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陶行知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陶行知穷毕生之力，寻觅中国教育的生路不辍；竭全身之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不止，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长期的争取民主的实践活动和教育生涯中，陶行知筚路蓝缕，荟萃古今中外文化之精华，吸取诸家众流教育精蕴，形成了一套颇具中国特色的较为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是中国教育的宝贵遗产，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第一节 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不朽贡献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上，古代便产生了能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等人等量齐观的教育家和哲学家，如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及颜元等。他们构建了精湛的教育思想体系，提出了博大的伦理化教育理论，对中国人的性格和智慧的形成，对中华民族宽容大度、自尊自信、爱好和平的气质，生生不已、蓬勃旺盛的创造力，同舟共济、齐心协力的凝聚力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从而，使华夏古树不息发新枝，使中华文化以独具特色的奇异风韵与魅力，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这些只是发生在遥远的古代。我们有光辉灿烂的过去，中华民族锻造了灿若群星、别有风采的古代知识分子群，他们的智慧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各国钦羡和仰慕的民族。但是近300年来，就在西方勇猛奋进的同时，一个残酷、无可辩驳的事实被推到中国人民面前——中华民族落伍了！但是，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华民族，不会永远自甘落后、自暴自弃，她的英雄儿女继承和发扬勤劳勇敢精神，奋起拯救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和优秀的知识分子，成为华夏新的黎明的伟大使者。就在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转折点上，富于开辟、创新精神的教育家陶行知，这位近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力图通过教育寻求使中华民族智慧之源泉永不枯竭，使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得以发扬光大。他为寻觅中国教育的曙光所做的艰苦努力，对于完成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化的创造性转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为中国教育探寻到一条生路

陶行知以“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2]为职志。他以为传统教育多限于“纸上作业”，与赵括谈兵异曲同工；教育如只是词汇的各种形式的组合、演绎，则永远不可能摆脱困惑，走出流沙。这种教育，或以“国粹”、“老八股”名之，或以“洋粹”、“新八股”称之。教育的改造正是要打倒老八股教育和新八股教育；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制造书呆子、文凭迷和官僚绅士。

就受教育的对象而言，中国封建的传统教育，是小众教育。他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作小众教育。”[3]而广大劳苦大众受尽小众的压迫剥削，从来不给时间、金钱和机会思考一下生活、人生，有的却只教他们拼死拼活地生产做工，根本不可能受教育。总之，中国传统教育进入近代以后，不是走上了阳关道，而是走上了独木桥、死胡同。为了摆脱教育的困难，探寻到教育的生路，陶行知发表了向传统教育宣战并与之决裂的“宣言书”——《第一流的教育家》。他说：“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地发现出来……责任明白了，就放大胆量，单身匹马，大刀阔斧，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把那边疆的门户，一扇一扇地都给它打开……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4]当时教育界的名流、《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主笔蒋梦麟说：“陶先生，你讲的一席话，我读了便觉精神提起来。这种话我久不听见了，可算是教育界福音。”[5]陶行知正是给中国教育界带来福音的教育家。

陶行知正是以他的“宣言书”中提倡的创造、开辟精神，探寻中国教育的生路的。陶行知与时俱进，探索不息。他呼唤出现“第一流教育家”，他也按“第一流的教育家”设计自己。

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生路的探索，可简述如下。

第一，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努力构建新的教育体系。

几千年来，中国的学校教育在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重重襁褓中，不能动弹，失去了其主体性，使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得意的传声筒、独裁者的御用工具，奴才的训练基地，这些使得教育服务于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功能，未能显现出来。陶行知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教育运动的成果，是“五四”时期改造传统的教育体制、教育理论和方法，介绍和引进西方教育理论、学校管理理论、教育实验理论这一波澜壮阔的新教育运动中的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将这一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他自己在其中担任的是“中国的教育复兴”的使者和主要发起人。

陶行知复兴中国教育的切入点，是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传统学校教育的体制。他的总体思路是解开束缚学校的襁褓，为学校教育“松绑”，砸碎学校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围墙，将学校教育的范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最外延，使学校教育体制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从以前的外化到与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的节律完全重合或同步。这从陶行知创办的学校所开设的课程、教学的原则与方法、人才培养范式诸多方面，都不难体会出来。在加强学校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的基础之上，陶行知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寻觅、构建新的教育体系。他将“社会即学校”扩而充之，摸到了构建新的教育体系的总体思路，即“生活即教育”，要为教育“松绑”，将教育的范畴推及社会生活的最外延，使新的教育体制与社会生活变化、发展完全一致，有什么样的生活，便有什么样的教育；有健康的生活，便有健康的教育；有前进的生活，便有前进的教育，使教育与生活结伴而行，俱进俱新，共存共荣。他毕生流离颠沛，奔走呼号，都是为了达其构建新的教育体系的目的。

