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秋，陶行知自美国留学学成归国，受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育学教员兼教务助理，不久即升任教授。次年（1918年）3月份，受聘为代理教务主任。1919年10月初，改任教务主任。由于他“办事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同学们最敬畏，因此呼为‘老虎教务长’云”。[2]是年5月，行知又兼任该校新成立的教育专修科主任。1921年夏，南京高师改组为东南大学，陶行知任该校教授兼教育科（包括教育、心理、体育三个系，相当于抗战期间大学的师范学院）主任和教育系主任。1923年7月，陶行知由于专任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迁居北京，他才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职务，但仍为教授。

陶行知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六年（1917—1923年）任教期间，曾负责主讲教育原理、教育行政、教育统计、遗传学等课程。同时，他以教育改革家的姿态，对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高等教育提出了一系列颇为精辟的见解。尤其是在1946年初，抗战胜利不久，他在重庆创办了一所新型的社会大学。他亲任校长，对成人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学习方法等方面，都曾做出明确新颖的阐述。

今年10月18日是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为缅怀他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学习他的宝贵的教育思想，以促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本文谨就他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办学思想主要观点分述如次。

一、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和目标

早在1922年7月初，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创办青岛大学案”中，强调指出：“为发展我国固有文化计，为沟通东亚文化计，不能不设立永久高等学术机关，以谋改进，而扬国威”[3]。

1923年整，他在写给杭州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中指出，当时的杭州大学是由中国省议会第一次自动建议设置的大学。他表示“深信杭州大学是浙江人民未来幸福的泉源”，“是为人民保险储蓄作最有益的投资”，并盼望它能早日建成。他还提出办理大学的方针：“应该罗致第一流的导师，培养第一流的人物，创造第一流的学术”，“以为全国各省自行设置大学的先声。”[4]在写此信之前，即1922年9月，他欣然应聘为该校之董事。

1925年，在《驳特定学区议》一文中，他更为旗帜鲜明地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大学是造就学者和领袖的地方，不是剃度和尚的地方。我们要大学培养与国计民生有关系的学者领袖，不要大学培养避世的隐士、出世的僧尼、不知世事的书呆子，我们要学生认识人民，人民认识学生。我们要到民间去的学生，不要到天上去的学生。”

他强调办好一所大学，必须具备如下三个条件：要有热心的教授；要有好的学生；要有正确的办学宗旨。1946年初设立的、作为成人高等教育学校的重庆社会大学的办学宗旨，他曾做出规定，这是他借用《四书》上的一句话加以修改而成，赋予了崭新的内容。他改写成：“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在1946年1月15日举行的社大开学典礼上，他进一步阐明了“明民德”的含义：“要使人们头脑觉悟，自己起来做主人，自己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要不让公仆造反，要公仆为老百姓服务，去谋求自己的解放，达到捣毁旧的、痛苦的地狱生活，创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新的人民大学之道，就是社会大学的宗旨。”

由此可见，为发展我国固有优秀文化，沟通中西文化，为培养第一流人才，造就学者领袖，为创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就必须认真办好高等教育事业，广立高等学校。陶行知这些精辟见解，至今仍有实际意义。

对于派遣留学生的政策，陶行知亦曾有明确的阐明。1945年5月，他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写道：“留学政策，凡是在中国可以学到的应在中国学，请外国教授来中国教。如设备不可能在中国设置的学科，才能派大学毕业有研究能力的研究生出外留学。”陶行知这一真知灼见，似仍值得我们加以考虑采纳。

二、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

陶行知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主持教务工作期间，强调德智体三育并重，以培养全面发展的学者领袖。1916年，陶行知在《新教育》讲演中指出：“身体如精神，要全体顾到，不可偏于一面。譬如在体育上，耳目口鼻手足，统统要使他健全；在智育上既要使他自知，又要使他能够利用天然界事物；在德育上，公德和私德，都不可欠缺的。”

