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走平民教育之路

与“五四”运动的风起云涌相呼应，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平民教育浪潮也在掀起。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主张，“今日之教育”要“以人民为主义，以执政为公仆”，使“引车卖浆之徒，瓮牖绳枢之子”，都能够进学校读书。新学校应该与旧学校不同，应当为广泛的社会设立，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室、博物院都应该开放，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李大钊号召教育要走“庶民”的方向。他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打破特权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和教育上的特权，使劳动人民不仅能劳动填饱肚皮，而且有现代精神的武装，知道自己应有的主人地位。当时毛泽东领导的工人夜校、邓中夏领导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是这种以教育促进劳动人民提高觉悟、促进政治运动的代表。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对有钱人上学读书，没钱人被关在学校大门之外的现象就进行了猛烈抨击：“依据国家状况，社会中坚力量，实在是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但他们没有机会受到教育，觉悟不能提高，知识不能增进。问题实在太严重了。”（周世钊《湘江的怒吼》）毛泽东与学校附近的铜元局、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的工人以及铁路公司、人力车夫、蔬菜小贩经常接触，留心观察访问，深感他们由于生活穷苦，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下决心要设法改变他们的处境。1917年，他倡导创办了一所工人夜学，用亲切、通俗的白话文张贴招生广告，组织一师同学挨家挨户去劝学。几天之内，就有120多人来报名。夜校开设了国文、算术、常识等三课程，注重教学内容与生活的联系，要求“教以历代之大事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强**学要调动学生兴趣。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邓中夏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始于1919年1月，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采用了两种教育形式，一种是“以人就学”的“学校教育”，一种是“所学就人”的社会教育，通过露天讲演、刊发出版物等方式，传播民主主义思想，对促成市民的政治醒悟，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起了明显作用。

在平民教育运动中，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实践是用力最著、坚持最久、形式最灵活，因而也是影响最大的。1920年陶行知的主要精力还放在进行南京高师的改革的时候，他曾邀请梁启超、胡适、陈衡哲等知名学者来讲课。有一晚，月皎星明，他和胡适以及好友王伯秋等人围坐在校园的草地上，畅谈着各人的志愿。伯秋问他：“知行，谈谈你的抱负？”

“我吗？”他沉吟半晌，很认真地回答道：“我的志愿就是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从那以后，他的主要精力就逐步转到平民教育上来了。在改良精神指导下的平民教育家，有一些共同看法，他们认为：不先有平民的教育，就难以实现平民的政治，就不能组织和施行平民的政治制度。通过教育能改造社会，才能既使社会得到进步，又保持理性秩序。

陶行知发现，当时中国大概四万万人口，而其中最多只有八千万人能读书，有三万万二千万人不能读书，作为一个教育家，怎么能对此熟视无睹呢？1923年12月12日，夜里，他认真反思了自己十多年的学校生活，给他的妹妹陶文溪写了一封信，记录了他这一夜的心绪：“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这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陶行知说，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使所有人都平民化，通过平民教育来消除人与人的界限。他希望一方面要打通层层叠叠的阶级界限，如贫富、贵贱、老爷仆人、太太、丫头等，素来是不通气的，现在要让他们来一同读书，读同样的书，把他们沟通；另一方面，是要把深沟坚垒的各行各业打通。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江南江北，浙东浙西、男男女女等都有恶魔把他们分得太严，这种彼此不通的局面也要打破。以前开办暑期学校，提倡职业学校，提倡男女同学，服务于中华教育改进社，都是为了这一目的。但他相信，大规模实行这一主张无过于平民教育，平民教育一来，四通八达的社会不久就要降临了。

