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人之研究

语气词“已”早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出现了。如：

（1）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论语·先进》）

（2）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

关于其来源，前辈学者多指出源于动词“已”的虚化，如吕叔湘[2]、郭锡良[3]、孙锡信[4]等。至于语气义，则一般认为和“矣”相当，如裴学海所说：“‘已’与‘矣’同音故同义”[5]；马建忠也说道：“‘已’，语终辞，与‘矣’同义。”[6]李宗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语气词“已”的来源、形成途径以及语气义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简述如下：

“已”本为动词，有“停止、结束”义，如“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易经·下经》）；而后“停止”义虚化为“算了、罢了、可以了”义，后面可接其他语气词“矣”“焉”，如“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论语·阳货》）；也可接在其他语气词后面，如“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论语·阳货》）；“已”如果继续虚化就有了“而已”的意思，表示限制的语气，如“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孙丑上》）；有些“而已”也可以换作“已”，如“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7]

“已”虚化为语气词后，大多相当于“矣”，还有一些和“也”差不多。如“观国之治乱臧否，……是贪主已……是暗主已”（《荀子·富国》）。此例“已”就相当于“也”，因为主语为指代词“是”，谓语为动词性结构，用来说明原因目的等。如果主语为名词性成分，谓语也是名词性成分，即一般所说典型的判断句，句末“已”也相当于“也”，如“先王之道，则尧舜已；六贰之博，则天府已”（《荀子·大略》）。又如例（2）“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淮南子》在引用时就将“斯不善已”改成了“斯不善也”。

古汉语中“也”与“矣”的区分非常明显，而“已”有时候相当于“矣”，有时候相当于“也”，即兼有二者的功能，这是什么原因呢？李宗江认为主要是“已”在虚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前面的“也”或后面的“矣”的影响，即“已”的语气义是词义沾染的结果。

（二）问题的提出

综观前人对语气词“已”的形成过程及语气义的研究，我们认为还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或值得再探讨：

1.动词“已”的“停止”义为什么会虚化为“算了、罢了、可以了”，而后又是怎样发展出限制语气的，演变的诱因、历程和机制分别是什么？

2.“也”和“矣”是两个陈述语气词，而“已”如李宗江所说虚化后最初表限制语气，那么它们又怎么相当呢？比如“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孙丑上》），李宗江先认为表限制语气，但是在具体讨论“已”的语气时，又说此种句型的“已”和“也”相当。而“也”是没有限制语气的，那么此句型中的“已”应当又没有限制语气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3.语气词“已”产生于春秋末战国初，汉代逐渐衰落，东汉后基本绝迹，但是“而已”却一直活跃到现代汉语中。王力在《汉语史稿》中“语气词的发展”一节里认为：“汉语语气词的发展有一个特色，就是上古的语气词全部都没有流传下来”[8]，可知不尽然。问题是“已”消亡了，而比“已”结构复杂的“而已”却保留了下来，这似乎有点不符合语言的经济律，原因何在？

4.语气词“已”源于表“停止”义的动词“已”，宋代以来表“停止”义的“罢”“休”等也先后衍生出语气词的功能，它们有何内在联系及规律，抑或只是巧合？不过同样表“停止”义的“止”却没有发生相应的语法化，它们的区别何在？另外语气词“已”和“罢”现代汉语中不见，但是表限制语气的“罢了”和“而已”却一直非常活跃，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本节试图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回答。

（三）“已”语法化的历程及机制

语气词“已”在今文《尚书》中有一例：

（3）王曰：“公定，予往已。”（《尚书·洛诰》）

但是在稍后的《易经》《诗经》《仪礼》《周礼》中“已”都为动词，不见语气词的用例。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孤例很有可能是《尚书》在辗转传抄过程中后人加进去的。到《论语》《左传》中语气词“已”就逐渐多起来了。李宗江统计的数据是：《论语》中16见、《左传》中29见[9]。当然，两部文献中“已”的功能并不是整齐划一的，除了语气词，还有一些是动词，或有些介乎两者之间。如：

