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6年8月11日，延安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毛泽东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大会宣布将延安中学改名为行知中学，并决定组织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习仲勋和陶门弟子张宗麟等10 人组成。

8月1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几乎成了纪念陶行知的专刊。胡乔木说：“陶行知的死是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评价陶行知，说“陶行知先生的理论与教育实践……就是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把人民看作人，而不是奴隶与顺民。他主张人民的解放，他又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所以，他相信人民能够解放自己”。“在教育事业上，它同样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主张人民自己为自己办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陶先生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陶行知先生，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他的主张，他的行动，他的作风，他的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他的刻苦耐劳、坚强不屈、视死如归，都是人民的模范，不仅别人应该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我们两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可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2]钱俊瑞肯定陶行知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是一个革命的大思想家、大诗人和大政治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他特别强调：“他是国家之宝。我们祖国有了他，是我们极大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他为我们祖国添上万丈光芒。”“陶先生一生的历史就是一部在斗争中不断前进的历史。他从一个欧美式的自由主义者，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3]9 月22 日，重庆《新华日报》也推出悼陶特刊，吴玉章在特刊上撰文说：“陶先生的思想是正确的，见识是高超的，志愿是宏大的，意志是坚强的，生活是刻苦的，做事是勇敢的，对人是诚恳的。”在中共权威人士的笔下，陶行知简直就是完人[4] 。

1950年7 月陶行知逝世四周年时《人民教育》发表了一个社论，对陶行知思想做了一个新的评价，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最鲜明的特点是革命性。《社论》认为“在旧中国的教育界中，他的教育思想和旧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体系是有根本性质的区别的，是和它公开地、一点不含混地对立着的。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虽然不完整，并且因为受杜威思想的影响而包含某些重要的弱点，但是他反对抄袭外国，反对洋教条；反对迷信，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小众’教育，提倡人民做主的大众教育；在教育方法上，反对理论和实际分离，学用分离，主张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教学法上提倡‘教学做合一’……这一切是充满革命的民主的精神，而且很多是今天仍然继续适用的”[5] 。

《社论》提出了“陶行知道路”的概念，指出：“陶先生的道路，是一个诚实的教育工作者逐步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认为“ 虽然陶先生在从事教育工作早年也幻想过以‘教育救国’，但他一接触中国的实际和中国人民群众以后，他就看到了他的理想遇着‘阻力’ ……压迫并没有使他低头，相反的使他认识了那个阻力，主要的不是别的，就是从政治问题上来的。要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教育家不能不问政治。不问政治，那你只能办‘传统教育’，那就没有什么人民教育”，“陶先生从‘九·一八’以后参加救国会起，虽然他仍不放松他的教育岗位，他的政治立场就更明白了。不但没有回避政治而是一步步坚决地在政治上站在人民方面来”，“他在读到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曾对人说‘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把我以前说的话讲得更明确了’。” 《社论》认为陶行知是第一个解决政治立场问题的人[6]，认为“人民立场”、“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是陶行知最重要的遗产，《社论》甚至号召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以及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来丰富陶行知的学说。

虽然《社论》也提出了要用历史的观点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经验，但是可以看出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还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教育部长马叙伦说：“陶行知先生所走的道路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路线，他为人民教育开路，立下不朽的功绩。他始终是不屈不挠地甘为工农大众服务，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愧为人民的先师！ 教育工作者应该向他学习，并把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发扬光大。”

《光明日报》、《文汇报》也发表了陶行知在教育文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学生，如张宗麟、方与严 、戴白韬、张劲夫等人的文章，歌颂陶行知。 张宗麟说“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毛泽东给予陶先生的“无上光荣的称号”，是“万古不朽的谥封”。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陶行知在30 年前，大革命以前，就开始从事农民教育活动，脱下西装赤脚下乡，与农民共同生活。对于工人教育，生活教育社在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就办了几十处工人区小和夜校。最近十多年，上海的工人教育增长了许多，领导者多是共产党员，其中很多主要工作者是受过陶先生直接或间接教育的，陶行知是全国教育工作者的“伟大导师”。生活教育社的负责人方与严称“陶行知夫子是人民教育家，是民主运动的拓荒者，是人类思想的解放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他引用陆定一在1946 年的评价，强调“先生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是以教育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的。因此，先生的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是全人类自己解放自己的教育思想。因此，先生的教育事业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事业”。