提倡平民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为了培养共和国的人民，沟通人民的意见，使之和衷共济。而从事社会改造的人，要远处着眼，近处着手。陶行知认为，现在中国注重社会改造的人渐渐地增加，是一件很可庆幸的事，但是总觉得肯在近处着手的还是太少。我们要想做近处着手的工夫，最要紧的是划分范围，确定责任。社会的范围可大可小。大而言之，社会就是全世界；小一点就是一国；再小就是一省、一县、一城，再小就是我们最近的环境，在我们前后左右的邻居。他说，要能对社会有所贡献，最好是从我们最近的环境入手，逐渐地推广出去。我们最近的环境要改造的也很多。卫生问题、生计问题、道德问题、娱乐问题，以及种种别的问题都待解决，都是从事社会改造者不能放弃的。但是，要人们意见沟通，和衷共济，就要靠文字的作用，而现在有85％以上的人不识字，怎么能沟通、建立共和精神呢？所以解决人民不能读书识字的问题也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基本问题。所以他说：“平民教育是平常人民的教育，这种教育要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经费教导年长人民读书识字爱国做好人。”以教人民读书识字为改造社会的出发点。

1921年，经陶行知等人的奔忙和筹建，南京高等师范扩建为东南大学，陶行知任教授、教育科主任。这年9月，当年哥伦比亚的导师孟禄教授来华考察，他陪他在多处讲演、充任翻译，并随他先后到广东、上海、福建等地考察，到上海、南京、广东、杭州、济南、山西、河南等地进行教育调查，历时4个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撰写了比较全面的中国教育情况统计材料。

1919年1月，陶行知参加了由江苏教育学会、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共组的新教育共进社，任该社社刊《新教育》的南京高师代表。1921年11月，《新教育》主干（主编）蒋梦麟赴美考察，陶行知被聘为主编。这年12月，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编辑社开会讨论合并成中华教育改进社，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等9人被选为董事，陶行知任主任干事。该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谋求教育改进为宗旨，尤重视欧美教育状况的介绍，曾推行过“智力测验”“教育测验”和“道尔顿制”等心理、教育方法，该社请杜威和孟禄担任名誉董事，按各类学校如高、中、初等教育，和学科如数、理、化等下设32个委员会，对形成新学制、尝试新教育方法起过很大作用。

1922年5月，陶行知与胡适、蔡元培、梁漱溟、李大钊、陶盂和、丁文江等17人联合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希望建立一个“好政府”。这个“好政府”，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提出了建立“好政府”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府”，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由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总部设在北京，陶行知要主持日常工作，他已经不能再兼任东南大学的职务。1923年8月他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全家迁至北京，并逐渐将全部精力扑在了平民教育上。这时候，他已经有三个孩子了。长子陶宏8岁，次子陶晓光5岁，三子陶刚3岁，1924年底，又添了第四个儿子陶城。

2.平民读书处

平民教育的理想是恢宏的，可实现起来却是极为艰难的。在中国，自古以来虽重视读书，但对不读书不识字却不以为不好。所以陶行知说，现在首先要造成一种舆论，以不读书为耻。如像从前，不以小脚为耻，现在经大家一提倡，渐以小脚为可耻了。所以我们非以不识字为可耻，则平民教育是决不易普及的。一定要到家里有一个人不能读书，学校夫役有一个人不能读书，或是学校附近区城有一个人不能读书，则大家皆以为可耻了，则平民教育，庶乎有普及希望。

用于律人，他首先律己。他教他的儿子识字，也教他的老母识字。平时他很少时间在家，始终在外奔波，就是给家人写信也是很少的。可是写信时也不忘记劝导老母识字。1923年10月17日写给母亲、妻儿和妹妹的信末，特别提到：“知行希望母亲抽空学这部《平民千字课》，可由文漠教。一来当作娱老之法，二来可以有提倡之效，三来知行写信，母亲自己也会看了。岂不好吗？”

1923年10月，陶行知和胡适在杭州旅行，谈到平民教育的事情，知道胡适府上佣人不识字，他便随即写信给胡适夫人：“适之曾经谈起府上的车夫吴二可以做教员，就请吴二教别的佣人好不好？我以为不但吴二可以教，祖儿或者也可以教几课咧。我家陶红教小桃，很有效力。桃红一面学，一面就教小桃。”同时寄去了识字课本。

