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揽权首开于苏拉时期。苏拉（公元前138—前78年）出身于贵族家庭。不过，他的家族并不富裕，而且在罗马政坛上也没有多少建树。公元前107年，马略就任执政官，具体负责努米底亚事务，苏拉以财务官的身份随同出征，是罗马人俘获朱古达、结束朱古达战争的功臣。此后，苏拉参与意大利同盟战争，获得很高的军事声誉。为此，他当选为公元前88年罗马执政官。大约就在此时，在地中海东部发生了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进攻罗马亚细亚行省的严重事件。米特里达梯是希腊化晚期东方地区最重要的人物之一，18岁时，成为本都国王，此后不断扩大自己在东方的势力。公元前89年，他命令小亚居民集体屠杀在小亚的罗马和意大利商人、高利贷者。据说在一天之内就有8万多罗马人和意大利人被杀。

罗马元老院对于米特里达梯的行为，非常不满，为了迅速恢复该地区的安定，他们决定派苏拉为东征军统帅，出兵征讨。不过，这一任命遭到了保民官卢福斯的反对，他利用一支小型的军队迫使公民大会通过了把东征指挥权授予马略的法案。为了重新获得自己的权威，苏拉决定率军进攻罗马。马略改革以来一直潜伏着的对共和国的威胁开始成为现实。双方在罗马城发生了激战。“没有武器的群众从屋顶上投下瓦块石头，阻挡他们（指苏拉的部下）向前推进，把他们赶回到城墙边。正在这个时候，苏拉本人赶到了。看到这种情形，他就喊叫着烧房子，并亲自拿着通明的火把走在士兵前面，命令弓箭手把带火的箭往房顶上射。”罗马城最后被苏拉占领，卢福斯被杀，马略出逃。由罗马自己的军队攻打罗马城这在罗马历史上还属首次。

苏拉进入罗马以后，马上进行肆无忌惮的报复活动。马略及其支持者被宣布为“罗马人民的公敌”，[1]财产被充公，许多马略党人遭到捕杀。如此大规模的公敌宣告在罗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外，他还强迫召集公民大会，“他们建议，以后凡是元老院所没有事先考虑的问题，不得再向人民提出，这是一个早已被废弃了的古老习惯；又建议以后不要按部落来表决，而要依照塞维阿·图利阿所规定的，按森杜里亚来表决。他们认为利用这两个办法——即一切法案非事先经过元老院考虑，不得在人民面前提出，和由富裕而头脑清醒的人控制投票，而不由轻率的贫民阶级控制投票——以后就再不会有内争的开端了。他们提出了许多其他措施，以削减保民官的权力，因为这个权力已变为极端专横。他们同时从最好的公民中，选定300人为元老，当时元老的人数已经减到很少，因为这个缘故已经受人轻视了。”[2]通过苏拉的措施，元老院重新成了罗马的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和保民官日益远离权力中心，后者在罗马政坛的地位日益削弱。公元前87年，苏拉在罗马城完成了这些事情以后，就率军东征。

不久，马略从北非回来，开始在罗马复辟。苏拉的朋友被惨杀，苏拉的财产被充公，苏拉被宣布为“公敌”。“马略进城给他的同胞带来了灾难。要不是随后还有苏拉，他胜利后的暴行就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他的复仇之剑所杀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而且花样繁多。”[3]公元前86年，马略在第七次执政官任上去世。此后数年，罗马基本上为马略的同党秦纳所控制。

