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行知生年考

关于陶行知的生年，自80年代以来人们就有所争议。1981年10 月，有关方面在北京召开纪念陶行知诞辰90 周年大会，确认陶行知出生于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即公元1891年10月18日。然而此后，有些“陶研”人士就对此表示怀疑。至80 年代末，有关陶行知出生时间已有四种说法：1891 年说、1892 年说、1893 年说、1894年说。由于各自说法的研究者均能“提供”一些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故使后来从事“陶研”的人们颇感棘手。即使截至目前在“陶研”方面学术成就最高且最有代表性的专著《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一书，也只好在确认陶氏生年时“按照多说从众的基本写作原则”来表示自己的“倾向”。[1]

正如《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一书所讲，“对于自己的生年，陶行知似乎不甚在意，因而造成以上诸说，各有成立原因，从而留下了一重疑案”。不过，细考现已成集的陶氏留下的近600 万言的文字材料，虽然没有直接地说明自己的出生日期，却多次透露出自己出生于1891 年的信息。如在1925 年7 月25 日，陶行知即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十七岁时出外求学，我的父亲送到屯溪，要等到我到了杭州才写回信，已经是半个月，真是望眼欲穿了。”[2]所谓“十七岁时出外求学”，即指他于1908 年春上赴杭州投考一所教会开办的医学堂。由此可反推他出生于1891年。对这件事，他后来还有诗文回忆。这就是作于1931年4月10日的那首“献诗”。在诗的正文前有一小序，起手一句即言：“我十七岁之春，独自一人，乘船赴杭学医，父亲躬自送水蓝桥下船。”[3]时隔6 年的两段文字，回忆的是同一件事情，记叙的是同一个年岁，即使没有他的夫人、儿子、学生、朋友等说他生在“辛卯年”“属兔”等旁证材料，[4]仅此也足以证实陶行知出生在“光绪十七年”。

其实早在大学读书之时，陶行知就说过自己出生于1891年。这就是他为金陵大学的校刊《金陵光》第4卷第6期（ 1913 年11 月）、第7期（1913年12月） 撰写《伪君子篇》时所言：“吾十八以前，只知恶人之为伪，不知恶己之有时亦为伪，且每以得行其伪为得计。呜呼，误矣！ 自入本校，渐知自加检点。” [5]如众所知，陶行知入“本校” （ 即金陵大学） 是在1909 年秋。其时18 岁，倒转推算，非1891 年更系何年？ 此说极为值得注意：一是此篇文章中所提及的年龄，是目前可见最早的陶氏亲笔提及自己年龄的材料； 二是此文系一篇反伪檄文，陶氏绝不会在反伪时再伪书自己年龄；三是陶氏其时为一纯真学子，在年龄问题上不存在任何因某些特殊缘故而报大报小的必要。

二、陶行知加入基督教考

对于陶行知是否加入基督教，有些学者颇怀“为尊者讳”的心态，坚持否定态度或干脆避而不谈，直到陶行知本人于1916 年2 月16 日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罗素的信被发现后，陶行知加入基督教的事实才得到有力的证实。在给罗素的信中，陶行知联系到自己当年在杭州广济医学堂因为不信教而受到歧视的经历，颇有感触地说：进入金陵大学后，令人高兴的是，“在金大对于基督徒学生和非基督徒学生均一视同仁”。尽管如此，后来“在包文博士和亨克博士的指导下，又深受詹克博士的‘督教的社会意义’观点的影响，我于1913 年成为一个基督徒”。[6]

关于陶行知于1913 年加入基督教一事，还可以从其他的材料中获得佐证。陶行知1946 年逝世后，他求学金陵时的老师司徒雷登追忆道：“我掌教金陵大学的时候，陶行知……思想超脱，笔致清新，一见便使人相信是前途最有希望的优秀学生。在校时，他专攻王阳明的学说，同时对于基督教的真谛探讨不遗余力。”[7]正是由于他“在学生时代坚信基督教”，后来他从事教育，坚信博爱，主张小先生制等，“均为基督教精神之最大发挥”。[8]陶本人在1913年4月为《金陵光》第4卷第3期撰文《导引新生之倡议》即言，“吾青年会对于新来同学素存爱敬，故每学期开学后必集茶会，以笃新旧交谊”。所谓“吾”之“青年会”，即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在各教会大学内设立的“学校青年会”。这里指金陵大学的青年会。