（4）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论语·公冶长》）（——动词）

（5）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动词）

（6）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理解为动词或语气词皆可）

（7）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左传·桓公十五年》）（——语气词）

我们对上面四例“已”的分析主要根据的是句法功能，比如例（4）“已”后有代词“之”；例（5）“已”接在主语“吾”后面，句子没有其他谓语，可知都是典型的动词；例（6）就很难区分了，或者说可以重新分析；例（7）整个句子为非行为动作句，“已”自然也不含有“停止”义，就是李宗江所说的“算了；可以了”等较虚的动词义也不存在，当是典型的语气词。

但是客观来说，对“已”语法功能的确定存在一定难度，因为“已”从动词到语气词的演变，是一个连续统，而对连续统的切分通常是比较困难的，加上很多时候句中没有一个显性的标志表明“已”是动词还是语气词。如下面一句：

（8）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庄子·逍遥游》）

句中的“已”就很难说是动词还是语气词。“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可以理解为“时机未到掉在地上就算了”，也可以理解为“时机未到不过掉在地上罢了”。

郭锡良认为如果“已”跟在连词“而”后面，那么“已”就仍是动词性质[10]。这话未必尽然，我们认为郭先生忽视了“而已”的历时发展演变。起初当“已”是动词时，“而”确实为典型的连词。如：

（9）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

（10）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三言而已。过三言，臣请烹。”（《韩非子·说林》）

上面两例的“而”都是连词，连接状语和动词“已”，但是随着“已”动词性减弱并逐渐虚化为语气词，这时“而”的连词功能也在减弱。最后，“而＋已”这一跨层非短语结构（cross structural combination）的界限逐渐消失，词汇化为一个复合语气词了，比如上文例（7）的“父一而已”中的“而已”就只能理解为语气词。

汉语史上动词演变为语气词的不乏其例，除“已”外，还有“为”“云”“来”“了”“休”“罢”等。经过考察，我们认为动词演变为语气词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 在句子中处于次要动词地位，或者整个句子的动作性不强；② 一般是内动词，不带宾语，因为动词一旦处在动宾结构中就很难虚化；③ 位于句末。这三个条件中，第一个属于语义要素，第二、三个属于句法要素。至于足够的使用频率这一要素是任何语法化过程都必需的，自然也对“动词→语气词”这一语法化过程起着制约作用。

“已”的使用无疑具备以上三个要素，从我们收集到的语料来看，“已”在上古作动词的例证较少。如果作动词，大多也在句末，且不能带宾语。如：

（11）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诗经·郑风·风雨》）

（12）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左传·闵公元年》）

这一句法位置对“已”的词义有何影响呢？很显然，会造成它动词义的逐渐弱化。而其演变为语气词的过程则可分为两步：从“停止”义到“算了；可以了”义；从“算了；可以了”义动词到语气词。

1.从“停止”义到“算了；可以了”义

李宗江已经指出了“已”从“停止”义到“算了；可以了”义再到限制语气这一语法化链[11]，但是对造成这一语法化链的动因却没有具体去分析。我们认为导致“已”词义虚化并逐渐演变为语气词的因素，除了句法环境外，还有更深层的认知机制在起作用。如：

（13）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诗经·陈风·墓门》）

（14）（匠师庆）对曰：“无益于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国语·鲁语上》）

“停止”义的动词表示行为动作的结束，即“停止做某事”或“某事结束了”。例（13）是国人讽刺陈佗不良的诗，“知而不已”意即“国人知道陈佗不良，陈佗还不停止（不良行为）”。例（14）庄公大修宫殿，匠师庆进谏，要庄公停止这一做法，说“庶可已矣”。

一般的动作行为都是可控的，比如陈佗的不良行为陈佗自己可以控制，即他可做也可以不做；庄公修宫殿，这是庄公的意愿，自然庄公也可控制做还是不做。

人类社会有一定的行为规则、制度，社会中的人都需要遵守。规则制度规定生活中一些事是可以做的，还有很多事是不能做或者不应该做的，这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基本生活常识，或者说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不良行为是不应该做的，所以陈佗做了就被国人唾斥；大修宫殿过于耗费国家资财，这也是不应该做的，国王做了，臣子就会劝谏。陈佗的不良行径、庄公的大修宫殿国人都希望能够“已”，即停止。言语的主体说“已矣”时，往往要求对方停止某一行为，同时还含有这一意思：这事不要再做了，没有必要；这样做说不定有不良后果，算了吧。正是在这一潜意识及语用推理的作用下，“已”就发展出了“算了；可以了”这一义项。如：