但是在1951 年，随着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深入，陶行知的命运发生了历史的转变。陶行知和“武训精神”有不可分裂的联系，陶行知也被人们认为是“武训精神”的时代化身。笑蜀认为：“武训原本不是历史上的显赫人物，从二十年代起，其声名却如日中天，这主要是陶行知推崇的结果。陶行知推崇武训是一贯的。”[7]

1922 年7 月，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社务报告中说：“我们尚有一事可以效法，在我们眼前所挂的是武训的遗像……世人以为无钱可以不办学，但武训不这样想，他说就是穷到讨饭也办教育，他是已经照这话实行的。武训死了，他的办学精神是不死的。”[8]1934 年4 月4 日，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庆祝儿童节大会上做“武训兴义学”的演讲，又称赞武训是有义气的叫花子，它讨饭与众不同，为是讨些钱来办义学。我们要想普及教育，必得学武训。演讲中，他还兴致勃勃地背诵了武训唱过的六诗，诸如“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喝脏水，不算脏，不修义学真肮脏。”“打破头，出出火，修个义学全在我”。“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痴”，等等。[9] 同年12 月，他还为山东临清武训小学编辑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 定下一首共6 节、多达107 行、题为《兴学的乞丐》的长诗，说武训是古今来最难得的“奇男子”。[10] 1944 年4 月21 日，陶行知为《武训先生画传》写了再版跋。

同年12 月5 日，又在重庆育才学校武训诞生纪念会上做了《谈武训精神》的讲话。这两次他都将武训精神概括为“三个无” 和“四个有”。即“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在此种困境下却能兴学成功，是因为：“一，他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他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他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11]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仍不遗余力地提倡武训精神。1945 年12 月1 日，他在《民主星期刊》上发表《武训先生解放出来》 一文，主张把武训从后人强加给他的“异人”、“ 苦行者”、“圣人”的小圈子中解放出来：“他是一个平常的老百姓。他一生只做了一件平常的事：兴学、兴学、兴学。在一个教育不发达的国家里，文盲竟占了人口百分之八十，兴学这件事是每一个平常人的责任。大家都忘了这个责任，而武训先生却将这个责任负了起来，中国需要以百万个武训先生来完成普及教育的任务。”“假使四万万五千万人，人人都有成为武训先生之可能，那么不但是普及教育干得成功，而且在二三十年内创造出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也并不太难。”[12]

陶行知何以推崇武训？ 笑蜀认为这只能从他的个人历史中去寻找答案。陶行知出身寒门而能免受失学之苦，得自有识之士的热心资助。所以，陶深知苦孩子求学之艰难，对资助苦孩子上学的有识之士，有着强烈的感激和钦佩之情。武训恰恰是“为兴学而生，为兴学而死。一切为兴学，兴学为苦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另一方面，正是亲身经历，促使陶行知选择了普及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人生道路，终生为苦孩子兴学。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从事教育，本来就无可回避地要承受荆风棘雨；陶行知又是著名的异见人士，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公开反叛，更为当局所不容，也就不存在政府支持的可能，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依靠民间赞助。陶行知之兴学与武训之兴学，在形式上也就非常相似：都是行乞兴学。陶行知因此需要以武训自勉，并以武训为动员社会的旗帜。[13]

正是因为陶行知与武训的这种关系，所以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就面临如何评价陶行知的问题。刚开始批判《武训传》的时候，由于陶行知的历史地位、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中共等曾经给予的崇高评价，批判《武训传》文章的作者们涉及陶行知时候一般都为陶开脱责任。贾霁说“至于说到陶行知先生为什么表扬过武训，那是因为武训出在当时的环境中，与‘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等等条件下，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为谋取穷孩子识字而坚持的精神是好的。而这，与陶行知先生当时所处的环境与条件有着极有意义的联系。那时候，国民党万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与条件，对于人民教育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坏和阻挠；这样，提出武训精神来，有着积极的作用。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还说昨天的话就不可以理解了”[14]。对陶行知的评价就必然要涉及对国统区教育工作者，乃至整个曾经为国民党政权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估量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所谓改良主义路线的大问题。在这个大问题上中共即使可能会伤害像陶行知这样的老朋友，否定自己过去对陶的历史评价也在所不惜。

