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和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各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几年以前，澳大利亚的一位教育史专家，来华访问，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陶行知与胡适是朋友，同在美国留学，同出杜威教授之门，有个时期，两人合作，共同传播杜威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为什么若干年之后，两人分道扬镳；陶行知且对胡适的所作所为，予以辛辣的批评。”

上述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陶与胡同一年出生于安徽的徽州，同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同是出洋留学的知识分子，同受杜威教授的熏陶，归国后，共同迎接杜威来华讲学，分任翻译之劳，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实验主义）思想，积极提倡文教方面的改进，这是他们两人共同走过的道路。但是，他们的家庭出身和阶级烙印，各不相同，少年志趣亦各有特点；后来在文化教育实践的探索中，在社会思潮的激**中，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中，陶胡二人政治觉悟的差距愈来愈大，到了晚年，一个成为共产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一个成为崇拜孔夫子的洋博士。试分论如下：

一

胡适（1891—1962）生于十九世纪末叶，出身于官绅而兼商人的家庭。他在童年时期饱受封建主义的教育；青少年时期，接受清末的“新教育”；然后出洋留学，饱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1917年归国后，执教于大学，著书立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名噪一时。他曾主办几种杂志，议论学术和政治，继而参与实际政治活动，在对日抗战时期，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卸任之后，掌管一个大学，反对学生运动；在不利的形势下，离开大陆，最后定居于台湾。于1962年去世。

从胡适毕生的言行，人们可以看出封建宗法的家教，儒家的文化传统以及近现代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思想在他的脑海中打下了深刻的错综复杂的烙印，他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典型产物。

让我们看看胡适思想意识的主流。胡适崇信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杜威等人的学说，从而传播进化论、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五四”运动的前后，他宣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与陈独秀等提倡白话诗文，鼓吹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鼓吹个性解放，反对旧礼教，此外，他还积极宣扬“全盘西化”论（或称“充分世界化”）。或在大学讲坛，或通过报章杂志，议论滔滔，发生颇大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胡适所传播的思想，其有严重错误的部分受到了严正的批判。众所周知，兹不复述。现在要着重论及的是胡适受到批评，他在台湾究竟如何反应。一九五三年，他在台湾新竹，作过一次演讲，题为《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讲辞涉及面很广，他耿耿于怀的是他在大陆的儿子骂他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的公敌”。他认为儿子是被迫而出此。胡适又说，“我们看共产党为什么要用铁幕呢？为什么铁幕内同铁幕外断绝交通，人不许自由地出来；报纸刊物不许自由地进去呢？为什么不让人民来看看呢？这是他怕光明，怕自由。”（《胡适与中西文化》，页194）胡适若能多活若干年，看到那关于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问题，坚持“三不主义”的并不是大陆，不知胡适将如何自圆其说。1960年他在中美学术会议上演讲《中国传统与将来》，坚持过去的看法：“中国的西方化，只是种种观念渐渐传播渗透的结果；……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就在这篇演讲辞中，他提到：“‘胡适的幽灵’也值得三百万字来讨伐，因为胡适对于传统经学大师的考据精神和方法的传播的责任最大，更因为胡适有不可饶恕的胆量说那种精神和方法是科学方法的精神。”（《胡适与中西文化》，页257—258）大陆学术界批胡，最主要的是批判他宣扬实用主义所犯的错误。胡适对此缺乏认识，反以清代朴学家的考据方法当作大旗来炫耀自己，识见之陋，于此可见。1961年胡适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大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他一方面强调科学技术文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对付大自然的力量了”。（《胡适与中西文化》，页263）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把东方人民（当然包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加以抹杀。中华民族在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方面，曾作过卓越的贡献，业绩斑斑可考，胡适对此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至于说东方文明入于衰老时代，犹如人到衰老之年而颓唐了，这个比喻也是不对的。近代东方一些国家，以中国为例，解放前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这是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所致。胡适坚决否认这“三座大山”的祸害，而归咎于民族的衰老，持论如此，非诬则愚。此民族虚无主义论，引起台湾部分人士群起攻之，胡氏挨骂，愤极而暴卒，自取其咎，决非胡博士始料所及。