（15）（匠伯）曰：“已矣，勿言之矣！”（《庄子·人间世》）

（16）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孟子·公孙丑下》）

（17）季康子欲以田赋……（仲尼）私于冉有曰：“……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国语·鲁语上》）

例（15）讲匠伯见到一棵大树却不顾，徒弟很奇怪，觉得浪费了一棵好树，就跟师傅说个不停，匠伯不耐烦，就说“已矣，勿言之矣！”“已”是动词表“停止”，即要徒弟停止说废话，同时觉得徒弟眼光不够，不会观察树，很不高兴。全句如果解释为“算了，不要再说了！”似更妥。例（16）为季孙责备子叔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子叔）不愿意为政，就算了，这事到此为止，不应该再使子弟为卿了。例（17）季康子征田赋，仲尼不高兴，说“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季康子）要征田赋，有军队出征的时候当然可以，没有就不应该了。“已”就是“算了”的意思，如果理解为“停止”则不妥，因为季康子还没有开始征赋。

可以看到，“已”从“停止”虚化为“算了；可以了”，正是语用推理的结果。这一过程中，“已”的动词性弱化了，但是主观性却增强了。因为行为动作的进行还是结束，虽然是可控的，但是说到底还是客观的行为。但是言语的主体（说话者）说“已”时，往往含有要求别人不要做某事或结束某一行为的意味，这就带有了言语主体很大的主观性，即将自己的主观态度加于对方（言语的受众）。也就是说，表“停止”的“已”是外在的、客观的，而表“算了；可以了”的“已”是心理的、主观的。从词义的变化看，“停止”义的“已”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而“可以了、算了”义的“已”时间性减弱了，但是语气义却增强了。

“已”随着使用语境的扩展，言语主体有时即使没有主观要求别人不要做某事，但是往往也会带有“只要做某事”或“做某事就可以了”的意味，这是动词“已”的“算了；可以了”义的进一步固化。如：

（18）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庄子·天道》）

（19）饰牲，陈其牲。为载书加于牲上而已，不歃血。（《国语·齐语》）

（20）陈文子谓桓子曰： “祸将作矣！ 吾其何得？” 对曰： “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 文子曰： “可慎守也已！”（《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上面三例分别表示“敬奉天地就可以了”“加于牲上就可以了，不要歃血”“慎守就可以了”。

虽然例（15）～例（20）中的“已”还带有程度不等的动词性，不能算作真正的语气词，但是各句含有一种限制语气却是无疑的。这正是“已”的动词义所附加给句子的限制语气，因为“算了；可以了”本就限制了行为动作的范围，故而整个句子带有限制语气。

2.从“算了；可以了”义动词到语气词

如果“已”的使用进一步扩展到非行为动作句中，句子的时间性完全消失，这时“已”的动词性自然也完全丧失，不但不带一丝“停止”义，甚至“算了；可以了”义也极弱，“已”就是较典型的语气词了。如：

（21）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左传·成公六年》）

（22）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孟子·离娄下》）

（23）此亦妄人也已矣。（《孟子·离娄下》）

（24）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左传·成公十六年》）

（25）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庄子·骈拇》）

上面例（21）～例（23）句子不是行为动作的叙述，没有时间性，“已”只是限制范围；例（24）的动词“在”属于存在动词，句子时间性不明显；例（25）的动词“闻”“见”已经指称化了。如果把“闻彼”和“自闻”作为“聪者”的两方面，“见彼”和“自见”作为“明者”的两方面，那么“已”就是限制范围的作用：“自闻”和“自见”而已。

以上例（21）～例（25）各例“已”都是典型的语气词，且都是对事物范围的限制。对范围的限制往往含有事情、事物不过如此的意味，即所谓的“把事情往小里说”的语气[12]。这也属于语用推理过程，这时的“已”主观化程度就更高了，因为它限制的已经不是范围，而是情态，即纯粹表达的是言语主体（说话者）的主观意识和态度。如：

