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教育思想特点

陶行知在自己三十年的教育实践中所创造的教育理论，浩如瀚海，既博大、全面，又精湛、实际，而且自成颇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具有如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陶行知于五四运动前，即1919年2月4日先后发表的《试验主义与新教育》和《第一流的教育家》两文中曾严肃提出要以创新和开拓的精神办好教育事业，严厉批判当时严重妨碍教育进步的“依赖天工”、“沿袭陈法”、“仪型他国”、“偶尔尝试”等错误思想。他坚决反对“政客的教育家”、“书生的教育家”、“经验的教育家”，鼓吹提倡做“第一流的教育家”。这种教育家一要敢探未发明的真理，不怕辛苦，不怕失败，一心要把奥妙的新理，一个个地发现出来；二要敢入未开化的边疆。要晓得国家有一个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我们未尽到责任。要做这样一个边疆教育的先锋，这就是说要具有创造精神和开辟的精神。新教育就是要培养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上述两种精神，可说贯穿于他整个教育工作和活动之中。他自己就不愧为第一流的教育家。毋庸置疑，今天我们各级师范学校都应当培养具有这种精神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陶行知这种创造和开辟的改革家的风范，表现在各个方面：如上述，1919年他大胆主张改教授法为教学法，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这是“因为先生不能一生一世跟着学生。热心的先生，固想将他所有的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先生安能尽把天地间奥妙为学生一齐发明？既然不能与学生一齐发明，那他所能给学生的，也是有限的，其余还是要学生自己去找出来的。况且事事要先生传授，既有先生，又何必要学生呢？所以专拿现成的材料来教学生，总归还是不妥当的。那么，先生究竟应该怎样子才好？我以为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2]陶行知于六十多年前的上述论述，与当代许多教育家所强调的要发展学生的智力和能力的主张是何其相一致！

早在1918年11月，他发表的《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强调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目的，并提出职业师资的培养办法。他毕生都强调要办生利的教育，不要办分利的、消耗的教育。一贯强**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手脑并用。我们80年代以来学制改革的第一个关键就是发展职业教育。他在这方面的见解，至今还是可行的。

他大力开创女子教育。1920年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陶行知在南京高师，相约同时招收女大学生。陶氏还提倡多设女子中学，并发起筹备中华女子教育促进会。

他积极推进中国学制的改革。1922年的学制改革，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于1921—1922年，连续发表《在“学制系统草案”讨论会上的发言》等文。他就中国学制改革问题开展了各种调查研究，且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西方，继而学日本，取法德国，后来又掀起美国热，但学来学去，总是四不像。他主张应当以科学方法，考察社会需要，对外国的经验，凡适用的就保存它，制订出一个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1922年11月，当时北洋政府颁布了新学制“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四制”），陶行知就是这个“中国新学制”起草委员之一。

陶行知是改革旧考试制度的倡导者。他在1934年写的《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一文中，对旧的考试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抨击。他说：“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 教育等于教书，读书等于赶考。好玩吧，中国之传统教育！”[3]“现在中学校有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日间由先生督课，晚上由家长督课，为的都是准备赶考，拼命赶考，还有多少时间去接受大自然和大社会的宝贵知识呢？……赶考首先赶走了脸上的血色，赶走了健康，赶走了对父母之关怀，赶走了对民族人类的责任”。[4]因此，他大声疾呼：“停止那毁灭生活力之文字的会考；发动那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考成。”[5]这是五十多年前陶行知的呼喊，真好像是针对我们今天片面追求升学率而说的。

20年代，他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认清中国的现状，看到大量平民受不到教育，文盲遍地，遂于1923年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致力于平民教育。数年间，他奔走于江淮河汉、塞北岭南。春节期间，他都每每在火车上。后来，他又认识到农民教育的重要，于是致力于乡村师范教育和普及教育，创办很有特色的南京晓庄师范、上海山海工学团。