（一）德育。陶行知在南京高师的德育实施，“取训练与管理兼重主义。训练注重启发，使知其所以然，管理注重实践，使行其所以然，二者交互为用，以期知行合一。”其德育标准，在“以养成对于国家负责之国民为意想中之人格。此人格之要素，必具有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根于道德、学术、才识三者又有适当之培养，盖必如此，然后对于应负之责任能知能行。”至于德育之实施，一曰修养，重躬行省察；二曰服务，重实践与研究。

陶行知尤其强调学生自治之提倡。他与该校刘伯明副校长充分合作，实行学生寝室与自修室合并，反对“监学”，力主自觉学习，彼此德行互勉。1919年10月，陶行知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后，即协助学生自治会之成立。是年12月31日，举行南京高师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后，陶行知即认真给予指导，他指出：“新教育的目的”，“概括起来，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公民。”“自主”就是要做自然界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人；“自立”是“能够自衣自食，不求靠别人”；“自动”是能自觉地服从。

（二）智育。1919年9月17日，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作了《智育大纲》的讲演。他认为高校智育任务在于“深望诸生能思想以探明知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知识之归宿”。“故本校智育以养成思想及应用能力的标准。”不难看出，陶行知不是把智育看作单纯传授书本知识的教育，而是要启发学生的思想，“以探明知识之本源”；同时还要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以求知识之归宿。”显然，陶行知这个见解与传统的智育观相对立，而与当代的智育观相一致的。

关于智育的方法，首先，陶行知强调“试验”。他指出：“徒事思想而无试验，则陷于空虚，徒知应用而无试验，则封于固步，皆不足以尽智育之能事也。”只有经多次试验，“校其异同，审其消长，观其动静，察其变化，然后因果可明，而理可穷也。取试验者，发明之利器也。”进行“试验”，必须坚持不懈，“朝行夕罢，偶尔试验”是不可取的。坚持试验，把试验引进教学过程，作为“明知识之本源，求知识之归宿”的一种手段，是陶行知智育的重要特点。其次，智育不是单纯灌输知识，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他说：“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乃要是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学生获得这种经验理想，即有了一定思想能力和应用能力，然后“才能探知识之本源，求知识之归宿，对于世界一切真理，不难取之不尽，用之无穷”。

关于智育的实施途径，他认为有如下六条：

1.设科。以适应社会需要为主旨。2.教授。以养成思想独立之能力为目的，故重启发，不重注入，重自修不重听讲。各科利用参考书，扩充图书室。设教法研究会求教法之统一改进。3.实验。思想有待征之事实而后信者，皆重实验，以为学理之佐证，养成发明之习惯。4.研究。各科于最后一期定有研究一次，以养成独立思想、研究方法，并考验其心得。5.实习。以养成各种技能和应用能力。两种方法：一种是到农工、商场实习，最后一学期举行；一种是实地教授，年末之第一学期举行。6.参观。各科毕业前均派往有关机关参观一切。

实行选科制，重视教育学科科学化和专业教育。1919年，陶行知在他主持的一次教务会议上，提出该校课程改为“选科制”。他重视教育学科的科学化，包括两点：一是要求教育学科的理论，尽量立足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化，使教育学不再是“意见学”；二是要求广泛运用根据教育科研成果而得的科学教学法，使教学效果获得较快和较大的提高。他重视专业教育，如“1920年4月，南京高师各专修科以实践伦理、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法等为公共必修科目。”这比当今师范大学公共必修教育课程还要多。

此外，他反对只重狭隘的课堂教学，主张扩大知识面，如尽可能聘请中外学者来校做讲演。而且很重视文化陶冶，主张高师学生应有广博的文化修养，特别要具有历史知识，如教育科课程，除“教育史”外，还要学“哲学史”、“中国文化史”、“科学发展史”、“心理学史”、“教育思潮”等课程。1919年，他赞扬德国普鲁士的教育改革。在课程方面，他们“主张在大学校内设社会主义一科，以资研究。”

