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11日，在延安各界追悼陶行知逝世大会上，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是：“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这是对陶行知一生的事业、思想、品德、贡献所做出的最好的评价。毛泽东之所以称赞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是因为毛与陶二人，在革命斗争中是战友，哲学理论上有共识，关于人民教育思想是“同道”。

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许多抱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爱国爱民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曲折斗争的锻炼和学习革命理论而提高了政治觉悟，他们逐渐地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才能救中国。早年抱着“教育救国”的陶行知，也是如此。当陶行知看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时，他高兴地喊道：“中国有希望了”。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到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陶一直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和重庆中共南方局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在陶逝世的当天，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道：“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纵观哲学理论上有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在唯物与唯心的关系上，毛泽东与陶行知都是信仰唯物论而反对唯心论；二是在认识（知）与实践（行）的关系上，毛泽东与陶行知皆主张认识（知）来自实践（行）而又指导实践；三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与领袖的关系上，毛泽东与陶行知都认为工农劳苦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毛泽东认为人的正确思想都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陶行知的“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的理论是殊途同归的革命哲学观点。

在创立人民教育事业上，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就开始创办工人夜校，后来又下乡兴办农民学校。为了领导中国革命运动，毛泽东领导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各种干部学校。据统计老解放区革命根据地前后共培养了250余万干部，这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立志要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劳苦人民“人人都能受到教育”。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处在一无权、二无钱、办学靠募捐，学校还遭到国民党统治者加以封闭、迫害、百般刁难的情况下，他前后创办了名闻中外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人民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成百上千的栋梁之材。

毛泽东和陶行知都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干革命办教育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国情和人民需要的道路。毛泽东运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道路。陶行知立足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穷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要在穷国办理大教育，就要想出一些穷办法来普及大众教育，因而他就倡导“小先生制”和“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的传递先生制，艺友师范（边当学生边当先生的师范生）的办法，倡导“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即半工半读）的办学模式，科学下嫁给工人农民，实行农业和科学教育携手。前后开展过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大众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运动，不断地探索中国普及教育之路。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经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人民教育思想，是由毛泽东和陶行知共同创造的，中国共产党员不仅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陶行知学习。

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在农村，普及教育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在农村。毛泽东再三指出，首先要使农民掌握政权和进行土地改革，同时也要普及教育，离开乡村教育和农民学习文化，普及教育是一句空话。陶行知早在1926年就提出要征集一百万元资金，培养一百万名教师，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为了实现这个宏愿而创办晓庄学校，他认为只有培养出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健康的体魄、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实行农科教结合的生利教育，才能使广大农民成为“西天的活神仙”。陶行知和毛泽东同样认为：中国教育普及的关键在农村，普及的主要对象是广大农民及其子女。

在各类各级教育中实行理论与实际统一，知与行的一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手脑并用。这是毛泽东与陶行知再三倡导的人民教育的根本方针和教学原则。毛泽东认为学生要读两本书：一本是总结前人经验的有字之书，一本是要学生走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向工农兵商各界人民学习的无字之书；陶先生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尽管说法不一，二者精神却是一致的。

要在教学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教学结合以学为主，自学成才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和陶行知再三倡导：教师的教要少而精，学生的学要活能用，毛泽东主张“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学习革命理论的目的全在于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有的放矢的学习是为了应用。为此就要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同时又反对脱离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盲动主义。由于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使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方针原则贯彻始终，这就促使中国革命沿着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地取得胜利。陶行知终生都反对“死读书”而倡导“活用书”，他把晓庄学校的图书馆取名为“书呆子莫来馆”，可见他反对“死读书”之决心。从我自己在晓庄学校自动小学和山海工学团学习过程中，深深体会到陶行知不仅倡导而且身体力行的实行教学做合一，教学结合以学为主、自学成才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原则。他从来不用考试分数来强迫学生学习，而是千方百计地启发学生自觉地活学活用各种书本知识、生活本领，养成良好的自学成才的习惯。后来我在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又深刻领会到毛泽东创办的干部学校同样实行教学结合以学为主自学成才的方针原则，并聆听毛泽东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三风”的报告，更高层次地提高了干部学习革命理论要解决中国问题的自觉性。

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毛泽东1941年在延安马列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讲话的标题就是“实事求是”。他再三说明：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实事”，按着“实事”的客观规律来办，就容易取得成功。“求”就是要对客观事物进行调查研究，“是”就是我们通过调查研究所发现的规律，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他再三强调：共产党人搞革命和建设，要依靠客观规律即“靠真理吃饭”，而不是靠职位权力吃饭。当时毛泽东提出的“靠真理吃饭”，对我们的教育具有深远的意义。陶行知提出自己办教育的宗旨就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就是要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为掌握真理的人，郭沫若将陶的这两句话写到陶墓碑的两侧，作为陶行知的墓志铭。

毛泽东曾经指出：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说我们的军队叫人民解放军，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叫人民政府，我们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就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1950年5月，他为新中国教育刊物题词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这就将老解放区和新中国教育都概称为“人民教育”。后来，毛泽东又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1945年陶行知就提出“人民第一，教育为公”，他办的教育是人民的教育，是为人民自己的幸福所办的教育，即民主的、大众的、创造的、整个的、和谐的教育，人民教育培养学生成为“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觉人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这种学生要具有“军事能力，生产能力，科学能力，识字能力，运用民权能力，节制生育能力”。尽管毛泽东和陶行知对人民教育具体表达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至于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救国救民而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高贵品质，这都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的教育思想是继承毛泽东人民教育思想，又在新的时期有所发展。邓小平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以及“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教育应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现代化建设要依靠教育，办教育要实行普及和提高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搞好“普九扫盲”的基础上认真办好重点学校，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发展计划要和经济计划相适应，各级各类教育都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人，要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实行国家拨款为主，多种渠道集资办学体制，党政领导要当好科教部门的后勤部长，领导就是服务。

当前，要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教育思想和中央文件上，这是完全必要的。同时，结合各地实际工作的需要，抽出一定时间参阅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关论著，作为整体优化教育改革的借鉴和补充，这会得到一定的启发和帮助。例如山西吕梁地区前元庄在学陶师陶过程中，实行村校一体、农科教结合，基础、成人、职教统筹的大教育办学模式，取得了显著成绩。上海市行知中学、东安二村小学试行的“求真”教育，闸北区和田路小学的创造教育，同样地取得成功的经验，这对当前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是会有启发和帮助的。

[1] 原载《邢台师范高专学报》，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