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亡盛衰，固然有其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原因，但也与当时的社会道德密不可分。本文着重就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道德及其对共和国的影响谈谈自己的看法。

共和前期，罗马虽然经济落后，实力也不如意大利的其他强国，但民风纯朴，百姓和睦。公民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国家设有监察官一职，专门整饬官员的腐化行为，监督罗马城内的民风民俗。公民们也非常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不贪财，不擅权，为官清贫廉洁，为民朴实勤劳。例如，公元前290年的执政官马尼乌斯·库里乌斯·邓塔图斯（Manius Curius Dentatus）在战胜萨宾人、萨姆尼特人和皮鲁斯并获得三次凯旋后，便毅然回乡从事田间劳动。期间，萨姆尼特人曾愿意送给他许多黄金，被他断然拒绝。他这样说道：“征服一个出产金子的民族比接受金子更有价值。”[1]当马尼乌斯·库里乌斯在指挥战争胜利后，“罗马人民决定将50犹格土地奖给他，也遭到了他的拒绝，因为他认为，对于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前执政官来说，这就太多了。他宁愿满足于普通平民所应有的一份土地，也不愿接受人们赐予的礼物。”[2]恩尼乌斯把他称之为“是一位谁都无法凭武器和金银征服的人”。[3]又如，在皮鲁斯战争期间，皮鲁斯为了拉拢罗马的使团长非布利西乌斯，曾亲口对他说：“如果你能促成和谈成功，我就带你到伊庇鲁斯去，任命你为主要官吏，跟我分享一切财富。”[4]非布利西乌斯听后哈哈大笑，说：“国王啊，无论你的朋友也好，你自己也好，都不能夺去我的独立，我认为，我虽贫穷，但比你们这些拥有财富的忧心忡忡的国王们都更加幸福些。”[5]无怪乎，著名的罗马史学家李维在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时曾发出这样的赞叹：“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罗马那样如此长时间地将贪婪和奢侈杜绝于社会之外；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对清贫和简朴的生活保持如此特别的敬意和如此长期的尊重。”[6]这一论述虽然有些夸张，但它还是比较正确地反映了罗马早期社会的状况。

艰苦奋斗、勤奋节俭是罗马早期公民的习俗。波塞多尼奥斯曾说，“他们（罗马人）古时的特征是坚强隐忍、生活俭朴、物欲节制、需求简单、虔信宗教、敬畏神灵；他们处事坦诚、宽以待人。”[7]在当时，公民们一般都以当一位好农民和好士兵为荣。平时，他们专心耕耘，热心劳动。其典型就是公元前5世纪的独裁官Q.辛辛纳图斯。据李维记载：公元前458年，厄魁人入侵罗马，元老院遣使者通知他领兵抗敌。“使节们找到他时——当时他或者正在用铲子挖沟，或是在犁地。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正在干农活——使节们与他互致问候之后，请求他——对他自己和国家都是好事——换上托迦，倾听元老院的委任……他拭去灰尘和汗水，换好衣服，走上前来；使节们高兴地把他作为独裁官，向他致意，请他进城，说明军队怀着怎样的恐惧。”[8]Q.辛辛纳图斯统率罗马军队，只用了十六天时间就将厄魁人赶出了国境，并随即向国家交卸独裁官大权，解甲归田。李维认为：“那些除了财富外，对人的一切都持蔑视态度，并且认为若是巨大的荣誉和勇敢精神不能带来巨额的财富便毫无意义的人们值得听一听。”[9]恩格斯曾把他称作是“真正的公民美德和异常质朴而高尚的忘我精神的榜样。”[10]在公民们看来，国家既是他们对抗外界的联合，同时也是他们的保障。忠于城邦是公民们最高的道德准则，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除了前方的将士英勇杀敌外，后方的人民也积极从各个方面支援战争。为了打败迦太基，他们慷慨捐款，帮助国家建立舰队，以弥补罗马海上力量之不足；为了鼓励前方将士勇敢作战，他们甚至忍痛取消了从敌人手中赎回自己的儿子和亲属的做法。所以，阿庇安在其《罗马史》中把“罗马人在勇敢、坚韧和艰苦奋斗方面超过其他民族”作为其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显然是有根据的。

公元前2世纪以后，罗马基本上完成了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成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随着罗马霸权地位的确立和财富的大量积聚，罗马国内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共和前期的那种严谨、朴实和艰苦奋斗的道德观逐渐消失了，随之而起的便是社会奢侈之风盛行。