陶行知很重视语体文与标点文字与推广。他以自己实际行动，如撰文作歌，皆开始坚持用语体文，且着重大众化。特约上海亚东图书馆来校设售书处，推销《新青年》等书刊，并请汪原放讲解标号符号使用法。对改革文言文，推行语体文，传播新思想取得了显著成效。

陶行知还很重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据当年南京高师学生章柳泉回忆说，他报考南京高师时，除笔试外，还有一次五分钟的演说口试。陶先生亲聆考生演说，作为录取的一项成绩。在我国历来只重文字取士的国家里，这确是一项创举。该校还多次举行演讲比赛。陶先生认为，好的演说，一要“有话说”，即要有内容，言之有物；二要“说得好”，即要掌握表达艺术，既要有条理，又生动易懂；还要“有话说得好”，即能两句话并为一句话。在陶先生倡导下，南京高师毕业生在教学中注重语言引导，而且很少学究气。显然，重视语言能力的训练，仍是今天师范院校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陶行知当年的上述见解和做法，仍很富有现实意义，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三）体育。陶行知极其重视体育。他认为：“体育为德、智二育之基本。”体育“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为标准。对于全校，则重体育之普及；对于个人，则重全面之发育”。他认为体育实施之途径有三条：一曰养护所。指导卫生，实行分食；以培养元气，御邪感于未然。二曰锻炼所。有体操、早操、兵操、拳术、课外运动等；以锻炼筋骨，使作耐劳之准备。当时，东南大学聘请美国著名体育专家麦克乐为体育主任，倡导校内外各种球赛。三曰医治所。中西医诊治，并设调养室。每学期举行体格检查。体格有偏害者选矫正体操，有病者及时诊治。以使有病者复全，罹病者复壮。

由上可见，陶行知早期在高等学校工作期间是多么重视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他的这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仍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改进学习法和科学研究工作

1917年秋，陶行知自美国留学回国以后，他“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的必要。”1918年，陶行知出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他在一次校务会议上提出对旧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经二小时的辩论，多数教授不予同意，提案未能通过。陶行知也因而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名义，以表示自己的不妥协精神。次年2月，他发表了《教学合一》论文，认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因为先生不能一生一世跟着学生。热心的先生，固想将他所有的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先生安能尽把天地间的奥妙为学生一齐发明？既然不能与学生一齐发明，那他所能给学生的，也是有限的，其余还是要学生自己去找出来的。况且事事要先生传授，既有先生，又何必要学生呢，所以专拿现成的材料来教学生，总归还是不妥当的。”[5]

及至五四运动后，南京高师的先生们无暇坚持，他才如愿以偿地将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由于改得合理，“教学法”一词便从此通行于全国。显然，他的倡议，绝不是名词上“授”与“学”一字之争，而是要求教学上来一个除旧布新的变革，让学生学得生动活泼，敢于提问，以更好地发展其智力和能力。及至1922年，陶行知还指出：“高等师范教学法，与中学、大学犯同一毛病，就是重讲演而学生少参与的机会”。“欲改良中学之科学教学法，高等师范须先注重科学教学的改良。”[6]

陶行知还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他认为学习方法就主观言之有三，一曰虚心：“虚心则成见消除，不为物蔽，休休相容，唯真理之是求”；二曰留心：“留心则社会环象，随在考察，不仅恃载籍以资考证”；三曰专心：“专心则精敛神萃，致力一途，不扰于物，易底于成。”

若就客观言之，则亦有三。一曰明辨：“盖资料杂陈于前，苟不明辨剖析，以别其用途，则取舍不当，必有留珠遗瓦之憾”；二曰比较：“比较则古今中外之异同因果是非之轨迹，同时并观，了如指掌”；三曰统列：“统列则纪录之资料，进化之事实，群分类聚，条理井然矣。”[7]