第二，提倡并开展教育实验。

1919年，陶行知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要有发明，发明必资乎试验。他反对在办教育上存在的五种弊端：一曰依赖天工；二曰沿袭陈法；三曰率任己意；四曰仪型他国；五曰偶尔尝试。他尤其反对仪型他国的拉“东洋车”和拉“西洋车”，也反对沿袭陈法搞陈腐封闭的老八股。他自己曾说自己一生干了三件事，即：一，反对洋化教育；二，反对传统教育；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争取建立自由平等的教育方法和为人民大众求解放的教育学说。综考陶行知所寻所负，他的自述与其实践，是完全一致的。

陶行知为反对“五种弊端”，完成“三件事”，开展了大量教育实验。从1923年辞去南京高师职务开始，直至1946年7月25日逝世，他先后创办过晓庄学校、自然学园、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及其他教育事业，都是试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所进行的创造性的“教育实验”。他批评按传统教育范式所办的学校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学校，大概都是按着一定的格式办的，目的有规定、方法有规定。变通的余地既然很少，新理安能发现？”[6]因之在“实验出真理”思想指导下，他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绩的教育实验，为中国现代教育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第三，推行普及教育，探寻全民族现代化的路径。

1935年，陶行知根据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和中国的实际，制订了《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提出了普及教育的三个基本设想：“甲，整个民族现代化，不仅是学龄儿童及失学成人之普遍入学。乙，整个生活现代化，不仅是普遍识字或文盲之普遍消除。丙，整个寿命现代化，不仅是四个月、一年、二年、四年之义务教育。教育最重要的成就在使众人养成一种继续不断的共同求进的决心。”[7]欲求强，实现民族、生活、寿命的现代化，教育必须普及，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必须提高。他认为，“教育是必须普及。但是老法子决办不到，只好想新的法子来解决。”[8]采用新法子的要求和目的是“以最低费用，在短时间内，以最少的经费，实行免费的全民教育”。经过大量实验，他认为采用面向生活，结合生产劳动，即知即传、能者为师的办法，容易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他设想义务教育运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以成人教小孩，小孩教小孩，小孩教成人四种方式履行。如此回环交替进行，中国才能“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人人“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9]

陶行知提出了普及教育的构想、原则和方法，并进行了大量实践，尽管他的目的远没有如愿以偿，尽管他的设想与社会有种种抵牾，但他普及教育的远见卓识，是符合教育发展节拍的，与全世界教育新思潮是一致的，值得重视。他普及教育的许多具体技术性方法，对于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文盲，亦不乏现实意义。

陶行知以其“广博的知识”、“服务人民的热情”、“坚持到底的事业精神”，孜孜以求地探讨中国教育发展的道路，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正如陆定一所言，陶行知“一生致力于救国事业、民主事业与教育事业，他在教育方面对人民的贡献，尤为巨大与不可磨灭”。[10]

二、创立了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生活教育理论

中国古代，是以其文教勃兴、教育思想丰富繁茂著称于世的。但是，其总体特色是在“六经”之内做文章，或者“我注六经”，或者“六经注我”。自“六经”出，哲学家、教育家们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构建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多囿于孔子定下的框架。虽渐次有墨、法、道、佛诸家教育思想与儒家分庭抗礼，但不久便或者消失于历史舞台，或者为儒、释、道合一思潮所同化。诚然，中国教育思想上虽然也出现过诸如李贽、何心隐等异端思想家，但在他们崭露头角之时，便殒命于统治者的刀斧之下。因此，中国纷繁的教育思想，只能看作充分表达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教育思想；中国古代丰富的哲学思想，已为学术界公认是儒家伦理哲学。其教育思想极而言之，可视之为儒家的伦理教育思想。