（26）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论语·先进》）

（27）孙叔敖曰：“吾何以过人哉！吾以其来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庄子·田子方》）

（28）师金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通‘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庄子·天运》）

例（26）曾皙问孔子：“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孔子就说“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意思是告诉曾皙，他们三人（子路、冉有、公西华）只是说说自己的志向，仅此而已。仔细品味，此例的“已”似乎还带有限制范围的痕迹，但是主观的“把事情往小里说”的意味更浓。例（27）的“已”已经没有丝毫限制范围的功能了，孙叔敖面无忧色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得失之非我也”，故而能坦然接受事实而无忧色；不在意、不记挂于心，正是他面无忧色的原因。例（28）将刍狗的前后结局作对比：未祭祀之前，是“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已经祭祀后，是“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以后面的下场反衬出前面辉煌的不足道，“而已”在这里“不过如此”的语气特别浓厚。

上面我们讨论了“已”从动词演变为语气词的途径、诱因及机制。具体如下：

（1）动词（“停止”义）→动词（“算了；可以了”义），同时带有一定的限制语气

（2）动词（“算了；可以了”义）→语气词（表限制语气，“不过如此”，把事情往小里说。至于大多“已”受“矣”或“也”影响，限制语气弱化消失，具体见后文。）

以上两步是“已”语法化的不同阶段，从动词到语气词，这是从以句法功能为主过渡到以语用功能为主的过程，即词义逐渐消蚀，主观性逐渐增强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转喻（metonymy）起到了很大作用。行为动作的进行和停止，这是时间维度；但是行为动作一般都是可控的，从心理认知的角度来说，事情的可做还是不可做、行为的继续还是停止，都是人的主观性的反映。从“停止”到主观地觉得“算了、可以了”，正是从客观的时间维度进入人的心理维度。“已”限制范围的语气和“算了；可以了”义有着直接的关联，从语义和句法角度看，这只是“已”的进一步虚化；但是从认知的角度看，却是客观时间性的消失和客体主观性的增强。表“把事情往小里说”语气的“已”和表“限制范围”的“已”的区别在于主观性的强弱。如果说“限制范围”的“已”还带有一定的客观性，因为事物、行为的范围往往具有规约性，或者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那么“把事情往小里说”的“已”的主观性就非常高了，言语的主体也可以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A有一百万块钱，B是穷光蛋，但是B仍然可能会说A“一百万而已，有什么啊”之类的话。

（四）“而已”的词汇化

前面讨论“已”的语法化时，我们并没有将“已”和“而已”区分开来，因为在“已”虚化前和虚化过程中，单用的“已”和“而已”中的“已”功能是同一或者相近的，但是随着“已”语法化的深化和完成，这时的“已”和“而已”就体现出差异来了。单用的“已”一旦演变为语气词，它的演变过程就大致结束了；但是“而已”却不一样，在“已”语义一步步虚化，并逐渐语气词化的同时，“而已”还经历了一个词汇化过程。

当“已”是动词时，“而”是连词，“而已”是一个跨层非短语结构,也就是说“而”和“已”虽然句法位置紧邻，但是并不处于同一个句法单位，比如前面所举“忽然而已”。但是随着“已”动词性的减弱，“而”的连词功能也在相应减弱，因为语气词常置于句末，是不需要连词连接的。也就是说“已”语义的弱化，首先会导致连词“而”连接功能和语义的弱化；而两者语义的弱化一旦达到一定程度，接着边界就会开始模糊，结合逐渐紧密并融合（fusion）；最后“已”发展为语气词，“而”的连词功能也就消失了，这时的“而已”也就被重新分析为一个复合语气词。途径：“而＋已”（连词＋动词）→“而＋已”（连词＋语气词）→“而已”（复合语气词）。如：

（29）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三言而已，过三言，臣请烹。”（《韩非子·说林下》）——跨层结构

