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段的文献中既有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的区别，也有言文脱节所体现出来的新陈代谢的趋势，因而语气词的使用与上一时期相比，也体现出一些新的特质。

这一时期新产生的语气词有“为”“不”“时”“那”“来”“看”等，它们的来源及使用状况在后文陆续有讨论，此处不赘。从上古继承下来的语气词，有“也”“矣”“焉”“者”“尔”“而已”“耳”“已”“乎”“哉”“夫”“与”等。不过继承中往往有一定的变化或创新：一些语气词的使用频率逐渐降低，如“与”“夫”等；一些语气词的使用有了扩展，或者语气义有了新的发展，如“乎”“耳”“也”等。

不同种类的文献中语气词的使用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新产生的语气词往往在口语程度高的文献中最早出现，传承下来的语气词在文言程度高的文献中使用频率往往更高。关于语气词在不同文献中的使用差异，第六节“南北朝语气词系统”有具体数据统计和一些讨论。此处简单介绍几个源于上古、不过用法又有一定变化的语气词。

（一）矣

这一时期的“矣”主要还是表动态陈述，即现时相关性。如：

（1）（嵇）康临去，（孙）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世说新语·栖逸》）

（2）尔时，难陀有从者，白难陀言：“浴时已到，今可去矣。”（刘宋·求那跋陀罗《杂阿含经》卷三十）

不过六朝以来“矣”的使用明显减少，这点在译经中更为明显。孙锡信认为造成“矣”减少的原因在于用之不嫌其多，缺之不嫌其少，并举了如下两例作对比[11]：

（3）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新语·任诞》）

（4）人或讥之，答曰：“胜公容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容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容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世说新语·任诞》）

实则上面两例不构成对比，因为例（4）“终日共饮而醉”是对状况的静态陈述，与例（3）表现时相关性明显不同。比如我们现在可以说“他大醉了”，却不可以说“他整天大醉了”一样。

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矣”的萎缩有两个原因：一是“矣”为文言语气词，与白话的语言风格有点不相宜；二是“也”功能的扩展，侵入了“矣”的使用空间。

（二）也

这一时期的“也”仍可以用于是非问句、特指问句、感叹句、反诘句、陈述句和表提顿语气、话题标记等，且以出现于陈述句为主。如：

（5）上曰：“将军怯也？”（《水经注·渭水下》）——是非问句

（6）孔子使巫马期观政，入其境，见夜渔者，问曰：“子得鱼辄放，何也？”（《水经注·泗水》）——特指问句

（7）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乃英雄也！”（《殷芸小说·秦汉魏晋宋诸帝》）——感叹句

（8）云何因缘生恚想、害想，谓害界也。（刘宋·求那跋陀罗《杂阿含经》卷十七）——静态陈述句

（9）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心雕龙·序志》）——表提顿语气兼话题标记

这一时期，“也”使用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用如“矣”的用例越来越多，或者如上所说侵入“矣”的使用空间。如：

（10）命甚微弱，若今日若明日，不复久也。（后秦·鸠摩罗什《大智度论》卷三）

（11）汝着衫污，火烧便洁也。（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

（12）佛告阿难曰：“遥见彼山不？”阿难白佛：“见也。”（刘宋·求那跋陀罗《杂阿含经》卷二十三）

上面三例都是动态陈述句，句末一般只能接“矣”。“也”出现于这类句子是什么原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考察文献，可以追溯到战国初。如：

（13）秋，雨螽于宋，队而死也。（《左传·文公三年》）

（14）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15）刑罚行于国，所诛者乱人也。如此，则民顺治而国安也。（《礼记·聘义》）

不过此类用例太少，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到中古时期，“也”用如“矣”的情况有所发展，用例也明显增加，因而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并由此衍生出两种解释观点。一种是“记音说”，认为表动态的“也”是从“矣”音变而来，如王引之认为：“‘矣’犹‘也’也，‘也’‘矣’一声之转，故‘也’可训为‘矣’，‘矣’亦可训为‘也’。”[12]太田辰夫也持这一观点[13]。另一种是“扩展说”，认为表动态的“也”是从静态“也”扩展而来，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更多。最近陈前瑞对“扩展说”做了很好的诠释，他依据体貌类型学有关体貌标记语法化路径的研究，认为静态“也”表示状态，属于广义的结果体；动态“也”大部分用法属于完成体，是静态“也”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动态“也”在与情状类型的适用关系、现时相关性的发展、时间指称、情状意义的发展等多个方面都跟类型学中完成体语法化的规律是一致的，从而从历时、类型、功能的角度支持和发展了“扩展说”[14]。虽然陈文是从体貌角度对“也”进行分析，与我们的语气有一些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汉语史上表陈述的语气词如“也”“矣”“了”“着”等，同时也带有体貌标记的功能，即体貌和语气功能二者经常是合一的。并且如徐晶凝所揭示的，这一现象具有跨语言共性[15]。