到近现代，风气为之一变。中国传统教育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对手——西方各种教育思潮的严峻挑战，传统的教育理想失落了，传统教育的价值体系崩溃了。一些贤哲拉东洋车，或西洋车，使东西方教育思想碰撞融合。他们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向现代教育思想转换，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努力。但是，由于他们多不问国情，或者说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不无偏颇，在介绍、引进西方教育学说时，难免显得有些盲目。因而，西方的种种教育思潮在中国多成为一现昙花，充当了历史的匆匆过客。然而，陶行知则注意融汇古今中外教育思想，通过实验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我国教育思想的重新整合，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思路。

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出发，反对“沿袭陈法”的“老八股”和“仪型他国”的“洋八股”而提出的教育理论，生活教育反对以天理压迫人欲，反对通过礼教吃人，反对鄙弃儿童，反对施行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教育。它的宗旨是为了提高全民族劳苦大众的文化科学水平，同大众实际生活紧密结合，为工农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和民族解放服务。生活教育为生活所原有，为生活所自营，为生活所必需；无处无生活，便无处无教育；整个社会是人们生活的场所，同时又是人们受教育的场所，教育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必须建立在生活之上。因而，他不是教人升官发财，做人上人，而是教人生活，具备生活能力、创造能力，做人中人。它提倡在劳力上劳心，反对离开劳力去劳心。生活教育理论与时代俱进，与生活俱进，在生活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特质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有历史联系的和世界的。

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学说，是从改革传统的教育方法开始的，渐次发展成为一个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他先提出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其后进一步主张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现代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教学法——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论，就是这样形成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是生活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石之一。

生活教育理论的提出，引起了一场深刻革命。它要求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实际生活，提倡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到实际生活中去，到实践中去，使传统教育在这种新的教育理论面前“自惭形秽”，经过反思，重新组合。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击中了传统教育的要害，提出了许多符合现代教育规律的主张，因此，至今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为当今教育改革的深化，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三、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纵观陶行知一生的全部教育实践，不难发现他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从南京晓庄师范到重庆社会大学，培养了数量众多、出类拔萃的人才。中国现代不少著名教育家是他的弟子，或者是聆听过他的教诲，或者是受过他的思想影响。读过他大量思想深邃、论述精到的教育论著，受他的伟大人格感召而走上教育工作岗位的，更是不计其数。

有人曾以晓庄师范为例，做过这样的统计：陶行知晓庄时期的学生在台湾的有3人，在国外的人数也不少；在国内的学生中有90％参加了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中省部级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人；地师级干部有上百人。还有许多在民主革命期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的，就有14位烈士。

山海工学团在抗战爆发后暂时停辍，学员撤到上海，参加了抗日战争，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

育才学校为抗战建国亦培养出一大批战士和新型的专门人才。据当事者回忆，“在解放前，育才学生连在重庆分校新老总共四百人左右，而到延安到各解放区和游击区的就占三分之一左右。”[11]在中美合作所牺牲的烈士达十多人。绘画组、艺术组、戏剧组的很多学生，成为新中国艺术园地的首批开拓者，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音乐家、音乐指挥家、雕刻家、泥塑家、版画家及教授，还有一大批成为艺术教育家、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由此可见，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的极度困难情形下，通过办教育事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华民族的复兴，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永远名垂青史。

四、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的光辉楷模

陶行知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的战士。 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现代中国教育的理论宝库，还给我们树立了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的光辉楷模。他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崇高品德和高尚精神，正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陶行知作为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其崇高品质和高尚精神，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点。

第一，损己利人的高尚精神。

陶行知本在高等学府执教，为民富国强，于1926年抛弃了大学教授的优裕生活，像洪水决了堤那样，向着平民阶层滚滚而来。他在当大学教授时，每月有300块大洋的薪俸，家里请佣工，老母亲能接到城里享享清福，“四个蟠桃”（即陶的四个儿子）也过上了“小贵族”的生活。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他只顾个人升官发财，那么，不但可以保持高等华人地位，还可步步高升。可是，志在使中国平民都能接受教育的陶行知，心不在高官，志不在巨富，他先后以各种名义、理由辞却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河南和安徽的教育厅长等显赫官职，毫不犹豫地投向人民大众的怀抱，成为人民所敬爱的导师。

