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气词“云”的形成过程

典型的语气词“云”出现于汉代。如：

（1）公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书·地理志》）

（2）君子乱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远日益云。（《春秋繁露·曾子立事》）

（3）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有光云。（《史记·孝武本纪》）

上面三例“云”都为语气词，例（1）表“听说”，例（2）表“不置可否”，例（3）表“不确信”。

关于语气词“云”，前人一般称为“语已词”，只有南宋洪迈在《容斋续笔》中表述比较清楚：“予观《史》《汉》所纪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盖’。”而对“云”语法化过程及机制进行深入讨论的是谷峰《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29]，因而本节对“云”语法化的描述主要采用谷峰的观点，只是在框式结构“曰……云”的形成上，我们与他的观点有所不同。

言说义动词“云”始见于《尚书》，最常见的用法是直接带内容宾语，“云”后的引语则通常是转引或重复已有的话。如“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诗经·小雅·雨无正》）中的“云”为核心动词（head verb），这一语义句法框架不利于“云”的语法化。不过春秋战国之交“云”开始后置。如“介葛卢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左传·僖公二十九年》），这属于宾语的临时易位，内容宾语成为注意的焦点（figure），而“（NP＋）云”退隐为背景（ground）。因此，前景凸显（figure salience）是“云”语法化的动因。如“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左传·僖公十五年》），此例为“内容宾语＋云”，无法说成“云＋内容宾语”，这样的句法框架更利于“云”向语气词虚化。战国以后，“云”前的内容宾语全由动词性结构充当，句子的语义重心逐渐有前移的倾向，“云”词义弱化。如“然而吾弗为云者，岂不为过谋哉”（《战国策·赵策三》）。

战国中期出现了“曰……云”框式结构，谷峰认为这是“云”的词义虚化程度加深，不足以明确、充分地表达言说义，因而要加上动词“曰”来补偿言说义的弱化，形成框式结构“曰……云”，而我们认为这一结构是从“曰……云尔”式简省而来，具体分析见后。该结构整体上有转引他人话语的功能。如“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墨子·非命中》）。又如“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孟子·万章下》）。“曰……云”的出现本是为了抵消“云”的虚化，但在客观上却加快了“云”虚化的步伐。“云”通过吸收整个结构的功能，发展为转引话语的标记（quotative marker），被分析为一个后附成分。汉代以来“曰……云”格式成为一个范式，同时“云”又向语气词迈进了一步。如“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新书·修政语下》）。此例核心动词是“闻”，句子以转述人为取向（speaker-oriented）。

一旦句中表达信息来源的成分退隐，同时转述内容突破话语内容的限制，这时的“云”就是表“听说”义的语气词了[30]。如“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史记·郑世家》）。又如“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史记·大宛列传》）。

作为典型的语气词，“云”可以容纳否定形式，如“不见其人云”（《史记·孝武本纪》）；“云”所在的句子大多是篇章中的陪衬信息，不是叙述的主线；表“听说”义的“云”属于非亲见传信范畴（non-visual evidential）,转述的内容都是说话人未亲历亲见的事情。

语气词“云”还可以表示说话人对事件采取中立的态度，即表达“不置可否”义。如“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史记·夏本纪》）。又如“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史记·李将军列传》）。

而后，“不置可否”义又引申出“不肯定、不确信”义，这是基于“不过量原则”的一种引申，因为“不肯定、不确信”义单向蕴含且信息量和主观性都大于“不置可否”义。如“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史记·孝武本纪》）。又如“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史记·孔子世家》）。

“云”的词义引申模式为：言说义→转述义→听说义→不置可否义→不确信义。

（二）“云尔”的词汇化——从述宾短语到语气词

“云”的语法化机制和历程谷峰讨论得较详细，此处我们主要说说“云尔”。

“云尔”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之交的《论语》中，汉代以降特别是隋唐时期出现了较多用例，且主要集中在史书和各类序文、铭记中，而后断断续续地，甚至在《清史稿》中都能见其踪影。对“云尔”性质的界定，前辈学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是语气词连用，如何乐士等认为“云”用在句末，表示对口耳相传的事情只作客观的叙述，而不表示主观上的肯定和否定，译为“等等”“似的”；而“云尔”连用，可译为“如此而已”[31]。但是俞敏却认为“云尔”中的“云”为动词、“尔”为代词，“云尔”就是“云然”，意思为“这么说”[32]。上述两种处理意见差异非常大，到底孰是孰非呢？拟或都失之片面？