陶行知还重视师生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他不只主张教师要教学相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而且认为教师要指导大学生搞科研，把学习与科研结合起来，1918年春，他支持南京高师学生成立教育研究会，并任该指导员，还在成立大会上讲《教育研究法》。提出寻求已有之旧知识有二法：一曰交谈问答；二曰读书。探觅新知识之法亦有二：一曰观察；二曰试验。集体讨论是非常必要的，但有数忌：一曰闲读；二曰肓从；三曰成见；四曰武断。[8]

由上可见，陶行知于二十年代就提出教学发展论观点，让学生学得积极主动。这至今仍是教学工作中的重大课题。他当年提出的真知灼见，仍不失为我们当前的金科玉律。

四、认识和了解社会，使教学与社会生活实际紧密相连

当五四运动消息传来，陶行知立即动员南京高师爱国师生热烈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们奔向街头，散发传单，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据当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学生陈训慈回忆说：“对各次爱国运动，教员支持学生堪为表率者，以陶行知和陈鹤琴师为最著”。[9]

由于五四运动后，学潮迭起。1925年，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建议筹划在京西颐和园一带，建一中央学区，使北京国立大学教育容纳于此。即使学术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陶行知为此著文《驳特定学区议》。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政府当局不能贤明，社会领袖麻木不仁，学校教授不能专心学术，这三件事是学潮的根本原因。假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政事清明，学生安能无风作浪？假使社会领袖关心国事，能负监督政府之责，则学生自无冲锋之必要。又假使教授能专心从事指导学术之研究，则学生精神有所寄托，更无余暇从事于无谓风潮了”。所以“特定学区不是解决学潮的办法，也不是提倡学术的根本办法。”[10]

陶行知主张让学生了解和认识社会，使课堂教学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他曾引导各系科学生走出课堂，在南京城郊参观实习，进行教育调查研究。他还指导学生回家乡调查教育现状，加以分析研究，提出改进办法。既作为暑假作业，又为地方教育改进而提供参考。

1919年夏，他组织南京高师暑假留校学生二十余人，调查和研究失学成人的补习教育问题。以三人为一小组，跑遍南京茶楼、旅馆，访问车夫、小贩，进行调查了解，寻求平民教育的途径。在校内设平民夜校，且在学校附近设平民识字班或平民读书处。他还支持学校戏剧研究会在校内演出新话剧，如《孔雀东南飞》等剧目。这些使教学与社会生活实际紧密相连的做法，有助于学生认识和了解社会，扩大视野。

五、创办社会大学

1946年1月15日，重庆市社会大学于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正式开学，这是陶行知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创办的一所新型的大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主持的生活教育社等团体，为促进民主运动的开展，于每周星期六在管家巷28号院内举办“民主讲座”，许多来听讲的青年要求陶行知进一步组织起来，系统学习民主革命理论。他乃应需要而创办一所以培养在业青年为主的文科夜大学。首先聘请冯玉祥、张澜、沈钧儒、饶国模、史良、陶行知、李公朴等人为校董，冯玉祥为董事长，陶行知为校长、李公朴为副校长兼教务长，教授多是知名的学者，如邓初民、翦伯赞、华岗、曹靖华、藩菽、许涤新、侯外庐、罗克汀、章乃器、孙起孟等。

夜大于1946年1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冯玉祥、张澜、沈钧儒、史良、饶国模等人到会并讲话，周恩来也亲临参加。

夜大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又一次新的实践。他认为夜大学是在在职青年中普及大学教育的一种好形式。对社大的办学宗旨，陶行知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且以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组织教育、技术教育四项为教育方针。其中人格教育是以革命人生观和正确宇宙观的建立为中心，这又是甲项教育的重点和核心；知识教育以社会科学，尤其以政治经济为主；组织教育是培养和发展人的组织能力；技术教育着重自动的，集体的学习方法。