“也”功能扩展而兼有“矣”的功能，既是它本身语法化程度深化的结果，也和“矣”的逐步萎缩紧密相关，这点我们在后面还有一些讨论，此处不赘。

偶尔也有一些“矣”可以用如“也”。如：

（16）夫戒守善之常也，权济难之大矣。（吴·康僧会《六度集经》）

（17）若乃飞廉有石椁之锡，灵公有蒿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文心雕龙·铭箴》）

（18）见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贱也，视者之不明矣。（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一）

上面三例前后语境、句式完全相同，但是或前面用“也”后面用“矣”，或前面用“矣”后面用“也”。实则根据句子的动静之分，应该都用“也”，也就是说上面三例“矣”的功能如同“也”。

“也”可以用如“矣”，而“矣”有时也可以用如“也”，这是否表明两者的界限消失，因而可以混用了呢？显然不是。“也”用法扩展，从静态确认、判断逐渐可以表动态陈述，侵入“矣”的地盘，而偶尔出现的“矣”用如“也”，并不是因为“矣”的语法功能扩展了，恰恰相反，只是因为“也”侵入“矣”使用的领域，造成“也”与“矣”的界限有点模糊，从而使“矣”偶尔也可以用如“也”。

（三）耳

这一时期“耳”的使用数量较上一时期有所增加，且主要仍表限制语气。如：

（19）但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抱朴子·论仙》）

（20）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21）我于今日所现之事，唯令太子及忧陀夷二人见耳。（刘宋·求那跋陀罗《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

不过同时出现了一些表强调、肯定语气的“耳”。如：

（22）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世说新语·品藻》）

此例前一“耳”表限制，后一“耳”表强调。又如：

（23）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

（24）从钵卢勒国向乌场国，铁锁为桥，县虚为渡，下不见底，旁无挽捉，倏忽之间，投躯万仞；是以行者望风谢路耳！（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五）

（25）帝曰：“百姓思雨，宁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一）

（26）乳母求救东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有谓曰：“汝痴耳！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世说新语·规箴》）

“耳”使用数量增加了，且不表限制而表强调语气的越来越多，而同期的“而已”仍只表限制语气，这说明“耳”虽然源于“而已”的合音，但是后来的发展道路并不完全相同[16]。这似乎是文字影响语言的结果，即“耳”随着字形与“而已”出现差异，在用法上也慢慢与“而已”有所不同了。

（四）焉

语气词“焉”源于指代词，在上古时期，“焉”往往兼有语气词和指代词的功能，纯语气词的用例较少。而到了这一时期，纯语气词比例有了明显提高，语义更加空灵。“焉”的这一变化正是它语气功能进一步加强、指代性进一步减弱的结果，虽然在具体语句中“焉”的指代性可能强弱不一。

兼词如：

（27）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草，亦悉备焉。（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一）

（28）元康六年，广汉还益州，更割雍州之武都、阴平、荆州之新城、上庸、魏兴以属焉。（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一）

（29）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人及非人，各与眷属来诣佛所，稽首毕而立侍焉。（姚秦·竺佛念《菩萨璎珞经》卷一）

纯语气词如：

（30）乃散苇于上，冰草相结，如浮桥焉。（《魏书·帝纪第一》）

（31）故穷富极贵，不足以诱之焉。（《抱朴子·畅玄》）

（五）尔

“尔”这一时期使用逐渐减少，同时出现了一些表肯定、强调语气的用例。如：

（32）优婆夷言：“莫复余求，我明日当送。”答言：“可尔。”（元魏·慧觉《贤愚经》卷四）

（33）龟曰：“子明，无多辞，祸将及尔。”（《殷芸小说·吴蜀人》）

（34）欲食，辄投水中，即成醋尔。（《齐民要术》卷八）

上三例都表肯定、强调语气。从“提示”到“肯定、强调”，这是“尔”语气义的进一步发展，两者也有着明显的联系：提醒言语的受众注意某一事实，那么对这一事实往往带有一种肯定、强调的意味。

（六）几个疑问语气词

这一时期的疑问语气词有较大变化，主要特点为：“乎”的使用逐渐减少，与之同时，“耶”的使用逐渐增多，不但超过了“邪”，比“乎”的使用也更为普遍。不过不同类型文献中各疑问语气词的分布并不平衡，总的来说，文言色彩越浓的文献越倾向于使用“乎”，口语色彩越浓的则越倾向于使用“耶”。这表明“乎”作为一个文言色彩浓厚的语气词，在中古呈现出萎缩之势，特别在是非问句中“乎”数量明显减少，而感叹、反诘句所占比例反而呈上升趋势。