从语言的历时发展来看，上面两种意见都值得商榷。说是语气词连用，似乎无法回答以下问题：① 作为语气词的“云”和“尔”产生于上古，中古以来逐渐衰落、直至消失，何以隋唐以来作为连用形式的“云尔”仍有如此多的用例？② 学界一般不认可汉语史上存在四个语气词连用的情况，那么“云尔已矣”（《论语·述而》）、“云尔而已哉”（《晋书》《宋书》等都有用例）、“云尔而已矣”（《唐会要》）等，该如何分析？此外，“云尔”的结合本来较紧密，如果说随着语义虚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反而松散为一个连用的形式，这也似乎有点不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

俞敏先生认为“云尔”为“动词＋代词”组合，有些“云尔”确实如此，但是更多的“云尔”却似乎不然。如：

（4）扬子以为孝文帝诎帝尊以信亚夫之军，曷为不能用颇、牧？彼将有激云尔。（《汉书·张冯汲郑传》）

（5）今略举一隅，以存标格云尔。（唐·刘知幾《史通·称谓第十四》）

我们的观点是，语言是动态发展的，对“云尔”的分析也要考虑到历时的因素。

1.框式结构“曰……云尔”

整个战国时期至汉初的“云尔”所处语境都相同，即都出现在“曰……云尔”格式中。如：

（6）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7）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孟子·公孙丑下》）

（8）放之者何？ 犹曰“无去是”云尔。 （《春秋公羊传·宣公元年》）

（9）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春秋谷梁传·隐公元年》）

“曰……云尔”是一个框式结构，主要用于转引他人话语，如例（6）转引的就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例（7）转引的就是“是何足与言仁义也”；其他各例都可以此类推。在“曰……云尔”中，“曰”是言说义动词，“云”也是言说义动词；“尔”为指代词，复指前面转引的话语。“云尔”即俞敏所说的“动词＋代词”组合，意为“这么说”或“说这样”。换言之，在“曰……云尔”中，“曰”后的话语与指代词“尔”是同一的。比如例（9）“尔”指代的就是前面转引的话语“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

“曰……”或“云……”为动宾结构，语义完整，在表达时也不会产生歧义，为何还会产生“曰……云尔”这一复杂结构呢？从《论语》中几个“曰……云尔”结构所处语境来看，我们认为这一结构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曰”后的话语过长，故而言语的主体喜欢在结束时总括一下所说话语，“云尔”的作用就在于此。这与现代生活有点相仿，人们说完一段话，总喜欢来一句“就这样（吧）”或“就这样说（吧）”。“云尔”译为现代汉语正是“这么说”。

至于为什么是“曰……云尔”而非其他如“云……曰尔”“云……云尔”“曰……曰尔”等格式，这和“云”“曰”等的使用有关。“曰”作为上古主要的言说义动词，后面一般带宾语，而“云”在春秋战国之交就衍生出了后置用法，因而在使用习惯上，人们自然倾向于选择“云”作为第二个动词了。至于不见“云……云尔”，可能这一格式过于单调，因为前后动词相同，表达上显得过于呆板。

汉代文献中，这一格式的前一言说义动词有时并不局限于“曰”，还可以是“言”等。如：

（10）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春秋繁露·楚庄王》）

（11）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弗能知识，而效天之所为”云尔。（《春秋繁露·暖燠常多》）

