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行知先生简介

陶行知是安徽歙县人，1891年11月15日（清光绪十七年旧历九月十六日）生于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原名文浚。5岁时去休宁县，10岁前后曾在休宁万安镇吴尔宽“经馆”就读。1905年入歙县城内教会“崇一学堂”，二年读完三年课程，1907年毕业，赴杭州入教会广济医学院学医，中途退学。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因信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知是行之始”的主张，改名陶知行。1914年夏金陵大学毕业，由学校保送赴美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学市政，获政治硕士学位。1915年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为美国名教授杜威所器重，毕业时获教育文监（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教务主任，倡议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1923年6月与朱其慧在南京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平民千字课本》。1923年秋，南京高等师范改为东南大学，任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1924年夏，辞去东南大学教职，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5年8月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1926年因中华教育改进社再三邀请，复任改进社主任干事，除继续推行平民教育外，又提倡乡村教育。1927年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在实践中总结出“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把“知是行之始”的主张，改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把自己“知行”这个名字亦改为“行知”。1930年晓庄师范师生进行反帝反蒋支援工人罢工运动，学校被国民党政府封闭，陶行知亦被反动派明令通缉。是年秋去日本暂避。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回国，积极主张抗日，坚决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他对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认为首要是把人民大众团结起来，依靠人民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解放自己。为此，他除在上海办自然学园，自然科学通讯学校外，并创办山海工学团，派汪达之组织“新安旅行团”巡回各地宣传抗日（1935年在上海时接受党的领导，增加团员）。1933年成立普及教育助成会。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陶行知与各界人士发起组织全国救国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发表救国宣言，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卖国投降。1936年7月，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托，赴欧、美、亚、非28国宣传抗日救国的正义主张。是年冬，救国会“七君子”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远在海外的陶行知也遭反动派的第二次通缉。1938年夏回香港，创设职业补习学校，筹办晓庄研究所等工作。是年秋在桂林正式成立生活教育社。1939年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积极推进民主运动，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起人之一。1946年回上海，计划育才学校复员，同时积极参加上海民主运动。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陶行知亦被蒋政权列入黑名单。朋友们要他提防“无声手枪”，陶先生气愤地说：“我等着第三枪”。终因忙于推行民主运动及民主教育，劳累过度，不幸于1946年7月25日脑溢血逝世，享年55岁。在追悼会上，俞庆棠先生痛哭着说：“陶先生并不是因病而死，他是死于反动派特务之手”。同年12月1日，由53个人民团体公葬于晓庄劳山脚下。他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二、晓庄学校的诞生

晓庄学校原名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晓庄师范，1930年学校事业扩大，改称为晓庄学校。它诞生于1927年3月，可是它的孕育却在三四年以前。我国自辛亥革命把几千年历代相传的专制政体推翻改变为共和民国起，在形式上教育制度，已与清朝不同，但实际上民国的教育设施并无重大改革。在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社会，旧思想旧伦理根深蒂固，“士”的地位冠于“农”、“工”、“商”之上，所谓“士”就是不事生产的“治人”、“食人”的阶级，学校教育就成为求官耀祖的道路。五四以后，反对旧思想旧伦理运动，在社会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在教育方面，则学校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都模仿日本、欧美。但学校的性质仍无根本变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学而优则仕”的旧传统，仍占优势。中小学基本集中城市，农民在经济上受残酷的剥削，他们的子女根本不能上学，乡村私塾则为地富子女所专有。当小学教师的人，则以谋生为目的，由于待遇菲薄，亦有“做教员的情愿世世生生不再投胎做教员”之类的怨言。这种教育落后失败的事实，促使陶行知产生了教育改造的理想。

他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说：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生活的活教育！

“教育是国家根本大计”。“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四千万人民的幸福”。“我们心里充满了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想得到的幸福”，“要为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要把整个的心捧出来献给小孩子。”

他这样说也这样做。1926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时，在改进社下设乡村教育研究部，聘请原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金陵大学教师邵德馨为研究员，亲自与赵、邵二位一同赴江宁县燕子矶小学、县立师范学校、无锡开源乡第一小学等处调查研究。并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宣言书中提出：