陶行知较早地提出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早在1935年，他指出普及教育之要义有三：“甲、整个民族现代化，不仅是学龄儿童及失学成人之普遍入学。乙、整个生活现代化，不仅是普遍识字或文盲之普遍消除。丙、整个寿命现代化。不仅是四个月，一年、二年、四年之义务教育。教育最重要的成就在使众人养成一种继续不断的共同求进的决心。”[6]

他还号召说：“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化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时代是继续不断地前进，我们必得参加现代生活里面，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否则，再过几年又要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了。”[7]陶行知一生不断进行探索，有的成功，也有的未能如愿；有的设想过于天真，而且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施予压力，斗争环境的严酷，也不可能按他自己的设想来进行。但他为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教育道路而百折不挠的惊人意志和毅力是始终如一的。他真不愧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进行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二、陶行知是反对传统教育，提倡开放型、密切结合生活实际的新教育体系的伟大的旗手

早在1930年春，陶行知就明确指出：教育要“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奋斗，与乡下人之封建思想奋斗，与教育界之传统理论奋斗。”[8]他一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办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上各种传统的恶势力反抗。他始终旗帜鲜明，不畏强暴。例如，1930年4月，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封，第二天，他在《护校宣言》中坚定地宣称：“晓庄所干的是顺着时代革命的革命教育”[9]。

陶行知一生坚决批判和反对旧传统中封闭式的、僵化的教育；倡导开放型的、与生活实际紧密结合的新型教育。这具体表现在他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上。“生活教育”包含三个基本内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其实质是使教育要与生活和社会实际紧密联系。他坚决反对教与学分离，反对死灌死背死考，徒把教学过程作为单纯的认识过程；强调要“教学做合一”。要求科学地遵循教育和教学规律，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建立一种与社会生活实际密切结合的新教育、新学校。

生活教育根本不同于传统的教育。传统教育是“教人劳心而不劳力，它不教劳力者劳心……教人升官发财”。而生活教育，“它只教中国的民众起来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做机器的主人。它教人要在劳力上劳心。即使有人出来做官，他是要来服侍农民和工人。”[10]即生活教育“与装饰品之传统教育根本不同。它不是摩登女郎之金刚钻戒指，而是冰天雪地下的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11]

这种“生活教育”的命题和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一致的。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活是历史中最基本的东西。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结论是相一致的。

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徐特立是极其崇拜陶行知学说的，他自称是陶行知的学生，并改名为“师陶”。徐特立指出，中国封建教育，特别是宋朝理学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不承认生活是教育的根源。可见，陶行知把生活作为教育的中心和本源，是对儒家（包括来朝以来唯心主义理学家）的教育思想的一次大革命。从而承认以人的生活欲望和人的生活要求作为教育的依据。

陶行知倡导学生的“六大解放”，使学生解脱读死书、死读书的枷锁和困境，能够很好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1946年，他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一文中指出：“教育方法要采取自动的方法，启发的方法、手脑并用的方法、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并且要使学生注重全面教育以克服片面教育；注重终身好学之习惯以克服短命的教育。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谈；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让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12]

众所周知，1985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曾指出我们教育事业现存的主要问题中的“三项”是：“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从小培养学生独立生活和思考的能力很不够。发扬立志为祖国富强而献身精神很不够，生动活泼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很不够，不少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死板，实践环节不被重视，专业设置过于狭窄，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发展。”不难想见，要想贯彻实现上述《决定》的精神，向陶行知当年提出的思想学习，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三、陶行知是罄于培养开拓型、创造型人才的伟大导师

陶行知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开拓和创造。他以人生要“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自励和勉人。早在1919年，他指出“第一流教育家”的特征是：敢探未发明的真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主张教育的目的在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在培养人们具有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本领。他形象地在一首诗中写道：“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这是说要从行动中获得知识，再用知识去指导行动，并力求成为创造性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陶行知自己的一生是从事创造的一生。在他的论著和诗文中，无处不洋溢着改革和创造性的**。1943年，他在重庆，时值国难当头的艰苦岁月，而且这时的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正处在反共**后的白色恐怖之中，他写下了著名的《创造宣言》。他以诗人所特有的气质和创造的情怀号召“创造之神”回来，以美妙感人的诗句和**鼓励人们进行创造。陶行知自己就是这样的“创造之神”，一个卓越的创造型和开拓型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

