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些文献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大致反映出南北朝末期的语气词概貌，但是，作为单个的个体，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反映在中土文献与译经上，就是中土文献内部、译经内部，语气词的使用也存在差异。换言之，不同内容、语体、作者风格等，都会影响语气词的使用。因此，在对这一时段语气词系统进行描写之前，先来看看所选取语料的内部差异（见表3-2）。

表3-2 语料的内部差异

续表

从表3-2可知，我们所选取的语料中，语气词的总体出现频率为7.59‰，不过很显然，不同文献中语气词出现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比如《文心雕龙》达到了20.29‰，而《杂阿含经》只有2.65‰。为什么文言程度更高的《文心雕龙》语气词的使用频率反而远远高于《杂阿含经》及其他文献呢？原因在于，《文心雕龙》中有大量的“矣”和“也”，这属于典型的文言语气词，这些典型的文言语气词在口语中正在逐渐萎缩，因此，同为中土文献的《世说新语》，因为口语程度较高，“矣”和“也”的使用频率反而远远不如《文心雕龙》了。《水经注》中“矣”和“也”较多，也缘于此。

在第二章，我们统计的“战国末至汉初”这一时段语气词的使用频率为20.58‰。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语气词在口语中逐渐萎缩；同时，一些新兴语气词的使用还没有大量扩展开来（比如“不”“时”等），导致这一时期的语气词使用频率远不如上一时期。就是新兴语气词“不”“时”等，也体现出明显的语体差异，中土文中献只有口语程度较高的《世说新语》出现了不少“不”，“时”更是只见于译经中。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土文献与佛教译经在语气词使用上的差异，特列表3-3：

表3-3 中土文献与佛教译经在语气词使用上的差异

从表3-3可以看出：

1.各语气词的使用在中土文献和译经中有些有较大差异， 有些差异不大。

差异不大的是：与、为、夫、耳、尔；中土文献中用例远多于译经的是：矣、也、邪、而已、焉、者；译经中用例远多于中土文献的是：耶、乎、不、哉、时。

2.“邪”“耶”为异体字，上古时多用“邪”少用“耶”，而南北朝时期“耶”的使用已经超出“邪”，特别是译经中这一数量比更为明显。吴欣春、张瑞英认为唐宋以来“耶”的使用才超过“邪”[3]，我们的统计数据与他们的结论不符。“邪”“耶”两字的使用数量此消彼长如此明显地反映在中土文献与译经中，因而也可以看作言文分离的一个标志。

3.“矣”“也”“焉”三个语气词在中土文献中的用例要远多于译经，特别是“焉”。“矣”“焉”作为文言语气词，中古时期萎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较少使用于口语性较强的译经中。但是“也”在中古时期发展出了新的功能，逐渐侵入“矣”的地盘，它的使用何以在中土文献与译经中也存在较大差异？这是一个需要再探讨的问题，可能不是言文的差异，因为唐宋时期“也”在口语色彩较浓的文献中使用也较频繁。

4.几个主要疑问语气词“耶”“乎”“不”在译经中的数量远多于中土文献，这既是言文差异使然，同时也是译经中多问答体，因而疑问语气词的数量自然较多。不过“不”上古时期少见，中古大量发展，译经中远远多于中土文献，表明“不”的语法化始于口语。

5.表假设的语气词“也”和“者”数量都不是很多，而译经中又要多于中土文献。特别是“者”，虽然在总数上中土文献要多于译经，但是表假设的用例却是译经远多于中土文献，而表假设的“时”在中土文献与译经中的数量比更是0∶46。表假设的“者”“也”“时”在译经中较多使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译经口语性更强，但是更主要的在于译经为佛教宣扬教义，号召人们关注来生、注重对未然事物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更多的是一种未然语境，假设句的使用自然就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