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陶行知研究的形势发展很快，湖北省成立陶行知研究会，是件极令人欣慰的事情。自从1927年陶行知先生创办南京晓庄学校，开创他的人民大众教育事业以来，就有人开始研究陶行知。到20世纪30、40年代，随着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陶行知先生的声望愈来愈高，研究陶行知的人也愈来愈多。陶行知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赞誉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同志称赞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遗憾的是，在1951年发起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早有定评的陶行知先生受到了不必要的株连，被扣上了“教育救国论”、“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等帽子。陶行知研究也因此而成为禁区。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陶行知先生才被恢复名誉，陶研工作也才随之得到恢复和发展。在陶研的前景还不甚明朗的几年前，华中师大的领导和老师们就冒着风险，组织编辑出版了六大卷计三百余万字的《陶行知全集》，为广泛地宣传陶行知，深入开展陶研工作，提供了内容丰富的原始资料，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巨大的贡献，必将载入史册。近年来，党中央对陶行知的研究工作极为重视。但由于长期受“左”倾思潮的影响，至今还有一些同志对于陶行知先生，还存在着一些糊涂认识。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阻碍陶研工作的发展。为此，我想谈谈陶行知研究中的两个有关问题。

一、要全面地正确地评价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功绩

全面地正确地评价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我们学习和研究陶行知首先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一，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思想家。过去人们一般都认为陶行知是伟大的教育家，这当然不错，但不够全面。陶行知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就像鲁迅先生不单纯是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一样。思想家们始终站在时代的最高峰，思考重大的时代课题，为后人指出前进的方向。他的思想深邃，博大精深，是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陶行知先生的思想贡献，主要是他的生活教育学说。这种学说是在总结国内外教育家的经验基础上创立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马恩选集》第4卷，第2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就是要为物质的生产和人的生产服务，他的思想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陶行知曾指出，生活教育必须是战斗的，必须是生活的，必须是科学的，必须是大众的，必须是计划的，必须是民主的，还必须是创造的，这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是一致的；他创办的南京晓庄学校提出的乡村教师要具有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这和我们今天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基本上是一致的；他提倡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办生利的教育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教育，就是实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又是国内终身教育思想的最早提出者。终身教育指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它包括教育体系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方式，既有学校教育，也有社会教育，既有正规教育，又有非正规教育。早在20、 30年代，陶行知就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思想。他一贯倡导一个人一生中既要受学校教育，又要受社会教育；既要受正规教育，又要受非正规教育。一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终身都要受教育。

陶行知还是国内优生、优养、优教思想的最早提倡者。早在1931年9月，他就在《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上用何日平的笔名发表了《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的长篇论文。他系统地论述了优生、优养、优教的思想。随后又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中，提出了“创造五生世界”（即少生、好生、宽生、厚生、共生之世界）和“创造五生世界”的用书系统。他还指出，只有优生才有优养和优教。反之，孩子养得多，又不能教育，以致互相抵消，六十万万人还不如二万万人的力量大！尤其可贵的是，陶行知还早在距今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优生、优养、优教的具体办法，如成立有关组织机构（人口升降委员会）、制订政策方法（一夫一妻只能生一个或二个孩子，人口稀少地带则由人口升降委员会颁布特殊条例、实行避孕、节制生育、科学地选择配偶，等等）。这些思想至今仍是十分正确的。

