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离开我们到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已经整整十一年了。可是他并没有死，他还是活在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而且将永远活在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他是不朽的。

但是，当中国文教界群起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后（电影《武训传》是应该批判的），接着又有人批评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从此，人们就好像渐渐把陶行知先生遗忘了。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就使我的心中好像展开了一场战斗，使我整夜无法入睡。本年六月一日，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情不自禁地提出了要求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的问题，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有关陶行知先生的一段话，我就连日接到各处来的电话，各处来的信，还有我朋友亲自到家里来，表示一致同意我的主张。从上海、济南等地来的信中甚至于说，他们是含着眼泪读完我的发言的。这种眼泪，当然是对陶先生的追怀和对我的同情所流出来的同情之泪啊！

这样就充分证明我要求对于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一点也没有包含我个人同陶行知先生的私交和友谊成分。当然，我也毋庸讳言我个人同陶行知先生的私交和友谊。陶先生是我的知己，也是我的老师，特别是在他要离开我们的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我是处处把他当作一个榜样来效法的。

那时，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日抗战将要结束的时期，或者说，就是抗战结束时期的前后，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的血腥统治，愈来愈残酷。在昆明，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并且公开地说，在重庆要暗杀我，在上海要暗杀沈钧儒老先生、陶行知先生等人。陶行知先生一闻此讯，就一面与反动派搏斗，一面准备着死，他致死的脑溢血症就是从这样产生的。这一点就值得我向他学习。而最重要的，还在于那一个时期，他彻始彻终地忠实于中国共产党，忠实于中国人民的一切表现。

他那时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但他已明确认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到最后胜利，因而竭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许多艰难困苦、狂风暴雨的岁月中，有许多人都动摇过，我从人缝中看到许多不大自然、不大正常的面孔，只有陶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面不改色，屹立不动。

不错，他有他自己领导的生活教育社，可是，实质上生活教育社也是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在生活教育社和《生活教育》这一个刊物里面，就有许多共产党的同志。例如戴伯韬、刘季平就是那时《生活教育》主要编辑和撰稿人。

不错，他还有他自己所办的学校，那时主要是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可是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里面，也有许多共产党的同志。我很清楚地知道：有些地下工作的党的同志，感到要被暴露了，陶先生就主动地把他们掩护到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里面去。

还有，他那时曾经是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他发行过一个刊物，要我来主编，这个刊物叫做《民主星期刊》。这个刊物当然是受民主同盟领导的，但实质上也同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我没有主编一个刊物的经验，我和陶先生商量就主动地请胡绳同志来帮我编。《民主星期刊》的撰稿人，也有许多是党的同志，例如张友渔同志就常常以“若愚”的笔名在《民主星期刊》上发表文章。至于发行《民主星期刊》的方针、任务，更是全面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日本投降后，这个刊物还推广发行过上海版和北京版。这都是由陶先生在上海和北京的关系搞出来的。陶先生就有这样一种本领和这样一种威信，在反动统治的严密封锁下，他总能冲破一关又一关。

总之，那时陶先生所领导的生活教育社，所主办的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和以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的资格发行的《民主星期刊》，无一不竭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没有一件事、一个时候离开过共产党的领导。这些都是值得我向他学习的榜样，而且是值得我向他学习的具有历史性的无比辉煌的榜样。他是我的老师，我对他是以师礼事之的；同时又是我的知己，我们彼此互相深知，尽管海枯石烂，都不会有那一天肯离开中国共产党。

