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

鸦片战争后的五十一年，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十月十八日（农历九月十六日） 陶行知诞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林。原名文濬（乳名和尚）。父名槐卿，号任潮，秀才出身，在休宁县万安镇经营亨达官酱园，有地四亩。后酱园倒闭，回家务农。母曹翠仂，勤俭持家，种过地，做过佣工。

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五岁

旸村私塾先生秀才方庶咸认为陶行知天资聪颖，愿收为弟子，因陶家境清贫，无力供读，方免收束修代为开蒙。后由其父教识字读书。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七岁

陶行知随父去休宁县万安镇外祖父家，被留在万安吴尔宽家经馆伴读。他曾在三刻钟内热读背诵《左传》四十三行。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十五岁

陶行知父为歙县耶稣教内地会会员，母在教堂内帮佣。内地会办崇一学堂，徽州主教英国人唐俊贤为校长，见陶行知经常挑菜进城，并到教堂帮助母亲干活，喜他聪明勤劳，免费收入学堂培养。学堂课程有英文、国文、数学、理化、医药常识等，他学业成绩突出。

在学堂宿舍墙壁上题词志：“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

当地西干十寺当家和尚勾结官府为非作歹，陶行知与同学一起为民出气，惩罚和尚，把木雕菩萨摔入河中。

一九○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十七岁

陶行知在崇一学堂两年修完三年课程，提前一年毕业。

一九○九年（清宣统元年） 十八岁

春，陶行知怀“医药救人”思想离家去杭州，入广济医学堂学习。

因不满广济医学堂规定不信教者不能享受免费实习待遇，半年后退学。到苏州投靠表兄，一度靠典当衣物度日。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 十九岁

得到唐俊贤的帮助，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改名为金陵大学）文学系，学业成绩优秀。课余曾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和基督教义，并自学数理。起初，他英语水平较低，经努力并常与同学用英语辩论，不久程度有显著提高。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二十岁

辛亥革命爆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和南京临时政府。不久革命失败，政权落入反动派袁世凯手里。辛亥革命期间，陶行知组织爱国讲演会、运动会等活动，募集爱国捐，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二十二岁

继续在金陵大学上学。任金陵大学《金陵光》中文编辑，在《金陵光》（中文版）第一期上发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等文，指出编辑出版中文版的宗旨为“保存国粹，灌输学术”。还发表《一夫多妻之恶果》（与刘佩宜合著）、《因循篇》（反对因循守旧，主张革新进步）等文，并翻译《美国大统领罗斯福传》。

九月份起，陶行知改任《金陵光》中文主笔。曾著《伪君子篇》，指出“天下非小人为患，伪君子之患耳”。在该文附记中，解剖自己：“我之大病根在喜誉恶毁，名之所在，心即怦然动，伪言行即不时因之而起”，表示要以“虽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为指针，“及早努力，百折不回”。同时，还在《金陵光》英文版上发表了一些文章。

因受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以“知行”为笔名发表文章（留美回国后正式改名为“知行”）。并把王阳明关于儿童教育要反对鞭挞、拘囚，应鼓励其“趋向”等论述译释为应当让儿童“自由发展个性”。

与汪纯宜结婚，全家迁居南京。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二十三岁

年初，陶行知为《金陵光》撰写社评《民国三年之希望》。文中希望政治廉明，国内和平，民安其业，学子成材，“人人洗心革面，一刷污俗”等。后，又发表《惠罗先生激励支哥大学体育会诸君》，提出应“三育并重”的主张，说：“有学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则筋骨不能劳，体肤不能饿，心意不能困，咸施夸毗之病夫，又何能运起学识道德，以树不世之业，而为人类造莫大之福哉。”

六月二十二日在金陵大学提前一年修完本科全部课程，毕业成绩名列第一，获美国纽约大学文科学士文凭（金大在美国纽约州政府注册，故由纽约大学发给文凭）。

在毕业典礼上，陶行知宣读《共和精义》论文，阐述民主共和的重要思想。论文指出：“共和之三大信条”为“自由、平等、民胞”。他认为“纪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故真自由“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平等是“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民胞是“博爱心生，国人以兄弟相视”，为“共和之大本”，重“共同目的，共同责任，共同义务”。主张共和主义“重视个人之价值，唤醒个人之责任，予个人以平等之机会”；“视人民为社会之主体”；认为“政府者人民之政府，人民自治以谋人民之福利”。在“共和与教育”一节中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能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能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现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