二

杨耳首先“旗帜鲜明”地把批评的矛头对准陶行知，他认为贾霁的观点不对。他说：“容易迷惑人的，也是比较难以认识的却是所谓‘武训精神’，正是所谓无拳无勇，‘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为穷孩子识字的坚持精神’。他常常迷惑了人，被认为是‘很好’的了。”杨耳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认为“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用现代革命者的水平要求他，但也不能从他的抽象的精神优点和缺点来判断。所谓正确的历史观点，就是要看他的行动和思想，是推动当时的社会前进还是妨碍了它，是推动当时生产力向前发展还是阻滞了它。我们不能孤立地从一个人是否毕生受苦、忍打耐骂或者专注他的事业到‘忘我’的境界，就认为他的‘卓越精神’是伟大的。” 据此，他认为陶行知表扬武训并没有积极意义。[15]

杨耳说：“陶先生精神之所以伟大，主要是由于他的坚决反帝反封建、坚决反对蒋匪帮的斗争。陶先生为什么表扬‘武训精神’ 又如何表扬这一精神，笔者没有做过研究，但只从贾霁同志和他所引用‘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文中看来，似乎是在‘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 的环境与条件上面，二人境遇有着相似，二人的条件‘有着极其有意义的关系’。陶先生分析武训所以能办三个学校，归之于他‘一，他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他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他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可是，从这一些根据看来，陶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未必是恰当的。因为，什么才真正是武训时代大众需要的‘宏愿’呢？ 我们如果不是从表面的现象而是从深入的本质的分析来看，这个‘宏愿’应该是反封建反压迫，而不是其他。这一基本认识既然错了，其他什么‘办法’，‘决心’，什么‘廉洁’，不过在抽象的精神优点，或者在所谓抽象的道德观念方面，有他的意义罢了。道路不对、方向错了，这些次要的精神优点（即令他真有这些优点） ，并不能改变问题的本质，甚至相反，它们更加模糊了人民对武训道路的从改良到投降的认识，更加模糊了人民对武训式的‘斗争’的错误认识。”[16]

杨耳认为陶行知所处的环境和武训一样，“那么，在清朝的反动统治下，武训的道路，连着所谓‘武训精神’是错误的，难道到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武训的道路，连着所谓‘武训精神’就会不是错误了吗？ 如果，陶先生在受到蒋匪帮压迫的境遇下，偶然想到自己处境和武训的某种相似，这种相似，仅仅严格限制在‘一无钱，二无靠山……’这些点上，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二人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相似了。因为陶先生是反对反动统治的，武训对反动统治是采取从改良到投降的道路的。这样，陶先生竟一般地来表扬‘武训精神’，而不是把自己和武训的道路在本质上严格地划清界限，并在表扬时严格加以说明（如果由于蒋匪帮的压迫，至少也应该做某些必要的暗示性的说明） ，那就不能不说：这是不恰当的，这是一种错误。”[17]

如果遵循杨耳这种幼稚的教条主义，陶行知先生在表扬“武训精神” 先要和“武训道路”划清界限，而且在表扬时还要根据某种“教义” 严格加以说明，那么陶先生何必要表扬“武训精神”呢？ 陶先生一方面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和觉悟”，另一方面陶先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精神是独立的，他不用也不会看什么人的脸色说话。杨耳没有对陶行知做过什么研究，但是他根据手中的“真理”，就可以肯定地判断陶行知表扬“武训精神”是错误的，认为陶行知在反动统治下宣传“武训精神”比在今天人民取得政权下宣传“武训精神”的害处更大些，认为这直接“降低与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18]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第一句就提到：“在发表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 有积极意义吗？》 一文时，我们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讨论。” 说明了杨耳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高层的某种肯定，也暗示了要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展开重新评价。

1951 年在中共党内重要秘密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完全证实批判陶行知是有计划的一场思想清理运动。文章说“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时候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行动是接近革命的，但他的教育思想却是改良主义的。因为陶行知在当时并未接受马列主义，所以他的思想并不正确。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在当前革命教育工作中是又能影响的，因此，必须展开批判。”[19]

张健认为：“今天，来研究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事业，就在于认识陶氏三十年（一九一六至一九四六年） 来，如何由一个‘超政治’的迷信‘教育万能论’的改良主义教育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遭受失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影响下走向革命的教训：改良主义路不通，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革命才有出路。”[20]

现在没有证据断定批判《武训传》是在有计划地为重新评价陶行知做铺垫，但是从历史的过程看，又的确是一个“射人先射马” 的策略。对“马”的批判还会继续，但是对“人” 的批评已经开始，重新评价陶行知的文章大量出现。

