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十八日是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各地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都将举行纪念会，以示不忘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对人民作出的贡献。我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到晓庄师范接受他的教育，以后根据他的指导，在各地从事教育工作，先后达二十年。一九四六年，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下突然逝世，使我感到很悲痛。那时，我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高山仰止悼陶师》，表示我的哀思。时光如逝水，至今不觉三十五年。回首往事，心绪起伏，往往夜不成眠。我也已七十九岁了，趁我尚能执笔的时候，再谈谈我的一些回忆，以补述当年未尽之意。

一、相见不相认

我与陶先生初次见面，时在一九二一年夏天。当时他为了支援安徽学生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到安庆作学术讲演。当时他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务长。年龄不过三十来岁，中等身材，净白面庞，头成五角形，俗称“五岳朝天”。他讲演的题目是“民权初步”，用意是在于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军阀暴政。我当时对他讲话并不十分重视，我所注意的倒是他这样的年轻，当了高等师范教务长，令我羡慕之至。我那时已有十九岁，从农村高小考进安庆师范学校，刚刚两年。旧社会有句老话：“富中学，穷师范，教书为了吃口饭。”我很不满意自己的处境，一心想转中学，上大学，成为一个有学问、有名望的大人物。我真没有想到：站在我眼前的这位名流，思想上恰恰同我相反。他不愿当高师的教务长，而开始推行他所主张的“平民教育”。第二年他就离开了南京高师，到北京就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要在旧社会这块教育荒地里，找到一线光明出路。

二、犁宫内外 朝朝暮暮

时隔六年，一九二七年三月，我在南京神策门（现为中央门）外的燕子矶小学，又见到陶先生。这次见面，我们事先是通过信的。他当时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办的新教育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计划，要创办晓庄师范，试验他的“生活教育”主张。他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我对这些原则，深表赞同，因此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到晓庄学习。他回了我一封信，以其优美的文笔，诚挚的态度，说明晓庄生活是十分艰苦而又十分有意义的，并把这封信发表在时事新报上。这件事引起了同学们的惊异，也坚定了我去晓庄的决心。

到了燕子矶小学，陶先生热情地接待我。但他穿的已经不是西装，而是长袍，面色也显得黝黑。最引人注意的是小学会客室里挂着陶先生亲笔写的一张条幅“好军人不与儿童争地盘！ ”和一张横幅“见义勇为”，说明战争的气氛已经很紧张。

三月十五号，晓庄学校在一片荒地上举行了开学典礼，也搭起了临时帐篷。同学十三人，和一部分辅导员都住在帐篷里，大家志同道合，精神愉快。有一天，陶先生以“十三”为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耶稣有十三个门徒，其中有一个犹大。这个学生后来出卖了耶稣，致使耶稣上了十字架。人们都痛恨犹大，牵连到“十三”这个数目字，西俗就不肯用“十三”来记数。所以在西洋，旅馆里找不到十三号，户口牌上也没有十三号。陶先生当时是不是有什么预感，我没有问过他。

晓庄的教师，不称为老师，而都称为辅导员。有一位辅导员朱葆初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林园建筑工程师，为人很有趣，晓庄学校的全部建筑都是由他设计和监督建造起来的。这年端午节前，建筑工人要领款过节，陶先生当时筹款也很难。朱先生剪了一节麻绳，请赵叔愚院长夫人交给陶，并转达口信说：“如果节前没有钱来，就请看这根绳子。”赵夫人真的把这根绳子转给了陶先生。陶先生看了，写了两首诗，一是：“以人眼观之：绳子一根，性命一条，呜呼哀哉，不了也了。”二是：“以佛眼观之：绳子一根，性命一条，业报相乘，了也不了。”就是这位辅导员，在褚玉璞部队败退时，他为了关心晓庄校舍建筑，借用红十字会服装，下乡工作，给城门口守军发觉了，几乎送掉了性命。后来，由安徽公学校长作了证明，才幸免于难。朱先生同陶先生一样，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我一直敬佩。现在年已八十余，还经常与晓庄师生通信。