与此同时，苏拉的东征军在东部战场节节胜利，米特里达梯的势力又再次被限定在本都地区。苏拉重新对这个地区的行省和王国进行整顿。公元前83年，苏拉带着胜利的军队来到意大利。许多显贵来投靠他，其中包括克拉苏斯、庞培和麦铁鲁斯之子庇护等。罗马内战再次爆发。战争进行了一年多，大约有10万人战死。公元前82年冬，苏拉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罗马，并随即实行血腥的恐怖统治，铲除自己的政治对手。在苏拉恐怖统治期间，他前后拟定了三批“公敌”名单，大约有2600名骑士、90名元老和2000名马略的支持者被杀。苏拉在军事上的胜利，使之“成了事实上的国王，或僭主，他不是靠选举产生，而是靠暴力维持自己的权势”。[4]当然，苏拉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共和国官吏产生的形式，人民大会以整顿共和国为由，推选他为无限期的独裁官。罗马史上第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开始出现。在其独裁期间，他废除了一些旧法律，制定了一些新法律。“他规定任何人必须担任过财政官的职务之后，才可以担任大法官的职务，或必须担任过大法官的职务之后，才能够担任执政官的职务；他又规定，任何人必须经过十年之后才可以再担任同样的官职。他削减人民保民官的权力达到这种程度，这种权力似乎完全被取消了。他用法律限制这种权力，规定担任人民保民官的职务者以后不得再担任其他职务；因为这个缘故，所有有名望的人或家族，过去是争取这个职位的，以后就逃避不肯担任这个职位了。我不能肯定地说，苏拉是不是把人民保民官的职位从人民手中转移到元老院手中了，它现在是设在元老院的。元老院本身因暴动和战争的原因，人数大为减少；他从最好的骑士中选择了300人为元老，每个元老都由部落投票表决。他从被宣布为公敌的人的奴隶中选择年龄最轻、身体最强的10000多人为平民，给予他们以自由和罗马公民权，依照他自己的名字，称他们为科尼利阿斯。这样，他就有把握在平民中有10000人随时准备服从他的命令。为了在全意大利取得同样的保障起见，他把各城市许多土地分配给在他麾下服务的23个军团的士兵。”[5]

苏拉的这些措施本身表明他有扩大传统体制的才能。他维护元老院的权威，但不忽略近年来罗马发生的社会变革。元老院现在有600名元老，是以前的两倍。这些新元老大部分来自骑士阶级和意大利的新贵。这一措施大大地扩大了罗马的统治基础，使原先矛盾的制造者，变成了积极的参政者；使原先罗马政策的反对者，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在苏拉看来，军队是维持秩序的力量，而不应是混乱的根源。他使退伍的士兵获得土地，使初级的军官可以改业从政，有的甚至可以成为元老院的元老。文官晋升制度的确定使达到最高职务的人都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苏拉的方案显然是富有远见的，但也是共和制度所不能容忍的。萨鲁斯特认为，苏拉对共和国的灭亡还是有影响的。他说：

在路西乌斯·苏拉通过武力取得了国家的统治权，从而使一切事物在好的开端后面出现了不祥的结果之后，所有的人便开始动手劫掠起来。有人想弄到一所房屋，有人则想弄到土地；胜利者放肆之极又不知节制，他们凶残可耻地残害他们的同胞。在这一切之外，路西乌斯·苏拉为了赢得他带到亚细亚去的军队的忠诚，他竟然违反我们祖宗的惯例，允许他们过骄奢**逸的生活，放松了纪律对他们的约束。在温柔乡一般的、可以纵欲的国土上所过的无所事事的日子很快便使他的士兵们的好战精神萎靡下来了。正是在这个地方，罗马人民的一支军队第一次学会了谈情说爱和饮酒作乐；学会了欣赏雕像、绘画和刻有花纹人物的酒瓮，并从私人的家庭和公共场所盗窃这类东西，学会了劫掠神殿并亵渎无分圣俗的一切事物。因此，这些士兵在成为胜利者之后，不给被征服者留下任何东西。[6]

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随着他的去世，他的各项强制性政策也逐渐为后来的政治家所抛弃或废除。到公元前70年，他在罗马政坛的影响已基本消失。不过，他的独裁实践确实为罗马形形色色的政治家最后夺取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树立了榜样。

公元前70年，克拉苏斯和庞培当选为执政官。从传统上看，他们都是苏拉的得力爱将，但从现实上说，他们又是苏拉政策的叛逆者。他们上任后，立即废除了苏拉的各种法令，恢复了苏拉以前的共和制度。此后的共和国已经日益为其将军们所控制。其中著名的有庞培、克拉苏斯和恺撒。