陶先生是我所尊重的一位老师，一位朋友，同时，他也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尊重，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尊重。广大的中国人民不仅尊重他，而且热爱他，这是由于他也热爱中国人民。在育才学校附近，有一个地主的长工，在农忙中跌坏了手，地主看他残废无用了，就辞退了他的工作。陶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校工把那个长工用“滑竿”抬到学校里来，再送到北碚医院里去医，等到手医好了，陶先生就留他在育才学校工作。在抗战前，陶先生在上海大场办山海工学团，教育民众，免费请老百姓来读书，没有功夫来的，就把小先生送上老百姓的门去教他们；他还买了两部抽水机，轮流借给农民引水灌田，买了一部播种机，轮流借给农民播种，所以农民都把陶先生看做是他们自己的人。他个人的生活非常简朴，终年穿一身蓝布料的学生装和土布鞋，但对地下工作的党的同志和民主朋友的困难、穷苦、饥饿则不时把他等于行乞募捐得来的办育才学校的经费，拿来接济他们；而对于育才学校学生的全部衣、食、书籍、卫生等费用，都由他一肩担负下来，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还要和他找种种麻烦。学校的经费常常是朝不保夕的，他为着奔走学生的衣食，他常常说：我整天都是在和米赛跑。经费是如此困难，环境是如此恶劣，有朋友劝他说：“我看你是抱着石头游泳。”他微笑着说：“不！我是在抱着爱人游泳哩！”这样，他就在中国广大人民和他的同志、朋友、学生中间扎下了无比深厚的根。所以陶先生在上海逝世的消息一经传出后，无论识与不识，莫不感慨叹息，热泪盈眶，甚至有放声大哭的，特别是经陶先生医好了手留在育才学校工作的那位长工，打听到了我们在重庆为陶先生开追悼会的日期之后，便星夜赶到重庆，在陶先生的灵位前哭他、祭他，还拿出他血汗的工钱买了一副挽联，要我们给他写上他对陶先生要说的话。劳动人民对陶先生的死去该是如何依恋不舍啊！

此后，每逢陶先生的忌日，他的生前的同志、朋友、学生总要开会纪念他，而这些纪念会可以说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的。特别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大陆上解放了全中国，1949年的7月25日，便由生活教育社发起，在党的领导下，开了一次更为盛大的纪念会，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纪念会。我记得很清楚，党的老教育家徐老（特立）也参加了这次纪念会，并在这次纪念会上讲了话，中间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我曾经有过一个别号，叫做“师陶”，陶就是陶行知先生。这些过去的事，都一一隐藏在我的心里，有时就不免要回想起来，在今年陶先生的忌日，我写这篇文章来纪念他的时候，更不能不令我回想起来。

照说，过去文教界批评电影《武训传》，应该是与陶行知先生也在一个时期推崇过武训，不能相提并论的。陶先生那时搬出武训，只是在武训行乞兴学这一点上，与他也等于行乞募捐来办教育是相同的。特别是由于他所处的环境，他办教育所要培养的后一代，其旨趣与武训根本不相同，因而受到反动统治的摧残压迫，于是想到把武训搬出来作他的掩护。这种苦心，他是曾经对我讲过的。

照说，批判杜威的生活教育，也不应该与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相提并论。杜威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哲学，也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否认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性，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万古长存的，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看做是合理合法的，因而杜威的生活教育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杜威所看到的生活，也只是帝国主义阶段一小撮垄断资本家荒**无耻的生活，穷途末日的生活，拿这种生活来教育后一代，完全是要来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意识，来苟延资产阶级的统治，这种生活教育，是应该反对的。

但这决不能与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混为一谈，关于这个问题，陶先生在其所著《什么是生活教育》和《生活教育之特质》二文里，有极为透辟的阐述。他在“什么是生活教育”一文里，开头便说：

生活教育这个名词是被误解了。它所以被误解的缘故，是因为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混在里面，令人看不清楚。这理论告诉我们说：学校里的教育太枯燥了，必得把社会里的生活搬一些进来，才有意思。随着这个理论而来的几个口号是：“学校社会化”，“教育生活化”，“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这好比一个笼子里面囚着几只小鸟，养鸟者顾念鸟儿寂寞，搬一两丫树枝进笼，以便鸟儿跳得好玩，或者再捉几只生物来，给鸟儿做陪伴。小鸟是比较得舒服了，然而鸟笼毕竟还是鸟笼，绝不是鸟的世界。所可怪的是养鸟者偏偏爱说鸟笼是鸟的世界，而对于真正的鸟世界的树林反而一概抹煞，不加承认。假使笼里的鸟，习惯成自然，也随声附和的说，这笼便是我的世界；又假使笼外的鸟都鄙弃树林，而羡慕笼中生活，甚至于以不得其门而入为憾，那末，这些鸟才算是和人一样的荒唐了。