六月间，在晓庄劳山脚下建立起一座茅屋土阶而又辉煌灿烂的大礼堂——犁宫。大门柱上，飞金红底，由陶先生亲笔写了一幅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黍麦菽稷下功夫。”引起国内外不少参观人士的赞美和传诵。

从此，全校师生生活起居都以犁宫为中心。每天天明，大家都集中在宫前举行寅会（取意于“一日之计在于寅”）。开会时间，定为十五分钟，由师生轮流主持，内容多为前一日的学习体会或当日的工作安排。最受欢迎的是陶先生的讲话，他不断阐明生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言词精辟，意义新颖，使人为之神往。这些言论，以后大多收在《中国教育改造》一书中。辅导员中有生物学家秉农山先生，也定期来此讲学。犁宫右侧辟一间房子作为生物标本陈列室和制作室。秉先生原系清末举人，专心学问，在美国学习生物学八年，回国后在南京主持生物研究所。他热心支持陶先生的事业，不但用自己的部分工资，从经济上予以支持，而且带领他的学生曲仲湘先生，到校指导学生学习（曲先生现任云南大学生物系主任，从晓庄到重庆育才，他都赞助陶的事业）。陈鹤琴先生（今年已九十岁了）在主持鼓楼幼儿园的同时，主动担任晓庄第二院（女生部）主任，为乡村幼儿教育培养新人才。赵叔愚先生最早与陶先生共同创办晓庄师范，任第一院长，一九二八年改任无锡民众教育学院院长，不幸因病逝世。许士骐先生经常由上海来晓庄指导艺术组的同学学习绘画。另一些专职辅导员如吕镜楼、邵仲香、丁柱中、于振声，都是勤勤恳恳在艰苦的环境中担负学校工作，令人永远不能忘记。全校只有一位工友高祥发，山东人，年约三十多岁，为人爽直、乐观，负责担水、做饭。陶先生很喜欢他，但他也有缺点，不大听话。陶先生在这年赴河南时，在下关码头填写一首词寄给同学和老高，表明他对工友和同学的系念。词为：“无语泪汪汪，涌出愁肠，千珠万滴赴长江。谁在矶头（燕子矶）汲去了，挑到晓庄？洗手作羹汤，无限思量。……”同时还写了一封信给老高，劝他服从学校纪律，听大家的劝告。足见陶先生对全校师生工友的团结十分重视，思想工作也是很细致的。

在犁宫，我们还接待不少中外知名的教育家。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蔡元培先生。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任大学院院长。按照法国的大学区制，院长兼教育部长。蔡先生一向积极支持陶先生的事业，担任晓庄师范学校董事长。挂满犁宫礼堂墙壁的都是蔡先生亲手楷书的陶先生编著的十八条教育信条。全文计有两百六十多字，要全部用六寸见方的楷书写出来，该费多少心力？当时的蔡先生也有五十多岁了，没有极大的热情是不易办到的。我还认为，蔡先生的为人不仅为陶先生所景仰；蔡先生办学方针也为陶先生所奉信。蔡先生在北大时，对陈独秀、胡适之，兼容并包，任其各抒己见。陶先生在对晓庄的辅导员和学生，不问其政治色彩如何，只要是热心教育，学有专长，认真学习的，都是来者不拒。

陶先生创办晓庄师范，在人缘方面，主要是依靠以蔡元培、蒋梦麟为主干的欧美留学生。他们都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要成员，也是当时教育界的实际指导者。不过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华教育改进社许多重要人员都已成了教育部、教育厅的长官，但与陶先生的关系也还保持着。听说，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曾劝陶参加国民党，陶拒绝了。他说：“我过去没有参加，现在来参加，不显然是投机吗？”事实上，在晓庄创建初期，陶先生并不反对国民党，也没有反对蒋介石，相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还是信服的，对蒋介石的政权也还抱有一些幻想。记得一九二八年，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陶先生在会上提出一个议案，要求教育部建立一个实验区，让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试验自己的主张，开辟教育的新天地。这一建议，没有得到通过，但陶先生的希望是很明显的反映在这个文件之中。