（12）故其元年始书螟，言“灾将起，国家将乱”云尔。（《说苑·贵德》）

从指代性的强弱来看，“曰……云尔”中“尔”的指代性并不强，原因在于“尔”所指代的话语与“尔”紧邻，且形式往往要长于“云尔”，是句子的焦点（figure）信息及言语受众关注的对象。“云尔”在句法位置上也处于从属地位，删除“云尔”可能会使表达不够顺畅，但是并不会影响语义的完整性。正是在这一句法位置，“尔”的指代性凸显不出来。上节我们在讨论“尔”的语法化时指出，“尔”从指代词演变为语气词，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它总是紧邻它所指代的对象，指代性无法凸显，从而造成指代义逐渐弱化。如：

（13）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

上例正是“尔”语法化的典型环境。

随着“尔”指代义弱化并逐渐演变为语气词，“曰……云尔”格式也可以减省为“曰……云”。如：

（14）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15）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墨子·非命中》）

谷峰认为“曰……云”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言说义动词“云”后置，“（NP＋）云”逐渐成为一个背景信息（ground），因而“云”的动词性和词汇义逐渐虚化，并慢慢地不足以明确、充分地表达言说义，“曰”加入，产生“曰……云”框式结构，是为了补偿“云”言说义的弱化[33]。谷峰的观点如果用来孤立地解释“曰……云”的产生，确实很有说服力，但是却无法回答何以在《论语》中就有了“曰……云尔”，而直到《孟子》中才产生“曰……云”。

从时间上来看，春秋战国之交的《论语》《左传》中“尔”产生指代词用法，同时出现“曰……云尔”式。而到战国中期，如《孟子》《吴子》[34]中“尔”已经有了语气词用法；同时“曰……云”在《孟子》《墨子》[35]中也出现。这两者时间上正好合拍，自然也不是偶然的。

需要补充的是，尽管“曰……云”格式源于“曰……云尔”的减省，但是在很长时间里，“曰……云”和“曰……云尔”都是共存的。如《汉书》中：

（16）a.二者同事，所为一也，若曰“燔贵而去不义”云尔。（《汉书·五行志上》）

b.诸儒生疾秦皇焚《诗》《书》，诛灭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说曰：“始皇上泰山，为风雨所击，不得封禅”云。（《汉书·郊祀志上》）

2.表总括或提示语气的“云尔”

以上是从“尔”指代性的弱化来谈“曰……云尔”式缩减为“曰……云”式，其实问题比这还要复杂，因为这一时期的“云”也在逐渐向语气词演变。正是“云”与“尔”的虚化以及述宾结构“云尔”所处句法位置，造成“云尔”的语义及句法功能弱化。汉代出现了一些不表言说或转引的“云尔”。如：

（17）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春秋繁露·竹林》）

（18）若谓奚齐曰：“‘嘻嘻！为大国君之子，富贵足矣，何必以兄之位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尔！”（《春秋繁露·精华》）

上面例（17）很有典型性，虽然还是“曰……云尔”这一框式结构，但是其前有否定词“非”，表明这并不是说的话语，因而“云尔”的转引意味没有了。例（18）有假设连词“若”，显见后面双引号部分也并非是已经说出的话语。

“云尔”的虚化与“云”“尔”的陆续虚化有很大关系，或者可以说，“云”和“尔”的虚化诱发了“云尔”语义的虚化，不过根本上还在于“云尔”所处句法位置。在“曰……云尔”中，“云尔”即使删除，语义也是完整的，只是在语用上表总括，提示言语受众，因而“云尔”的整体虚化就成为可能。如：

（19）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汉书·董仲舒传》）

这例“云尔”还是处于“曰……云尔”格式中，不过“云尔”已经不能译为“这样说”了，这说明“云尔”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它的语用功能看，已经类似语气词，在句末表总括。不过我们认为只有脱出“曰……云尔”格式，“云尔”才是真正的语气词。如：

（20）春秋之元，诗之关雎，礼之冠婚，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终云尔。（《大戴礼记·保傅》）

（21）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22）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汉书·司马迁传》）