这年12月，陶行知到南京栖霞寺游玩，了解到寺里还有四五个和尚不识字。他走进正殿的时候，看见一个和尚叫作慧空的，在那里看《封神榜》。便对他说：“和尚要修行成佛，不会念经，可以吗？”和尚回答说不可以。他又问：“要念经念得好，不会读书可以吗？”和尚说不可以。于是他便入了主题：“你们庙里还有四五位和尚不识字，就不会念经，不会念经就不能成佛；大和尚何不去超度他们呢？”然后他把他们平民识字教本的效果对和尚说了，并告诉他，如果能把全庙的和尚、俗工教得个个识字读书，考过及格，就可以给他平民教师证书。这位和尚很乐意地承担了这一任务。平民教育进入了和尚庙里。

当天，由一位姓张的向导领他和另一位罗先生游山。陶行知知道张不识字，便一路游山，一路劝他识字。张大哥觉得有趣，但又没有教师。回来的第二天，陶行知便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推荐教师：

张大哥：昨天承老哥领罗先生和我游山，非常感激。我看老哥行事，听老哥谈话，觉得你是一个很明理的人，也是一个很顾家的人，老哥虽不识字，却是比那些识字的人好得多。临别的时候，你说愿读《平民千字课》，并愿意读后还教一个别的人。这个意思很好。我现在寄上《平民千字课》一本。老哥读会了，就请再教一个别的人。谁要读这部书，一定要立志再教一个别人读。老哥自己可以请一位和尚教你。老哥读了四本之后，务必请你自己写一封信告诉我。我的通信处是：北京西四牌楼中华教育改进社。

祝老哥平安，健康，快乐！

知行

1923年12月，陶行知在外省市做了很长的一段宣传鼓动回到北京后，即鼓动梁启超、胡适等朋友也在家里成立了平民读书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也受鼓动做了读书处处长。一天，他到蒋梦麟的家里，鼓动他也在家里设立平民读书处。蒋面露难色，陶便问：“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家里可以容得不识字的人吗？”蒋笑笑说：“错是不错。”陶说：“既是不错就要干。你如无暇，我来代你训练助教，只需老兄下一命令：‘从今天起，家里不识字的都要读书，识字的都要教书。’我就有办法。”说罢，陶行知就找了蒋的兄长蒋仁裕和门房李白华进来，一五一十地教了他们一回，他们即刻去教老妈子和车夫，高兴得很。蒋梦麟看到这一切，微笑着由衷地表示敬佩：“你很有传教精神。”陶行知回答说：“这是我们教育者的使命，我们远渡重洋去学习教育，就是为了回来报效祖国。我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陶行知还说过，搞平民教育的人，要像杭州灵隐寺的罗汉，天发慈悲，救苦救难，超度众生，做活罗汉。1923年的双十节，他想到的是，十字代表十字架。十字架有牺牲之意义。他在给金鸣岐的信中说，搞平民教育任重而道远，没有铁肩和宏毅的决心是不行的，我们都要立志硬起肩膀来，为民族肩负双倍的十字架。

3.《平民千字课》

要推行平民读书识字运动，就要有一本教材。平民读书运动不仅在形式上是一种新创造，在内容上他也要力图体现时代特征，而不是去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以及《论语》《孟子》那些东西。他要以新编教材取代《三字经》等那一套。1923年6月，陶行知与朱其慧（熊秉三夫人，熊秉三，湖南人，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会时，曾和梁启超拥袁组成内阁，任国务总理大臣兼财政总长，1917年曾任段祺瑞政府军政院院长）、晏阳初等人筹备成立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数月间，全国不少省份相继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有思想、符合成人识字规律的课本就成为当务之急了。于是这年8月，陶行知便和北京大学教授朱经农经过紧张奋战，合编了《平民千字课》课本，适应了当时急迫的、广泛的需要。当时各处成立平民学校，多至数百所，收容不识字文盲，多至千余乃至万余人，五六年间，《平民千字课》售出约有三百余万册。三百万在现在也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目，而在当时，那样轰轰烈烈，差不多可说是全民运动了。