陶先生提倡生活教育，给我思想上震动最大的是他那种反对“书呆子”的坚决态度。他讽刺这些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又常常告诫同学们，书呆子读书如同吸鸦片的人一样，久之便上瘾，不吸就打呵欠，流眼泪，遍身难受。他主张“读书如用刀，不快便须磨，磨刀不切菜，何以见婆婆？”本意是在教人，读书为了用书，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考一张文凭，求得一官半职，做个人上人。其次，是他那种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精神。在教育上奉行他所倡导的十八条，其中如“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教师应当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奋斗精神”，“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教师应当以身作则”，“教师应当用最少的经费，办最好的教育”。我认为这些信念，目前还是可取的。他在晓庄真的打赤脚、穿草鞋，与学生一起种菜、施肥。在太阳底下，面孔晒得黝黑，使人辨不出谁是陶校长，谁是老农民。他的工作日程是排得很紧的，没有一刻空闲。他在校时，每天四五点钟起床，在煤油灯下写文稿，复来信。天亮后参加寅会与体育活动，上下午忙于指导学生教学做，接待来宾，参与会议，晚上还在犁宫灯下与同学谈思想、总结生活经验，开展辩论，有时为了一个问题争论到深夜。他常常引用柏拉图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鼓励同学敞开思想，敢于坚持真理，开展辩论。这是我在晓庄生活中感到最受益的地方。

这样的学校刚满三年，就给蒋介石政府用武力封闭了。学生被杀害，陶先生也遭到通缉。这完全由于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害怕真理，害怕人民，采取野蛮手段，把晓庄师范扼杀在摇篮之中。

晓庄师范驻军之后，我到上海找到陶先生。我们先住在英租界孟渊旅社，以后又搬到暨南大学宿舍。由于陶先生失去了自由，经济上没有来源，生活十分艰苦，我们有时只能到小饭店喝两碗绿豆粥，或者吃两个“蟹壳黄”（沪语，指烧饼），但陶先生态度很坚定，诗兴也很高。那时，他写过一首诗：“三个蟹壳黄，两碗绿豆粥，吃到肚子里，同享无量福。”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常讨论前路如何走。他勉励我们不要怕磨折，他说，“人家说我们自寻烦恼，自找麻烦，我认为天下本有事，何能自安之。”七、八月间，晓庄的同学，有些人受到监视。南京卫戍司令部的特务，也追踪到上海来。我因患有咯血病，便回老家农村里疗养。回忆这些往事，我认识到陶先生无论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对我的教益都是很大的。他不肯向反动派屈服，经得起磨折、穷困，依然向着光明的前景踏探前进。他在实际生活中给我们教育，对我在抗日战争中所遇到的困苦、危难，经受住考验，我是终生不忘的。

三、在上海市与宝山县之间

晓庄学校被封闭以后，蒋介石在国内受到舆论的谴责，在国际也遭到爱因斯坦、杜威、罗格、桑代克等知名人士的抗议。同时他也可能知道，把“勾结叛逆、阴谋不轨”的罪名加在陶行知头上，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对这次通缉的事也就不谈了。

