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主义不是别的，正是“人民至上主义”。他能真正从人民大众的粗皮肤笨手脚中看出壮美，他能真正从人民大众毛下浸汗的身上嗅出特别的香味来。

行知先生逝世后，我曾为文以哭之。此后即想就其生平、思想、学术、事业、文章等撰一长文来纪念他，来教诲人并以自励自勉。然而这非把他的生平行状及其全部著作，加以深入的研究不可。今尚不足以语此。兹仅先来一番提纲式的论述。

这里有两点，首先须加以说明：

第一，自陶行知先生死后到现在，就我所知：有人把他比之鲁迅先生、邹韬奋先生，例如陆定一先生代表中共中央曾这样说：“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正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像鲁迅先生、邹韬奋先生等走的同样的道路。”有人把他比之孔仲尼、孙中山，例如郭沫若先生在祭陶先生文里这样说：“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你是孙中山死后的一位孙中山”。有人把他比之杜威、孔仲尼、武训，例如华岗先生，不过华岗先生曾明明说过陶先生之成就是大大超过杜威博士，陶先生的教育原则（为人民的）是刚刚相反于孔仲尼的教育原则（为统治者的），陶于武训只是在行乞兴学的献身精神一点相似，而陶则更进一步把教育事业变成广大人民自己的事业，变成人民解放事业之一部分（见所著《痛悼陶行知先生》一文）。还有人把他同胡适比了一下，例如陈家康先生说：“在这个思想运动中，有两个安徽歙县人，起了极大的作用。一个是家学渊源的胡适，一个是家境清寒而由教会学校出身的陶行知。……然而到后来这两个人的思想路线完全不同，胡适虽然脱不了中国士大夫气，他的思想路线却始终是西方文化的路线。陶行知对于东方文化的渊源不及胡适那样密切，对于西方文化的研究不及胡适那样精深；就一般人所谓学术造诣而言，陶行知也不及胡适那样宏博，然而在思想路线上，胡适不能与陶行知相比拟，胡适因袭了所谓西方文化，陶行知却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外，开辟了一条人民文化的思想路线，陶行知是新中国思想界的圣人。”

此外或者还有把陶行知先生拿来跟其他什么人相比的，这虽然都是在推崇陶先生，但我反对这种办法。一个人时代不同，环境不同，社会属性不同，总是难以相比的。即在同一时代同一环境同一社会层的人，亦各自有其不能强同的特点。何况“比喻总是比喻”，“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倒不如老老实实的陶行知就是陶行知，否则对于所比之人，过之则为誉，不及则为毁，反而失真了。尤其陈家康先生以为“就一般人所谓学术造诣而言，陶行知也不及胡适那样宏博”之说，我根本怀疑。“一般人所谓学术造诣”，正是陶先生认为应与之奋斗的“伪知识”，而且胡适本人，早（已）经脱了他那稀薄的进步性的外衣，滚入反动的泥坑了，何能在陶先生的面前再提起他的名字！

第二，自陶行知死后到现在（也可以说，在生前业已这样）有人把他称为什么褓母、导师、战士、先锋、什么家、什么人等等。例如说他是无数没有了父母家乡的孤儿难童的慈祥的褓母；例如说他是无数为独立、和平、民主事业而奋斗的青年的导师；例如说他是无数革命文化教育的战士的先锋；例如说他是全中国陷于苦难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忠实的朋友。尤其说他，是什么教育家、政治家，什么诗人的极为普遍。

此外还有说他是什么蓝色的（西北军），黑色的（国家主义派），红色的（共产党）等等，这虽然也都是在推尊陶先生（除了极少数污蔑的以外），但我对于这种办法，也认为不能从根本上认识陶先生，不能从头到脚，从左到右，从外表到内容，从形式到精神的各方面来认识陶先生，这仍然脱不了“比喻总是比喻”的限制，也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倒不如老老实实的陶行知就是陶行知。否则任何称呼对于陶先生，过之则为誉，不及则为毁，反而失真了。尤其是把陶先生说成是什么黑色的国家主义派（今之青年党的前身），这真是岂有此理！

所以我主张陶先生的一切，应该单纯由陶行知的自我表现来说明。这一点他本人就是这样做了的。据说当人们说他是什么蓝色、黑色、红色的时候，他的答复是：我一样也不能否认，我的静脉是蓝的，我的头发是黑的，我的血是红的。他是一贯的“自我体现主义者”，他是把“生来不变色”认为“便是无价宝”的。他早年写了一个童话，叙述百鸟仙子请客，来的都是白鸭、白鹅、白鸡，当中只有一只乌鸦是黑的。乌鸦受了白鸭等的讪笑，心里难过，就想把身上的黑毛变成白毛，费了很多气力，终于变不成功，百鸟仙子对它说：

