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一直是教育界研究、讨论的课题。65年来，虽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达成了一些共识，但由于人们对生活教育理论的不同理解及政治上的原因，迄今未能取得一致的认识。本文将分五个时期，围绕每一时期讨论的热点，评述陶行知研究的过去和现状，以推动研究继续深入地开展。

第一时期，1927年3月至1946年7月，从创办晓庄师范到逝世。

这一时期的研究、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围绕着晓庄师范创办及封闭对中国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而展开……第三阶段则对生活教育理论作了较全面深入的研讨、评价，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陶行知研究史上的“客观探讨期”。概而言之，这一时期主要探讨的是以下八个问题。

1.对晓庄师范的评论

一种观点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杨松友认为，创办晓庄师范，“在中国乡村教育上，在世界一般教育上，均有很大的意义。”[1]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屈伯克认为，晓庄师范的办学思想及具体做法，“完全合乎现代的思潮”。[2]国际自由平等同盟代表也认为，晓庄的宗旨和办法，实在很适合现代的潮流，推翻旧时教育制度，将为新中国创造一种新的制来。[3]梁漱溟认为，“晓庄师范培养出来的学生，与传统毕业生相比，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有能力，二是有合理生活。”[4]古楳、金海观都认为，晓庄师范是乡村教育改造的“急先锋”，它们提出的“教学做合一”的口号，是当时乡村教育界里流行的“时髦口头禅”。新设的乡村师范，几乎都以晓庄师范为榜样，“其规模流传全国”，[5]雷通群则称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中，具有冒险性的哥伦布”。

另一种观点既肯定晓庄师范的革命性、创造性，同时又指出它的不足之处。

区巾雄认为，晓庄师范是陶行知的“新发明”，胜过一般抄袭成法的学校“百倍千倍”，不愧为中国乡村教育的“灵魂”。其不足之处是：各种系统知识“晓得不多”。王秀南认为，晓庄师范确确实实是活的教育，革命的学校。它有“教育中国化、课程生活化、生活民众化、环境科学化”的四大好处，但也有“偏重技能、轻视学术、消极忍苦”等缺点，任时先在他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一书中，称陶行知代表的乡村生活改造派理论是中国“地道货”，“很合于我国社会的需要”。但对晓庄师范“脱离政府有计划指导”，搞革命活动提出了批评。

此外，也有些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如国民党胡汉民就曾批评晓庄师范偏重“做”，轻视“教、学”，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担负改造乡村教育的重任”。

2.对解散晓庄师范的反响

1930年4月，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派兵封闭。胡汉民在立法院发表的《解散晓庄师范学校的原因和经过》的演说中，给陶行知及晓庄师范罗列了“勾结国家主义，图谋不轨，受冯玉祥的接济，散发传单，抄袭共产党的捣乱方法”等罪名。这一举动，引起了教育界的强烈不满。

《铁报》记者则认为，“晓庄师范确为国内最完善之学校”，师生与农民“亲爱如兄弟”，其教育理论“深得人心”。政府当局不应“摧残教育”，应“早日启封”晓庄师范。金海观认为，晓庄师范的实践活动改变了“许多传统教育者的观念”。勒令解散晓庄，“不免令人对于乡教前途感到失望。”

3.人口统制与教育

1931年，陶行知以何日平的笔名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的长篇文章，指出中国教育的三条出路是：“教人少生孩子，教人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教人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人称陶行知的人口统制之教育论，或陶行知的五生主义（少生、好生、贵生、厚生、共生），引起教育界一场人口与教育的讨论。天津《大公报》明日之教育专栏增设“人口统制与教育专栏”。该专栏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陶行知主义是中国教育的出路吗？——陶行知人口统制论的教育之批判》。文章认为：陶行知人口统制教育论，“不但没有丝毫的正确性，反而充满了可悲的错误与危险的作用”。追随陶行知左右的青年，有意无意将成为陶行知主义的祭品。陶行知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也认为，控制人口过剩的陈腐理论，是地主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的谎话，陶氏显然错了。