一九三一年，陶行知由日本回到上海。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市与宝山县之间创建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把生活教育的组织形式由学校班级制扩大到社团活动形式的社会教育领域中去，这就更有利于结合生产，便于工农就学，便于筹措经费，有利于生活教育的推行。他除了在农村建立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等等外，还在市内工人生活区建立卖报儿童工学团、劳工托儿所、女工识字班。在普及教育中，又提倡小先生制，运用即知即传人的办法，用年长的学生教年幼的学生，儿童教家长，小孩教大人。他在内地各省宣传这一主张，取得成功。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记得在宝山县的一次讲演中，县教育局长冯国华先生，动员大批教师来参加，室内室外挤得水泄不通。从此冯先生在县内大力实行小先生制，这就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结果，冯被撤了职（冯先生在抗日战争中参加沪郊游击队牺牲）。事情还不是就此为止，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进一步诬称山海工学团团长马侣贤同志为中共华东区宣教委员会的负责人，加以逮捕，投入监狱。在审讯中，特务分子猛击马的面颊，几乎打破耳膜。在狱关了半年多，陶先生多方营救，向国民党的人说：“如果马侣贤是中国共产党，我陶行知愿用脑壳来担保。”以后由中国银行经理张公权先生出面保释出狱。在创办山海工学团的同时，陶先生在民族资产阶级史量才先生的支持下，还创办过上海自然学团，成立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后来由于史量才不肯将申报馆交给蒋介石，遭到特务暗杀，儿童科学下嫁运动也就停顿了。

虽然遭到国民党的不断破坏、恐吓，陶先生争取一切可能机会，用各样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连续发表《斋夫谈荟》，署名为“不除庭草斋夫”（以后印单行本，书名为《斋夫自由谈》）。一九三四年他用“何日平”的笔名，在中华教育界发表了《中华民国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论及教育与救国的关系，引起了尚仲衣先生（署名“子钵”）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陶行知的教育是中国的出路吗？》长篇评论文章。在上海的地下党员，生活教育社的部分同志同陶先生、尚仲衣先生一起讨论了这一问题，彼此加深了了解，统一了认识，认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而是受政治的制约，为政治服务的。要使教育能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就必须有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政党为领导，才能实现这种愿望。经过“九·一八”、“一·二八”事件，陶先生对蒋介石的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已经是彻底看清，深恶痛绝。“八一宣言”和“一二·九”运动，使陶先生认识到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把生活教育的生命，寄托在中华民族之生命之中，才有光明的出路。从此，他全力以赴，组织国难教育社，与沈衡山先生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签署“团结御侮”宣言，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以后又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奔走二十六个国家，促进华侨团结，呼吁国际支援，为抗日救亡作出很大贡献。

陶先生这一时期思想上的进步，行动上的坚决，对我个人也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我于一九三五年暑期随着晓庄七位同学回到安徽，他们参加了省教育厅普及教育辅导团，我到池州乡村师范任教务主任，主要是与当时山海工学团团长张劲夫同志作联系。他那时是中共党员，从上海不断寄来马列书籍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以及新出版的杂志如《生活周刊》、《大众生活》、《新生》、《永生》杂志等给我。这年寒假，我又回到上海，参加救国会在法租界一个中学里由陶先生主持的讲习会，听到邹韬奋同志对苏联情况介绍。他从下午三点钟谈起，直到傍晚七时还不能散会，因为他既讲了他的观感，又为听众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我才了解他不但文笔犀利生动，而且口齿伶俐，语言动人。我有了这些新鲜资料，在学校不断向学生作宣传，颇受到一部分学生的欢迎。第二学期，我又约程今吾同志到校任教，这就引起了学校军事教官的注意，怂恿参加蓝衣社的部分同学向我施加压力，要我离校。有一部分学生受到进步刊物的影响，对日抗战后，有的参加了抗日救亡组织，如李廷宏，也有一些后来参加了新四军或投身到延安去，如何心晳（杰之）、易贞庠等。以后由王洞若同志介绍到桂林干校任教，在杨东莼同志和当时的地下党员对我的帮助下，我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四、管家巷与临江楼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广西的政治形势日趋恶化。负责生活教育社的刘季平同志离开了桂林，留下一信，要我兼顾生活教育社的工作。一天，有人向我说，生活教育社的招牌给中山纪念学校的校长摘了下来，送到贮藏室里去了。我不大相信，因为这位校长是晓庄师范的同学，又是生活教育社的常务理事，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一声不响把招牌摘下来？但又不得不亲自去看一下。果然，学校照常，这块招牌没有了！当时只有新旅团长汪达之同志和晓庄指导员陆静山以及生活教育社社员高景之（女）尚在桂林。我找达之同志商量，由我以清华同学的名义去找广西民政厅长邱昌渭，因为这是他管辖范围的事。约好时间，我见到了他，他的答复是“招牌已下了，就不必再挂了！”这才认识到，校长取招牌是经过厅长同意的。我与达之同志联名，把这件事写信报告陶先生。过了一些时候，陶先生来信要我去找当时广西行营主任李济深先生。我找到李，他说这件事是广西省府的事，他不知道。我们再写信给陶先生，将生教社移到重庆去。陶先生交游广阔、胸怀宽广，但在晓庄被封闭时，一位特约小学校长与晓庄叛徒在一起作证杀害共产党员，后来升为河南鸡公山林园管理处的处长。在上海普及教育促成会时期，陶先生辛辛苦苦募集来的经费，被一位叫张绍麟的拆白党拐款潜逃。这次又遇到这样的一位门徒，实在令他痛心，后来我由桂林到重庆，听到马侣贤同志说，陶先生对此很恼火，并说我过于软弱，斗争性不强。我把这一教训永远记在心头，终身引以为戒。