《平民千字课》的宗旨有三条：

（1）培养人生与共和国国民必不可少之精神态度；

（2）训练处理家常信札、帐目和别的应用文件的能力；

（3）培养继续读书看报领受优良教育之志愿和基本能力。

在编这套书前，他们曾专门请几位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把人生和共和国国民应有的精神态度分析出来，从中选了数十条作为全书的具体目标。这种目标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发扬国民性的优点；二是弥补国民性的缺点，确定的最主要的目标有四方面：自主的精神，互助的精神，涵养的精神，改革的精神。全书共96课，计划用96天，每天一个小时就能教完。书中字词的选择是请陈鹤琴主持编辑的。陈用了一年半的功夫搞了一本《字汇》，在一百万字的材料中发现出现一百零一次以上的字有1165个，《平民千字课》的字词来源就是这本字汇。96课内容，涉及面很广，有关读书学习、文明礼貌、热爱劳动、知法守法、经济金融、科学卫生、民主向上、历史文化等内容，其中爱国主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爱国歌》《尽力中华》《郑和下西洋》《岳飞》《国旗歌》《顾亭林先生和他的母亲》《建设在民意上的中华民国（一、二）》《中华民国疆域歌（一、二、三）》都是这一主题。比如《爱国歌》是这样的：“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四万万人一心一意的爱他？要是你爱他，莫让人害他。等到人害他，更要你爱他，人如何害他？中华！中华！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四万万人一心一意的爱他！”

对于陶行知等人的《平民千字课》有人大加赞赏，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唤醒了千百万沉睡的百姓，也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不能从根本上触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典琦（即李六如）在1924年1月的《中国青年》第15期发表的《评平民千字课》是很有代表性的：“平民千字课……精神上太坏了一些。直率一点说，简直是违反了平民教育的精神和民主政治的原则……和《太上感应篇》一般，消极的劝善，劝人当隐士，劝人修来世、劝人只做家务、不做国事，劝人爱仇如己，无异于说，不可以爱国精神，抵抗外国的精神，劝人独善其身，对国家社会无为而听其自在……”对这种批评，我们不能去一一对照分析探讨，只引上文批评到的“劝人当隐士”的课文内容，作为历史评判的引子：

渔翁生活，有一种自然的风味，很是可爱。从前有一位先生。作了一首江雪诗，把雪中钓鱼的事，写得很有兴味。我们可以读读。这首诗是：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我们读了这首诗，可以想想：那大雪天气，山上不见飞鸟，路上不见行人，独有一只小船，一个渔翁，穿着蓑衣，戴了箬笠，在江上钓鱼。这时候好像世上只有他一个人了，这是何等独立的精神。真是平常人做不到，想不到的。

有的，则对整个平民教育提出了疑问。萧楚女在《陶朱公底平民教育》（《中国青年》第18期，1924年2月）中说道：“平民教育是要紧的！但是起码的生活，不更要紧么？……现制度若不经过一番彻底的翻砂功夫，平民教育么？——我恐怕还不是像汉口今天这样只留下几张纸招牌，做个聋子的耳朵，徒为装饰哩！即令有效，也不过是多使平民认识得几个字，因而多使平民添得几分烦恼苦病而已！”

李、肖的这种批评，有远见的一面。当陶行知的思想发展以后，他也就首先强调生活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了。但当时他无力去解决这样的矛盾，况且还有些三流小报造他的谣言，说他没有真本领，只会瞎咋呼，说他根底差，只会写“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一类的小诗。他考虑的是怎样使自己的灵魂与人民大众的灵魂沟通。面对各种非议，1923年12月他写了一首题为《敲门》的诗，算是答复：