4.山海工学团

1932年5月，陶行知连续在《申报》上发表了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提出在农村、工厂中普及“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教育。同年11月，陶行知在宝山和上海交界处的大场创办了第一个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工学团的诞生引起了教育界的重视，被认为是晓庄师范实验的继续和新发展。夏承枫认为，山海工学团在“打破传统学校形式，扩大教育使命，适应社会需要”诸多方面，值得乡村教育者的注意。戴伯韬认为，工学团是“教育上的新发现”，是生活教育理论更具体化、更切合人民需要的一种形式与内容。马侣贤认为，工学团的实验就是想在穷国里，办穷教育，想穷办法，来打开一条生路。密野则把工学团比作乡村教育界中的一颗“明星”，具有“为民族找生路，为社会谋建设，为农民增生产”的功能。

5.小先生制

小先生制正式诞生于山海工学团，张健、侣朋是最早的小先生。陶行知认为，要普及教育必须要树立小孩能做小先生的观念。他说在贫困落后的中国只能用穷办法来普及教育。除了重用小先生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教育普及。从此小先生制不胫而走，风行全国。同时，也引起了教育界的争议。

杨任远调查各地的小先生后认为，小先生不但能普及教育，就是改造农村、复兴社会都非小先生加入不可，郑一华认为，小先生的办法不是儿戏，它是普及教育的一条坦途。但小先生制的理论还缺乏科学依据，其作用也只能限于文字的学习、常识的灌输上。

俞子夷、董任坚及《时事新报》记者则反对让学生做小先生。他们认为，小先生制“简直是把儿教当儿戏”，“对于儿童之智识技能缺乏跳跃性发展，显然是一种变相的童工制，必须用法令禁绝。”

6.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

育才学校创办于1939年7月，是为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创办的新型学校。丁华认为，育才学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创造与实验”。是“翻遍世界史也无先例的一所学校”，除国民党教育当局予以压制、打击外，社会各界都给予它极高的评价。

社会大学创办于1946年1月，专为进步职业青年业余进修而设，被称为“民主的堡垒”“进步的革命学校”。李维汉认为，社会大学的教育宗旨、方法、形式，同“解放区学校相似的地方很多，都是按大众需要来办，都是由学生亲手来办的，这就是教育的民主化，希望能普及全中国”。

7.生活教育理论

1935年，刘季平以满力涛的笔名在《生活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文化与教育一般之本质》的长文，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作了系统检讨。随后，王洞若在他编辑的《生活教育论集》的前言中，对生活教育理论作了进一步讨论。在基本肯定生活教育理论的前提下，尖锐地指出了生活教育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40年代，延安新教育学会编辑出版了《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引起边区教育工作者对生活教育理论的研究和讨论。这是陶行知研究史上第一次对生活教育理论作较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

（1）陶行知学生对生活教育理论的评价。

胡尚志认为，陶行知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合乎国情，适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变少数人的教育为大众教育，变体脑分离的教育为手脑相长的教育，变教学分离的教育为教学做合一的教育，“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白桃也认为，惩治教育理论是，“由静的走向动的，由消耗的走向生产的，由承续的走向建业的，由因袭的走向创造的，由空谈的走向实际的，由死的走向活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中国农村教育唯一的“正确生路”。