（30）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墨子·天志中》）——“而已”可以重新分析

（31）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语气词

词汇化是汉语词汇语法化的一个后续演变，这方面国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了很多有价值的探讨，也揭示出了词汇化一些重要特征和机制。如鲍尔·J.霍伯尔和伊丽莎白·克劳丝·特拉格特 [13]、哈里斯·艾丽斯和里尔·坎贝尔[14]、董秀芳[15]、江蓝生[16]、王灿龙[17]、吴福祥[18]等。跨层结构“而＋已”的词汇化导源于“而”和“已”的语义弱化，因为语义弱化，在句法结构中的地位就会下降，所附带的信息值也会降低，言语的受众（听者或读者）在听或读到“而已”时，就会倾向于将它们当作一个语法单位来处理；这也正是“而＋已”得以融合的心理基础，并最后完成理据重构，演变为一个复合语气词。从语法的历时发展看，“而已”的词汇化也可算作“已”语法化的后续演变。

“而已”的词汇化有其必然性：① 语义上，“而”和“已”在逐渐弱化；② 句法上，汉语语气词居于句子的末尾，根本不需要连词连接，因而“已”的语法化会导致“而”连接功能的弱化；③ 使用频率上，“而”和“已”在先秦高频共现[19]。我们利用检索软件对《十三经》及其他24部秦汉诸子[20]进行了检索，共得到“已”的用例2111次[21]，而和“而”共现的就有531次，这一共现频率是相当高的。如果排除那些副词“已”的用例以及《诗经》《仪礼》《周礼》等中“已”的动词用例，那么“而”和“已”共现的频率还要高得多。

需要作一个说明的是：我们在检索时没有考虑历时因素，通过检索结果也只是想表明，随着“已”的虚化，“而”和“已”的高频共现会触使“而已”的词汇化。如果一定要对秦汉时期的“而已”做一个定性，那么可以说秦汉时期绝大部分的“而已”都已经是复合语气词了。

“而已”词汇化后，语音有时也会融合为“耳”。如：

（32）然所不取先生者，独不取先生之以白马为非马耳。（《公孙龙子·迹府》）

（33）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韩非子·初见秦》）

（五）从“罢”和“罢了”的平行演变看语气词“已”和“而已”的形成

语气词“罢”的语法化历程与“已”极其相似，也经历了“停止”义动词→“算了”义动词兼语气词→语气词的演变过程。同时“罢了”也逐渐词汇化为复合语气词，而在现代汉语中，“罢”不见，“罢了”还非常活跃。

语气词“罢”大致在宋代已经出现了，只是句例很少而已。如：

（34）只见一个狱家院子打扮的老儿进前道：“你们看我面放手罢。”（北宋·佚名《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上例“罢”是较典型的语气词，可以译为“算了”。这类“罢”元代以来逐渐多起来。如：

（35）不必苦死留他，着他去了罢。（马致远《汉宫秋》第三折）

（36）若不来便罢，若来呵，我自有个主意。（关汉卿《窦娥冤》第一折）

表“算了”语气的“罢”直接来源于下面这类表“完结、结束”义的动词“罢”：

（37）从容草奏罢，宿昔奉清罇。（杜甫《奉汉中王手札》）

（38）十一月丁卯朔，钱惟演罢。甲戌，唃厮啰、立遵求内附。（《宋史·仁宗本纪一》）

“罢”语法化的原理与“已”相同。

“罢了”在宋代也已经出现[22]，不过“罢”还是动词，“了”是动态助词，“罢了”为“动词＋补语”形式。如：

（39）那时王黼正与蔡京不和，欲因此事中害蔡京，奏知徽宗，将曹辅罢了正言，编管外州居住。（北宋·佚名《大宋宣和遗事》）

（40）诸路牒试皆罢了，士人如何也只安乡举。（《朱子语类》卷一百九）

随着“罢”动词性的减弱，“罢了”这一动补结构结合也逐渐紧密，并产生出“算了”义，这时的“罢了”含有一种“容忍、不再深究”的语气；只是“罢”没有完全虚化，在句中也以谓语的形式出现，不能删除。如：