庞培发迹于苏拉时代，后因反对苏拉政治体制而闻名罗马。公元前67年，罗马公民大会授予庞培为“海上独裁官”，任期三年，具体负责剿灭地中海海盗的任务，政府将拨给其所需的钱粮及五百艘船只，庞培拥有征兵与征集桨手的大权。庞培采用了分段清剿的方法，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消灭海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结果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地中海上的海盗。地中海交通畅通无阻，罗马的粮食供应随即解决。此后，庞培战胜了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米特里达梯战争。公元前64年，庞培又进兵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消灭了重要的希腊化王国——叙利亚。西塞罗说：原先因海盗横行危害航行，甚至危及城市和军用道路的大海，由于格奈乌斯·庞培的勇敢，从大西洋到最遥远的本都海岸，已经变成了一个安全、封闭的海港，处在罗马人民的控制之下；也由于庞培，那些人数众多能蜂拥席卷我们行省的民族，有些被消灭了，有些被击退。曾经是我们边界线的亚细亚，现在它自己就已经为三个新的行省所包围。[7]庞培为罗马和地中海的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公元前62年，庞培凯旋罗马。普鲁塔克说：他的凯旋式太引人注目了，以致于虽然用了两天的时间，但还是显得不够。他所征服的国家有：本都（Pontus）、亚美尼亚（Armenia）、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帕非拉格尼亚（Paphilagonia）、米底亚（Media）、高尔息斯（Colchis）、伊比里亚（Iberia）、阿尔巴尼亚（Albania）、叙利亚（Syria）、西里西亚（Cilicia）、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巴勒斯坦（Palestine）、犹太（Judaea）和阿拉比亚（Arabia）等。[8]庞培成了罗马城中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

克拉苏斯是一位精明的经营者，罗马城的大财主，他发财于苏拉时代。他在军事上最伟大的成就是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论战功，克拉苏斯远远不及庞培；按智力与口才，他更是远逊于恺撒。

恺撒出身名门，从小对政治很感兴趣。阿庇安认为：“他在口才和行动上强而有力，在任何方面敢作敢为，随便做什么事，信心百倍，为了追求荣誉，不惜钱财，耗尽他的家产。当他还是营造官和大法官的时候，他已经负了很多债务，群众非常喜欢他，因为群众总是歌颂那些浪费无度的人。”[9]据说，当他将要就任西班牙总督的时候，他所欠的债务就达2500万塞斯退斯。债主们怕他在西班牙出意外，都不希望他离开罗马。后来幸亏得到克拉苏斯的担保，债主才同意他到西班牙就任总督。不过，当恺撒从西班牙归来的时候，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大财主了。他放弃凯旋式，积极竞选下一年度的执政官职。

在竞选执政官期间，恺撒积极拉拢庞培和克拉苏斯，希望三人联合掌控罗马政局。公元前60年，他们三人结成秘密同盟，史称“前三头同盟”。对于“前三头同盟”，西塞罗非常反感，“诋毁它是君主专制”。不过，因为三人的势力实在强大，所以他也无可奈何。恺撒按约顺利当选为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

恺撒上任后，为了感谢克拉苏斯和庞培尤其是庞培的支持，推行了许多有利于庞培的法案。庞培对此非常满意，并极力促成恺撒在执政官任期满后，出任山南高卢（即内高卢）和伊利里亚总督，任期五年。这实际上也是给了恺撒在较长时间内独立行使权力的机会。

公元前58年，恺撒赴山南高卢任总督。应该说，任高卢总督一职是恺撒走向事业顶峰的转折点。在此期间，他以罗马占领下的高卢为据点，向当时并不属于罗马的地区进攻。三年间，恺撒不但占领了大部分高卢领土，而且还把罗马西北边界扩展到莱茵河岸。恺撒在高卢的成功，大大地增强了他在罗马的实力。元老院通过决议，决定在罗马举行为期15天的祭神庆祝。普鲁塔克认为，举行庆祝的时间之长是前所未有的。人民也因为恺撒的胜利而增加了对他的好感。甚至连反对三头的西塞罗也一改原态，为恺撒唱起了赞歌。他认为恺撒与其他的将领不同，恺撒是要：