刘季平、王洞若等人在肯定生活教育理论的同时，又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刘季平研究了国内外的各种教育思潮后认为，“目前唯一切合中国大众之需要的教育，就是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教育”。这种教育理论的根本特征是把教育和大众、教育过程和实践过程、教育的活动和学习的活动打成一家。但这种理论忽视了教育与生活、社会与学校、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因而“客观地取消了教育”“滑入了可悲的空谈”中。王洞若认为，生活教育理论的出发点，是要在“穷的中国普及教育”。他的理论和实践无疑是“对于传统教育的一种革命，对于学校教育的一种解放”。但它的明显不足是，对生活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因而也不能完全揭示生活与教育的辩证统一关系。戴伯韬认为，生活教育理论是“一个非凡的新教育思想”，它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教育学说”。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把教育孤立起来看了，没有把一切现象看成一个互相交织、互相存在、互相联系的统一体”。张健认为，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是“以人民生活为教育的中心，由人民生活需要决定教育的目标、内容与方法。”因此，按其性质来说，“基本上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教育学说”。其基本缺陷是，“夸大生活对教育、对社会、对学校的支配作用”，过分夸大“行若无事”和“感性认识”的意义，忽视了“教育与学校特定的反作用”。也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陶行知强调“做”不是过了头，而是不够，应把“教学做合一”改为“做学教合一”，以便突出“做”。

（2）延安解放区对生活教育理论的评价。

1942年，生活教育社成立15周年，延安各界召开了盛大的纪念会。《解放日报》发表了多篇介绍、研究、评论生活教育理论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文章都给陶行知及生活教育理论以极高的评价。

延安新教育学会编辑部，在他们编辑出版的《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的序言中，称生活教育理论“含有不少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于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教育与奴化教育，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同时也对中国新教育投下了一块奠基石”。

延安《解放日报》为纪念生活教育运动15周年专门发表了社论，盛赞生活教育理论“是实际的，同时又是革命的”。

延安新教育学会理事长徐特立、副理事长范文澜在给陶行知的贺信中称，陶行知是“反旧八股和洋八股的旗帜”。称生活教育理论是“一种进步的教育主张”，是“治疗中国弊端的良方”。它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因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占光辉一页”。

8.陶行知与杜威

1915年9月至1917年秋，陶行知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系统学习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教育理论。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陶行知与胡适跟随左右，充当翻译，从而在教育界刮起一股杜威热。正因为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生活教育理论的三大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又是杜威教育理论“翻了半个筋斗”发展而来的。因而围绕着陶行知与杜威、生活教育理论与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联系与区别展开了讨论。绝大多数人认为，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如反传统教育，强**育生活化、学校社会化，以做为中心，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认为，尽管有人说生活教育理论是“美国实利主义的教育，是杜威的再版”，但它切合中国、切合边区的实际，因此“仍值得我们特别尊重”。

徐特立、刘季平、戴伯韬都认为两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徐特立认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继承发展了杜威的教育学说”。满力涛认为，陶行知“不仅是倒转了杜威，而且是克服了杜威”。戴伯韬认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虽“脱胎于杜威的教育学说，但和前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这就犹如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学说翻一个身，完全成了新的有力的学说一样，它已经摆脱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纯从生物学法则说明人类自然性的缺陷”，是“更高一级的发展”，是“新的有力教育学说”。

30年代初，子钵曾把“人口编制之教育论”作为“陶行知主义”进行批判。而以“陶行知主义”颂扬陶行知，并以此来区别陶行知与杜威的人把陶行知主义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在人生观上说，陶行知主义是主张躬行实践，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的一种主义”。第二，“在社会观上说，陶行知主义是主张从乡村教育改造到乡村社会改造，更从乡村社会改造到全中国改造的一种主义”。第三，“在教育观上说，陶行知主义是教学做合一主义”。很显然，陶行知与杜威有本质的区别。生活教育理论比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要“进步得多”。

第二时期，1946年7月至1950年7月，从陶行知逝世到纪念陶行知逝世四周年。

陶行知逝世后，《新华日报》《民主报》《文汇报》都发表社论，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解放区还号召教育工作者学习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广泛推行“小先生制”，贯彻“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思想。并决定将延安中学改名为“行知中学”，设立“行知奖学金”以示纪念。陶行知逝世四周年时，《人民教育》《新教育》《东北教育》及《文汇报》都推出了纪念特辑，把陶行知研究推向一个**。这一时期发表的研究或纪念、悼念文章，涉及到哲学、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是陶行知研究史上最有意义的“客观全面评价期。”