阶级属性显然是评价陶行知思想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对此，大概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陶行知的学生戴白韬、董纯才等为代表。他们和陶行知有无法割断的联系，因此在评价陶行知的时候，在感情和策略上与一般人是不同的。一个基本的策略是把陶行知的政治立场与教育思想严格区别开来，在肯定陶行知政治上的革命性上决不让步，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则不惜痛批，甚至歪曲。戴白韬说：“我们研究陶行知先生时，对他政治上属于革命派而教育思想上则属于错误的一方面，应有明确认识。应该肯定他在政治上是属于民主革命派的。他在后期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积极领导抗日的救国会，和坚决反对蒋匪法西斯独裁，领导人民民主运动。”“陶先生后期政治上的进步也影响了一点他的教育思想，例如，他提倡国难教育、抗日教育、民主教育等，这都说明他在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方面有了一些模糊的印象”，“也无疑的对人民是有利的。”“有些人，因为他错误的赞扬过武训，自比为新武训，就把他和反动的武训看成一样，说他是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凶，显然是错误的，不合事实的。”[21]

但是，对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则和马列主义教育思想严格加以区别。一致否认陶行知教育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否定陶行知是中国新教育的奠基者。戴白韬说自己犯过严重的错误：“ 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思想划成等号，混淆起来；没有能够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把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加以分析批判，把陶行知的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严格地从本质上区别开来。把两个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思想体系，一个即有人叫作‘陶行知主义’ 和我们的马列主义，不加以严格划分，只说成它们之间有些区别，而在实质上认为它们是属于一个体系，一个范畴，这就是基本观点的错误。”[22]

戴白韬说从陶行知“三十年的言行看来，他的教育思想一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虽然，他也喊出锄头联合机器来革命（意即工农联合革命） ，但他的教育思想没有什么改变……陶先生之所以好翻花样，完全是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救国论的改良主义幻想，灵机一动从经验里想出来的，并不是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遵着历史发展规律来从事革命工作的，因此，也就不是从实际出发，不合于中国实际情况。他也就不是唯物论者。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所以他的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片面的、孤立的、唯心的经验主义世界观。也就必然表现在工作上的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小手小脚的，点点滴滴的，没有远大眼光与气魄。”[23]

董纯才对陶行知的评价也是一样的思路，他说：“有人说陶先生像武训一样，是反动派。这种批评是不对的。从政治上看，陶行知先生是革命派，不是反动派……陶先生是共产党的一位好朋友，自从一九三○年春晓庄学校闹风潮起，陶先生对于在他所领导的教育活动范围内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一直抱着友好的态度，在他们遭受危难的时候，他总是设法营救援助他们的。‘一二·九’运动以后，他就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和共产党亲密合作。由此可见，盖棺定论，说陶先生是革命派，这是无可怀疑的。”[24]

至于陶行知的教育学说，董纯才认为：“那完全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总起来说，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特征是：一，是以‘实际生活’为中心，否定课堂教学；二，过分强调‘共教、共学、共做 ’，降低教师作用；三，把学生个人生活经验放到第一位，轻视理论知识。这就使学校教育带上自发性质。这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是同出一辙的。这种过分强调个人经验，轻视理论，轻视系统知识，片面夸大生活教育的影响，忽视课堂教学与学校教育的作用的教育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经验主义的教育思想，也是一种自发的教育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要打倒的东西。”[25]

他检讨自己1942年3月为“延安新教育学会所编的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写了一篇序，其中曾说陶先生的教育学说含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一九四七年戴白韬同志在他所著的《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 中，说陶先生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的创造者之一。很显然的，我们对陶先生的这种评价，不仅是过高了，而且是不合事实的”。“中国新教育的奠基石，不是别的，而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教育的实践。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与总结中国革命教育实践而创立的教育理论。它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是新中国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指南针。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则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不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26]

陶行知的另一位高足张宗麟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而不属于共产主义思想的范畴。” 但是，“我们必须把中国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和美国资产阶级杜威的思想划分开来。”“陶先生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直到一九四六年逝世的一天，他的言论行动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斗士，倘若活下去是否会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做这样预料，因为他已经死了。他自一九二七年起，确实同情于共产党，到了一九三零年以后，更是愈来愈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民主运动，所以他是靠拢共产党的。在他的言论中找不出像胡适、晏阳初一流人物的买办无耻的话，也没有像×××封建性的顽固的话，他的行动比较光明磊落。因此，我认为陶先生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是中国革命同盟军中最积极的一员，但不是领导革命的先锋队员，当然也绝不是反革命分子。”[27]