打破了铜墙铁壁一万重，跑出个光明磊落的灵魂，站在您的心前敲门。

要拜会您的灵魂。望进去铜墙铁壁又是一万重！我急得叮叮东东的敲，你却慢慢吞吞的开，好容易我的魂见了您的魂。要等到两魂变一魂，从此出入不关门。

自从投入平民教育运动之后，他就忙得不可开交。可是他还是挤出时间来读他特别喜爱的作品。当时，《板桥全集》是他手不释卷的。陶行知喜欢他的文，更喜欢他的人。他说，历史的美术作品多流落在富贵人家做侍儿，劳动人民根本不可能观赏。而郑板桥却立志：“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陶行知由衷赞叹“这是何等伟大的精神！”并且以诗抒怀：

写诗作画慰劳人，惟有劳人识味真。

日持一卷随身看，不觉世间有风尘。

他相信，人生要做一点事情，才不枉费了人生。1924年3月他在给13岁的吴立邦小朋友写信时，附了一首《自勉并勉同志》：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多少白发翁，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既不要想得太伟大，也不要太贬低，自己是凭着对人民的一颗真诚的爱心，出于对无数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大字不识的劳动人民的热爱、同情和帮助，他决心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别人用什么方式去帮助劳动人民摆脱贫困与无知，他并不反对。他相信，只要耕耘总是有收获的。1925年的元旦，他闭门反思，回顾自己已经走过的历程，颇多感慨。自己有没有长进？意志是否更加坚强？拿镜子照照，还是依然故我！于是写了一首诗《我的小怀抱》，把一生的旧帐结了一结：

好也不算好，坏也不算坏。好好坏坏随人讲，心中玉一块。恩怨有偶然，毁誉多意外。翻手作云覆手雨，朋友我不卖。

1923年12月25日，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在清华学校举行。陶行知在社务会议上作报告。年会期间，与朱其慧、袁观澜、晏阳初、王伯秋等人共同倡议，于8月26日正式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朱其慧为董事长。促进会宣言指出：“一个共和国的基础，稳固不稳固全看国民有知识没有，国民如果受过相当教育，能够和衷共济，努力为国家负责，国基一定稳固。”“我们如想挽救全国不安的景象，除了把平民教育推行全国以外，决无第二个好办法。”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不久，他在《平民教育运动与国运》的演讲中提出：“我们的具体目标，是要希望十年或五年以内，能使那12岁以上、25岁以下一万万不识字的人，受一千字所代表之共和国民的基础教育，还希望学生年年增加。”他设想了一个十年计划、一个五年计划的两种进度安排。其中五年计划是：一年一百万，二年五百万，三年二千一百万，四年三千二百万，五年四千二百万。并且对在城乡分配的比例做了下列设想：第一年定90％在城市，10％在乡间；二年定18％在乡下，82％在城市，三年50％在城市，50％在乡间；四年定30％在城市，70％在乡间；五年定100％在乡间。可是，如此庞大而迅速的教育计划，哪来那么多的教师和校舍呢？这就有了陶行知“连环教学法”和“平民读书处”的发现。

4.连环教学法

自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以后，平教会的人先后在南京、北京办了十几个平民学校。有空的时候，陶行知就在平民学校的四周了解情况。得知，学校虽然近在咫尺，店家住户的大多数仍不能来学校上课。例如平民学校确定在晚上七点钟上课，看门的不能来；抱小孩的，小孩没有睡下不能来；晚饭后要洗锅洗碗的不能来。这是平常住户的情形。再看那店家做买卖的做到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的都不能来。不能来而勉强来，必定要妨碍家务事，扰乱生活的常态，那是不现实的。读书要紧，谋生更要紧。

当《平民千字课》第一册问世以后，他的长子桃红便要了一本去读，次子小桃也要读。于是弟弟跟着哥哥去学。起初，陶行知并未注意，后来看见哥哥读一课，弟弟也读一课，哥哥把第一册读完了，弟弟也把第一册读完了。他渐渐地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这启示就是，如果八岁的小孩能教五岁的小孩，那么十几岁以上识字的人，不是更能教十几岁以上的人识字吗？于是，他把这种方法称为连环教学法，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一家当中，先生教师母，师母教小姐，小姐教老妈子，每人花不了多少工夫就可以使全家读书明理了。打破了非师范生不能办平民教育的清规戒律。