维莱乌斯·帕特尔库努斯认为：“大西庇阿为罗马人打开了通向世界霸权的道路，而小西庇阿则为罗马人打通了走向奢侈生活的大道。罗马人消除了迦太基对他的威胁，帝国的竞争对手消失之后，勇敢不是慢慢地而是很快地让位于腐败，原先的纪律不见了，国家从警戒状态进入了懈怠状态；从追求武力进入了寻求欢乐；从积极进取转化成消极怠惰。……随着公共浪费现象的兴起，私人的奢侈之风不久也很快地蔓延开来。”[11]早于维莱乌斯·帕特尔库努斯的李维说得更清楚。他指出：罗马的挥霍、奢侈之风首开于亚细亚战争之后。这次战争“第一次把青铜卧床、价值昂贵的床罩、花毯和其他亚麻产品以及那些当时被认为是奢侈型的家具——如带有一条腿的桌子和餐柜等带到了罗马。宴会常由弹琵琶和竖琴的女孩演奏助兴，或通过其他娱乐形式取乐。此外，在家里举行的宴会也准备得非常别致和丰盛。古代罗马人把厨师常常看成是最不值钱的奴隶，按最下等的奴隶对待，而现在他们的身价却有了很大的提高，原先的强制性服务现在却变成了一门艺术”。[12]奢侈之风一开，就如决堤的洪水，一泄千里，不可收拾，到共和末年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共节庆已由原来的一个增加到了七个，庆祝天数也由原来的一天增加到了九十八天。一年里，罗马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费在节日上。自由民上层更是挥金如土，挥霍无度。罗马人传统的节俭美德已被炫富铺张所替代。为了显示自由民上层的阔气和气派，他们竞相在首都和意大利各地修建豪华的大厦、富丽的花园和舒适的别墅，并成天沉溺于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之中。据普鲁塔克记载，鲁古路斯就是这一类的代表。鲁古路斯在罗马所建造的花园“被认为是帝国花园中花钱最多的花园。至于他在海边和那不勒斯附近的建筑，其造价更大。在那里，他把山悬空建立在庞大的渠道上面，用海水和养鱼的小溪护围他的住地，并且把维拉建立在海的上面。”鲁古路斯的用餐更是浪费考究。“据说有一次几个希腊人到罗马，他天天宴请他们。这些真正谨守希腊信条的人，看到他天天都为他们花很多钱，感到非常惭愧，于是他们便谢绝了他的邀请。而鲁古路斯却付之一笑，对他们说：‘我的希腊朋友，这些花费中的某些确实是为你们准备的，但大部分则是为我自己准备的。’有一次，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吃饭，所以佣人们只给他准备了一般的菜肴。他见后非常气愤，马上召来负责这一事务的奴仆斥问。这位奴仆回答说：‘因为今天没有客人，所以他只做了一般的菜肴。’‘你说什么？’主人大怒道：‘你不知道今天是鲁古路斯宴请鲁古路斯吗？’”[13]对于鲁古路斯的奢侈生活就是普鲁塔克也感到吃惊。[14]

富人们以奢侈为荣不足为奇，严重的是普通自由民也沾染上了这种恶习，大批的自由民“都不粘镰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宁愿活动于剧场和跑马场之中，却不愿去照管谷物和葡萄园。”[15]他们游手好闲，鄙视劳动，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是古代典型的“依靠社会过活”的流氓无产者。“面包加竞技场”是他们最时髦的口号。据统计，在共和末年，完全靠政府补贴生活的无产者就达32万人，约占当时公民人数的三分之一。国家每年都得把收入的五分之一用于这些人的身上。

奢侈享乐之风如此之盛，大大地腐蚀了罗马民族的躯体，给罗马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原先纯朴的道德观已不复存在。人们“崇尚财富，鄙视品德，并认为只有拥有大量的财富才享有崇高的荣耀和价值。”[16]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贪污和贿赂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维列斯这位普通的西西里行省总督，在三年时间中，就搜刮赃款7000万塞斯退斯。即使像西塞罗这样以清廉著称的行政官员也不例外，他在西里西亚仅任职一年，就获取钱财达2200万塞斯退斯。

生活上腐化的结果同样也大大地助长了政治上的腐败。到共和末叶，贿选已成了社会上习以为常的事，富人们为了获取公职，聚敛财富，就不惜用巨资收买选民。他们有的为整个选区的选民准备筵宴，有的则免费招待他们观看角斗表演；有的甚至把现款送往选民的家里。为了竞选执政官，有人竟用了800他连特作为其贿选的资本。接受贿赂的公民也乐意参加选举投票，为富人们效力。在他们眼里，金钱就是上帝，金钱就是一切。国家对于他们来说已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爱国已成了人人不爱讲也不爱听的空话。罗马人原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已经**然无存。人们精神空虚，成天在竞技场内打发日子，“及时行乐”成了公民们的处世之道。

自由民生活上的腐化和政治上的腐败已经使共和国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它不仅给国家增加了巨大的负担，使国家的经济陷入窘境，更重要的是，它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心灵，败坏了社会风气。到公元前30年，共和国终于在金钱面前，在自由民的堕落面前灭亡了。代之而起的便是与共和国格格不入的元首制帝国。

[1] 西塞罗：《论老年》，16。

[2] 科鲁美拉：《论农业》，1，序言。

[3] Quen nemo ferro potuit superare nec auro。西塞罗：《论共和国》，3，3。

[4] 阿庇安：《罗马史》，上卷，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 阿庇安：《罗马史》，上卷，51页。略有改译。

[6] 李维：《罗马史》，序言。

[7] 阿特奈乌斯：《智者盛宴》，6，274。

[8] 提图斯·李维：《自建城以来》，107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9] 提图斯·李维：《自建城以来》，107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5卷，2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1] 维莱乌斯·帕特尔库努斯：《罗马史纲要》，2，1。参见杨共乐选译：《罗马共和国时期》（下），50～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2] 李维：《罗马史》，39，6。见杨共乐选译：《罗马共和国时期》（下），50页。

[13] 普鲁塔克：《鲁古路斯传》，39。见杨共乐选译：《罗马共和国时期》（下），55页。

[14] 普鲁塔克：《鲁古路斯传》，39。见杨共乐选译：《罗马共和国时期》（下），56页。

逍遥派人士尼古拉斯认为，“现在流行的奢靡生活的始作俑者，正是曾在公海上击败米特里达梯的鲁古路斯。因为他在击败米特里达梯以及亚美尼亚的提格拉涅斯后返回罗马，举行了一次凯旋式，将自己的战果大肆炫耀。此后，他放弃了早期适度的生活方式，在奢侈铺张中自毁。如我所言，他自己侵吞了这些国王的财富，在罗马人中是第一个沾染奢侈之风的人。”见阿特奈乌斯：《智者盛宴》，6，274。

[15] 瓦罗：《论农业》，2，序言。

[16] 李维：《罗马史》，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