关于陶行知加入基督教并“效其区区之力”的历史事实，还可从与他关系甚密的缪秋笙那儿取证。据缪氏留世的有关文字可知，陶行知加入基督教后还为“中国主日学合会”尽力过有关事工。中国主日学合会创立于1910 年，其早期的主要事工，包括文字、教育、布道和推广四个部分。其中文字工作专事编印主日学教材、训练教师课本及月刊等印刷物，“曾译（ 印） 了英美教会通用的六种主日学教师课本，当时陶行知先生亦曾被请为翻译员之一”。[9]除此而外，中国主日学合会在教育事工方面还于每年夏季在各地举行教师训练会，为期6 周，成绩良好者则给以证书，借以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后来在南京高师时，陶行知为了推进中国新教育运动，积极发起并组织开办暑期进修学校，显然是受到了主日会这种作法的启发和影响。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20 世纪初年基督教青年会的要人们在中国的一些活动。通过对这些活动的了解，人们对陶行知加入教会组织的具体时间以及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皈依基督，将会有一个比较明晰的了解。

进入20 世纪，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加快了发展步伐，为了进一步“指导” 和“促进” 这种事业，早在1896 年就到中国活动过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穆德，又于1905 年至1906 年以“布道家”的名义，前往中国不少城市召开“布道大会”，并用发彩票的形式招徕中国青年听其宣讲。辛亥革命前后，来华举行大规模“布道大会”的“布道家”更多。就在陶行知说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的1913 年，穆德再次来到中国。在主持召开了“中华续行委员会”之后，又会同另一个从美国来的“布道家”艾迪，前往武汉、沈阳、南京等14个城市举行了多次“布道大会”，累计听讲青年竟达13 万多人。次年艾迪再来中国，又在12 个城市“布道”，累计听讲青年亦达12 万多人。青年会如此频繁地组织这些规模巨大的“布道大会”，主要目的自然在于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吸收中国青年入教。

陶行知加入基督教显然与艾迪他们前往南京布道有关。据郭中一《金大60年来宗教事业之概况（1888） 1948》所载，金陵大学于1910 年正式命名后，前来宣教布道的宗教领袖人物，计有穆德、艾迪、丁立美、诚敬一、都春圃、史比耳、布克曼、甘露得、马相伯、余日章以及司徒雷登等，此外一些教会的主教同牧师们也频频讲演。其中立志布道团干事丁立美氏于1911 年3 月在金大布道两周，所收成效是“一个金大立志布道团宣告成立”，“参加的同学约60 名”。美国布道家艾迪博士于1913 年春在南京举行演讲大会，将开幕时，金大就有60 位学员“决志承认基督为救主”，“其中大多随后都领了洗” [1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艾迪上次演讲，为其担任翻译者正是英文极为优异的陶行知，而且他在艾氏演讲之后还将艾的演讲词翻译发表在校报《金陵光》上。[11]根据这些史料所展示的背景来看，陶说自己于1913 年加入基督教，显然是在艾迪前往南京举行演讲之际，极有可能他就是那“决志承认基督为救主”的金大60名学员之一！

三、陶行知最后确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考

在1916年2月16日致罗素的信中，陶行知还提到自己何时最终下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决心，这就是“去年夏天，在日内瓦湖举行的基督教青年会夏季会议上”。陶行知早就有意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习教育。他在致罗素的信中说，“三年前，我就选择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自己在美国的最终目标”。这就是说，早在金陵大学求学之时，陶行知就对哥伦比亚大学产生了好感，有志前往该校研习教育。究其原因，不外两点：一是就哥大自身而言，当时在世界享有盛名，其师范学院更是当时世界上研究教育最权威和最有声望的高等学府。自清末以“退款兴学”为契机的留美热潮兴起以后，哥大及其师范学院逐渐为中国教育界知悉。尤其在民国建立后，随着该校一些享有盛名的教授如孟禄等人的来华，以及前引艾迪、李敏甫之类人物或由美来华或留美归国，加之中国教育界派员赴美考察活动的迅速展开，哥大及其师范学院更为国人所熟知。由此诱发和激励一代青年学子如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欲求一往。二是就陶行知本人而言，他于其时目睹到中国的“种种严重弊端”，坚信“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思量自己的“毕生志愿”应该是“通过教育而非武力来创建一个民主国家”，故而在决心出洋留学时就考虑到选择其时世界上研究教育最具权威的哥大师范学院作为自己求学深造的最佳处所。后来因为经费难措而将“此计划”“暂搁下来”，改以伊利诺大学作为留学之地。到1915 年夏，正值他于伊利诺大学毕业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重新燃起了前往哥大师范学院深造的希望。这个机会就是前文提及的“基督教青年会夏季会议”。