1.哲学思想

徐特立认为，陶行知的哲学观是“唯物主义”的。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理论与实际结合”。华岗认为，陶行知的哲学思想，是实事求是，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且做到了最完美的境地。刘季平则说，陶行知是“一个革命的唯物论者”。

罗克汀认为，陶行知的哲学思想，虽然受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很大，但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陶行知“站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立场上”，对杜威哲学进行批判、扬弃，从而完成了从实用主义哲学观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化哲学”转变的过程。他认为陶行知的哲学观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与实践紧密联系”。第二，“人民性”。第三，“通俗、大众化以及民族化和中国化的特质”。

张东志把陶行知的哲学思想归纳为，“以行是知之始为基础，以人民至上主义为本质，以生活教育为办法，更以爱满天下为动力。”

2.政治思想

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陶行知先生追悼会上的讲话中称，陶行知是中国共产党“民主运动的亲密战友”，继鲁迅、邹韬奋以后的“伟大民主主义者”。他一生所走的政治道路是“正确的”，不但是“人民的模范”，而且也是200万党员学习的“模范”，周恩来在陶行知逝世后打给党中央的电报中称，“十来年，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李维汉认为，陶行知早在抗战前，就形成了“农民须与工人联合的思想”并从“旧民主主义战士成了新民主主义战士”。陶先生不是共产党人，却是共产党应该学习的榜样。钱俊瑞认为，陶行知是“革命的大思想家、大诗人和大政治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他一生的政治道路，就是“从一个欧美式的自由主义者、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最后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道路。

《新华日报》《民主报》《文汇报》等发表的悼念社论中称，陶行知是“中外人士所景仰的独立和民主的坚强战士”，是“一个实践的救国者和民主战士”。对陶行知的政治思想及活动，予以很高的评价。

张劲夫称陶行知是“救亡运动、民主运动中最英勇伟大的战士”。董纯才称陶行知是“跟着毛主席旗帜前进”的战士。张健认为，陶行知的事业“差不多都是和共产党合作进行的”，他为中国革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其他如刘季平、戴伯韬、方与严、张宗麟等陶门子弟，都持上述同样的观点。

也有人认为，陶行知的基本思想始终和他的老师（杜威）一样，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3.生活教育理论

陆定一认为，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并号召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者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和陶行知先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原理，并把它实现。刘季平认为，“解放区新教育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消化了陶行知思想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说，陶行知教育思想是“解放区新教育思想的源泉之一”。在今后“新中国教育发展上会起很大作用”。戴伯韬认为，生活教育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大同小异”，陶行知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与实际的创始者之一。”研究他的教育学说，“对于我们开展解放区的新教育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钱俊瑞认为，陶行知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方与严认为，生活教育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董纯才认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特别是教育干部，”“为人民教育事业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立下了不朽功绩”。张健认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代表新民主主义教育，向传统教育及以后的国民党反动派党化（愚民）教育作斗争之最彻底最伟大的旗手之一。”陈鹤琴认为，陶行知是“近百年来的大教育家”，生活教育理论是“现代最先进的”理论。沈钧儒认为，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创造的教育”、民主的教育、救国的教育。茅盾认为，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其他像何其芒、董渭川、余之介等人，都持与此相同的观点。

张劲夫认为，陶行知是“中国近代一位最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生活教育理论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革命教育学说”。同时，他指出生活教育理论还带有“朴素性”，不够严密完备，需要整理提炼。

1950年7月，在陶行知逝世四周年之际，《人民教育》杂志社发表了社论《革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可以说，这篇社论是对四年来陶行知研究的一个全面总结。社论认为，陶行知在哲学上，主张在劳力上劳心，体脑结合，“理论与实践一致”。在政治上，坚定地站在人民的一边，是中国共产党民主运动中的亲密战友。在教育上，反对“旧八股”“洋八股”教育，提倡生活教育；反对小众教育，提倡大众教育。是与旧中国“传统教育”有着本质区别的新教育思想。同时，社论也提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并不完整”，并且受杜威思想的影响而包含某些弱点。