1919年，他远涉重洋，向美国一代名师杜威学习。杜威教他“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道理。归国后，他经过近十年的教育实践，深感杜威的理论行不通，认为应当倒转过来，应当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才对。这是他对教育科学的巨大创造和贡献。

他自己是个“洋博士”，但他坚决反对“洋车夫”拉洋车，一切照抄照搬，坚决反对“买办教育”、“全盘西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

1923年，他从8岁的儿子小桃（晓光）教祖母识字中受到启发，发明推广了著名的“小先生制”和“即知即传”的识字好办法。

陶行知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1931年创办上海山海工学团，都是了不起的、有胆有识的创造。

在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提出“国难教育”。为了把战地流离失所难童中优秀幼苗培养成才，他于1939年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1946年1月，又创立了成人教育的社会大学。这一切都是伟大的创造。

四、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人民性和广泛性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人民性和广泛性是非常强烈的。正如郭沫若所说，他是一个“人民意志，觉醒得比任何人都快而且彻底”的人民教育家。为了追求他的事业，他辞去大学教授、教务长，后来武汉大学校长、安徽教育厅长和三青团总干事长等要职他都不愿接受。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一本初衷地办平民教育、乡村师范教育、科学教育，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他为人民而办教育，明确提出“生活教育要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他认为，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他提倡“爱满天下”。但是不要误会，不要以为他在阶级社会中提倡“爱全人类”的爱的教育。须知他同时曾大声疾呼：“因为它（晓庄）爱人类，所以它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它爱中华民族，所以它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13]甚至晓庄幼稚园也把平民化放在首位，他说：“我们这里的幼稚园，不是为什么部长、总长的小孩子办的，我们是为工农阶级的小孩子而办的”。[14]由此可见，他所说的“爱满天下”就是解放全人类，他所说的“平民化”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性。

他的教育思想的人民性，还体现在他把人民作为教育的主人，教育必须为主人提供最好的服务上面。他绝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去为劳苦大众办教育，而是首先先向人民学习，把他们当作教育的主人，自己是为他们服务的，因而要用人民最需要的东西教育他们，用人民最易懂的方法帮助他们掌握知识，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摆脱贫穷落后。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广泛性是说它涉及教育的一切领域。他毕生从事高等教育、幼儿教育、平民教育、小学教育、乡村师范教育、中等教育、成人教育。现在的所有教育领域他几乎都有涉及，且其中很多以他为发起人。如终身教育，他提倡最早，也阐发得最为透彻。早在1934年，他就说：“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死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15]。直到他晚年，即1945年5月，他还强调说：“无论老少，也应该受教育。生活教育很早就提出活到老，学到老。”[16]

又如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方面，早在1931年，他就提出“创造五生世界”，即少生、好生、贵生、厚生和共生。50年代曾有人认为陶行知、邵力予、黄炎培、马寅初等人的人口论是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可以设想，如当年按他们的建议行事，及早实施计划生育，则我们少生了几亿人口，那么，现在我国面貌就大不相同了。

办好乡村师范教育，也是陶行知最早提出来的。1926年，他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7]1927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

他还首先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他也是很早提出人才教育见解的，1939年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就是从战地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的难童中选出有才华的孩子及早地加以培养的。