据查，基督教青年会夏季大会（又作美中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夏季会议），于1915年6 月下旬在威斯康辛州基尼法湖畔芝加哥大学召开。由于与青年会的特殊关系，陶行知不仅参加了这次大会，而且在会上受到“极大的鼓舞”后下定了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后决心：“我毕生献身于教育行政的想法更为具体化了。遍览所有的大学，再次确认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我最合适。”[12]为此，他在当年夏天致母亲的信中，将自己的决定告知家人：“浚自到基尼法湖，身体又强壮了许多。后日回校进夏季馆。”[13] 就这样，他不仅顾不上因当年春上老父去世长子降生而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反而赶在伊大毕业之前进入该校的“夏季馆”（夏学期），选修了包括“教育评价基础”“教育研究法”“教育心理学讨论”以及“中学课程”在内的多门教育学科课程，以此知识基础做好进入哥大师范学院的准备。

必须指出的是，《陶行知全集》第5 卷在收录上引陶行知致母亲的信后的“注释” 中，认为“此信约写于1915 年夏，当时陶行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写于1915 年夏”属实，但“当时”陶并未进入哥大。事实恰恰是该信所述之事促成了陶下定转入哥大进一步深造的决心。又，基尼法湖畔举行的夏季大会结束于1915 年6 月27 日。陶行知言“后日回校进夏季馆”，可知这封信写于1915 年6 月25 日或26 日，也就是说，陶行知最后确定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的时间在1915 年6 月25 日左右。这样，在经历了伊利诺大学这一“绕行道”之后，他终于以哥伦比亚大学作为完成自己知识体系的最佳和最后场所，并以此作为终身事业的知识基础开始将人生的奋斗目标，确定在“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事业信念上。

四、陶行知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年限考

陶行知于1917 年8 月归国后，迅即投身于中国教育改革的潮流之中，以南京高等师范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初试改革中华教育的身手。为了将中国的新教育改进事业推向更为深广的层面，陶行知借助团体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自进入南京高等师范之后，先后加入了多个教育团体。其中对他的人生事业影响最大亦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教育团体，当推中华教育改进社。然而时至今日，既往的“陶研”对他任职中华教育改进社究竟止于何时，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明，留给人们一个亟待揭示的悬念。

由于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担任的职务为主任干事，而这一职务早在该组织筹备期间即被确定直接执行董事会决议事项，编拟计划、预算和决算，“商承董事会主持本社一切事务”，且社内各科职员均由其“推荐”，“经董事会认可聘任之”，[14] 故在实际上为社务的全面负责人。正因如此，要了解陶行知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一职究竟止于何时，亦必须了解该组织的活动起止时期。

既有资料表明，中华教育改进社正式成立于1921 年12 月23 日，次年2 月8 日即正式聘任陶行知为主任干事。这已为人们所共知。自成立之后，该团体的主要活动是每年举行年会，召集全国教育代表讨论改进教育议案并次第实行。累计改进社年会共为四次，即1922 年、1923 年、1924 年、1925 年各一次。1926 年以后，由于南北纷争，战事正炽，而其时中华教育界也早已“四分五裂”，加之自是而后社的要人们变异甚大，[15]故每年一次的年会难以为继，社的活动及其影响也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尽管如此，社在名义上依然存在，而且在陶行知等人的努力下，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政局的变更，转而“于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幼稚教育三项从事办理”，[16]所以陶行知等人于1927 年初开始办理的南京晓庄乡村师范仍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来主持进行。这就是说，1927 年以后，陶行知仍然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对此，从陶行知留世的文字中也可取得证据。如在1930 年初，陶自订《我今年的计划》，在“时间的分配”上共分12 项，其中第四项即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每周六小时工作”； 在“生活举要”方面共分17 项，其中第三项即为“进行中华教育改进社服务”。[17]

