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不信灵魂在，但愿而今师有知。

异日九泉重聚首，座谈欢笑犹生时。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一个月白风清的秋夜，陶师和我们几位同学，围坐在晓庄犁宫的门前，像往日一样纵情的谈笑着。我们是无所不问，他是无所不答。偶然， 我们谈到灵魂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上了。出乎我的意外，他竟认为灵魂是可能存在的。我当时固执着自己的意见，哓哓不休，直到深夜。最后，他问我：“迷信鬼神固然是要不得，如果一位亲人离我们而逝世，我们认为他的灵魂常在，依然和我们朝夕一起，那不是一件好事吗？”我当时虽是无话可答，却始终不能了然释然。

二十年来，我也经历了父母的弃养，师友的永诀，我才逐渐领悟到陶师的灵魂常在的假设，既无违于科学，又深合于人情。从这一观点展开，我才逐渐理解到他的思想感情的豁达精深，超尘绝俗，无拘无碍，决非平常人所可比拟。因此，我以后每次见到他，或是想到他，总觉得自己渺小拘泥。拿自己和他比较起来，正如一片瓦砾，依傍着一座巍峨壮伟的高山。而这座山真是深林大壑，蕴藏无尽，夕晖朝霭，气象万千。

陶师这种潇洒豁达，透澈晶莹的风度，不只是从他的谈吐中可以欣赏得到。贯穿着他的为人民大众而创造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他那超尘绝俗的胸襟，和那生龙活虎的精神来。

一九二七年春季，北伐军尚未达到南京，他领导着我们十三位同学，正在赤手空拳地创设晓庄师范。他摒弃了世俗所谓“荣华富贵”的一切招引，亲自站在农民大众中间来，终日短衣箬帽，赤脚草鞋，睡着泥地，吃着豆芽，和我们同生活，共甘苦。他不避风雨，不论星期日，为学校筹经费，为同学答问题，为儿童设小学，为成人开夜班。他总是那么忙碌着，谈论着，欢笑着。每日黎明即起，午夜始睡，从不知道疲倦。有时，我们笑着向他说：“陶先生，您真要算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了。

同年秋末，陶师忽然接到冯焕章先生一封电报，听说是冯先生约他到河南去协助教育行政工作的。我们得了这个消息，有的马上去问他是否要到河南任教育厅长去。他的答复是：“晓庄事业，我要用整个的身子干下去。”后来，冯先生一再电邀，他答应到河南去走一趟，帮助冯先生计划计划。他临走那一天，在朝会中自动和我们约期回校，决不过期。他随身行李，只有一个小小的铺盖卷。我们送了他一程，真是依依不舍。他到了下关，马上寄给我们一封信，附有如下的一首词：

无语泪汪汪，

涌出愁肠，

千珠万滴付长江。

谁在矶头汲去了，

挑到晓庄？

洗手作羹汤，

无限思量。

此中滋味不寻常。

寄语愁人吃不得，

要断人肠。

后来，他果然是如期返校，说到做到。

又一次（大约是一九二八年的春天了），他从城里回来，和我们作饭后闲谈。他谈起晓庄董事长蔡孑民先生问他愿否参加国民党。他当时婉言答复道：“我这时如果参加国民党，显见得是投机。”

也正因为他的透澈晶莹，豁达不羁的态度，以后也就引起各色各样的误解和毁谤。有人认为他有官不做，有福不享，跑下乡来和农民青年在一起，要创造新教育，要创造新社会，一定是别有野心。对于这些人，只要看一看陶师当时办公室里挂的一幅严子陵先生像，和他亲笔所题的一首诗，就足够答复了。诗是：

垂竿古渡头，无饵亦无钩。

鱼亦爱知己，群来竿下游。

他这种信任自然忘怀得失的人生境界，在那些勾心斗角、利欲熏心的人，也许始终不能理解罢。

可是，我们也不要误会：陶师的胸怀旷达，亮节高风，虽然和子陵先生相类似的，但他的热心济世、舍己为人的另一面性格，就和子陵先生截然不同了。

子陵先生的高蹈远引，遗世绝俗，亮节高风，固然是千古景仰。但他的行动，究竟是消极的。陶师的为人，不但如子陵先生五柳先生的旷达，他更有中山先生、列宁先生这样的救人救世的热肠。他的思想是积极的。他的感情是热烈的。这种特征，在他的历史中，随手都可举出例子来。

民国十三年，他写了一首自勉并勉同志的诗，便可以见到他的积极做事的精神。诗为：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

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在晓庄的时候，他提倡“教学做合一”，又赞美宝山师范改为“做学教合一”更为彻底。这时他已由“知行合一”的思想，已经进到“行先知后”的境地了。他常常给友人写联语：“行是知之始，学非问不明。”后来更明白告诉我们：“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连他自己的名字，也由知行改为行知了。

陶师积极的、入世的精神，从他一生为大众忘我工作，每个人都是可以看得到，本来不用我来说明。我本来所要说的是：他抱着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更正确的说，他是抱着旷达不拘的胸怀，来执行救人救世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能够坚持着为人民大众的立场，始终如一，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无所畏忌，打破一切传统的束缚，推陈出新，继续不断地创造新的事业，新的理论来。

我所感到最不幸的，是以陶师的豁达胸怀，乐观的态度，再加上他那结实而端庄的体格，我总以为他活到七八十岁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有许多事没有向他请教，有许多意见没有赶快提出。连今年四月间他动身赴沪，我也差了一小时没赶到重庆送别。我万想不到七月二十六日报上突然传来他逝世的噩耗。那一方带黑边的新闻，在我真无异是晴天霹雳，震骇得不知所措。从此以后，我纵是有泪如泉，有话满车，又何处向吾师申诉呢？

朋友们平日常常谈起：以陶师的热忱、智慧、踏实精神，倘若在一个有轨道的国家里，他的成就当更加伟大。我今天是另有一种感想：以他的乐观态度，旷达胸怀，倘若在一个稍好的社会环境里，他决不会这么早便离开人世的。

1946年9月10日

[1] 选自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