本社的事业范围很宽，但今后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厉行乡村教育政策，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

1926年12月，改进社函请江苏省教育厅批准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教育厅于12月31日复函尽力赞助。接着报纸上发表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招生简章》及陶行知写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引起了全国教育界的重视。

1927年1月1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筹备会在南京安徽公学召开筹备会议，到会有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试验乡村师范第一院筹备主任赵叔愚、燕子矶中心小学校长丁超、尧化门中心小学校长宋鼎、晓庄中心小学校长钱向志等人，决议筹划开办费1万元及聘请指导员等34项，由各人分头筹备。

1月2日，陶行知、赵叔愚、丁超、宋鼎、钱向志及农事指导员邵德馨等，同赴太平门外黑墨营察看校址。黑墨营有田地200余亩，植有枫桑、竹林、杂树，环境适宜，当即立了界牌，初步决定为校址。后因交通不便，又改在神策门（后改和平门及中央门）外迈皋桥与燕子矶之间的小庄为校址，并把小庄改名晓庄，以取其“冲破黑暗，日出而作”的意思。2月5日该校举行校舍立基典礼。这一天刚巧是立春日，将近农历新年，所以同时举行城乡群众团拜。参加集会的有500余人，开会时先升校旗，再有江苏教育厅长江问渔讲话。江为这个盛大的集会，早上5时就赶出城来参加。因为校舍没有造好，陶先生就在小庄村农民陆亮和家招待他吃饭。屋子狭小，连一头耕牛也在旁边陪客了。他在开会演讲时说：“我真尝到农家风味，吃到菜根香了。”会场是一片荒地，就在荒地上立了础石，这荒地就是师生自辟自建校舍的地方。散会时，从城里来的客人，把他们带来的五六百件玩具，分送给来参加集会的农村儿童，作为新年的礼物。

2月10日，改进社聘请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董事，在上海功德林饭店召开董事会，由陶行知主持会议，推举王岫庐（王云五）为临时主席。陶行知就小学办师范的意义及做农民的导师首先要农民化的重要性做了报告。赵叔愚报告第一院校址选择、经费筹措、学校招生等筹备工作。并讨论通过师范学校组织大纲和组织系统图，董事会简章，会计规程，1927年1至6月份预算。最后推举袁观澜任董事长、王岫庐任司库、陶行知任秘书兼校长，江彤侯任监察部长，赵叔愚任第一院院长兼研究部长。第二院招收女生（后来改为幼儿师范院），在下学期开办等事项。从公布招生到2月10日，各地保送师范生名额的已有31人。有的考生还直接写信给陶行知要求入学，他也亲自写信回答。3月5日，已筹得开办费1万元。经常费1.2万元，设备费5000元，亦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开会通过补助。3月9日第一院在安徽公学召开院务会议，决定3月10日考生报到，11、12两日考试，13日揭晓，14日办理入学手续，15日开学，决不因时局影响而变更计划。

1927年3月10日前后，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兵分两路向南京发起总攻，盘踞南京的直系军阀孙传芳部褚玉璞准备溃退，所有大中小学均迟迟不敢开学，开了学的不能上课，已上课的亦怕有围城之危，又纷纷散学。新办的试验乡村师范，却偏在这时招生，大家认为一个考生也不会来宁，但事实出人意料，3月15日那天应试的竟有17个人。其中，有的来自镇江，有的来自苏州、上海、杭州。还有来自安徽、江西、湖北及北京等处。他们动身来宁时，师友们都劝他们不要来，父母亲都说去不得。路上又经过不少惊恐、疑虑与困苦。但是他们毕竟来到了。他们很高兴，学校也很欢迎。这是中国乡村教育史上首次得到一些能耐劳吃苦、有胆有识、意志坚强的好同志。考试前经过体格检查。考试以演说和劳作为最困难。演说考试的头一天，公布讲题20个，第二天考试前五分钟由学生抽定一题临时准备，按时登台试讲。全校教职员及中心小学师生和附近农民都来参加听讲。劳作原定垦荒、施肥、修路三项，这次只要求每人开垦荒地二分，考生都脱下长衫，穿上草鞋，手拿锄头，努力挖掘。劳动不久，个个汗珠满面，当日雨过初晴，土地泥泞，挖掘很难。二小时后，有人已手掌起泡，有的泡裂流血，但他们仍坚持劳动，毫无倦容。