不幸的是，就在陶行知拟订出《我今年的计划》不久，即1930 年4 月12 日，晓庄学校被蒋介石以“莫须有”的罪名密令南京卫戍司令部强行封闭，陶本人随之也受到通缉而逃往上海，后又亡命日本。于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社务无人主持，社的日常工作遂告停顿，留在北京西四牌楼帝王庙的社址也就“黄鹤已去楼空在”了。但直至此时，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名义上仍然存在。只是由于空寺无僧，社的董事会即将社办公处所转借给北平国术馆“暂用一时”。直到1931 年暑期将近，社董事长熊希龄联合董事蔡元培、蒋梦麟、王正廷、张伯苓、陈宝泉、郭秉文等人，再商及国术馆请其迁出，而将北平幼稚师范由香山见心斋迁进帝王庙[18]。自是而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社址就成了北平幼师的住所了。及至陶行知自日本归国，再也没有提及“中华教育改进社”。由是可见，陶行知正式任职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应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事业夭折之日为终止。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在任职中华教育改进社期间，陶行知还一度辞谢北洋政府教育部聘其为武昌师大校长一职，也曾谢绝了金陵大学拟聘其为校长的属意。然而过去的“陶研”，均认为这两件事发生在陶行知初接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职任之际。现据《申报》 1924 年11 月25 日载《武昌师大校长问题已解决》知，陶行知被聘并辞聘武昌高师校长事实在1924 年11 月间。至于金陵大学于1924 年之前聘陶为校长则纯属子虚乌有。如众所知，教会高校在中国政府强行要求外人在华高校必须注册立案之前，绝无聘请华人校长之事，即有也只是校长之助手或副校长（ 哪怕实际在行校长职） 之类职位。再据继包文之后任金陵大学校长职长达24 年之久的陈裕光先生回忆，包文之后，被正式任命为校长前，于1927 年4月至1928 年3 月间任临时校务委员会主席（陈为副主席），陈任校长后金大才被国民政府正式批准注册。[19]因此，笔者认为，金大曾拟聘陶为校长之事，即有，也只会在1926—1927年间作为校长人选之一，被金大校方或包文考虑过。

五、陶行知亡命日本往返时间考

面临着晓庄学校被封自己亦被通缉的突发性灾难，陶行知于4月12日夜乘23点的火车离开南京走避上海，匿居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同乡友人程霖生家中。然而，在灼热难耐的夏天过去后，随着中共在长江下游谋划城市暴动失败，东北军易帜拥蒋接受“中央”领导，蒋、冯、阎大战以冯、阎通电下野而渐至结束，当局追捕陶行知的风声也日益紧迫，上海成了陶行知的又一处“梁园”——非久留之地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因友人劝告，遂去日本考察”。由是他走上了近代自康有为、梁启超以来一些革新志士面对专制高压的屠刀而常常被迫选择的一条路——东渡日本。

与第一次出洋相比，陶行知此番身份乃“朝廷通缉犯”，其风景与当年相异截然，其行踪自然也悄然无息。故直至今日，人们找不到半个字的材料，来确定他离沪赴日和由日返归的准确日期。好在这位“大众诗人”教育家有诗为“证”，能让人们从其诗作中窥视到他的行程大概，知其此次东渡来去不及半年光景。

关于他去日本的时间，现根据他的高足戴自俺的留世文字，可以断定在1930年10月10日左右。在《从儿童的队伍里来》（上海儿童书局1935年版）一书第63页中，戴氏写道：“（10月）6日我由涡阳动身，9日抵达南京，停留一宿，第二天抵达上海。在上海会见几位友人，有许多事拜托他们，正好花了八天时间，就离开上海。”从文意可知戴自俺于10月10日抵达上海。又同书第112页戴在致一位儿童朋友的信中又如是告知对方：“我有一个先生（指陶行知——引者注），他是世界上最爱孩子的人。我去上海的时候，先生正好由上海动身到日本去。”联系到陶行知由南京逃亡上海后，一些晓庄学生陆续秘密前往，商量今后的教育革命和改造工作如何进行，以及戴所说“有许多事拜托”在上海的“几位友人”，可以推测此次戴往上海，极有可能就是前去为陶送行并帮忙安排陶出走后的有关事宜。