龙国富指出，姚秦译经中“乎”主要作疑问语气词，且多使用在反诘句和特指问句中，因而认为“乎”的结构功能归于集中[17]。这与我们的观点略有差异，我们认为这不是“乎”功能归于集中的结果，而是“乎”作为疑问语气词使用减少的结果。在是非问句中，疑问语气词的疑问功能最为明显，“乎”的萎缩正体现为在是非问句中使用频率的降低。

“乎”的各类用例，如：

（35）昔人未见麟，问尝见者：“麟何类乎？”（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一）——特指问句

（36）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世说新语·言语》）——是非问句

（37）诸君视有头佳乎？无头佳乎？（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选择问句

（38）若世尊各见授记如余大弟子者，不亦快乎？（姚秦·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卷四）——反诘句

（39）要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颜氏家训·文章》）——感叹句

“耶”和“邪”的各类用例，如：

（40）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世说新语·文学》）——特指问句

（41）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搜神记》卷十四）——是非问句

（42）问主之居宅，有情耶？无情耶？（《弘明集》卷五）——选择问句

（43）若果有来生报应，周、孔宁当缄默而无片言耶？（《弘明集》卷二）——反诘句

龙国富指出，“耶”在译经中产生了两种新格式，即可以出现于反复问句“VP不耶”和“VP，不VP耶”[18]。如：

（44）卿等宁见前所逐梵志不耶？（西晋·竺法护《生经》卷一）——VP不耶

（45）梵天得自在，不得自在耶？（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长阿含经》卷十六）——VP，不VP耶

这两种确实是“耶”在中古时期出现的新格式，表明“耶”在使用频率增高的同时，功能也有了扩展。不过本质上此类“耶”与是非问句中的“耶”区别不大。中古汉语中，反复问句“VP不”后多有加“乎”或“耶”的用例，如果再考虑到汉语史上反复问句和是非问句之间的联系，那么“耶”偶尔出现于反复问句末就是很自然的了。

这一时期“与（欤）”的使用也在减少，加上疑问语气词“不”的形成，这些都昭示着疑问语气词在中古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

其他语气词从历时发展来看，与上古时期变化不大，这里不一一叙述。这一时期语气词使用的整体概貌，在“南北朝语气词系统”一节还有较详细的讨论。

[1] 关于北人南下，这一时期的史书及其他一些典籍多有记载，如《三国志·魏志》：“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又如《晋书·王导传》：“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再如《梁书·康绚传》：“宋永初中，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迁徙的人口多，他们定居于某地，往往就会对当地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产生一定的影响，某些还会直接反映到以后的语言演变中去，比如现代汉语的客家方言直接肇端于北人南下。

[2]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钅化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颜氏指出了南北语音不同，南方士人用南方通语，庶民则用方言口语；南方通语与口语有较大的差异，而北方则大致相近。

[3] 陈第《读诗拙言》附于《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卷后，北京，中华书局，2008。

[4] 关于这一点，不同学者看法略有不同。比如徐时仪就认为，白话文书面语系统的形成在汉代已发其端绪，如乐府歌辞大都为民间创作，绝无文饰；《史记》《汉书》等史书中也多有当时的方俗口语。

[5] 据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济南，齐鲁书社，1981）统计，流传至今的有1482部，总计5702卷，约4600万字。

[6] 朱庆之：《试论佛典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中国语文》1992年第4期。

[7] 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成都，巴蜀书社，1993。

[8] 见《语文常谈·从文言到白话》，《吕叔湘文集（第五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 见《颜氏家训集解》附录一“黄叔琳《〈颜氏家训〉节钞序》”。

[10] 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74页。

[11] 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第32～33页。

[12]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44页。

[13]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353页。

[14] 陈前瑞：《句末“也”体貌用法的演变》，《中国语文》2008年第1期。

[15] 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第70～92页。

[16] 现代汉语中“耳”早已绝迹，而“而已”还大量使用，这是它们发展道路的最大不同。至于何以复杂形式的“而已”沿用，而简单形式的“耳”反而消亡，可能就源于“耳”语气义的变化。“而已”和“耳”在口语中长期共存，随着“耳”表肯定、强调语气用例的逐渐增多，表限制语气的强度也就越来越不如“而已”。

[17] 龙国富：《姚秦译经助词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88～189页。

[18] 龙国富：《姚秦译经助词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