他鄙视“高等华人”的地位，自愿过着“不如老妈子”的生活。他走的是一条“步步下降”的生活之路。陶行知描述其“步步下降”道路说：“我回国时办大学，后来办中学，现在降级使用当小学校长，教小娃娃了。有人看到我的许多同学、同事和我的学生，因为善于趋炎附势，个个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不是为官商大亨，就是官至委员、部长、厅长，趾高气扬，别人也羡慕得很。说我没出息，才步步下降。”[12]陶行知“降”到哪儿去了呢？他自己说：“我是坚持为国家、为老百姓服务的精神，在任何情形下，就是只让我当一名小学校长，我也要贡献出一切力量来服务。”可见，他是“降”到了人民中间。促使他自觉地“步步下降”的动力，正是他的无私无畏、损己利人的为人民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

第二，从实际出发的开辟创新精神。

陶行知反对主观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他既不赶时髦去抄袭、照搬西方的教育，也不效颦苏联的教育，他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地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通过教育实验摸索经验，从实际出发去改革教育，并且通过改革教育去改造社会和征服自然。在他看来，发展中国教育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务必适合中国以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穷国的国情。他毕生在教育园地耕耘，在教育事业上探索、实践、创新与改革，最终形成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他的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开辟创新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第三，“爱满天下”精心培育学生的园丁精神。

陶行知疼爱学生，胜过他自己的亲生骨肉。他是天下少年儿童的慈父和真正的保护人。学生无资求学，他以笔润助其一臂之力；学生被捕，他尽力设法营救。他常以“爱满天下”自励；要把劳苦孩子培养成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觉人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建邦立国的希望。陶行知的这种“爱”，是一种伟大而高尚的情感，而不是凡夫俗子的庸俗之爱。

在生活上，陶行知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但在学习和治事上，又对他们要求一丝不苟。对学生的管理，其原则是：该自由的绝对自由，该严格的寸步不让。他在给育才全体同学的信中这样写道：“孩子饿了要吃奶，但是母亲太瘦弱了，拧着**一滴两滴不再有，孩子哭了，母亲的心却是更难受呀！”育才困难时的陶行知，正是这样的一位母亲。有人劝他，一个人日夜操劳难以对付百多个嗷嗷待哺的嘴巴，规劝他不要抱着一块大石头游泳！他却情意深长地回答说：“不！我是抱着爱人游泳哩！”对于学生，他首先是慈母。学生饿了，渴了，病倒了，或是受到别人的欺侮，都愿意找他，扑在他的怀里尽情倾诉。但对学生的道德要求，他是紧抓不放。如有同学损害了群众的一草一木，他就给以严厉的批评。他关心和爱护每一个学生，如同园丁一样，日夜为他们操劳。

第四，自觉觉人、严于解剖自己的自强精神。

陶行知要求学生加强学习，保证川流不息地奔向现代化，他自己也曾准备用后半生精力来专攻一门科学。他认为这样才不致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由于他勤奋钻研，他在诗歌、音乐、绘画、天文学等方面，有较深的造诣。他认为，只有先“学而不厌”，然后才能“诲人不倦”。这样才能带着学生去摘取现代文明的钥匙，去开启现代文明的宝库。

陶行知经常教育学生要服从真理，不可盲目崇拜权威。他开始信奉王阳明“知行”学说，把名字文濬更为知行。后来他发现王阳明把知识关系刚好搞颠倒了，又易名为行知。这说明他在实际中不断探索真理，善于自我批判，自我解剖，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再如，他早年曾受过“教育救国”论的影响，但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酷的事实告诉他，只靠教育不仅救不了国，而且教育本身也难以自救。他抛弃了以前的错误观点，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号召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和人民站在一起，去争取真正的民主，共同创造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富强的国家。

陶行知思想发展的历程，就是他自我解剖的进取的过程。正如他教导育才学校师生的那样：“远征的战士，首先要有勇气对着自己的弱点开刀。”[13]他正是这样的一位襟怀坦**、厚人薄己的远征战士。

[1] 原载董宝良：《陶行知教育学说》，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 陶行知：《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载《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

[3] 陶行知：《生活教育之特质》，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4] 陶行知：《第一流的教育家》，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114页。

[5] 1919年4月21日《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9号。

[6] 陶行知：《实验教育的实施》，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7] 陶行知：《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804页。

[8] 陶行知：《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782页。

[9] 陶行知：《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783页。

[10] 陶行知：《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8月12日。

[11] 伍育人：《铁的事实，血的见证——从一份调查材料来看育才学校的性质》，载《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第二辑，上海市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1980年12月编印。

[12] 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新1版，第118—119页。

[13] 陶行知：《从五周年看五十年》，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