如上所述，“五四”运动时代，胡氏以提倡白话文、鼓吹新文学，骤得盛名。其实明代的袁中郎，清初的金圣叹，早已推崇优秀的白话小说；胡适所倡的“八不主义”，其主旨亦见于顾亭林的《日知录》。胡适继承前人遗绪，适应时代要求，在这方面确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问题是他晚年居台湾一方面依然痛斥律诗与缠足同样可恶，同时又常在晚上背诵杜甫的《秋兴》八首，总不下数千遍；《咏怀古迹》五首，也是胡氏经常背诵的篇章。（见《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些都是道地的律诗，其中封建主义的意识，俯拾即是。胡氏每以徽州腔调吟诵，津津有味。“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胡氏吟不绝口，感慨系之。他的文艺口号与其心灵深处的矛盾，殆已表现为双重人格了。

“五四”运动时期，胡适曾与“打倒孔家店”的吴虞沆瀣一气，并为《吴虞文录》作序，后来撰《说儒》，承认孔丘的历史地位，到了晚年，胡适一再鼓励其助手，熟读《孝经》《论语》《孟子》，而且指出，如果要把文章做通，就必须精研《论》《孟》。他的助手也认为，《论语》一部书，可从胡适身上得到印证。胡适公开声称，他平生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孔子，甚至对孔丘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也奉为至论。（《谈话录》，页49）在他的口中，“圣人”就是孔丘的代名词。他批评某些国家侵略别的国家，说它们都是狂妄的民族，（把整个民族一笔骂倒，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他因此感叹，“现在我们看看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他的思想那么的平实，真像师生谈话那样和易可爱”。（《谈话录》，页175）这段话使人联想到严复。严氏于十九世纪末叶，翻译《天演论》并作按语，传播“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世界观，此外还介绍培根、洛克、穆勒等的经验论和思想方法，对当时的部分知识分子，产生发聋振聩的作用；后来，严复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他虽然认识到这些交战国是“利己杀人，寡廉鲜耻”，但救世之方却乞灵于孔孟。他说，“回观孔孟之道，真是量同天地，泽被寰区。”（《书札59》）严复为“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其历史功绩，非胡适所能企及。惜严氏晚节不终，堕落到拥袁称帝，丧失廉耻。尊孔的言论，亦其思想蜕化的一证。胡适晚年，服膺“孔圣”，与严复如出一辙。这个问题很值得研讨。

综合起来考察，胡适生平的思想意识自相矛盾，言行不一之处，难于枚举。其尤要者如：

既声称要保障民权，却反对释放政治犯；又对废帝溥仪被赶出宫，大抱不平。他因此大受舆论的谴责。

既认为东方的“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却极度推崇儒家经典如《孝经》《论语》《孟子》等书。

既声称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不算高明（《胡适文选》，页188），晚年却极端崇拜“孔夫子”，对“朱夫子”的道德修养、治学精神和方法，亦拳拳服膺。（散见于《谈话录》）

既提倡新文化，却强调整理国故。

既提倡新文学，痛斥骈文、律诗，晚年却以背诵律诗为乐。

既高度重视清儒的考据方法，他自己却往往疏于考证。如说，“徽州的婺源县是朱子的出生地”。（《谈话录》，页166）但据《朱子年谱》，朱熹以建炎四年生于南剑尤溪之寓舍。胡适晚年披阅《朱子年谱》，（亦见《谈话录》）对此竟茫然不觉。他又崇信朱熹临难不苟，有“壁立万仞”的气节，事实是，朱熹在政敌高压之下，四处逃匿，如“丧家之狗”。