把整个高卢置于我们的统治之下。他非常幸运地在战斗中粉碎了日耳曼人和赫尔维提亚人中最凶狠和最大的部落；他也威慑、镇压、征服了其他部落，教导他们服从罗马人民的统治。对于这些地区和种族，从前没有任何文献、言语、报道告诉过我们，而现在我们的将军、我们的士兵和罗马人民的军队正行进在这些地区与种族之中。

从前我们只占有高卢的一部分，一条小小的通道，而其他地方居住的部落，他们要么是我们统治的敌人，要么反抗我们的统治；对于这里的人，我们要么不为所知，要么仅知其野蛮、凶残与好战。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不想看到这些部落被摧毁、被征服。自从我们的帝国建立以来，没有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不把高卢视作是我们帝国的最大危险。但是，由于这些民族力量强大、人数众多，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与他们整个民族发生过冲突。我们总是在受到挑战时进行抵抗。而现在我们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们帝国的疆域和那些土地已经合二为一了。

西塞罗接着说：

承蒙上苍恩泽，使阿尔卑斯山不断隆起高屹成为（保卫）意大利的屏障。因为如果通往我们国家的通道对这些野蛮的高卢人畅通开放，那么这座城市绝不会成为（我们的）家，也绝不会被选为最高权力的所在地。现在让阿尔卑斯山沉入大地吧！因为在这些山峰和大洋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意大利畏惧。

但西塞罗也告诫罗马人，如果罗马现在变换统帅，放下这项还未最后完成的事业，那么高卢人的力量就会再次集聚，新的战争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因此，西塞罗认为：“让高卢继续留在他的监护之下”，让一位热诚为国献身的统帅继续完成即将成功的事业，保证高卢战争整个政策的连续性，这是罗马人的最佳选择。[10]

恺撒在处理完高卢的事务以后，来到山南高卢，使他的军队在不断地战斗后，有所休整。“他从这个地方送了巨额的金钱给罗马许多人，给那些任期一年的高级长官们和那些著名的总督们和将军们，他们轮流往那里去会见恺撒。到那里去的人这样多，所以在他的周围可以看到有120个侍从，有200个元老；有些人对他们所已经收受的款项表示谢意，另有一些人从这个地方为他们自己要求金钱或其他利益。因为他有很大的一支军队和许多的财富，他慷慨地施恩于每一个人，现在恺撒可以做一切事情了。”[11]公元前56年，恺撒、庞培、克拉苏斯以及200多名元老在埃特鲁里亚北部的路卡（Luca）城举行会议，具体商讨罗马未来数年主要官吏的任用。会议决定，恺撒在高卢总督任期满后，继续连任五年；庞培和克拉苏斯担任公元前55年的执政官，任期结束后，庞培出任西班牙总督五年，克拉苏斯出任叙利亚总督五年。不久，公民大会通过了在路卡会议上由三头达成的协议。三头实际上已经代替了罗马共和国，成了罗马政府的代名字。

公元前55年，庞培和克拉苏斯就任执政官。克拉苏斯在未结束任期的情况下离开罗马，来到叙利亚，力图通过发动对安息的战争来建立自己的战功。公元前53年，克拉苏斯率大军入侵安息，不幸被安息军所杀，“三头统治”随即解体。

路卡会议以后，恺撒继续在高卢扩大战果，将势力推进到山北高卢全境，并渡过莱茵河，深入日耳曼人居住区。此外，他还两度入侵不列颠，将罗马帝国的领土越过英吉利海峡扩大到不列颠，这是罗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壮举。普鲁塔克认为：出任高卢总督以及他在高卢的成就改变了恺撒在罗马政坛的地位，是恺撒开辟新事业的起点。恺撒在高卢作战共计不到十年，竟先后攻占城市800多个，征服国家300个；在历次战役中同他对垒交锋过的人就达300万人，在这300万人之中，有100万人被他杀死，另100万人被他俘虏。[12]恺撒在高卢的成功，打破了他和元老院及庞培之间的平衡关系，从而引起了庞培等的不安。

