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1999年6月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是对我国培养和造就21世纪新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战略决策和指导方针。怎样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关键要靠全党全民和学校师生认真领会，身体力行，同时如能学习和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对贯彻执行决定将会更有补益。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当前提倡的素质教育就其实质来看是相一致的，都坚决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应试教育，主张教育与生活、与社会、与劳动相结合，实施普及教育、全民教育、全面教育、终生教育，充分发展人的素质与才能，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陶行知教育思想体现了人民大众教育的规律性，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一生从教的经验教训结晶和理论上的升华，值得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借鉴。正因为如此，江泽民总书记号召：“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改革”，李岚清副总理也指出“以陶行知先生为楷模，为办好我国全民素质教育做贡献”。[2]

陶行知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包容宏富，本文仅就下列几个主要方面，做粗略介绍。一 、对于培养目标，要阐明旨在提高素质的思想内涵：陶行知先生为防止对他提出的培养目标有误解，特别重视阐明与传统应试教育目标在培养人素质上有不同的界限。一是指出生活教育是“不教人升官发财”，当统治者，做“人上人”，“只教中国民众起来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这种主人，“即使有人出来做官，他是要来服侍农人和工人”[3]的，他是工农的服务员，是“人中人”[4]。他的教育目的是“教人做人”，“学做真人”，“追求真理做真人”。二是指出所要培养的“人中人”、“主人”、“真人”，在品德素质方面，既要具有健康的体魄，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更要具有真善美的品德。他反对他的二儿子陶晓光搞假证书、假学历，告诫说：“要追求真理做真人”，“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5]”，他要培养的是能够在“劳力上劳心”，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人。陶先生注意从素质要求上对生活教育培养目标与传统应试教育目标有不同的阐释，对于当前全面推行素质教育有很大的启示。因为长期受传统应试教育不良的影响，有些人头脑中已根深蒂固，仍从传统应试角度看待现在的培养目标，“歪嘴和尚念歪了经”。现在需要以素质教育思想为指导，对培养目标要予以明确的内涵，防止发生歧义：一是要指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公民，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与应试教育那种读书为了做官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二是不能为应试而施教，而要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素质得到全面发展，成为21世纪所需要的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健康体魄、高度文化素养和能够遵纪守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二、在教育内容上，既要面向全体学生进行全面教育，要重视特殊才能素质的培养。在陶行知看来，生活教育内容不是应试需要什么教什么，而是以人们生活需要为内容。由于生活是全面的，每个人都要过生活，所以要给予每个学生全面的生活教育。他认为，人类生活有健康、劳动、科学、艺术和改造社会等生活，就要进行健康、劳动、科学、艺术和改造社会等方面的教育。他提倡的全面教育，是“心、脑、手并用。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相结合”。[6]他在育才学校开展的“每天四问”，就是向每个学生进行全面教育的一种具体实践。他要求每个学生每天要问自己四问：第一句，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句，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句，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句，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7]陶先生在进行全面教育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发展学生的特殊才能，主张将一般的基础教育与特殊的基础教育相结合。育才学校的教学内容就是这样安排的，不仅有统一的课程表，分班向全体学生进行文化基础教育，还按学生特有的才能，分成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科学等六个专业组，进行特殊的基础教育。陶先生将生活教育与创造教育、全面教育与特殊才能教育结合起来了，使学生的素质和才能都得到了发展，出现了教育奇迹。到育才学校讲授过通史课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对此大加赞赏：“十几岁的孩子，能够自己作曲、作歌；能够写生、速写；能够画出星宿的图谱。”[8]

现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应学习和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需要既注意面向全体学生使他们受到全面教育，同时还要注意培养每个学生的特殊爱好和才能，全面发展他们的素质与才能。三、在教育方法组织形式方面，要使学校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实行“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陶先生反对传统的学校与社会相脱离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主张拆除学校与社会相隔离的围墙，以社会生活场所的农场、工厂、商场等作为大课堂，实行“教学做合一”。他认为：“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9]他反对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主张读活书、活用书、用书活；反对填鸭式教学方法，把文化知识像填鸭一样填给学生，主张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交给学生。他认为文化钥匙最重要的有国文、外国语、数学和科学方法四把。他还非常反对传统应试教育的考试方法和会考制度，认为那种考试只是考的书本知识，而会考对学生的损害更大：“赶走了脸上的血色，赶走了健康”，因此，他呼吁：“停止那毁灭生活力之文字的会考，发动那培养生活力的考成。”[10]在这里，陶行知先生并非不要考试，只是反对仅考书本知识，而且考试过滥，而认为应采用可以考核实绩的考成。他主张应用可以考核实绩的考成方法，代替仅能考核书本知识的传统考成方法。他更反对束缚学生自由思考的死记硬背方法，主张“把小孩子的头脑、双手、嘴、空间、时间都解放出来”[11]，后来又加上解放眼睛，称之为“六大解放”：总之，他认为：“教育方法要采用自动的方法，启发的方法，手脑并用的方法，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并且要使学生注重全面教育以克服片面教育。”[12]陶先生实行全面教育，培养学生素质和能力方法，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教育与生活相联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在办晓庄师范学校时，非常注意让学生参与学校工作管理，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像文牍、会计、庶务等“一切操作，都列为正课，由学生躬亲办理”[13]。设立了很多与生活联系紧密的课程，诸如“科学的农业教学做”、“基本手工教学做”、“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等。陶先生为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他们的素质和才能所采取的教育形式和教学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具有最好的启迪和借鉴的现实价值。