3月15日开学，校舍尚未落成，开会就在露天空地上进行。会场上用木料搭成临时高台，台柱上贴着一副长联，上联是“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下联是“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农民群众从各村敲锣打鼓纷纷前来祝贺。男女老幼，穿着新衣，挤满会场，爆竹一响，锣鼓齐鸣，校旗慢慢升起。首先由校长陶行知致辞，他说：“晓庄不同平常学校，一无校舍，二无教员。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要充溢于天地之间。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我们相信没有专门教的老师，只有经验较深或学识较好的指导者，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以做我们的指导员，因为我们很有不及他们之处，我们认清了这两点，才能在广漠的乡村教育的路上前进！”继有来宾讲话，学生代表发言，及燕子矶、尧化门小学儿童表演，武术指导员武术表演。会场由小学童子军维持秩序，尽兴而散，开学典礼后师生就分别住在燕子矶、黑墨营进行建校工作。

但开学不久，北伐军进入南京，直鲁军阀孙传芳部下褚玉璞溃退，南京城郊散兵到处流窜，鸡犬不宁，阖闾惊恐。其中最害怕的是妇女儿童。陶校长见此情状，就与师生商议，由姚文采先生代表晓庄师范与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协商，在晓庄设立第三救护队，并在神策门和晓庄分别设立妇孺收容所。由师生及农民担任救护、医疗、看护、纠察等事务。前后一个多月，收容妇孺三四百人。收容所还设妇女教育班，由学生担任教导工作。这次活动给了师生为社会服务获得锻炼的机会。但也遇到一些惊险，如校舍建筑指导员著名建筑工程师朱葆初先生，在兵乱中佩带救护队臂章，从城内下乡，路过神策门时，被褚玉璞守城部队扣留，认为朱是北伐军的侦探，反绑两臂，要送军法处审讯，经朱先生力争，得与城内姚文采先生通电话，由红十字会证明后释放。

3月24日北伐军进驻南京，燕子矶亦派来分队，师生们就组织慰劳队，送茶送水，分组欢迎慰劳，并协助北伐军与燕子矶镇群众联系，做好治安保卫工作。在配合北伐军调查时，发现土豪缪子欣通敌，收购粮草接济溃军，师生在北伐军领导下，进一步深入群众，调查访问，掌握缪子欣平日欺压群众的罪行，通过群众协助，查获通敌罪证，扣留停泊长江岸边资敌的柴草粮秣两船。师生商定惩处土豪办法，事先备制高帽子，及“打倒土豪劣绅缪子欣”的大横幅和“打倒军阀”、“打倒土豪”、“打倒帝国主义”、“欢迎国民革命军”等标语和彩色小旗，在一个男女老幼乡镇群众聚集在燕子矶的市集日子，把缪子欣戴上高帽子，两手反绑，押着上街游行。队伍前面高举大横幅，鸣锣开道，后面是手挥小旗的学生和群众，一边沿途张贴标语，一边高喊口号或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革命歌曲，群众闻声，奔走相告，争往观看，街巷挤得水泄不通，茶园里的茶客都站在桌凳上向外看，看见缪子欣低下头游过，无不拍手称快。好在北伐军派兵维持秩序，顺利的游完全镇大小街巷而散，搞得土豪缪子欣威风扫地，声闻城郊，创南京郊区群众打倒土豪劣绅之先声。