既痛恨中国千年来妇女缠足的恶习，却甘愿以洋博士身份娶一小脚女人为妻。

古稀之年既要充当“圣人”（他的助手称他体现一部《论语》的精神，有一个外国人也称他为现代的圣人），却仍然风流自赏。（如对于陈某妹子的评头品足，表示艳羡之意；又对其助手窃窃私语。引述章某把杜甫《秋兴》中《昆明池水汉时宫〔功〕》一首，解释为艳体诗等等，这些均散见于《谈话录》）。

上述这些矛盾集于胡适的一身。我们看来，他生长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这个国度里，官僚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往往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结合在一起，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仇视人民革命的力量，这是他们一贯的政治立场。胡适的父亲是清朝的官吏，曾阅兵台湾，又是地方上的豪绅。胡适幼年从其父亲识字，丧父之后，寡母谆谆训诲，要他以乃父为模范。他自认乃父对他有垂久的影响，作文署名为胡铁儿（其父号铁花）。童年时期入蒙馆经馆，诵读《孝经》《小学》（朱熹编纂）、《论语》、《孟子》及五经中的四经，浏览《资治通鉴》。九年之心，深深灌注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因家人在沪经商，乃从十三岁起，赴十里洋场的上海读书，如是者若干年，然后辍学任教，与买办文人王云五等交往，出入戏院和青楼，打牌吟诗，留连酒色。甚至考取出洋，留学美国，还留意申江之花榜。留美七年，自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瞭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胡适文选》，页3）简言之，他得到两个法宝，一是赫胥黎的实证主义，一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实用主义）。胡适凭这两把板斧，回国后的数十年间，在学术思想界，大肆挥舞，风云际会，成为一时的骄子。可是，他站在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对国内封建势力的肆虐，对帝国主义的祸害，证据确凿，斑斑在人耳目者，胡氏总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硬是不肯承认。实证主义在胡适手中，成了变戏法的东西。实用主义否定客观真理，而认为凡有应付环境的功效的假设就是真理。“孔家店”要打倒么？胡氏晚年认为，这是吴虞干的，不是胡某人干的。（见《谈话录》）横竖环境变了，反孔、尊孔对胡某都有用处。遵母命，娶小足女人为妻，既尽了孝心，又博得许多亲友之称誉，个人所得多矣。（亦见于《谈话录》）这些都是实用主义的妙用。总之，抱着实用主义这个法宝，对胡氏来说是无往而不利。晚年在台湾，既大事尊孔，恪遵纲常名教，又依然鼓吹西方文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在胡适身上得到体现；虽然这条原则过去曾受到严复的批判。

二

陶行知（1891—1946）出生于务农、贩菜兼营小本生意的家庭，过的是清贫的生活。幼时随父识字，年稍长，随父挑菜进城，其母则在一个教堂内任炊事员兼勤杂。陶童年时期很聪颖，受过蒙馆和经馆的教育。十三岁进入耶酥教会的学校读书，翌年即书壁：“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曾邀集同学，反对当时乡中为非作歹的和尚，并毁坏寺内泥菩萨。少年期的陶文浚（行知的原名）得到他的校长的帮助，考入金陵大学。辛亥武昌起义，陶氏拥护革命，信仰孙中山关于民主共和的主张。可见家境清贫，植根于乡土的陶氏，虽受教会学校的教育，但依然热爱自己的祖国。1914年陶氏大学毕业，向亲友借贷筹资，赴美留学，利用课余和节假日，勤工俭学，并与胡适同出杜威教授之门，同在1917年归国。

首先，让我们对于陶、胡二氏的政治立场作一比较。陶氏在归国时表示，“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很高的政治觉悟。陶氏甘愿舍弃待遇优厚的教授职位，和一批人从事平民教育的推广。他感到“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脱下长衫马褂，穿上布衫草鞋，艰苦创办人所周知的晓庄师范，为广大农民服务。“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这就是他的风范。这个时期的胡适，却怀念故宫中的废帝溥仪，不特去晋见了这个少年“皇上”，而且事后作诗纪念：“我昨晚忽然想做诗纪一件事，……成短诗一首：咬不开、捣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胡适日记》下，页371-372）。