方与严追随了陶行知几十年，他认为陶行知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说：“从陶先生和共产党的关系来看，也可以见他和资产阶级不同，没有任何资产阶级能像他那样紧靠共产党信任共产党。他自办晓庄师范起，就日益靠拢共产党，把他所办的教育事业交给共产党人负责。山海工读团交给了张劲夫主持，我也负责一部分责任。自然学园是董纯才、戴白韬等同志负大部分责任。尤其是他的晚年是更坚决依靠共产党了，育才学校的教导部主任一开始就交在我们同志的手里，第一任是丁华（原名师昌书） 同志，第二任是白危同志，第三任是我，我任的时间最长，第四任是邹绿芷同志，第五任是陈元直同志……生活教育社也先后交给刘季平、程今吾同志、陆维特、戴白韬同志和我先后负责。社会大学是统一战线形式培养革命青年的园地，但我们同志如张友渔、何思敬等及名教授如翦伯赞、邓初民等都在那里负主要责任。”[28]

方与严认为：“陶行知先生是由改良主义的道路向着革命的道路奔赴的。他最初在晓庄学校是抱着一种‘乌托邦’的新村幻想，以单纯的孤立的教育观点来代替革命的。他在这个时期，只是同情革命青年的做法，而他自己是没有投身革命的洪流里。我们只要从他的‘护校宣言’说的：‘就是以武力来压迫我们，我们还是教他济弱扶倾。我们奋斗的工具是爱力，不是武力。’这就暴露了他的改良主义的实质，他不懂得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英明指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真理。”“在陶先生的教育学说中阶级教育的观念是模糊的！ 就表现出他的教育思想落后的一面。”[29]

刘季平认为：“ 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在基本上乃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又从美国的实用主义者那里接受了很深刻的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他在初期，把美国的旧民主思想搬回来，接在他自己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平民思想和爱国思想的根上，成为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者。到后期，随着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受到了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就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和平民思想，并因此中和了一部分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成为一个比较激进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并且相当坚决地站在中国人民大众一边。但他的人民观点仍然表现着两重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方面，有很鲜明的敌我之分；而在根本上则相当地牢固地保持着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思想。因而他的革命观点也有两重性：在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方面，有相当坚定的革命性，而对待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土地问题、资本问题、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前途的道路问题等，则仍保留着差不多全部社会改良思想。”原因在于陶行知先生不仔细看清楚实用主义的“卑鄙目的”，却远隔重洋，把它当作宝贝搬回中国来，种在自己身上，当然就只有一个结果：铸成大错。为什么说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是反马列主义的呢？ 问题就在这里。刘季平认为：“陶行知先生应该有两个变化：一个是政治上否定改良主义，变成革命派；一个是哲学上否定实用主义，变成马列主义。陶行知先生的伟大是在争取第一个变化方面表现了很大的进步；陶行知先生的不幸是根本没有想到应该争取第二个变化；因而就不仅在教育上铸成大错，而且使他在政治上的进步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30]

钱俊瑞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基本上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直到陶先生临终时，他的教育思想还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而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间还存在着原则的差别，两者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东西。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的公式，就是一个片面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个经验主义的公式就使陶先生不能正确认识科学理论的重要，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政治对于教育的决定作用，和经济、政治的革命对于教育改革的决定作用。”[31]

王泰然认为：“他的‘改造乡村’运动是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依靠中农，团结劳动人民来实现；也可以看出：他的理想，代表着中农的利益和要求，以中农为其社会基础的，这种立场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32]

潘开沛不同意以上把陶行知划入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 他从三个方面论证这个观点，一是认为陶行知“三十五年来，最主要的经济依靠（阶级依靠） 是资本家、反动政府、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二是认为“他的教育思想，从始到终都是贯穿着杜威的学说和阶级调和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只是后期在阶级调和方面有所转变罢了。” 三是认为陶行知的民主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东扯西凑的。他反对戴白韬等陶行知的学生在评价陶行知时把政治和教育分开的做法，认为：“ 我们不能把将他政治上的表现和教育上的表现截然分开。但我们同时又必须明确地指出：陶行知只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同路人，只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无论他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所表现的进步和革命，都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的。”[33]