三、师范学校组织管理的试验

学校除校长、第一、二院长、指导员外，无其他职员，实行师生集体治校制。它的组织叫乡村教育先锋团。

乡村教育先锋团是一个自由与纪律相统一的组织，由全校师生共同组成。校长就是团长，两院院长是副团长，全体指导员组成指导部，有指导会议。全体学生选举总队长一人。学生以四至八人为一队，每队选队长一人。由全体师生组成团务会议。无论团长、副团长、指导员、总队长、队长，和团员一样都受团规约束和团务会议的制约。团设肃纪部，执行全团纪律。团长有指挥全团各种行动之权，每周举行团务会议一次，为全团最高权力机构。其组织系统如下图（略）。

乡村教育先锋团的组织是经过实践之后提出来的。开学初为了搞日常生活的清洁卫生，成立清洁卫生委员会，接着农业生产、学校事务、烹饪膳食都要作统一安排，把清洁卫生委员会扩充为生活分任委员会统一管理。把学校全部生活分为三大类：即个人生活个人干，公共的事大家轮流干，集体的工作大家一起干。发挥了个人在集体生活中的民主和纪律，自由和统一的作用，人人积极性很高。但个人行动有时不免超出了集体要求的范围，为了防止生活作风上产生无政府主义，而又不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采用旧式学校的训育制度，经全体会议讨论，根据“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教师应以身作则”的要求，采取军队化的组织，成立乡村教育先锋团。要求做到应个人自由的地方便个人自由，要服从集体要求的事情，必须绝对服从。而自由与服从都需以师生共同利益为依归。例如禁止学生吸烟，指导员首先不吸烟。要求学生遵守时间，指导员在开会或劳动时必须准时到达。做到人人没有特殊自由的权利，亦没有特殊服从的义务。

学校经济公开，校务公开，发表意见自由，安排个人工作自由。但各种公约，师生一律遵守，如果违犯公约，通过小组生活检讨会解决，重大的问题通过团务会议（全体大会）评论，判定是非，互相教育。在工作、学习、生活各方面人人有自由，个个守纪律，做到自觉的自由和纪律的统一，所以学校没有对学生惩罚的规章制度。

四、教学方法——“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学校的校训，亦是学校的教学方法。什么叫“教学做合一”呢？陶行知先生说：“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就怎样教”。亦就是说，教学必须通过实践，实践是教学的中心。后来宝山县立师范学校，把“教学做合一”改为“做学教合一”就格外有意思了。

根据这种方法，他们在办民众学校中研究民众教育，在办幼稚园中研究幼稚教育，在办中心小学里研究小学教育，办中心茶园和举行节日活动中研究农村娱乐，在组织乡村教育先锋团中研究师范学校的组织管理制度和师生关系问题。深入农村与农民做朋友，研究农民生活、农村经济、农村文化卫生等问题。把整个学校有关学习、工作生活的各方面制成大纲作为教学做的依据。

关于“教学做合一”的方法，陶行知还写了一首诗来教育大家：

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宁做鲁滨逊，单刀辟荒岛。

他的意思是：人类不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要利用手和脑，通过实践才能解决问题。他说：

“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

这是当时教育的写真。他又说：“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使手脑联盟，手脑联盟则污秽的垃圾可以用来点灯烧饭；窒人的氮气可以用作养人的肥田粉；煤黑油里可以取出几十种颜料；一粒种子可以长成几百粒谷子。无饭大家饿的穷国家，可以变成有饭大家吃的富社会。”

陶先生还指出杜威以困难为学习动力的缺点：“杜威所叙述的过程，好比一个单极的电池，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出思想的母亲，这母亲就是行动。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判断，判断又生行动，如此循环不止，而行动实在是思想过程中的原动力；一切知识的获得，都要由它来推动”。

有人说“教学做合一”是不要书本知识。陶先生指出：

“过什么生活用什么书，做什么事用什么书。这是一句话的两种说法。我们对书的根本态度是，书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工具是给人用的，书也是给人用的。我们面对一本书要问的是‘你有什么用处？’（当然是广义的用处）。为读书而读书，为讲书而讲书，为听书而听书，为看书而看书，再不应夺取我们的光阴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不是不要书，它要用的书数目之大，比现在的教科书要多得多。

[1] 选自《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江苏文史资料集粹（教育卷）》，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