（23）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汉书·王莽传》）

以上各例“云尔”都不能译为“这么说”，“云尔”作为一个语义信息单位，在句末表总括，在语用上却含有提示言语受众的意味，意为“就这样（吧）”。这一语用功能其实还是以前动宾结构的延续，因为动宾结构“云尔”就带有总括的意味，虽然它们的语义虚化，语用功能却保留了。我们对先秦至唐五代语气词的衍生情况进行了考察，发现一个词或结构演变为语气词，语义虚化了，但是其后身——语气词的语气义和前面的词义或结构义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就是前面语用功能的延续。

随着“云”和“尔”的虚化，“云尔”的性质也在逐渐变化，即由最初“动词＋代词”的述宾结构凝固为一个复合语气词，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词汇化。我们不认为是语气词连用，除了前面所说的两个理由外，还因为“云尔”本来结合就较紧，为一个语义信息单位，如果说随着“云”和“尔”的虚化，它们的结合逐渐松散而成为两个语义信息单位，这有点不符合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因为词汇义虚化的过程，往往就是它们在重复地使用过程中逐渐被处理为一个单一的单位组块（chunk），这属于重新包装（repackaging），“云”和“尔”的个体身份逐渐消失而凝固为一个整体（有关理论请参阅吴福祥的相关论述[36]）。

至于“云尔”的提示语气如何来的呢？总括本身不是提示，但是把前面的话语进行总结，目的就在于让言语的受众明白，因而总括往往也带有提示意味。何乐士等认为“云尔”是语气词连用，表“如此而已”[37]，与我们有所不同，不过“如此而已”也含有总括意味，因而与我们对“云尔”语气义的概括相近。

3.仪式化的“云尔”——结束语标记

魏晋以降，“云尔”在使用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往往不是在句末，而是在篇章末出现。特别是序文、铭记的结束处。如：

（24）皇上矜悼，六宫哀恸，送终之事，靡非礼焉。二月壬午葬于山陵之域，敬刊玄瑜，式述景迹。云尔。（北京图书馆藏拓本《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部分）

（25）宁虽识昧，忝厕伦末，敢罄庸管，祇记。云尔。（元魏·菩提流支《深密解脱经·序》）

（26）辄于经首，序而综之。庶得早净六根，仰慈尊之嘉会，速成四德。趣乐土之玄猷，弘赞莫穷，永贻诸后。云尔。（姚秦·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序》）

（27）朕词乏清华、文非道丽。志流衍于秘赜将布灌于无穷，聊课虚怀序之篇首，云尔。（唐·不空《大乘密严经·序》）

这类“云尔”很多。从语用功能看，总括的意味很弱，更主要的是表示行文到此为止，即我们所说的结束语标记；大致对应于后世序文的“是为序”。

句末的“云尔”为何常出现于文末，并成为结束语标记呢？这要追溯到“云尔”的语用功能及句法位置。“云尔”常处于句末，表总括。置于一段文字末正是它这一功能的扩展，《后汉书》中有较多“云尔”置于段末的用例。如：

（28）亲属别事，各依列传。其余无所见，则系之此纪，以缵西京《外戚》云尔。（《后汉书·皇后纪上》）

（29）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弟系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尔。（《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列传》）

从段末再延展到篇章末，又是“云尔”功能的进一步扩展。即“云尔”的句法位置经历了“句末→段末→篇章末”这样一个历时发展过程。

“云尔”在句法位置挪移的同时，语气义也在弱化，即总括意味越来越弱，而结束语标记的功能越来越强。语气义的弱化其实也是一种泛化，即从句末标记发展为段末标记并进一步发展为篇章末标记。从近年来国内外篇章语法研究看，这一现象并非偶然，篇章标记往往来源于句首连词、句末助词等。

而“云尔”语气义的变化还可以用“仪式化（ritualization）”来解释。“仪式化”是近年来语法化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术语，包括这样三个演变过程：（1）“适应”（habituation），（2）“解放”（emancipation），（3）“自动化”（automatization）。[38]一个语法单位的高频重复使用往往会引起仪式化，即语义信息逐渐磨蚀、减弱。比如现代汉语中的一些客套话，本来都有实在的语义，但是在经常使用的过程中，逐渐仪式化，所附带的尊敬语气以及语义信息逐渐弱化而至消失，徒剩形式了。语气词是情态类词，带有言者较多的主观情绪，在长期频繁使用中，语气义就有可能逐渐磨损、丧失掉。