四、从师生双边活动看，要大力提高教师素质。陶行知认为，教师必须“以教人者敬己”，就是说，要想提高学生素质，教师必须自己率先垂范。在师生双边活动中，虽然是双边互动关系，可教师处于主导位置。一切方针政策和道德知识，都要靠教师向学生启示与灌输；再好的教学原则方法，也只有采用它才能发挥作用。因此，陶行知非常重视教师修养，论述极其丰富，如能对其认真学习和借鉴，定会有助于提高教师素质。陶行知限于所处时代，还未能采用教师素质词语，但他所论教师的品质修养，实际上包容了教师素质内涵。就其中可体现为对教师素质要求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有献身教育事业精神。他有一句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14]他认为，教师能抱着这种精神教导学生，“总是不会错的。”他主张教师献身教育，应体现在敬业上。“认定教育是大有可为的事”[15]；并且要有服务乐业精神，指出：“一定要看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无论做小学教员，做中学教员，或做大学教员，都是一样的。”他不仅是这样主张，也是这样做的：他于1917年留美归国，在南京高师任教务主任、教授，年轻有为。但当他认识到，乡村教育重要后，于1927年3月，则毅然放弃教授尊荣职位，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到南京市郊的劳山脚下，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他白手起家，开荒建校，筚路蓝缕，追寻中国新教育的曙光。一般人以为到乡下办学很苦，他却感到很快乐。他在家信中写道：“在乡村师范工作，快乐得像活神仙一样。”在他看来，教师要为教育事业献身，不应是偶然的行动，而必须树立起坚定信念，终生从事教育事业，永不动摇。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典型，请他去当教育厅长、大学校长，他不就任，而坚持办学，而且学校越办越小，职位待遇越来越低。如果说办晓庄师范学校属中等教育，而后来办育才学校，招收的是难童孤儿，就是属于寄宿小学和难童孤儿院了。但他为教育献身精神矢志不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天，学习和借鉴陶行知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品德素质，对于广大教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其次，要热爱学生，有甘为骆驼的品德。陶行知奉行的格言是“爱满天下”，认为“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他特别赞扬武训那种乞丐兴学精神，认为是“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他主张热爱学生，要对学生一视同仁，不以家庭门第、衣裳面貌以及个人好恶以别亲疏。他为挽救难童中有才能的人才幼苗，使他们不致枯萎，创办了育才学校。他像慈父般关怀难童生活，想方设法为难童增加营养，买不起肉就设法买些猪血、黄豆吃。冬天缺寒衣，他去募集，穿在难童身上暖在心里。他爱护学生，特别反对体罚学生，警告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今天的教师，应以陶行知为榜样，热爱学生，为人师表。

第三，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千教万教教人求真。陶行知非常赞赏孔子的名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希望教师能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职业修养的信条。他深信：“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在他看来，教师必须天天学习，才能常教常新，有教学之乐而无教学之苦。

教师学而不厌的目的，是为对学生的诲人不倦。他后来对诲人不倦进行了具体解释，就是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教导学生达千遍万遍也不知疲倦，为的是追求真理，培育真人。所谓真人，就是要有为真理献身的大丈夫气概，具有广博的真知识、真本领，并能为人民大众谋福祉的新人。教师诲人不倦精神，在教学方法上的集中体现，就是对学生循循善诱，采取启发式教学，他指出：“注意启发，使小孩子接受教育的时候，有求学之乐趣，而无不必要之恐怖和烦恼。”他认为循循善诱，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授之以方。动之以情，能够唤起学生学习的兴味。“学生有了兴味，就肯用全副精神做事体”。在晓之以理、授之以方方面，他总结出很多良好的方法。他认为做学问一定要坚持“五个字”，即“一”、“集”、“钻”、“剖”、“韧”。“一”，就是研究问题的心境要专一；“集”，就是要广泛搜集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材料；“钻”，就是钻进去弄清问题的根源奥妙；“剖”，就是剖析所有有关的材料，分清真伪主次；“韧”，就是坚持韧性战斗，不把问题解决了绝不罢休。

提高教师素质，就要像陶行知那样，主张教师能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献身教育事业精神；具有热爱学生，甘为骆驼的品德；还要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的自学能力和教学作风。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而这种新人其实也正是追求真理、为真理献身的真人。我们要以陶行知为师，要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大力提高教师素质，使素质教育在教育的各个领域得全面推进，使我国教育通过深化教育改革出现崭新面貌，为“科教兴国”和培育21世纪建设者和科技人才做出重大贡献。

[1] 原载《理论月刊》，2002年1、2期合刊。

[2] 转引自王光宇：《在安徽省陶研会芜湖暨镜湖实验区素质教育现场会上的讲话》，载《中国陶行知研究基金会会讯》第124期，第9页。

[3] 陶行知：《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载《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01页。

[4] 张国良：《再论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载《行知研究》，1994年第11期。

[5] 陶行知：《追求真理做真人—— 致陶晓光》，载《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700页。

[6] 陶行知：《全民教育》，载《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5页。

[7] 陶行知：《每天四问》，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页。

[8] 翦伯赞：《记古圣寺》，载《行知研究》，1984年第10期，第26页。

[9]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10] 陶行知：《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76页。

[11] 陶行知：《创造的儿童教育》，载《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97页。

[12] 陶行知：《小学老师与民主运动》，载《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37页。

[13] 陶行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幼稚师范院简章》，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3页。

[14]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页。

[15]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