夏末秋初，得金大校长包文的部分资助，又以“百扣柴门十扉开”的希望，筹借旅费，去美国留学。入伊利诺伊大学学市政，与孙科同学。他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劳动、卖文、卖讲，勤工俭学，以维持生活。

赴美船离吴淞口时，曾创作生平第一首诗《海风歌》。在船上见锅炉工人苦役情景，“简直像镪水刻到心窝里”。（陶行知：《人与煤炭·前言》）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二十四岁

获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硕士学位。

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为实验主义教育家杜威、孟禄的学生。与胡适同学。

一月，陶父去世。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二十五岁

在哥伦比亚大学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

秋，怀着“要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志愿，由美国回国。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育学教员（后任教授）、教务助理。先后讲授教育原理、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

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二十六岁

《新青年》杂志于一九一五年创刊以来，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宣传科学与民主，抨击封建主义的旧制度、旧思想和旧文化教育，传播新思潮。陶行知回国后投入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的活动。

五月，江苏省教育厅委托南京高师代办县视学讲习班，陶行知任主任教员，编教学法讲义，讲演新教学法。

秋，陶行知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提出改革旧教学方法，草拟教学相联方案，主张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在校务会议上辩论两小时，被校方拒绝，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名义”（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以表示不妥协。

在《教育与职业》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提出“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养成生利人物”。认为发展“生有利之物”和“生有利之事”以“利群”的职业教育，“将见国无游民，民无废才，群需可济，个性可舒，然后辅以相当分利之法，则富可均而民自足”。文章指出生活“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有关于职业之生活，即有关于职业之教育；有关于消闲之生活，即有关于消闲之教育；有关于社交之生活，即有关于社交之教育；有关于天然界之生活，即有关于天然界之教育”。文中还对职业教育的师资、设备、课程、选择学生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二十八岁

年初，由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暨南学校、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同组成中华新教育共进社，出版《新教育》杂志。陶行知为南京高师的编辑代表。

二月，陶行知在《新教育》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批判旧教育“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偶尔尝试”，提倡“试验之精神”，主张以教育试验“塞陈旧之道”，“开常新之源”，发明教育之真理，以革新教育。

著《教学合一》（发表于上海《时报》“新教育思潮”专栏），批判“重教太过”、“教学分离”，阐述“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不要只抄袭几本旧教科书，要“研究新的学问，求新的进步”。

撰写《普鲁士教育之基本改革》，提出“教育和政治最有密切的关系，若欲明白普鲁士教育上的改革，必须先明白现在普国掌权的是什么人”，主张“教育即是生活，非将来生活之准备也”，“教育既为社会的一种组织，则宜有以简缩现在之社会的生活而取其雏形”。

五月二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师邀请来华，陶行知陪同杜威在南京、上海讲学。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在十月革命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开始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期间，陶行知在南京组织学界联合会，任会长。五四运动消息刚传到南京，他即召开南京各校师生大会，发表演说，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支持反帝爱国运动。北方学生刘清扬南下京沪鼓动学运，往访陶行知，他给予亲切诚挚的勉励。

陶行知在南京高师改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为教学法。

撰写《第一流的教育家》，提出要“敢探未发明的真理”或“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倡导教育工作者应有“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献身教育事业。

在《新教育》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从“自动主义”（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的思想出发，提倡实行学生自治的教育，认为这是养成民主共和国民等方面的需要。文章系统阐述了学生自治教育的意义、利弊、范围等问题。还首次提出“事怎么做，就怎学，譬如游泳，要在水里游，学游泳就在水里学”。

一九二○年（“民国”九年） 二十九岁

陶行知在南京高师继续进行改革：试行选科和学分制；组织发动学生开展文娱活动，演出“大转机”剧；开办暑期学校，发动留校学生教附近居民认字；提倡教职员学生互助；提倡男女同校，招收女生等。

四月，杜威在南京高师长期演讲《教育哲学》、《实验伦理》、《哲学史》，陶行知担任部分翻译。

陶行知约梁启超、胡适、任鸿隽、陈衡哲等到南京高师作学术演讲。暑期，在与胡适、王伯秋等谈论志愿时提出：“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陶行知：《创造四通八达的社会》）

[1] 原载郭笙等：《陶行知年谱稿》，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