庞培在公元前55年执政官任期满后，并未离开罗马，而只派他的副将去经营西班牙。面对恺撒实力的不断增强，庞培与元老院的合作关系迅速建立。公元前49年1月1日，元老院作出决议，决定：恺撒在高卢总督任期满后（公元前49年3月1日）必须解散军队，如果不解散军队，他将被宣布为公敌。恺撒面临着非常痛苦的选择。

公元前49年1月10日，恺撒作出最后决定：亲率第十三军团渡过卢比孔河，进攻罗马。恺撒的这一举动一直是中外史学家争论的焦点。按恺撒的角度而言，这是出于无奈；按元老院的角度而言，这是对共和国的挑战，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庞培和元老贵族因毫无准备弃城而逃，恺撒占领罗马。以罗马的军队攻占罗马城，这在罗马历史上属于第二次。公元前49年冬，恺撒被宣布为独裁官。但他随即放弃这种非常权力，而当选为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此后，他便开赴东方与庞培作战。

公元前48年，庞培和恺撒在法萨卢斯（Pharsalus）发生激战。庞培当时有4.8万步兵和7000名骑兵，恺撒则只有2.2万步兵和1000名骑兵。但恺撒的军队是一支具有丰富战场经验的野战部队。这场战争最后以恺撒的胜利而告结束。马克思对公元前48年恺撒与庞培的战争有过深刻的评价，他写道：

他（庞培）刚要在对恺撒的斗争中显示自己的本领，便马上暴露出他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家伙。恺撒为了迷惑这个与他对抗的庸人，犯了一个极大的军事错误，并且故意使这些错误显得很离奇。任何一个平凡的罗马元帅，比如说，克拉苏斯，也能在伊庇鲁斯战争中把恺撒打败六次。但是对庞培，那就不能怎样打都行。[13]

其实，庞培的失败也是早已注定了的。自从庞培取得迪尔哈契乌姆（Dyrrhachium）一战的胜利以来，庞培军队便放松了警惕，认为自己已经是胜券在握。当时的西塞罗对此曾有过真实的记录，他说：

除庞培本人以外，他的士兵贪得无厌；他们的口气凶恶残暴。我很难想象在他们胜利之后不会暗藏恐怖。他们认为除了既定的目标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好的事情了……判刑公告已集体化了……林图鲁斯已在等待没收霍腾西乌斯的房产、恺撒的花园以及巴阿的别墅了。[14]

阿庇安也说：

庞培的军队在决战以前“不从理智思考”，“好象他们已经胜利了一样”，“他们好多人把桂树枝——胜利的标色——装饰他们的营帐，他们的奴隶替他们准备盛宴。他们有些人已经开始争夺恺撒的最高祭司职位了。”[15]

这样的军队显然是不能打仗的。所以庞培的失败也是必然的。法萨卢斯之后，庞培逃至埃及，为托勒密廷臣所杀。恺撒追踪庞培至埃及，废黜年幼的埃及国王托勒密，宣布托勒密的姊姊克里奥帕特拉为埃及女王。罗马对埃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不过，这一时期的恺撒并没有把埃及并入罗马的意图。公元前45年9月，恺撒在消灭了庞培派的残余势力以后，凯旋罗马。他为此举行了四个凯旋仪式。一个是庆祝他的高卢战争；一个是庆祝他对付法那西斯的本都战争；再一个是庆祝他的阿非利加战争；最后一个是庆祝他对埃及人的战争。据说，在凯旋时，抬着游行的金钱数量达60500（银）他连特，金冠2822个，重20414磅。至此，长达四年之久的罗马内战正式结束，恺撒成了罗马政坛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此后，他从罗马元老院那里得到了许多重要的头衔，集独裁官、执政官、保民官、监察官、大祭司长以及大元帅、祖国之父等各种高级官职与荣誉称号于一身，实行**裸的独裁统治。恺撒几乎成了共和国的代名词。