社大课程分为三类：一是每系的公共必修课，包括中国通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政治问题；二是各系专业课：政治系开经济学、哲学、宪法、现代政治问题、中国学术思想史等。文学系开设语言学、中国文学史、文艺思潮、创作方法、作品选读、诗与习作、苏联文学、民间戏剧等。新闻系开设新闻学概论、时事分析、社论研究、报馆管理、美国新闻事业、苏联新闻事业等。教育系开设民主教育、生活教育、幼儿教育、教学法、普通心理学、十字教育（即教育思想史与比较教育两种内容交叉进行）等；三是专题讲座，又分为系讲座和校讲座两种。非社大学生也可听讲。

社大学制是新式的，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按学生的特长、兴趣和爱好分系。第一期分四个系，即政治系74人、文学系54人、教育系40人、新闻系29人。第二期因学生流动，减少了教育系。学生多是重庆在职男女青年；二是上夜课，每晚6时半至9时50分，上四节课；三是修业期限为8个星期，每学期16周，共2年零8个月。

社大坚持民主办学。全校决策机构由校董、校长、教师和学生代表一起组成联席会议。在校长的领导下，日常教务、行政事务工作由同学分工负责，学习上也充分发扬民主，学生对教师授课可提意见。学习讨论中也能各抒己见，而又服从真理，对时局、电影或著作常举行座谈会，学会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真本领。

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教授为辅”，提倡“教学做合一”。强调“主动、实践、集体”。各系都设有学习小组，实行学习互助。开展课堂讨论，进行专题研究。学生结合自己专业和爱好，参加时事、戏剧、音乐、采编等研究组。各系都办有壁报，每周一期。社会实习，因系而异，文学系到“新中国剧社”实习，教育系到行知小学实习，新闻系到《新华日报》社实习。

学期结束时，从五个方面进行考试：一是对本学期所学各门课程写出心得体会；二是回答问题，实行开卷考试；三是系内各小组写出学习总结；四是组织集体进行专题研究。自选题目，自由组合，个别准备，集体研究，写成报告；五是每人就一学期来在学习、生活、作风等方面写出总结。这种学习方法，学员很感兴趣，从而自觉参加，收获很大。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副校长遭到特务杀害，7月25日，陶行知校长不幸逝世。由史良、邓初民挺身而出，接替社大领导工作。是年4月29日社大第一期结业，第二期于9月正式上课。1947年3月2日，国民党政府竟派武装军警查封了社大。师生转入地下，坚持学习，直至1949年12月30日重庆解放。

重庆社会大学是陶行知根据社会青年要求和周恩来同志关于“可以给在职青年办个夜校”的倡议办起来的。陶行知认为：“社会大学有两种：一是有形的社会大学；二是无形的社会大学。社会大学运动是要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有形的社会大学是夜大学、早晨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旅游大学、电播大学”。[11]这些有形社会大学，实质上是“社会即学校”的另一种形式。陶行知还号召先办夜大学，次办函授大学，再办新闻大学和广播大学。

1946年4月，陶行知为育才学校迁校等事宜，赴上海筹划。据翦伯赞回忆说：陶行知离重庆时，曾表示他决心“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海上大学、空中大学，让整个上海，都变成学校，让上海五百万市民，都能得到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还要“创办一个育才大学，在这个大学中，附设中学、小学和幼稚园。”这样，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就可以全部实现”。[12]

此外，陶行知对高校设校地点和校址的选择问题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主张须按学科和专业性质来考虑设校地点，并强调大学校址应当拥有优美明秀的天然环境，因为天然环境和人格陶冶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陶行知还为争取女子进入高等学校做出重大的努力。1920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陶行知相约，北大和南京高师同时开放女禁，招收女生。

由上可见，陶行知一生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成就和贡献。他关于高校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高校教育和教学方法改革等问题，都曾做出了较为科学的和精辟的阐明和论述，这些见解至今依然值得我们加以认真学习和借鉴。以期更好地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

[1] 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2] 李敷仁：《忆行知先生》，载《解放日报》，1946年8月11日 。

[3]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4]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90页。

[5]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

[6]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页。

[7]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8]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7—68页。

[9] 安徽陶研会编：《行知研究》，1987年第4期，第59页。

[10]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86页。

[11]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585页。

[12] 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