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汉译经中的“时”还是时间名词

中土文献与译经在词汇、语法上存在一定差异，这已经是学界共识，在“时”的使用上差异更是明显。龙国富认为假设语气词“时”在东汉时已经出现，译经中共13例[4]。此处转举数例如下：

（6）若所有比丘过世时，从如来无所着正觉……若所有比丘从后世来者，从如来无所着正觉。（东汉·安世高《佛说四谛经》[5]）

（7）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思惟十二因缘不可尽。（东汉·支娄迦谶《道行般若经》卷九）

（8）佛语须菩萨：“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思惟视十二因缘不可尽。”（东汉·支娄迦谶《道行般若经》卷九）

（9）若王乘时，一日之中，周遍天下。（东汉·竺大力共康孟详《修行本起经》卷上）

从上举用例来看，东汉译经中的“时”确实可以使用在表假设的未然语境中。例（6）中前面使用“若……时”，后面使用“若……者”，前后文“时”“者”对举。不过客观地说，对举并不能证明“时”就是假设语气词，只能说明“若……时”和“若……者”的功能大致相近。例（7）和例（8）是同一章的上下文，例（7）前有假设连词“若”，例（8）无，“时”的未然语境也是很显然的。例（9）也是假设的未然语境。

上举各例“时”是否就是假设语气词呢？恐怕未必，上面数例“时”仍然具有一定的时间义，一个显然的特征就是都可以用“的时候”替换，我们检视了龙国富所举其他用例，也都可以用“的时候”替换，也就是说，它们表达的仍是时间义，不过是一种未然的时间，加上前有假设连词，因而时间义有所淡化，龙国富将上面数例“时”分析为假设语气词也正在此。

时间范畴和语气范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时间是客观存在的，而语气却是人们在言语交际中附着在语句上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而我们认为判定“时”是不是语气词，一个显性的标志就是它是否具有时间义，有则是时间名词，无就是语气词。据此，我们认为东汉译经中的“时”仍是时间名词。

（二）中土文献与译经中“时”的使用差异

语法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语义逐渐弱化，主观性逐渐增强，并且必定存在一个中间状态（演变中状态），即这一语法单位兼有新旧两种或多种功能。从这一角度看，上举东汉译经中的“时”又体现出了一些新质，它们因为使用在假设的未然语境中，时间义已经有所弱化了，因而也可以把这一时期“时”的发展看作语法创新期，即在特定语境中衍生出新的功能，或者孕育了产生新功能的可能性。一个词语法化的过程，往往也是词义在特定语境产生特殊蕴涵义，然后再通过跨语境扩展（extension）或跨社团扩散（spread），进而到一般蕴涵义的过程。那么“时”在当时的使用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呢？

我们检阅了西汉至东汉的一些传世文献，包括：《史记》《汉书》《战国策》《吴越春秋》《列女传》《论衡》《说苑》《新语》《盐铁论》《春秋繁露》《大戴礼记》《白虎通义》等，结果没有发现一例“若……时”这样的句式，就是“时”用于未然语境的都极其罕见。如此低的使用频率，很难说“时”已经语法化为一个假设语气词了。再说，如果东汉已经有假设语气词“时”，那么它开始语法化的时间应该更早，比如东汉前；遗憾的是我们从已有文献中看不到这一历时演变的痕迹。

我们又检阅了魏晋至南北朝以来的一些中土传世文献，包括：《后汉书》《华阳国志》《洛阳伽蓝记》《水经注》《颜氏家训》《抱朴子》《搜神记》《世说新语》《殷芸小说》等，结果也没有发现一例“若……时”句式，“时”一般表示现在时或过去时，即已然态。偶尔也有使用在未然语境或泛时语境的。如：

（10）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纵横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颜氏家训·养生》）

（11）但以学者不可常精，有时疲倦，则傥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端坐耳。（《颜氏家训·杂艺》）

（12）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世说新语·规箴》）

（13）临战时，常细祝之。（《抱朴子·杂应》）

（14）此杖轻重不定，值有重时，百人不举；值有轻时，二人胜之。（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五）

上面数例的“时”或表泛时、或表未然，但是各例“时”的时间义还非常明显。比如例（12）“将去时”就是“将要离开的时候”，例（13）“临战时”就是“快要作战的时候”。

显然，从汉代至南北朝，中土传世文献中“时”的使用并没有很大变化，即一般使用于现在时或过去时（已然态）语境中，表泛时和未然时间的用例都极其罕见，更未见“若……时”这种显性假设句出现。

不过译经和中土文献中“时”的使用差异确实非常明显，东汉译经中已经出现了“若……时”，魏晋至南北朝，这一句式就更多了。据龙国富统计，在姚秦译经400余万字的语料中，共有40余例此类“时”[6]，除前所举例（1）～例（3），再举两例如下：