一九四五年四五月间，我全家由桂林撤到了重庆，在管家巷会见了阔别十余年的陶先生。他面黄肌瘦，身体大不如前，而且显得很苍老。他住的一间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书桌，四角还放了一些未发出去的《民主周刊》。一见面，他就拿出一份打印的《两个中国之命运》给我看，要我利用休息时间仔细读读。这说明他对我从政治上关怀，也说明当时的斗争很尖锐。以后，我们商量好，把家属留在育才学校，我自己去外机关找工作，这年暑假中，我就到了清华中学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这时，育才学校既受政治上的压迫，又受经济上的封锁，许多地下党员为了安全起见，经组织安排，离开学校到解放区去了。也还有不少党员在坚持工作，每日师生同样是两顿稀饭一碟胡豆作菜。

这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得到胜利。重庆人民，爆竹连天，欢声动地，表示喜悦的心情。九月间一天下午，陶先生约定周总理到管家巷廿八号作时事报告，我得到通知，由清中进城来听讲。时间大约从四点钟开始，一直讲到晚间七点多。总理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指出要争取和平民主，其中有一段话，我至今未忘。他说，当前形势如同我们坐在汽车上，车子正在大转弯，必须提高警惕，防止意外，一不小心，就会从车子上跌下来。我当时认为日本既已投降，和平必然可得，没有想到蒋介石在和平谈判的幌子下，得到美帝国主义支持，调兵遣将，准备着打内战，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继续他的卖国独裁统治。现在回忆起来，总理的这些话，可能是向我们敲警钟，不要受国民党的欺骗。散会时，有位晓庄同学请周总理谈谈解放区的教育情况，总理立即指着陶先生说：“问问他就可以了。”陶先生还带着我和马侣贤同志到楼上接待室里，见了总理和张晓梅同志。总理鼓励我们要坚持工作，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学校办好。时间已晚，总理就告辞了。这些情景虽然已相隔廿多年，总理和陶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如在目前。

我到重庆后，通过地下党员徐荇和力扬同志的介绍，到新华日报社，找到朱语今同志。以后我在清中和其他地方的活动，都直接向朱汇报，争取他的指导和帮助。在中共代表团撤退时，我依据力扬同志的建议，介绍地下党员戚云同志带着两个小孩到清华中学教一个时期的英语，以后才转到苏北去。