有了这种连环教学法，一家、一店、一班、一庙都成了一个有效的教学单位。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职员在北京的羊市大街，东南大学教育科在南京北门桥，郑晓沧、陈鹤琴、廖茂如、徐则陵、王伯秋、胡适之、姚文彩诸先生都在家里组成了这样的教学单位，洪范五先生在成贤学舍，王仕泰君在小乐意饭馆，慧空和尚在栖霞寺，薛仲起先生在江裕轮上，江彤侯先生在教育厅，江爱吾先生在安徽省公署，甚至袁烈青先生在安徽第一监狱，都试办了这种平民教育机构。

可名不正言不顺，平民教育还是不易推行。大家都感到要给这种灵活有效的教学单位起一个简洁明了的名字才好。在南昌的时候，江西省视学桂汝丹先生提议称为“读书处”。陶行知感到这一名称自然，随即加上。“平民”二字，便又显得亲切了。从此，平民读书处不胫而走。陶行知在北京就设立了一百多处平民读书处，并在自己的家门口挂起了“笑山平民读书处”的牌子。

1923年底、1924年初的两个多月里，陶行知两个多月没有回家，一直在苏、沪、皖、赣、鄂等省市推行平民教育。用他给妹妹信中的话说，他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店里、家里、旅馆里、饭馆里、学堂、私塾里，甚至于和尚庙里，都去推行过平民教育，“并且很有经验，很有乐趣”。后来，又到军队里、工厂里、清节堂里、监狱里、济良所里推行平民教育。那个紧张、热烈、令人鼓舞，从他给安徽第四女子师范教导主任的信里可见一斑：

……到皖后三日，适逢学生为伸正气与警察冲突。但我们当仁不让，勇往直前地进行。十九日，安徽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二十日一时，对第一女子师范学生演讲女子领袖对于平民教育之使命；七时，对全城学校讲社会服务的精神。二十一日十时，对圣公会学生讲平民教育；二时，对全城牧师布道团讲平民教育。二十三日一时，约集热心平民教育之同志十七人，讨论进行方法；三时，对全城小学教员讲平民教育；七时，对省立小学讲平民教育。二十四日十时朱文公纪念馆，对徽州同乡讲促进徽州平民教育方法；四时，对全城商董一百余人讲商界对于平民教育之使命。二十五日，安徽省会平民教育促进会开第一次董事会。二十六日七时，对于全城各机关学校代表讲笑嘻嘻的平民教育运动。二十七日九时，开第二次董事会；三时，对苦儿院学生和全城警察讲平民教育和警察与平民教育之关系；晚上，对私立学校学生讲平民教育，对私塾教员讲私塾与平民教育，对和尚讲演平民教育与宗教。同时我们向省公署和其他官厅、陆军、警察、海军、监狱当局接洽。到了二十八日，大家对于平民教育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致提倡平民教育。这日整队出来游行的有省署军乐队、吴团长的军队、湖隼舰海军、本城警察、三路商团、教职员、学生共一万七千人。果真成了一个笑嘻嘻的游行。此外我还做了些小小的试验，我在江裕轮船上，找了一个四川茶房戴永，教三个别的茶房；在菱湖公园，找了三个识字的人，教六个别的不识字的人；在教育厅里，找了六个识字的夫役，教十二个别的不识字的夫役，并叫了一个夫役去教我的临时车夫。这事证明：（1）随时随地可以办平民教育；（2）有一分力量，做一分事就有一分效果；（3）社会对于平民教育，只要我们使它谅解，是没有不万众一心去提倡的；（4）门不敲不开，最后胜利都由奋斗而来。