陶胡二人，一个向着平民，一个惦念着他的“皇上”！

1930年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封闭，进步师生遭残杀，陶行知受到通缉。1932年，陶氏在上海办工学团，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他坚决表示：“团就是团结，就是团体。团以保生，这个意思就是教人民大众团结起来，结成坚固的团体来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如果有什么混账王八蛋来欺负压迫老百姓，咱们老百姓就起来和他干——啊！”（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页80）这个时期的胡适，为了欺世盗名，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所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涉及释放政治犯的盟章，胡适就公然反对。宋、蔡等对他严加责备：“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来往书信选》中，页193）结果，胡适被开除了。

陶氏与胡氏对比，一为反暴政压迫的斗士，一为“助桀为虐”的帮凶。

1930年，胡适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提出五鬼闹中华的主张，说什么“悬想一个意义不曾弄明白的封建阶级作革命对象，或把一切我们不能脱卸的罪过，却归到洋鬼子身上，这些都是盲动。”（《胡适与中西文化》，页94）陶行知说他抓住五个小鬼，放走一个大妖精。这是一个很辛辣的批评。也可以看出彼此的政治观点，有很大的差距。

1935年胡适写了一首《飞行小赞》，大意是，古人辛苦学神仙，现在他不修不炼，也能凌云上天，看水看山。陶行知读了以后，作诗讽之：流尽工人汗，流尽工人血，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苦造飞机，不能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大希奇。胡适对他的助手说：“你看了陶行知的诗，可见他这个人一点幽默感也没有”。（《谈话录》，页301-302）这显然不是有没有幽默感的问题，而是立场问题。

三十年代中期，陶氏与沈钧儒等在上海组织救国会，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寇不抵抗，而从事内战。陶氏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出访28国和地区，揭露日寇的野心和暴行；动员广大华侨及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国民党反动政府悍然逮捕救国会的“七君子”，陶氏受到第二次通缉。这个时期，胡适加入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等人的“低调俱乐部”，力主对日妥协，与后来成为大汉奸的高宗武深相结纳。胡氏还发表“等五十年后再抵抗”、“日本要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中国人民的心”等等谬论，大受舆论的抨击。陶行知在国外致书给胡适，告诫他毋作妥协之论调。陶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一位名叫胡阿毛的卡车司机，被日军强迫运输一车军火；他毅然将卡车开入黄浦江，使满车军火和押送的日兵，全都葬身江底，他自己亦壮烈牺牲。陶行知对此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致敬胡家出好汉，不是胡适是阿毛”，既歌颂了民族英雄，又鞭挞了胡适。

陶与胡对比起来，一个是抗日救亡、百折不挠的斗士；一个是畏敌如虎的懦夫。

1936年，陶氏到了伦敦，谒马克思墓，赋诗致敬；有“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之句，表达了心悦诚服的心情。同一年度，胡适在北京，复信给一个文坛小丑，申述其一贯反马列主义的主张：“我在1930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骂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页338）陶胡二人，一个是勇猛精进，一个是顽固到底。

抗战时期，陶氏居重庆，从事于有利抗战的工作，艰苦卓绝，培育人才；结合进步人士，发扬正义，争民主，反独裁，百折不挠。鉴于反动派不断捣乱，他曾气愤表示：“要知道民主是要用血、用生命去争取的！”日本投降后，陶氏拥护中共关于避免内战、国共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的主张。别有居心的胡适，这时居然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解除武装，否则将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虚声恫吓，徒然暴露其狂妄与顽固。晚年居台湾，还往往借题攻击中国共产党，胡氏花岗岩之头脑，不可改也。