在幼儿教育方面，还在20世纪初他就鼓励教育家陈鹤琴创办南京鼓楼幼儿园，并为陈氏《家庭教育》一书写书评，向读者推荐。陶行知的幼儿教育思想同样是十分珍贵的。

在女子教育方面，他早在20年代初，他与蔡元培一起首次招收女大学生。他还是一位积极倡导多设女子中学的教育家。

五、陶行知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对国际影响最大的教育家

如前所述，1936年至1938年间，陶行知游历了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主张，阐述他的教育思想，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他参加了很多国际性教育会议。他曾谒见过著名的印度人民领袖甘地。1938年，甘地曾要陶氏撰文介绍当时正在中国兴起的大众教育运动。该文题为《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刊于印度的《民族旗帜》杂志，所以许多印度人都知道他。其他国家如德国、英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很多人都知道他、敬仰他。

现在世界学者越来越多地研究他的学说，如日本友人斋藤秋男教授，从抗日战争起，持续不断地研究陶氏著作整整四十多年。近几年来，他不顾年老，专程来四川、安徽、南京等地，把陶氏当年工作过的地方，接触过的人士，都一一访问。他曾多次说：“陶先生是你们中国人，他的思想不只是你们的，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斋藤教授写的《陶行知评传》中译本已由四川教育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问世。近几年来，日本前来中国攻读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的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有牧野笃和一见真理子（前者在南京大学毕业，后者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

据张健同志说，80年代以来，由于他负责世界银行援助中国教育事业的项目，有机会到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他第一次到美国时，曾到哈佛大学参观，被安排在该校“远东太平洋研究中心”吃晚饭，由该中心副主任费利浦先生负责接待。谈到陶行知时，他说陶行知对美国，特别是研究教育的人有很大的影响，认为陶先生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奠基人。还表示他正在搜集有关陶行知的生平事迹资料，准备撰写陶行知传记。这次晚宴共有12位美国友人参加，其中四位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是当年陶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们都已离休了，是听到陶先生的学生张先生来了，才高兴地赶来赴宴的。边吃边谈中，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当年为什么要批判陶先生？据我们所知，他是当时中国学生中学习得最好的同学，是杜威博士最喜欢的学生。”这说明陶先生在国外享有崇高威信，过去对他的拙判，在国内外的影响都很坏。[18]

综上所述，陶行知不愧为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大众诗人。他毕生献身人民教育事业，他于二三十年代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为达到“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机会”这个崇高目的的一种手段；他的教育理论是从广大劳苦大众中来，又为劳苦大众服务和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

陶行知无愧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万世师表”，是我们人民教师职业道德的典范。我国古代的孔子、近代的蔡元培和现代的陶行知是外国人一致公认的伟大教育家。他们也是我国国务院于80年代初公布的准予建造纪念塑像的历史名人中的三位教育家。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曾在我国解放区得到广泛传播，如延安教育学会于1942年曾编辑出版《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该书序言曾做出这样中肯的评价：“近几十年来，中国兴办教育，不是东抄袭日本，就是西仿效欧美，很少根据本国情况来创办教育事业的。但近一二十年来，陶行知先生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反积习，不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反对‘老八股’，并且还进而反对‘洋八股’，反对教育事业上的‘仪型他国’，积极主张要根据本国国情来改造中国教育，他提倡‘教学做合一’，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创立了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陶行知先生的这种教育学说，含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于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教育与奴化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力量，同时也就是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19]

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1951年《武训传》发动的错误批判，错误地株连了陶行知，学习陶行知竟成了“禁区”。1981年10月1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邓颖超同志代表党中央正式给予平反，这一历史的严重失误终得到纠正。1981年起，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或“陶行知研究会”，到1985年9月5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学习陶行知，研究陶行知的各种活动，正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1] 原载何国华：《陶行知教育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7—88页。

[3]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76页。

[4]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27页。

[5]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77页。

[6]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04页。

[7]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82页。

[8]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页。

[9]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

[10]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33—734页。

[11]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35页。

[12]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页。

[13]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76页。

[14]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

[15]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34页。

[16]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41页。

[17]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46页。

[18] 参阅张健《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见《教育论丛》1987年第2期。

[19] 《陶行知教育论文选·序言》，载《陶行知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