有欢乐，也有愁苦，有顺利，也有曲折。但胸怀一颗爱心，一切愁苦、曲折也就不在话下了。元旦他是在车上度过的，“年年车上过，也算是过年”；春节人家灯火鞭炮，他“三杯绍兴酒，一碗红烧肉，吃到肚子里”，也“同享无量寿”。小朋友吴立邦写信对他说，搞平民教育太难了，特别是老太婆很顽固，自己不肯学，还不让媳妇学。陶行知对他说，我们为社会服务就要预备碰钉子。在这几个月中，他也碰了四五个钉子。碰钉子的时候有两个法子解决：一个是硬起头皮来碰，假使钉是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硬到钢一样，叫铁钉子一碰到钢做的，钉子就弯了下去。一个是要我们的热心架起火来，把钉子烧化掉。我们只怕心不热，而不愁钉子不能熔化。他就是凭着架起来的心火，点燃了全国各地千百处平民读书处。

5.平民教育向何处去

平民教育运动正处于**的时候，陶行知已经冷静地看到，平民教育的方向应发生变化。现在办教育的人总是在城里热闹，那冷静的乡村，实在没有人过问。但是中国以农立国，一百个人当中有八十五个人住在乡村里。平民教育运动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平教运动如果远离乡村，是没有前途的。

为此，他首先在外观上与劳动平民打成一片，买了一件棉袄，一条棉布套裤，一顶西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头上，觉得完全是个中国人了，并且觉得与一般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这并没有真正解决教育下乡的问题，他在寻找。

1924年7月的一天，他与在美留学攻读乡村教育回国后任东南大学乡村教育教授的赵叔愚，一同去参观南京燕子矶国民学校。这一看不要紧，它成了陶行知办晓庄试验学校，开创教育新纪元的重要契机。“我们走进这个学校，四面一望，觉得似曾相识。因为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都是我们心目中所存的理想，天天求他实现而不可得，不料在这个偏僻的地方遇到，真是喜出望外。”所见的一切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是事实，又是理想，是事实化的理想，理想化的事实。他一直在寻找、准备为之奋斗一生的大事业，在这里看到了曙光。参观以后，他以他独具的慧眼，立即对他的所见所闻做了介绍。

这所学校在距南京神策门约十三里的燕子矶，年初丁超调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在这以前，丁超已经有八年的校长经验。丁超在这所学校办出了什么特色呢？

陶行知看到，这个学校不但教学生读书，并且教学生做事。做什么？改造学校！改造环境！可是要打破学校就是教书、读书的观念谈何容易！学生、教师、家长都不答应。于是校长一靠身教、二靠毅力，攻克了这些难关。初起，他整天拿着钉锤和扫帚，所以有人讲他是钉锤校长、扫帚校长。但久而久之，教师、学生都跟着拿了，于是合力来建造学校。

校址是在一个关帝庙里。校长带领学生为关公开光，把神像神座洗刷得焕然一新，带领学生们向关公恭恭敬敬地行礼。把各路杂神移到隔壁的庙里摆着，行了礼。经过一番打扫，居然有了一个适用的教室，村里的人看见关公开了光，杂神也都有妥当安排，不但不责备校长，还称赞校长能干。学校有了，进而要改良环境。校长带领学生栽树，从门口栽到燕子矶顶上，风景一变。

这样一来，学校名震遐迩。陶行知把它概括为四个影响：“教学生做事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全校无事不举：屋角上、桌缝里都可以看见精神的贯注。第二个影响就是用不着佣人做事：打扫、泡茶及一切常务都是大家分任，所以这个学校没有门房，没有听差，没有斋夫。第三个影响就是学生得了些合乎生活需要的学问：学生在学校里既肯做事，会做事，在家里也肯做事，会做事了；父母因此也很信仰学校了。第四个影响就是省钱：这个学校连校长有四位职员，五级学生共有124人，但每年只花费公家624元钱。平均每个学生只费5元钱。学费是一文不收的……”（《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1924年）

花钱很少，却能办出很好、很有特色的学校，难道不令人向往吗？

[1] 原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