在界定了陶行知思想的阶级属性后，批评者把目光对准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张宗麟说：“ 我个人对陶先生在教育上或在各种运动上的某些观点还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教学做合一的问题”。由于做的含义不明确导致“只重‘实用’的做，是动手动脚的做，可以不读书，可以不学系统知识，其结果是取消教育（不是取消广义的教育，而是取消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 弄到小学中学可以不上课，学生成为工厂或农场的生产者，或者成为一赶运动（游行） 者”。[34]

对于“生活即教育”的口号，张宗麟认为必然会否定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功能。“社会即学校”的口号的最大缺点“还在于将会模糊教育的目的，削弱教育的力量，减少教育的功用；将会使整个国家的教育走向无计划的，无领导的，凌乱的道路；将会使一个学校成为散漫的或是家长式的学校；将会使教科书失其效用，从而不必编教科书，将会使知识提不高，老师在点滴经验上打转，贻害甚大”。“新中国所需要的教育是合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从而提高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教育，旧中国遗留的社会必须彻底改造，旧中国遗留的生活中肮脏的东西，必须彻底去掉。所以绝不是传统的社会可以当作学校，不是一切生活都是教育。我们要批判、扬弃‘生活即教育、社会既学校’的理论。”[35]

方与严认为“生活即教育”的口号是由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而来的，陶先生为“生活教育” 的定义：“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也是来自杜威“经验所原有，经验所自营，经验所必需的教育。” 因此，“使得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不能不陷于经验主义的泥潭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必须着重进行科学化、系统化、计划化的教育，为国家培养一定需要的建设人才。如果再用‘生活教育’的口号，使人民从生活中去获得教育，获得那些零碎的经验，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就会降低教育作用，就会影响国家建设计划，就会犯严重的错误。”[36]

对于“社会即学校”，方与严认为这一命题的来源和意义是含糊的。“旧社会生活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的生活，教育的中心也应该是阶级斗争的教育，陶先生并没有抓到这一中心。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已经确立，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可以办自己的学校，可以安心在学校里学习系统的科学知识，今天如再用‘社会即学校’的口号，就要降低学校的教育作用，甚至取消了学校教育的作用，更犯着严重的错误了。”[37]

张健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三大口号，否定了理性知识，“也否定了传授这种理性知识（和一定感性知识） 的特定场合—— 学校教育的作用。而主张人们只从日常事物中去做 ，在劳力上劳心 ，去获得一些零碎的片断的感性知识——个人狭隘的经验。”[38]

刘季平认为陶行知提出的作为教育之主体的“生活”，和作为教学之中心的“做”，“全都是看起来模糊了阶级界限而事实上肯定了旧政治旧经济的一套东西”。他认为陶行知始终没有勇气解决阶级性问题。“他的生活教育学说和教学做合一的方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碰到许多困难，发现了许多问题，照理也早就应该从根本上加以科学的研究，从本质上加以彻底的改造，可是他却永远满足于‘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等等几个主观片面的教条”。“他不研究文化教育工作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与历史发展，不研究教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与历史发展，而是把教育还原于‘生活’，把教学还原于‘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就不分青红皂白把教育大得烟消云散，散得满天下到处都有，无所不在，然后抓住一个东西：‘行动，行动的火花’，告诉人类说，这就是教育。这样，他就没有能够使自己的教育学说向着更高级、更科学的方向发展，反而使自己的理想向着更简单更原始的方向走去，因而‘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39]

张凌光认为陶行知对生活教育理论的基石——“社会生活”这个概念本身的认识就比较混乱。他认为陶行知早期的“社会生活”的概念，是“ 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也不见到社会发展；还有很错误的提倡少生，这时他的理想生活，只是‘少生好生贵生厚生共生’的五生世界。”他说由于陶行知“对于社会生活认识不足，因而他对于生活和教育的关系，社会和学校的关系，也就不可能有很正确的认识”。他认为“生活即教育”的口号，一方面是把教育原始化、低级化，同时也是把教育的作用过分夸大抬高。“这都表示陶先生还不大了解教育在社会生活的整个体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有什么作用。” 他认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最大的缺点是对于教育的阶级性认识很不足。[40]