恺撒独裁期间，在罗马共和政制的架构下，对元老院和国家管理机构进行了新的调整。他改革元老院，将元老人数增至900人，增加的元老院成员不仅有恺撒的军官、被释奴隶，更有曾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在恺撒看来，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信，是其政策的支持者和执行者。与此同时，他又扩大其他官职的人数：财务官的数目由20人增至40人；营造官由4人增至6人；行政长官从8人增至16人。他规定，除执政官以外，其他官职的人选一半由他本人来推荐，一半由人民选举决定。

恺撒政权的基础是军队。为了安置战后的老兵，他实行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使8万多退伍老兵和贫苦公民在各行省安家落户，并且用法律条文保证老兵的特权。为了使老兵们安心耕种土地，他宣称：“我把土地给你们所有的人，但不是像苏拉那样，从私人地主手里夺取土地，并且使被夺取者和夺取者混在一起，从而使他们始终处于相互敌视的状态。我分配给你们的是公有的和我自己的土地，而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将购买土地分给你们。”这显然是恺撒为解决老兵这一棘手问题而采取的重要政策，它对于行省土地的开垦和行省的罗马化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此外，恺撒还颁布新法律，严惩贪污勒索的行省总督；严格规定行省总督的任职年限，执政官级总督为2年，行政长官级总督为1年；严厉规范行省总督的权限，剥夺行省总督的军权。行省的军队一般由恺撒的副将掌管。同时，对于行省的税收制度也进行适当的调整，规定由国家征收直接税。只有间接税仍然采用包税制，交给骑士处理。这一措施对于行省居民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阻止了骑士对行省的无限制搜刮。同时他还把公民权扩大到一些行省。

恺撒的政策是在罗马政坛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实施的，贵族们对此极为反感。他们加紧准备暗杀恺撒。公元前45年3月15日，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为首的共和派集团利用恺撒到元老院议事厅议事的机会刺杀了恺撒。恺撒被暗杀表明，他还是没有找到一套解决共和国危机的方法。不过，他在行省实施的政策顺应大势，赢得了行省居民的热烈拥护。

恺撒的死打乱了他在罗马刚刚建立起来的秩序，罗马再次陷入混乱状态。恺撒的亲信安敦尼、骑兵长官雷必达和恺撒的养子屋大维逐渐在混乱中结成联盟。公元前43年10月安敦尼、雷必达和屋大维三人在意大利北部波诺尼亚城附近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符合三方利益的协议。协议规定：屋大维辞去执政官的职务；通过新的法律建立一个新的行政长官职位，由三头共同担任，它具有执政官的权力，任期五年。设立这个职位的目的是平定内部的纠纷。三头实行分治原则：安敦尼统治高卢，屋大维控制阿非利加、撒丁尼亚和西西里，雷必达治理西班牙，意大利由他们三人共同治理。安敦尼和屋大维具体负责对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征讨。这次会议基本上确定了后三头统治罗马的格局。同年11月，公民大会通过法律，正式任命屋大维、雷必达和安敦尼为“建设共和国的三头”，授予他们处理国家事务大权五年。后三头与前三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的权力来自公民大会。三头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政敌实行“公敌宣告”。“他们把那些因为有势力而为他们所猜忌的人列在名单之内；把他们自己的私仇也列入；在当时和以后，他们又互相交换自己的亲戚朋友，处以死刑。他们随时在名单上增加名额，有时是因为仇敌的关系；有时只是因为一种私人嫌怨，或者因为受害者是他们的敌人的朋友，或者是他们的朋友的敌人，或者因为他们有财富。当时三巨头需要大量金钱来进行战争，因为亚细亚的税收已经交给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又译喀西约），而他们俩人还在那里征集款项，各国国王和总督们仍向他们俩人交纳。所以三巨头缺少金钱，因为欧罗巴，特别是意大利，由于战争和各种勒索，已经枯竭了；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对于平民，最后甚至对于妇女们，都征收很重的捐税，他们打算对于买卖和租佃也征税。现在也有一些人因为有华丽的别墅或城市住宅而被宣布为公敌了。被宣布处死和没收财产的元老们约300人，被处死的骑士约2000人。”[16]通过马略和苏拉间的公敌屠杀以及后三头的公敌宣告，罗马的原始贵族家庭开始迅速衰落。