我在重庆，由于陶先生和沈衡老的关系，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华人民救国会。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后，我感到在重庆与国民党的斗争，比上海更困难，更复杂得多。较场口事件发生后，特务们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和施复亮，而当时领导打人的特务刘野樵，会后反而倒打一耙，向法院控告陶先生，说他带领育才学生破坏会场，打伤了人。陶先生为此曾召集方与严、马侣贤和我在民生路民盟办事处开过一次会，大家都赞成出席审判庭揭露特务们的无耻行为，向社会宣布他们的罪恶。以后听说在史良、林亨元同志的帮助下，迫使法院停止审判。

我遇到的第二件事是育才学校在北碚临江楼设立了自然学园，培养科学儿童。一天，离北碚不远的澄江镇上，有一个属于国民党的中央陆军测量学校，突然派遣武装士兵在自然学园大门口站起岗来，声称要我们搬出去，把房子让给他们。陶先生听说了，邀我到临江的一家小茶馆商量。他还像平时一样，从容不迫，面带笑容向我说：“这么几只小老鼠，偷偷摸摸干这样的事，算不了什么！”以后他用秀丽的字迹写了一封信交给国民党陈诚部长，口气十分严肃，质问他们：我们的小孩都是抗日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正在安心学习。为什么校舍被你们突然派武装侵占，守住大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如果发生意外，谁应负责？此信发出之后得不到答复，经过多次催促，武装部队还是悄悄撤走了。陶先生为此事，以《打胜战的秘诀》为题写了一首诗，诗是：“没有做，莫说做不通！做得不够，莫说做不通！九十九次失败了，第一百次会成功！”从这次事件中，我深深体会到陶先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在他的一生中，贯彻到底，始终如一。

听起来有些奇怪，事实上并不奇怪，在陶先生办学最困难的时刻，一些稍有正义感、关心教育事业的人往往会出人意外地出来支持。如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对岸澄江镇上驻有陈诚嫡系的十八军十八师，有一天接到陶先生借用区长卢子英的名义，请师部负责人吃饭。副师长接到请帖，自己不肯去，要参谋长去作代表。饭后，陶先生陪同客人过江参观育才学校，这位参谋长看到学校办得好，环境很整洁，学生成绩也很好，加上陶先生态度和蔼、学识渊博，很钦佩陶先生的为人。陶先生为培育学生有抗日的技能，写信向十八师借五十支旧枪作为师生训练之用。参谋长应允了。不料这件事由于副师长密告到蒋介石侍从室，说育才学校师生多是共产党，把枪支借给这班人很危险！事有凑巧，收到这封密信的正是参谋长的老熟人，他当即用电话告知参谋长，要他立即到重庆去见面，说明了事实真相，那位熟人建议他回去赶快把枪收回来，他自己把密信压下去，不向上级汇报。以后这位参谋长起义到解放军服务，现在年老退休住安庆老干部休养所，但还担任安徽省政协常务委员。从这里，我认为陶先生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加上他广博的学识，干练的才能，对于具有公平正直，有优良品德的人是有很强的感染力的。许多与陶先生交往的人，可能都感觉到这一点。

结束语

陶行知先生，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与农民子女共学，少年依靠母亲帮工，进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就读。他在学校墙壁上曾写过“我是中国人，应当爱中国。”后入金陵大学，留学美国，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回国后，他抱着爱国热情，一心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探索一条适合国情，有利于人民的新教育道路。他历尽艰辛，坚强不屈，两次遭反动政府通缉。日军侵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陶先生深切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他接受了中共的领导，把教育救国的理想，寄托在革命斗争之中。这时，他写诗赞颂延安“延安一片弹丸地，全国人心之所寄”。后来，他所主持的育才学校，时人称为“小延安”。抗日胜利，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暗杀了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竟将陶先生列入黑名单。他闻讯时，正气浩然地宣称：“我等着第三枪！”不久患脑溢血逝世。周总理电告党中央，称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一九四六年，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主席的悼词是“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他的教育思想，在解放区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实施。

1981年9月5日于黄山疗养院

[1] 选自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