加。1940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还亲自到北碚育才学校参观，与全体师生见面，并代表南方局向学校捐款。陶行知对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十分敬重，每当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民主运动出现曲折，育才学校遇到问题时，他总是要去曾家岩五十号，与周恩来、董必武、徐冰等谈工作，有时一周去两三次。有一次，他在由曾家岩返回家中的路上对同行的爱人说：“去时腹空虚，回来力无穷。”表达了他对党的领导的信赖。陶行知对校内党支部也完全信任，凡研究学校重大问题，都要请支部负责人参加。因为有南方局的正确领导和校内党支部所起到的保证作用，所以陶行知能够团结翦伯赞、贺绿汀、任光、艾青、力扬、章泯、水华、陈烟桥、丰子恺、叶浅予、华君武、戴爱莲等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办学，为中国革命和尔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一批重要人才。

1946年初，陶行知还与李公朴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南方局拨给了开办经费，并派遣一批党员专家、学者帮助建校，先后到校任教的有吴玉章、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王昆仑、华岗、许涤新、何其芳、张友渔、于刚、沙千里、侯外庐、艾芜、罗克汀、巴金、曹靖华、田汉等党内外著名学者，邓颖超、秦邦宪、邓发、乔冠华等人也曾到校作专题报告。社会大学除进行比较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外，还组织学员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在短期内培养了一批中国革命急需的人才。

陶行知在漫长的教育实践中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途径，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曾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1941年，延安成立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1942年3月17日，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和延安新教育学会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纪念生活教育社诞生十五周年大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李维汉到会并讲了话。李维汉号召大家在整顿三风时特别要学习陶行知坚持民主与科学，反对老八股、洋八股的精神。徐特立、范文澜还致信陶行知，称誉陶行知的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占了光辉的一页。这不仅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新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22]

六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激烈争斗。陶行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争取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1945年8月—1946年3月，陶行知全力以赴地投入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斗争，他是国统区民主运动和民主教育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从“一二·一”惨案到“李闻惨案”，几乎每一场重大的民主斗争，都有他英勇战斗的身影。他在赴重庆各界群众追悼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大会前，曾给爱人留下遗嘱：“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去，是不会有痛苦，望你不要悲伤。”表明他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抱着义无反顾的决死斗争信念与敌人作最后的斗争。1946年4月，他在由重庆返回上海的途中，专程去南京梅园新村拜会周恩来，接受党的领导。他到上海后，即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互相密切配合，共同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的最后一百天中，他日夜奔忙，筹备和组织民盟在沪的各项工作，到各学校、团体演讲，抨击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6月23日，他在上海各人民团体联合举行的欢送赴京和平请愿团的大会上，向十万人民大声疾呼：“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国民党反动派对他英勇无畏的斗争惊恐万状，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后，又将枪口对准了他。周恩来曾嘱托中共上海工委劝告他休养一段时期，他的挚友郭沫若、翦伯赞等人也提醒他当心国民党特务的黑枪。然而，他面对死亡的威胁，坦然地向朋友们说：“我是黑榜探花”，“我等着第三枪”。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患脑溢血不幸逝世，终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惊闻陶行知逝世，痛心至极，当即推迟与马歇尔的会晤，赶到他的身边，拉着他那还不十分僵硬的手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23]8月11日，延安隆重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毛泽东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的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陆定一在代表中共中央所致的哀词中指出，陶行知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他真正做到了“与共产党携手奋斗”。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正是鲁迅、邹韬奋等人所走的同样的道路。中共中央还号召全体党员学习陶行知密切联系群众，刻苦耐劳，坚强不屈，视死如归的模范精神。[24]上述评语充分肯定了陶行知与共产党亲密合作，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明确指出了陶行知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是由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纵观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可以看到二者的合作共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五四”时期，陶行知只是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采取了同情社会主义的态度。推行平民教育时期，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会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某种程度的联系。直到从事乡村教育时，他才在新三民主义的政治思想基础上，与共产党建立初期的合作关系。晓庄学校被查封后，迫使他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体验到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为民族和人民求解放。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一发展过程既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也体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认识。那就是，只有跟随共产党，才能争取民族和人民的彻底解放。

[1] 原载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编：《为中国教育改革探路》，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108页。

[3] 《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4] 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载《中国青年》，1924年第14期。

[5] Y.C：《平民教育运动的几点意见》，载《中国青年》，1924年第24期。

[6]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页。

[7]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94页。

[8]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141页。

[9] 刘季平：《回忆我与陶行知先生及晓庄师范的关系》，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72辑，第174页。

[10] 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11] 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12]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页。

[13]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10页。

[14] 《救国时报》，1936年第60期。

[15]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16] 萧三：《中国的大众诗人——陶行知》，载《救国时报》，1936年第72期。

[17] 《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

[18] 《新华日报》，1939年9月10日，1940年4月9日。

[19] 《新华日报》，1939年9月10日，1940年4月9日。

[20] 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

[21] 转引自楚图南：《关于陶行知先生赞扬武训的看法》，载《光明日报》，1951年7月15日。

[22] 《解放日报》，1942年3月19日，1946年8月12日。

[23]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页。

[24] 《解放日报》，1942年3月19日，1946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