公元前42年，安敦尼和屋大维出兵巴尔干与共和派作战，双方在马其顿的腓力比附近发生激战，最后共和派被打败，共和派首领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双双自杀。腓力比战役实际上也就消灭了罗马共和国最后的军事力量。此后的共和军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与三头竞争了。

腓力比战役结束后，三头又进行了新的势力范围的分配。安敦尼分得东方和高卢；雷必达最初什么也没有得到，原因是他帮助庞培的小儿子塞克斯都·庞培，后来得到了阿非利加；屋大维得到了西班牙、意大利等。此后，安敦尼前往小亚细亚等地，行使罗马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后又随克里奥帕特拉到达埃及。屋大维返回罗马，用没收意大利17个城市土地的方法来安置三头的退伍老兵。这一方法在意大利引起了严重的混乱，遭到了意大利土著居民的强烈反对。

公元前40年夏，安敦尼返回意大利，三头又在布隆图辛达成一份新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早先的领土分配又有了新的调整：安敦尼治理东方行省，负责对帕提亚的战争；增加高卢为屋大维的属地；雷必达只统治阿非利加；意大利仍由三人共同管理。三头由共治帝国发展为三头各自分治，各自管辖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保证三头之间业已形成的关系，屋大维还把他自己的妹妹屋大维娅嫁给安敦尼。安敦尼在达成这一协议后，继续经营其在东方的事务，这实际上为屋大维在意大利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创造了条件。屋大维开动宣传机器大力宣传他在促成西方和平、安全和繁荣等方面中所做出的贡献，贬低安敦尼在东方取得的成绩，凸显安敦尼的困难。屋大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大，优势越来越明显。

公元前37年，前一年本应正式终止的三头同盟的权力又延长了5年。屋大维在得到安敦尼提供的120艘船只的支持后，迅速打败了共和派的残余。公元前36年，屋大维又剥夺了雷必达的军权，让他以一个大祭司长的空头官衔在阿非利加度过余生。“三头”实际上只留下了“两头”。

安敦尼回到东方以后，以埃及为据点，过着较为平和的生活。公元前37年，他与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结婚。这在罗马人眼里是无法接受的。屋大维乘机大造舆论，大肆攻击安敦尼。此后，屋大维又利用维斯太贞女向公众公布了安敦尼的遗嘱。遗嘱将安敦尼统治下的领土赠给克里奥帕特拉和他的子女，宣称克里奥帕特拉为“万王之王”，声称其死后要安葬在亚历山大里亚。这是罗马人所不能容忍的。安敦尼遗嘱的宣读实际上也就宣告了安敦尼政治生涯的结束。此后不久，屋大维操纵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迅速通过决议，宣布安敦尼为公敌，罗马正式向埃及宣战。开战前，意大利和西部行省的团体纷纷向屋大维宣誓效忠。公元前31年9月，屋大维率领军队与安敦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会战于阿克辛海角，克里奥帕特拉和安敦尼军队大败。这场战争宣告了罗马双雄政治的结束。屋大维由此掌握了罗马帝国的权力，而安敦尼则一蹶不振。公元前30年，屋大维率军侵入埃及，安敦尼和克里奥帕特拉双双自杀。埃及被并入罗马版图，并规定由屋大维亲自治理，别人不能染指。

屋大维的胜利具有双重意义：第一，结束了罗马长达百年的内战；第二，宣告了罗马共和国的最后灭亡。屋大维是新世纪罗马和平的创造者，但同时也是罗马共和体制的最后埋葬者。虽然屋大维接受恺撒的教训，没有直接实现独裁统治，甚至还假惺惺地声称把共和国交还给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但实际上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屋大维手中，他既是终身保民官，又是大元帅；既是元首，又是奥古斯都。他几乎集军事、行政、司法、财政和宗教大权于一身。正因为如此，所以狄奥·卡西乌斯说：严格说来，从屋大维时期起，罗马已经进入了君主时代。著名罗马史专家琼斯也认为：