我读了他这段文字以后，深深感到他关于人们对于“生活教育”这个名词的被误解的说明，是异常生动而富于形象化的，他把那时他所看到的一些学校，也就是那时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所办的学校，比做鸟笼，而把一般所谓生活教育（也包括杜威的生活教育在内）比做鸟笼教育；陶先生的生活教育则不然，他是主张冲破鸟笼，反对笼中生活，开辟鸟的世界的，开辟真正生活教育的世界的。这就把他的生活教育和杜威的生活教育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了。他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里，更具体地说明了他的“生活教育”的特质。他说：

（一）……生活教育的第一个特点是生活的。传统的学校要收学费，要有闲工夫去学，要有名人阔佬介绍才能进去。有钱，有闲，有面子，才有书念，那末无钱，无闲，无面子的人又怎么办呢？听天由命吗？等待黄金时代从天空落下来吗？不！我们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我们钻进去越深，越觉得生活的变化便是教育的变化。生活与生活一摩擦便立刻起教育的作用。摩擦者与被摩擦者都起了变化，便都受了教育……

（二）……生活与生活摩擦，便包含了行动的主导地位。如果行动不在生活中取得主导的地位，那末，传统教育者就可以拿“读书的生活便是读书的教育”来做他们掩护的盾牌了。行动既是主导的生活，那么，只有“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才可以说得通。我们还得追本推源的问：书是从哪里来的？书里的真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毫不迟疑的回答：行是知之始，即行即知，书和书中的知识都是著书人从行动中得来的。我要声明著书人和注书人、抄书人是有分别的。人类和个人的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为了争取生活之满足与存在，这行动必须要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的行动。

（三）……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并且孤立地去干生活教育是不可能的。大众要联合起来才有生活可过，即要联合起来，才有教育可受。从真正的生活教育看来，大众都是先生，大众都是同学，大众都是学生。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是大众的生活法，即是大众的教育法。总说一句，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

（四）……有人说，生活既是教育，那末，便有生活即有教育，又何必要我们去办教育呢？他这句话，分析是对的，断语是错的。我们承认自古以来便有生活即有教育。但同在一社会，有的人是过着前进的生活，有的人过着落后的生活。我们要用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前进的意识要通过生活才算是教人真正的向前去。

（五）……课堂里既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又不许人动一动，又只许人向后退不许人向前进，那末，我们只好承认社会是我们唯一的学校了。马路、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牢、战场，凡是生活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那么，我们失掉的是鸟笼，而所得的倒是伟大无比的森林了。为着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力是必然的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国门，冲开无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所造的铁门。所以整个中华民国和整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学校咧。

最后，他还把生活教育看做是有历史联系的。他说：“……人类从几千年生活斗争中所得到而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用选择的态度来接受。但……是历史教训必须通过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滤下来，才有指导生活的作用。……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争取大众解放的生活教育，自有它应负的历史使命。为着要争取大众解放……必须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因此，推进大众文化以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完整，而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便成了每一个生活教育同志当前所不可推卸的天职了。”

总结起来说，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的特点，首先是生活的，依次下来，就是：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可见在那一个时候，他就以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权利的保护者自任了。他企图用生活教育来争取人民大众的解放，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问题只在于他那时还只是向全体人民大众呼吁，而不是向全体人民大众中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呼吁。同时，他的教育理论，还只是对新生一代传授科学知识、技能和技巧，指导他们的认识和创造活动，而没有把教育理论上升到是培养新生一代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过程。

但这完全是由于那时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局限性所致，其责任不应该由陶先生来负，如果还有时间，让陶先生继续生活下来，我相信陶先生是一定能够冲破那种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局限性。而且他已经是在为冲破那种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拼死搏斗了，他的生命也就是在这种激烈的搏斗中完结的。

因此，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容或还有许多值得商量的地方，但在那时已经达到中国教育史上的顶峰。我们必须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

[1] 原载《人民教育》，1957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