身上一根毛，好比那仙草。

生来不变色，便是无价宝。

莫学丑姑娘，爱擦雪花膏。

黑白不均匀，越搽越糟糕。

白的固不坏，黑的也很好。

你若爱你黑，自然无烦恼。

（上引自孙铭勋先生《生来不变色》一文）

陶先生的自我体现主义，就在这诗里充分表现出来了。我们根据这一点（不根据什么人的比喻与称呼的形容）来认识陶先生，那就不能忽略他最基本的一个基本点。这是从他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等等凝结而成的，从其时代、环境、社会属性等凝结而成的。这一最基本的基本点是什么呢？无以名之，名之曰：“陶行知主义”。陶行知主义又是什么呢？无以名之，名之曰“人民至上主义”。我以为“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这几句话，正是“人民至上主义”的根本精神，正是“陶行知主义”的适切注脚。陶行知主义的成立，很明显的曾经历了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想意识的转变，这表现在由陶知行到陶行知这一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两个字的颠倒上。这一转变是其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之整个的彻底转变。陶行知主义的成立，也很明显的有其时代、环境、社会属性为其根源。“陶先生是生长在大好山水的安徽歙县，距离城中不到十里的一个衰落的农村里。家庭并不优裕，自幼即熟悉于农人的困苦生活，这影响了他并决定了他一生努力的方向。”（引自方与严著《陶行知先生的道路》一文）陶行知主义，大体上可以说成熟于晓庄时代， 他在《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中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最不幸的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的农人。他爱农人只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有了爱便不得不去找路线，寻方法，造工具，使这爱可以流露出去完成它的使命。流露的时候遇着阻力便不得不奋斗——与土豪劣绅奋斗，与外力压迫奋斗，与传统教育奋斗，与农人封建思想奋斗，与自己带来的伪知识奋斗。”

在这里，晓庄的爱（亦即陶先生的爱），刚刚是倾濡在“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的农夫”身上。农民——正是“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础。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万万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正是“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基础。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这里农民是主要基础，当然没有忽视其他的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重要性。农民在今天的中华民族中是最多数而最不幸的这件事，总是千真万确的。陶行知主义，人民至上主义，正包含了“农民至上主义”。

为着爱农民，也就是爱人民，陶先生说了，就要“去找路线，寻方法，造工具，使这爱可以流露出去完成它的使命”。这也就是说：有了陶行知主义，就要为了实现其主义去找路线，寻方法，造工具，使这主义可以发扬光大去完成它的使命。陶先生的路线是什么呢？毫无疑义的就是与人民血肉相关的人民路线。他要向人民学习，拜人民做老师。陶先生的方法是什么呢？从其重点说来，毫无疑义的是教育，是他的生活教育。方与严先生把生活教育运动的发展，概括起来分作六个阶段：第一是乡村教育运动，第二是普及教育运动，第三是国难教育运动，第四是战时教育运动，第五是全面教育运动，第六是民主教育运动。生活教育的六个阶段，只是表现由于历史的事变，不断给予生活教育以新的内容，并非生活教育的根本精神有六种变化。它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就是陶先生提出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即知即传”，“小先生制”等等。而他所立下的宏愿，则为“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这里陶先生所说的野人究竟是何等样人呢？当然就是粗皮肤笨手脚的劳动人民，尤其是最多数而最不幸的农人。因此，生活教育的根本精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精神。而陶先生的根本主张，尤在使人民自己为自己办教育，使教育的目的做到人民自己解放自己。

从这种教育精神出发，自然一开头就要使教育与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陶先生不仅是不像一般人一样以只办教育不问政治为假清高，而且是一开头就懂得教育只是政治的工具。懂得遇着阻力时，“便不得不奋斗……”。所以教育家的陶行知，同时也就是政治家、革命家的陶行知。固不待其后来加入了人民救国会，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才开始过他的政治生活。但从其重点说来，则所由实现其主义的方法，乃为教育，乃为其生活教育。

陶先生的工具是什么呢？他的演说天才，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他的文章，他的诗都是，但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他的诗。然而他作诗的目的是为实现陶行知主义，实现人民至上主义，所以也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诗，起码就要人民懂得。所以他的诗在一般诗人眼光中，或者认为不像诗。然而人民——粗脚大手的农民、工人，乃至三岁小孩、八旬老妪却都懂得，因此，他的诗，便成为他联系人民大众的最重要的最有效的武器。有人说他的诗不是诗，只算是歌谣，有人说他的诗是独创一格，是陶体诗。我以为都不对。闹了很久的所谓为中国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却只有陶先生的诗能代表。这就是说：陶先生的诗，正是中国民族形式的代表型。而且陶先生的诗同时是散文，陶先生的散文同时也是诗。他的诗是有韵的，他的散文也是有韵的。你去读他的《创造宣言》，读他的《悼范旭东先生》一文，不就正是一首散文诗吗？我以为他的诗与散文，都不是那“就一般所谓学术造诣而言”，也较陶行知“宏博”的人所能写得出一个字来的。

有了陶行知主义，有了实现其主义的路线、方法、工具，如果没有陶行知的“大无畏之斧，智慧之剑，金刚石之信念与意志”，则主义、路线、方法、工具等等，仍将是无用的。他的《创造宣言》，就充分代表了他的有进无退，坚强不屈，把“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让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的精神。他在《创造宣言》里面，把一切懒惰者的遁辞，差不多都驳倒了。最后，他说：“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但是遭遇八十一难的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种压迫下之莫扎尔特，毕竟写出了安魂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这只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石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石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变得过来。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具备了上述各种条件，陶行知主义成立了，陶行知主义也必然要实现。然而陶行知主义不是别的，正是“人民至上主义”。他能真正从人民大众的粗皮肤笨手脚中看出壮美，他能真正从人民大众毛下浸汗的身上，嗅出特别的香味。因此，陶行知是教育家，但他不是一般所谓教育家，他是陶行知主义的教育家——人民的教育家；陶行知是政治家，但他不是一般所谓政治家，他是陶行知主义的政治家——人民的政治家。陶行知是诗人，但他不是一般所谓诗人，他是陶行知主义的诗人——人民的诗人。因此，他不是鲁迅先生，不是邹韬奋先生，不是杜威，不是武训，不是孔仲尼，不是孙中山，当然更不是什么胡适。

陶行知就是陶行知！

1946年9月18日于陪都

[1] 原载《文萃》，1946年第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