（41）恁地说，我也罢了。（北宋·佚名《错斩崔宁》）

（42）他委实不肯便罢了，教我怎生断理？（关汉卿《金线池》第四折）

那么表“容忍”的“罢了”怎么会衍生出限制语气，表示“把事情往小里说”呢？道理很简单。根据语言的合作原则，当言语的主体（说话者）容忍某事、不再深究时，往往会让受众（听者或读者）意识到，这事不严重，也无关紧要。有时即使说话者没有表明这一意思，言语的受众也会觉得是这样的。这就产生了把事情往小里说的语气。一旦“罢”虚化程度加深，“罢＋了”的界限也逐渐消失，词汇化得以完成。孙锡信认为表限制义的“罢了”与表容忍义的“罢了”无论在意义上还是形式上，都难以截然分开[23]，这话很有道理。如：

（43）胡乱卖几文钱,与小厮们买嘴吃，只凭你说罢了。（《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44）俺们不及桃李花罢了，怎的便是辛夷树？（清·孔尚任《桃花扇》第六出）

（45）我也想来，这如今没有别法，只得备办三牲礼物，到关上对着他的头祭他一番，聊表我们一念之诚罢了。（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三回）

上面各例“罢了”主要表限制语气，也可以删除，只是删除后，句子的限制语气就很弱或者也随之消失了。比如例（43）“只凭你说罢了”的限制语气非常明显，觉得这事微不足道，怎样安排都可以；如果删去“罢了”，认为事情微不足道的语气就没有了。再如例（45）说“聊表我们一念之诚罢了”时，含有明显的“只能如此、不过如此”的意味，如果删去“罢了”，说“聊表我们一念之诚”，突出的就是“诚心”了。

“罢了”随着词汇化的完成，主要表“把事情往小里说”的语气时，就可以出现在非行为动作句中。如：

（46）我也不过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罢了。（《红楼梦》第三二回）

（47）婢子，原是个妃嫔罢了，怎敢和娘娘并列。（民国·陈莲痕《乾隆休妻》第五回）

“已”“罢”起初都是动词，后来动词义分别虚化，演变为语气词；而“而已”起初为跨层结构、“罢了”为动补结构，后来也都词汇化为限制语气词。随着“已”“罢”退出语气词系统，“而已”“罢了”却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活跃在现代汉语中。另外，表“停止、完结”的动词“休”宋代也发展出语气词的用法。汉语史上“已”“休”“罢”的演变时间虽然差异很大，但是其过程惊人地相似：动词“停止、完结”义→动词“算了；可以了”义→语气词。相同的语义演变模式表明同一个认知机制在起作用，即“停止”和“算了；可以了”存在语义上的有机联系。

（六）“已”语气义的发展变化及“已”“而已”二者的不同发展道路

李宗江指出一些“已”相当于“矣”，还有一些“已”相当于“也”，并认为这些“已”所以相当于“矣”或“也”，主要是因为经常跟“矣”和“也”同现，从而沾染上了“矣”或“也”的语气[24]。为了验证这话的准确性，我们仍然对《十三经》及其他24部典籍进行了检索，共得“也已”50例、“已矣”68例、“而已矣”221例。

“也已”如：

（48）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吕氏春秋·举难》）

（49）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亲之名也已。（《礼记·哀公问》）

（50）（烛之武）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左传·僖公三十年》）

“已矣”如：

（51）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孟子·离娄下》）

（52）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庄子·逍遥游》）

（53）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礼记·檀弓上》）

从上面各例可以看到，“已”跟“也”或“矣”连用时，一般没有限制语气，“也已”大致相当于“也”，“已矣”也大致相当于“矣”（后来“也已”“已矣”由连用慢慢也词汇化成复合语气词了）。而我们在前面讨论“已”的语法化时，指出“已”带有限制语气，那么“已”的限制语气哪里去了呢？

这正是如李宗江所说因为常和“矣”“也”连用，慢慢沾染上了“矣”或“也”的语气，而原有的限制语气却弱化了。词义沾染的现象在汉语史上不乏其例，况且语气词共现时，往往都会削弱彼此的语气。并且我们推测，“而已”的高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已”限制语气的弱化。因为从使用数量看，“而已”远多于单用的或跟“矣”“也”同现的“已”；换言之，“而已”相对于“已”处于强势地位，而“而已”的限制语气非常强，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抑止“已”限制语气功能的使用。