至于陶行知自日本归国的日期，《平凡的神圣——陶行知》考证为1931年“3月底4月初之间”。现据陶行知自编《行知诗歌别集》（又名《清风明月集》）有关诗作的内容和时间，笔者断其归期在3月中下旬间：3月15日，陶行知写下了《久病初愈》一诗，向人们透露了自己在日本曾大病一场。在《清风明月集》的编序上，此诗之后陶编入了《雪罗汉》（3月20日）、《雪狮子》（3月20日）两诗。这两首写“雪”的诗作，显然描述的是东京下雪的情景（或追忆东京雪景）。再后又编入《爱之酒》（3月22日）、《愁云》（3月23日）、《种菜者与友和唱》（未注日期）、《绿豆粥》（又作《无量之福》，未注日期）。其中《愁云》诗乃回答方与严的赠诗《愁云诗》而作，且回赠方与严；《种菜者与友和唱》乃因仲霞以晓庄学校被封一年为题作诗赠陶，陶随即和诗二首应答。值得注意的是，陶在诗中列有小标题：“昨夜仲霞先生赠吾一诗”；“吾依原韵和答之”；“又和之”。陶亡命日本乃孤身一人。“昨夜”仲霞赠诗他即能“和答”，显然两人在一起，可知陶作此“和诗”时一定在上海！再《绿豆粥》一诗起首一句为“三个蟹壳黄”，陶为此自注为：“沪语‘蟹壳黄’是烧饼。”显然此事又发生在上海。再后陶编入的诗是《逼上诗山》（3月24日）、《笔病》（3月25日）、《愁云》（3月25日）、《问五柳先生》（3月27日）。其中《愁云》仍然是有感于其时在上海的方与严的《愁云诗》而“换一写法”；《逼上诗山》和《笔病》乃回答友人“为什么久不见诗作”的询问，告知实因自己遇上了穷、病、愁“三大盗”；《问五柳先生》一诗，显然是借诗向所有关心自己安危的人们暗示：“五柳先生”今安在，且又“要招诗人与酒友”了。由上述一组诗作的编序及其所叙内容，可以判定陶行知自日本归国的日期最迟在3月24日之前。这就是说，陶行知第二次出洋的归国时间当在1931年3月15日至24日之间。并由此可知，他第二次出洋仅5个多月时间，比较第一次出洋历时3年和第三次出洋历时2年又一个半月（即1936年7月11日至1938年8月31日）来说，这次因政治避难而“去日本考察”的时间却短得多。

[1] 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6页。

[2]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3]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139页。

[4] 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5]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6]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728页。

[7] \[美\]司徒雷登：《我所认识的陶行知》，载《陶行知先生纪念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6年版，第5页。

[8] 《美大使痛悼陶行知逝世》，载《联合晚报》，1946年7月27日。

[9] 缪秋笙：《四十年来之中国基督教宗教教育事工》，载《金陵神学志》第26卷，第1、2期合刊（1950 年11月）。

[10] 郭中一：《金大60 年来宗教事业之概况（1888—1948）》，载《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258页。

[11] 艾迪演讲词题为《中华民国之将来》，载《金陵光》，1913年第4卷第2期。

[12]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28页。

[13] 《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4]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370页。

[15] 先是“对于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人物”郭秉文，于1925 年1 月被北洋军阀免职，这位完全献身于事业的职业型教育家的下台，“意味着新教育改革运动开始衰退”（ \[美\] Barry C.Keenan：《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与新教育改革运动》，转引自周洪宇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继之“当时影响最大的教育刊物”《新教育》杂志在出版11 卷53 期后被迫停刊，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舆论阵地和理论基地由此被毁。再是改进社的要人们如张謇、范源濂分别于1926 年8 月和1927 年2 月去世；蔡元培于1926 年2 月自欧洲从事学术研究归国后“误入歧途”—— 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协组新政府；汪兆铭成为一名典型的政客；李建勋正忙于改组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黄炎培则于1925 年后忙于实现“大职业教育主义”，后又与国民党闹“别扭”而遭通缉。

[16] 《熊希龄集》（下），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0-2041页。

[17]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191页。

[18] 其中变易情况，参见《熊希龄集》（下），第2040-2041页。

[19] 参见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982年），以及南京大学高教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