（15）初死时，已去；若活时，则不可求得，汝云何能见？（后秦·鸠摩罗什《大智度论》卷十二）

（16）若乐受是我者，乐受灭时，则有二我，此则为过。（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长阿含经》卷九）

例（15）的“初死时”与“若活时”对举，“时”还有一定的时间义；例（16）“若乐受是我者，乐受灭时”中的“者”“时”大致相当。又如：

（17）若色动摇时，则为魔所缚；若不动者，则解脱波旬。（刘宋·求那跋陀罗《杂阿含经》卷一）

（18）若无佛时，有辟支佛，依其住止；假使复无辟支佛时，有诸五通学仙之徒。（元魏·慧觉《贤愚经》卷五）

例（17）的“时”和“者”对举，可以看到“时”的假设意味较强，时间义却极弱；例（18）“假使复无辟支佛时”自然说的是“假使没有辟支佛”而非“没有辟支佛的时候”。例（15）～例（18）有一个特点，就是句子删除“时”并不影响语义的表达，这主要就是因为“时”逐渐弱化，更多表假设意味而非时间义所致。实际上“时”语法化的过程就是它时间义逐渐弱化，同时主观性逐渐增强、假设意味越来越明显的过程。

“时”用作时间名词时，“VP时”凸显的是时间，“VP时”多为复句里的前一小句，即言语交际中的话题成分，其后接说明性的话语，整个句子为“话题——说明”结构，告诉言语的受众在这一时间里已经发生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等。这时的“VP时”是一个较客观、实在的时间，能够为人所感知，并往往表现为过去时（已然）和现在时。

但是在译经中，随着“时”较多地使用在未然语境中，“时”的时间性逐渐减弱。以前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总是具体的，而将来的、没有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事情总是抽象的、模糊的，这种感知上的抽象和具体在时间上也有所体现，即未然的时间比已然的时间具有更多的不可捉摸性，也更加不容易被感知。比如对已经发生的事，人们往往可以准确地说出具体的时间；而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什么时候发生，即使再精确的预测也有误差，因而人们很难准确地说出未来会怎样，具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正是这一具体和抽象之分，造成了表未然的“时”时间性的减弱。

随着“时”时间性的弱化，“VP时”从凸显时间逐渐过渡到凸显行为、动作、事件本身。因为未然的时间不容易被感知，只有与某件具体的事情、动作联系起来，才容易被人感知、捉摸；这样，未然态的“VP时”凸显的往往就是VP本身，而不是时间了，言语的受众在听到或看到表未然的“VP时”，关注的往往也是VP，而非“时”。这是一个前景凸显（figure salience）的过程，同时加快了“时”虚化的进度。比如前面例（3）的“若夜坐时，作月光想；若昼坐时，作日光想”，凸显的就是“夜坐”和“昼坐”，“时”退为次要信息，经过重新分析，“时”就成了一个后附成分。

（三）对中土文献与译经中“时”使用差异的一个解释

“时”在译经中较多出现于未然语境甚或假设语境中，但是在中土传世文献中却极其罕见，这主要是因为两者在语体及功能上存在巨大差异。表现为：① 这一时期的中土文献以经、史典籍为多，它们主要叙述已然事件，或者通过已然事情、已有观点、理论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因而叙述语境主要是已然的和现时的。即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如《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也多是叙述的已然事件（包括一些虚幻不存在的）。但是佛教译经却不然，它们主要用来宣讲来世，号召人们在来生求得解脱、达到至善，虽然它们也讲述已然事件，但是总是引导人们去追求一个虚幻的世界、注重未来的时间，因而叙述语境很多是未然的。② 译经的口语程度明显要高于中土文献，某些口语程度较高的语言现象因为不合“规范”或不够典雅，而被中土文献的撰作者们所摒弃，但是在译经中往往得以体现。

梵文佛经中没有一个与“时”相对应的假设语气词，表假设时，多在句首加假设连词“yadā tu”等，梵汉对译时出现的“若……时”句式，正是译经者采用的，并且应当是采自口语。因为“时”表未然的用例尽管数量少，但是当时确实存在，而表未然的“时”在译经中较多使用，和译经的未然语境有关。中土文献中罕见“若……时”句式，在于中土文献文言程度高，滞后于当时的实际口语；而译经口语程度高，“时”的这一用法正好反映了当时的实际口语。

“若……时”句式的大量使用与“若……者”的类推不无关系。“若……者”句式在先秦就产生了，译经中数量较多，且多有“若……者”和“若……时”对举的用例，明显可以看到“若……者”对“时”语法化的影响；加上“时”的时间义与假设的未然语境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因而从一开始，“时”表假设就体现出了“者”所不具备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