……

第五时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许多冤假错案得到纠正，陶行知研究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

1979年，毛礼锐在《教育研究》上发表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进步作用》的文章，高度评价了陶行知一生的教育事业及教育思想。不久，须养本、王思清发表了《全面正确评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的争鸣文章，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文章的作者在50年代初曾写过《批判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万能”的观点》和《对“生活教育”之我见》等批陶文章。《全面正确评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基本上坚持上述两文的观点，甚至认为，“**”中否定课堂、否定学校、否定教师的具体做法，就是那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教育的具体做法，就是那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教育思想”泛滥的结果。对生活教育理论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该文发表后，引起了许多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陶行知的学生和生前好友的不满。胡锡平、李能寿、孙传华等人列举了大量事实，逐一进行反驳。1982年初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建立了陶行知研究小组，随后四川、北京、福建、广东、浙江、湖北、陕西等省也先后成立了陶研组织。1981年10月，全国政协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了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邓颖超、胡愈之等人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颖超称：“陶行知先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范。”胡愈之称陶行知不但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大众诗人，而且还是一位“民主革命家”“革命战士”“进步思想家”。1983年和1984年间，江苏、安徽、四川等省成立了陶行知研究会，并多次召开陶行知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的兴趣。1985年9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正式在北京成立。李鹏、胡乔木、邓力群、张劲夫、何东昌、张承先、董纯才等人出席了成立大会。胡乔木在大会发言中，首次公开否定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他还为当时受到这场批判的陶行知公开平反，恢复了名誉。胡乔木最后总结，陶行知不愧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在此前后，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得到恢复和发展。各省市陶研会还新办了一批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作指导的教育实验基地。如安徽省的行知中学、徽州师范、天长师范，上海的行知艺术团，南京的育才职业中学，浙江的行知艺术学校等。四川省还设立了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县，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整理、研究方面，出版了几十年前提出来的而一直未能出版的《陶行知全集》及专门研究陶行知的《行知研究》期刊，还有《生活教育资料研究丛书》《陶行知研究论文集》《陶行知一生》《纪念陶行知》《陶行知研究》《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画集》等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教育刊物或其他载体上的陶行知研究文章更是不计其数。日本、德国、美国的汉学家也发表了不少介绍、研究陶行知的文章。此外，南京、上海、四川、安徽等省还建立了陶行知纪念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陶行知研究无论从涉及范围、研究的深度、广度，还是参与研究的人数、所发表的研究成果，都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无疑是陶行知研究史上的“黄金时期”。

综观这一时期的陶行知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单纯理论探讨转到运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进行教育实验和改革，建立了一批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基地。第二，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有了陶行知研究的组织机构。第三，对陶行知政治、教育诸方面的评价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阐述、评价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积极一面，对生活教育理论中消极的因素，则很少有人提及。第四，国外学者对陶行知研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出现了一大批“陶学”专家。第五，陶行知研究中开始并且已经出现陶行知所批判的“书呆式”“教条式”的研究，把陶行知打扮成当代的“孔圣人”，为研究而研究，为写作而写作，为歌颂而歌颂的倾向开始抬头。这是陶行知本人九泉之下极不愿看到的现象，必须引起陶行知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并引以为戒。

[1] 杨松友：《想日初升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载《中华教育界》，第16卷第10期。

[2] 屈伯克：《我对晓庄之感想》，见孙铭勋、戴自俺：《晓庄批判》，上海，上海儿童书局，1934年版。

[3] 程本海：《两位洋女子》，见《在晓庄》，上海，上海儿童书局，1934年版。

[4] 梁漱溟：《参观南京晓庄师范所见》，见《晓庄批判》。

[5] 古楳：《中国乡村师范演进鸟览》，载《中华教育界》，第2卷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