既然“已”有时相当于“矣”，有时相当于“也”，那么学者们为何多认为和“矣”相当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① “已”作为动词都出现于动态句，演变为语气词后，大多也保留了这一特性，因而更多与“矣”相近；② 跟使用频率有关，“已矣”“而已矣”连用（或复合语气词）的数量远远超出“也已”，即“已矣”相对于“也已”也处于强势地位，因而“已”的语气自然也就跟“矣”接近了。并且正是因为“已”受到了“也”或“矣”的语气沾染（或者称为类化），很多“已”单用时也不带限制语气。如：

（54）此亦淖齿李兑之类已。（《战国策·秦策三》）

（55）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庄子·天道》）

例（54）中的“已”，《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引用时作“也”。例（55）的“已夫”少见，上古汉语中更多作“也夫”，也可证“已夫”相当于“也夫”。

通过下面各例的比较，对“已”的语气义就看得更清楚：

（56）a.吴王将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于此，令死者无知则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子胥也！”（《说苑·正谏》）

b.令死人无知则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于地下也。（《说苑·反质》）

（57）a.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孟子·滕文公下》）

b.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论语·八佾》）

（58）a.昔昔梦为人仆，趋走作役，无不为也。（《列子·周穆王》）

b.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

（59）a.大子与郭荣扣马，曰：“师速而疾，略也。将退矣。”（《左传·襄公十八年》）

b.封人曰：“退已！”（《庄子·天地》）

不过我们同时发现，秦汉时期的“而已矣”大部分都带有限制语气。如：

（60）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61）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

（62）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庄子·缮性》）

这说明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说“而已矣”同现时，“而已”先构成复合语气词，然后再和“矣”连用，这样，“而已矣”就仍然带有限制语气。语气词“已”源于“停止”义动词“已”的语法化，而“已”的语法化又导致“而已”的词汇化。“已”和“而已”所表语气义起初大致相当，即都表示限制；而在形式上，“而已”要比“已”复杂。但是有意思的是，东汉后，语气词“已”很难见到，基本从口语中消失了；但是“而已”却沿用了下来，并一直活跃到现代汉语中。

在语言发展的某一阶段，功能相近或相当的语气词可以有几个，但是最后剩下的往往只有一个，这是语言的历时择一规律。而按照语言的经济律，“已”是单音节语气词，比双音节的“而已”应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才对。不过东汉以后“而已”沿用了下来，而“已”却被淘汰；较之于“已”，“而已”的优势在哪里呢？

两者的差异还是在所表语气的不同上。虽然李宗江列出了很多“已”和“而已”可以互相替换的句例，但是那只表明“已”和“而已”有共性的一面，并没有说两词就完全相同[25]。可以肯定，在形成初期，“已”和“而已”大致相近，都表限制语气，但是随着“而已”词汇化的完成，“已”和“而已”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

我们在上节用较多的篇幅讨论了“已”语气义的变化，发现“已”跟“矣”或“也”同现时，限制语气减弱，大部分根本就没有限制语气，即“已”的语气义受到了“矣”或“也”的影响，而变得跟它们相近了。

“已”语气义的变化，也造成了它在语气词系统中地位的变化。当时的陈述语气词系统是一个二分系统，“矣”占据了动态陈述语气位置，“也”占据了静态陈述语气位置。而“已”随着限制语气的弱化，慢慢相当于“矣”（少数相当于“也”）。但是从使用频率看，“已”根本不能跟“矣”相比，加上两者语音相近[26]，因而“已”也就逐渐失去了一个语气词的独立地位，而被“矣”吸收了。复合语气词“已矣”无论是形式上还是所表语气更不具有竞争优势，因而也很快被淘汰了。东汉后不见语气词“已”正源于此。

“而已”虽然在形式上要繁过“已”，但是它的语气功能——限制却没有其他语气词能够替代，即它在语气词系统中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因而得以沿用下来。从先秦一直到宋代，表限制语气的主要就是“而已”，元代产生了一个新的表限制的语气词“罢了”，但是“罢了”和“而已”在所表限制语气上还是存在差异[27]，这也正是两词一直到现代汉语中还能够共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