张凌光说由于深受杜威的单元教学法的影响，“陶行知先生对于系统知识，也有很错误的了解。例如陶行知先生所谓‘一整个的生活系统’列举健康生活、劳动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社会生活七十项：如预防霍乱、伤寒、种菜、种麦、用水磨发电、用太阳光烧饭杀菌、编剧、唱歌、治家生育……等等；陶先生在晓庄师范曾教学生实行过会朋友教学做，开茶园教学做，办民众学校教学做……等等。这些都只是生活中的个别事件零碎知识，不可能得出以简驭繁的原则，根本没有系统，更见不出生活中的基本问题。陶先生只是杂乱地罗列出健康生活劳动生活……七十项，说是‘整个生活系统’：这正是他受杜威影响的显著标志。”[41]

凯旆对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法做了专门检讨。他认为这个教育法的错误在于：“这种教学法，只是自然形态的教育法；这种教育法只适合于生活中的零碎经验的传授。如果要把它应用于提高了的学校教育中，则第一，就不然停留在个别经验的探寻中，忽视了系统的科学知识的学习，破坏了科学知识的系统性”。“第二，既然无先生学生的严格区别，则必然减轻了教师的责任和降低了教师的作用，同时就降低了教学效果。第三，只强调了‘做’，停留在个人的经验——感性认识阶段，使学生只能从经验中得到不完整的不充实的知识，这样就不但不会有什么新的发明和创造，反而会降低现有的知识水平。第四，‘从生活中发生出来的困难和疑问’诚然是实际问题，但是学校教育是不是也要像日常生活中一样，跟在每个问题发生的后面，碰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呢？ 诚然是不应该的。只要把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有系统地教育学生，把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性的知识教育学生，学生掌握了这些客观规律性的知识，就必然会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以及改造自然和社会。否则，教育工作只是忙于解决日常的生活问题，就会陷入事物主义的泥坑，就只能适应现有的生活条件和适应自然和社会中已建立的秩序，而不能改造它们”。凯旆认为“教学做合一”是狭隘的实用主义，它“降低了教师的指导作用，破坏了科学的系统性，抹杀教育的远大理想，减低教育的作用。”[42]

三

批判《武训传》后紧接着重新评价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既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也有实际上的需要。武训的确是陶行知捧出来的。武训只是朴素地知道读书的重要性，而陶行知却是一个真实信仰“教育救国” 的民主主义者。陶行知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明确说：“我生活的唯一目的，不是通过革命，而是依靠教育来进行民主主义建设。当看到共和国突然诞生所引起的各种弊端之后，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真正的共和制就不能存在。”他说自己回国后的主要任务是“ 建立我国有效的国民公共教育制度，以便仿效美国人的足迹，也能保持和发展真正的唯一能实现正义与自由理想境界的民主。” 回国以后，陶行知一直在教育界供职，采取远离政治的态度。在晓庄学校时期，他采取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不干涉大家的政治思想，相反，对师生中好些不满或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言行表现，还采取放任态度”。但是，他对中共党员的这种态度并不表明他赞成中共的主张，而是基于他的自由民主主义的立场。他的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态度，终其一生没有根本的变化。这一点陶行知与信奉阶级斗争、武装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有根本的区别。

那么批判完陶行知倡导的“武训精神”之后，紧接着重新评价陶行知本人的改良主义思想自然是合乎逻辑的。

另外，对陶行知的思想进行一番清理有现实的需要。陶行知在民国时期影响巨大，在解放区也有很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影响就更大了。这里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共1946 年对陶行知盖棺定论的高度评价，更为重要的是陶行知有一批学生已经占据了中共教育系统的领导位置。在重新评价陶行知运动写文章的人中就有许多陶的学生，列表如下：

（资料来源：《共和国教育50 年》 附录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刘季平文集》附录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年版。）

陶行知的这些学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系统不可忽视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系统的领导权还基本掌握在知识分子出身的资历比较浅的革命者手中，他们之中不少人是深受陶行知思想影响的。至于国统区教育界知识分子，他们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没有什么深切体会的，零星的政治灌输无法改变他们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式高等教育模式的认同感。著名学者董渭川说：“从来我不‘为教育而教育’，这是对的。我把教育看着是政治的工具，也是对的。我要求教育中国化、大众化、社会化、生活化、建设化、生产化、民主化，单就这些抽象的名词看，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每一名词所包含的内容与要求。首先是我心目中的‘民主’，是以英美的‘政治民主’为基础，再加上苏联的‘经济民主’。并且过去我在主观上所努力的教育民主，实际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制造把文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上的奴隶。”[43]方直说：“我们教育理论工作中第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认真地宣传、阐述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我们教育理论工作中第二个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认真地总结从大革命时代到全国解放为止，这二十多年中在毛泽东同志思想领导下新民主主义教育，由发生生成成长这一实践过程的经验，甚至没有将这一段史实，加以收集整理，供全国教育工作者研究，以此事实，去击破教育思想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44]他们的话实际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的真实思想，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并没有在全国普遍确立起来。相反，陶行知及其老师杜威的教育思想却影响深远。