“云尔”因为都是在结束处出现，不管是句末还是段末、篇章末，因而很容易带有结束语功能，一旦这一功能扩大，本来的语气义“总括”就有可能减弱，经过这样一个仪式化过程，慢慢就成为序文等文体的结束语标记。

[1] 本节主要内容曾以《语气词“已”“而已”的形成、发展及有关问题》为题发表于《汉语史学报（第九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2]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271页。

[3] 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古汉语研究》1988年创刊号、1989年第1期。

[4] 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第14页。

[5] 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54，第39页。

[6] 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第347页。

[7] 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中国语文》2005年第2期。

[8]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56页。

[9] 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中国语文》2005年第2期。

[10] 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古汉语研究》1988年创刊号、1989年第1期。

[11] 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中国语文》2005年第2期。

[12]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169页。

[13] Paul J.Hopper,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Grammaticaliza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2001.

[14] Alice C. Harris, Campbell Lyle：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5] 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16] 江蓝生：《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中国语文》2004年第5期。

[17] 王灿龙：《词汇化二题》，《当代语言学》2005年第3期。

[18] 吴福祥：《汉语语法化演变的几个类型学特征》，《中国语文》2005年第6期。

[19] 我们称为“共现”，主要是因为没有完全区分开跨层结构“而已”和复合语气词“而已”，所以这里采用了笼统的称呼将两类“而已”以及它们的中间状态都包括了进来。

[20] 24部文献为《老子》《庄子》《韩非子》《列子》《荀子》《孙子》《文子》《鹖冠子》《吕氏春秋》《论衡》《说苑》《管子》《新语》《盐铁论》《风俗通义》《尹文子》《关尹子》《法言》《晏子春秋》《慎子》《申鉴》《商君书》《新论》《孔丛子》。

[21] 这2111个用例包括了“已”的各种用法：动词、语气词；还有副词“已”，如“已甚”“已侈”等。

[22]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宋代编写的史书中还不见“罢了”，所以我们推测“罢了”这一形式在宋代主要还是在口语中使用。

[23] 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第188页。

[24] 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中国语文》2005年第2期。

[25] 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中国语文》2005年第2期。

[26] 我们对古音的标注主要采用的是郭锡良先生的《汉字古音手册》。“矣”古音：匣母之部，“已”古音：余母之部。

[27] 关于“罢了”和“而已”的语气及句法功能差异，可以参阅方绪军：《语气词“罢了”和“而已”》，《语言科学》2006年第3期。他认为在句法上，“而已”前边常用数量词语，“x而已”可以被包孕在更大的结构之中，在表达语气意义方面，二者都可以表示“把事情往小里说”，但“罢了”常表示“纯粹、完全属于某种情况而非其他”的意味，“而已”常表示“认定数量不够，程度或等级低”的意味。

[28] 本节主要内容曾以《“云尔”流变考论》为题发表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6期。

[29] 谷峰：《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

[30] 谷峰文中例（34）作“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云。”（《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并认为是表听说义的语气词。而我们据中华书局2005年简体字版，却为“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馀万众，邯郸几亡。”（1862页）

[31] 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棻：《古代汉语虚词通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第756页。

[32] 俞敏：《〈经传释词〉札记》，长沙，岳麓书社，1987，第44页。

[33] 谷峰：《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

[34] 如：（1）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孟子·离娄下》）

（2）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吴子·论将》）

[35] 如：（1）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墨子·非命中》）

（2）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孟子·万章下》）

[36] 吴福祥：《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期。

[37] 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棻：《古代汉语虚词通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第756～758页。

[38] John Haiman：“Ritu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In W.Pagliuca（ed.）: Perspectives on Grammaticalzation，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