很难断定，他自己这个罗马世界的真正主人对这个复活了的共和国应有什么样的关系。他的让位，就这词的任何真实的意义来说，只会是使一切事务都投回混乱之中。为了和平和秩序的利益，他至少得保留他的权威的重要部分；这个目的事实上是达到了，在史无前例的方式下，皇帝的统治建立了起来。任何恢复国王称号的事是办不到的，而且屋大维本人也明白表示拒绝独裁。人们也没有为他设立过什么新的官职或创造过什么新的官衔。但他被元老院和人民按照旧宪法的形式授予某些权力，像在他以前的很多公民那样，并使他列入共和国的那些合法任命的行政长官的地位；只是为了显示他作为首席执行官的显赫尊严，元老院下令他应把‘奥古斯都’加在他的名字里，同时在一般交谈中他此后称作普林切普斯‘首席公民’，这是一个简单的礼节上的尊称，是共和国的习惯用语，除表达公认在公民同胞中首要和优越的地位外并无其他意思。

西塞罗在他的《论共和国》中草拟的自由共和国立宪总统的理想显然是实现了；但这仅仅是表面文章。因为事实上授予屋大维的特权把他所辞掉的专制职权的实质还给了他；在恢复了的共和国和新的普林切普斯之间的权力平衡上，后者是占压倒优势的。[17]

屋大维普林切普斯制的建立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罗马共和制的最后消亡。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是罗马共和制造就了罗马的地域帝国，但随着罗马外部敌人的消失，罗马内部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内战本身就是内部矛盾的产物，同时也是调整统治者内部利益的一种手段。罗马地域帝国的迅速形成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的统治形式来对之进行治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以及罗马意大利同盟者的反抗斗争本身表明，在当时罗马统治者还没有找到解决奴隶和同盟者问题的方法。这些反抗斗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结束，但他们的行动确实对罗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促使罗马统治者迅速调整以前的统治政策。帝国早期同盟者的罗马化以及大规模奴隶起义的消失显然就是罗马调整政策以后所出现的重要成果。公民兵制是罗马共和国迅速崛起的基础，但面对已经扩大了的罗马疆域，公民兵制显然有些落伍，罗马募兵制的出现部分地解决了兵源的不足，但恰恰又为共和制制造了新的矛盾，使军队与将军的关系远胜于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将军与军队的结合彻底改变了罗马共和制的传统，从而为罗马共和制的消亡和元首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1] 普鲁塔克：《苏拉传》，9。

[2] 阿庇安：《内战史》，1，59。见《罗马史》，下卷，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 维莱利乌斯·彼特库洛斯：《罗马史》，2，22。

[4] 阿庇安：《内战史》，1，98。

[5] 阿庇安：《内战史》，1，100。见《罗马史》，下卷，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6] 萨鲁斯特：《喀提林阴谋》，101～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 西塞罗：《关于给执政官指派任职行省的演说》，12。

[8] 普鲁塔克：《庞培传》，45。

[9] 阿庇安：《内战史》，1。见《罗马史》，下卷，104页。

[10] 西塞罗：《关于给执政官指派任职行省的演说》，13～14。杜兰把西塞罗的话做了自己的加工，变成了以下气势蓬勃的语言，即：“我认为抵御高卢入侵和日耳曼的部落的野蛮，不是阿尔卑斯山的屏障，也不是莱茵河的川流，而是恺撒的双臂和将才。纵有一天海枯石烂，我们所恃以能巩固意大利的，不是天然的防御工事，而是恺撒的胜利与功绩之启示。”杜兰：《恺撒与基督》，13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11] 阿庇安：《内战史》，2，17。见《罗马史》，下卷，116页。

[12] 普鲁塔克：《恺撒传》。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4] 西塞罗：《书信集》，7，3；西塞罗：《致阿提库斯》，11，6。

[15] 阿庇安：《内战史》，2，69。见《罗马史》，下卷，159页。

[16] 阿庇安：《内战史》，4，5。见阿庇安：《罗马史》，下卷，319页。

[17] 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513～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