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高层对自己教育理念的一次系统清理，陶行知的学生以身作则和老师划清界限，当然是必要的。根据当事人后来回忆，当时《人民教育》上发表的这一批文章大多是教育部组织的，张健说“当时好些陶的学生都奉命做了自我批评。”[45] 这场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决定，但实际上“把陶先生及其整个思想打入了冷宫”。

[1] 原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 陆定一：《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载《解放日报》，1946年08月12日。

[3] 钱俊瑞：《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载《人民教育》，第3卷第5期。

[4] 笑蜀：《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国的遭遇》，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

[5] 《革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纪念陶先生逝世四周年，载《人民教育》，第1卷第4期。

[6] 《革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纪念陶先生逝世四周年，载《人民教育》，第1卷第4期。

[7] 笑蜀：《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国的遭遇》，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

[8]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

[9]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7—569页。

[10]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编：《陶行知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567页。

[11]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554、556页。

[12]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9页。

[13] 笑蜀：《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国的遭遇》，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

[14] 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载《文艺报》，第4卷第1期，1951年4月25日。

[15] 杨耳：《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载《文艺报》，第4卷第2期，1951年5月10日。

[16] 杨耳：《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 有无积极作用》，载《文艺报》，第4卷第2期，1951年5月10日。

[17] 杨耳：《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 有无积极作用》，载《文艺报》，第4卷第2期，1951年5月10日。

[18] 杨耳：《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 有无积极作用》，载《文艺报》，第4卷第2期，1951年5月10日。

[19] 《〈人民教育〉展开对错误教育思想的批判工作 》，载《宣传通讯》 ，1951年11月20日。

[20] 张健：《从新认识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事业》，载《人民教育》，第4卷第1期，1951（11）。

[21] 戴白韬：《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检讨》，载《人民教育》，第3卷第6期，1951（10）。

[22] 戴白韬：《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检讨》，载《人民教育》，第3卷第6期，1951（10）。

[23] 戴白韬：《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检讨》，载《人民教育》，第3卷第6期，1951（10）。

[24] 董纯才：《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载《人民教育》，第3卷第6期，1951（10）。

[25] 董纯才：《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载《人民教育》，第3卷第6期，1951（10）。

[26] 董纯才：《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载《人民教育》，第3卷第6期，1951（10）。

[27] 张宗麟：《对陶行知先生的认识和我的初步检讨》，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3期。

[28] 方与严：《再认识陶先生教育学说并批判自己》，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7期。

[29] 方与严：《再认识陶先生教育学说并批判自己》，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7期。

[30] 刘季平：《略论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载《人民教育》，第4卷第1期。

[31] 钱俊瑞：《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载《人民教育》，第3卷第5期。

[32] 王泰然：《关于陶行知先生以教育改良社会的思想》，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3期。

[33] 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载《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

[34] 张宗麟：《对陶行知先生的认识和我的初步检讨》，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3期。

[35] 张宗麟：《对陶行知先生的认识和我的初步检讨》，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3期。

[36] 方与严：《再认识陶先生教育学说并批判自己》，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7期。

[37] 方与严：《再认识陶先生教育学说并批判自己》，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7期。

[38] 张健：《从新认识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事业》，载《人民教育》，第4卷第1期。

[39] 刘季平：《略论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载《人民教育》，第4卷第1期。

[40] 张凌光：《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1期。

[41] 张凌光：《评杜威的〈思维与教学〉》，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4期。

[42] 凯旆：《“教学做合一”的批判》，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1期。

[43] 董渭川：《检讨我的〈旧教育批判〉》，载《人民教育》，第3卷第2期。

[44] 方直：《这是一个起点》，载《人民教育》，第3卷第3期。

[45] 刘季平：《刘季平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