陶行知对于高等教育也有不少精辟的论述。陶行知最先就是从事高等教育的。他从美国回国后的最初几年内，一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后来的东南大学任教授，并任教务主任（即今教务长）、教育科主任兼教育系主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东南地区的头号高等学府，与北方的北京大学齐名，时有“北大、南高”之称。陶行知在南高任职期间，进行了许多高教改革活动，如与北大一起首开女生进高等学府受教育的风气，实行选修制，改教授法为教学法，等等。所有这些对后来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极大。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这里我着重谈谈陶行知先生与杜威的关系问题。杜威有两个中国高徒，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陶行知。由于这种师生关系，陶行知也被认为是“改良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其实即是杜威，我们今天也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过去许多事情，往往是由于误解所致。从政治上看，杜威对当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态度很友好。他的学生和同事、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对苏联的态度也很好。只是在后来因为托洛茨基问题才恶化的。当时苏联将托洛茨基驱逐到国外，美国国内一些人利用杜威的巨大声望表示对托洛茨基的支持（当然杜威本人因为年老思想糊涂也同情托洛茨基），这样就引起了苏联对杜威的不满并展开了一场对杜威的批判。杜威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很友好的。抗战期间，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曾发起并与爱因斯坦、孟禄等国际文化界名人联名致电当时的中国政府营救中国救国会领袖七君子。解放战争时期，反对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由此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是什么反动的政治家或政客。杜威在教育上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他大力宣扬“儿童中心论”，反对传统教育的“教师中心论”。他说过，在学校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而组织起来。在反对传统教育的“教师中心论”上，他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尽管他的 “儿童中心论”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走向了错误的另一个极端。但他高度重视儿童的人格和学习的主动性，仍有其可取之处。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对于老师尊重儿童人格和学习的主动性这一点，他继承过来了，对于老师“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观点，又是扬弃的，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生活教育学说。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陶行知先生注重尊重个人人格，发展个人才能，创办育才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当然，如何把集体与个人很好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今后作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事业家。他由一个大学教授，深入中国社会具体实际，当过中小学校长，办过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幼儿园教育，一心扑在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上面。他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高举反洋化教育和反传统教育的旗手。他向当时的洋化教育和传统教育发动了猛烈地抨击，从根本上动摇了洋化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基础。他不仅有丰富深刻的教育理论，也有大量具体的办学实践。他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办学和教育实验。他是一个理想远大的教育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教育家。1919年4月，他在《时报·世界教育新思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一流的教育家》的文章，指出三种常见的教育家：“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种或第三种也都不是最高尚的。”他提出第一流教育家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胆量很大，敢于实验，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这是何等的魄力！二是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对民族的教育有强烈的责任感。深知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由于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他还认为，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之，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从这两条标准来衡量，我认为陶行知先生自己就是一个第一流的教育家。他敢于创造，敢于开辟，在一无权二无钱单靠募捐为条件办学的艰难情况下，创办了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学校，培养了成百上千的优秀人才。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每一所学校，都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堡垒，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下设在白区的革命干部学校。

第三，陶行知在政治上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我完全同意胡乔木同志的讲话，“陶先生是由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转变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这方面，也是全国人民和我们党历来所肯定的。陶先生的一生，特别是后半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无论怎样困难的条件下，陶先生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从来没有过任何动摇。”这一点，值得我们今天的每一个知识分子很好地学习。

第四，陶行知先生又是伟大的大众诗人。过去人们对于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了解得比较多，而对于他在中国新诗上的贡献则很少了解。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他在新诗发展史上的贡献，给他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上的努力和他在发展人民大众教育事业上的巨大成就所掩盖了；另一方面，与过去中国诗坛上存在着的狭隘偏见有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局面应该改变。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而是善于用诗歌作为宣传他的教育理论的有力武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诗人。在他半个世纪的战斗生涯里，一共创作了约近千首诗歌。他的诗歌很有特色，清晰流畅，明白易懂，富有音韵，琅琅上口，人称“陶行知体”，素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郭沫若曾高度评价陶行知先生的诗歌，“他的诗体的解放是在解放区作家之前，他真正可以说是独开风气之先。”“他不仅是开创时代的哲人，而且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诗人。”

二、如何进一步开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工作，我想简单谈几点想法

第一，补充、修订好《陶行知全集》。现有的《全集》已有六大卷三百余万字，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但要看到，我们对陶行知先生的资料还不能说已全部收集到手了，比如说，他关于高等教育的论述，他在国外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情况，甚至他的日常言论，等等，在《全集》中反映得还不够。在中国的教育家中，陶行知在国外活动的时间最多，没有哪一个教育家比得上他。据我所知，中国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家只有两位，一位是孔子，一位就是陶行知。日本著名学者、日中友协理事斋藤秋男先生就曾撰文说：“陶行知是属于全世界的。”现在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的学者在研究陶行知先生的思想。

第二，陶行知研究工作要为当前的社会主义人民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服务，要深入研究陶行知先生的普及教育（乡村教育）、师范教育和成人教育思想。我们纪念和研究陶行知，不是为纪念而纪念，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三，研究的重点应放在生活教育学说中的精华和其中一些至今仍可借鉴的方法上，以及陶行知所提倡的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精神上面。特别需要结合现实情况，大力宣传陶行知所提倡的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精神。

第四，要充分调动有关高等师范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的力量，对陶行知先生进行专题研究。现在华中师大的陶行知研究和教育经济学研究，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我希望华中师大继续搞好陶研工作。1991年是陶行知诞辰100周年，我们准备届时召开一次隆重的国际学术会议，希望你们从现在起就作好准备，到时拿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来，为陶研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宋才发、周洪宇根据张健同志1987年5月30日在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上讲话的记录整理，并经本人审阅。）

[1]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