其次，让我们对陶胡二氏的教育观点作一比较。据胡适的看法，杜威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其种子在中国确已散布不少，将来各地的试验学校渐渐发生，有了试验的机会，十年二十年后，将变成无数杜威式的试验学校，将直接间接影响中国的教育。（《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这种估计，显然是落空了。陶行知开始也相信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从做上学”等主张，但陶氏不仅注意探讨教育理论，他又是一个教育实践家。通过实践，他发现杜威这一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于是幡然改图，经过不断探索，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具有创造革新意义的教育学说。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广大青年，在马列主义思想影响之下，纷纷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这就使胡博士坐卧不安了。他一方面大声疾呼，要“多研问题、少谈主义”，同时又树起“整理国故”这面旗帜，号召青年回到故纸堆中去讨生活，并荒谬地提出，释明一个古字，其功不在发现一颗新星之下。后来，他受到抨击，只好装模作样地慨叹，“现在一般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中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等你们在科学实验室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胡适文选》，页372），告诫青年搞了科学，回过头来还要整理国故，这就是胡氏的“迷魂汤”，陶行知本人在青少年时期饱读经史，但他从不号召青年去钻故纸堆。反之，他积极提倡“科学下嫁运动”，认为，“资本家专有了科学，他们设立了科学研究室，开办了大学专门学校，可是能够享受现代科学成果的，只有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我们现在要做相反的工作，我们要做工种田的人得以享受近代科学知识……这就需要一个科学下嫁运动。”于是他和一批同志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抗日时期创办的育才学校，也注意使学生在各种知识和科学方面，打好基础，以便于进一步对专门科学进行深造。

三十年代开始，国难日深，青年学生目击时艰，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不断从事“抗日救亡”以及“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运动。胡适对此搬出他从外国个人主义者学来的法宝，喋喋不休地告诫青年，要先“救出自己”、“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所以不宜参加群众运动。1935年北京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胡适连忙发表致北平大学同学书：“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不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胡适往来书信选》中，页292-3）这样的论调显然是作为国民党政府策士的胡适妄施釜底抽薪之计。心劳日拙，当然不能得逞。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陶行知时在上海，完全拥护这个宣言关于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积极支持“一二·九”爱国运动。他向人表示，迎接南下的学生代表，以便建立一个南北统一的抗日大联合。他还纠合同志组织国难教育社，推行国难教育，其目的在于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在国难期间，陶氏教子：“要把自己青春的火药，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不要在盘子内浪费掉。”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页65）这个期间，胡适又如何教子呢？他对儿子说：“养成做工的习惯是第一要事。没有‘丙’等分数的人可以做学问的，也没有‘丙’等分数的人可以做事有大成功的。”（《胡适的日记》下，页535）胡适所注意的是“救出自己”，“出人头地”，陶行知所注意的是为着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斗争。两种人生观，两种教育观点。

概括起来说，陶行知与胡适是在近现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出现的各有特点的典型人物：

陶氏出身于清贫的家庭，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提高劳动人民的素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终生。胡适出身于官绅而兼商人的家庭，始终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崇拜帝国主义的势力，为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敌视人民革命的事业。

在认识论方面，陶氏经过探索之后，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主张实践出真知。他的格言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这就是他的观点。胡适宣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他应用这种方法研究旧中国问题，得出“五大仇敌”的结论，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都不在内。（《我们走那条路》）这种方法究竟有何价值，可不言而喻。他服膺实用主义，把真理看作是一时公认的应付环境的便宜假设。环境改变了，他从倾向于“打倒孔家店”转而尊孔，真理都在他手里，这就是实用主义的妙用。

在人生观方面，陶行知的格言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说到做到，经过艰苦而英勇的奋斗。不断追求真理，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胡适的格言是“救出自己”，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他见机而作，善于表现，养尊处优，成为具有剥削阶级文化修养的代表人物。

俱往矣，陶氏的风范永存，胡氏呢？

[1] 原载《教育论丛》，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