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罗马的法律，一切的人分为自由人和奴隶。自由人的最大特点是自由。那么，何为自由？罗马法对此有非常明确的界定。查士丁尼《法律总论》中这样说道：自由就是指每个人“除了受到物质力量或法律阻碍外，可以任意作为的自然能力。”[1]而奴隶制的根据则来自万民法。根据万民法，人可以分为三种：自由人，与之相对的奴隶以及不再是奴隶的被释放的自由人。对于奴隶制后人有过非常不同的解释。帕特森认为：它“是一种被制度化的社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劳动权及维系亲属关系的权利均可以被转让。”[2]很显然，这个定义不够准确，因为奴隶失去的权利比帕特森指出的劳动权及维系亲属关系的权利要多得多。著名古典学家芬尼认为：奴隶主对奴隶拥有的权利远非一种。在奴隶制度统治之下，奴隶不仅“完全丧失了对自身劳动的控制”，而且完全丧失了对人身与人格的控制。奴隶制度的特点在于，不是劳动或劳动力，而是劳动者本身，已成为商品。奴隶身份一旦形成，不仅难以改变，而且世代承传。[3]马克思也说：“正如牛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给农夫，所以奴隶也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给奴隶主。奴隶连带自己的劳动一次就完全卖给他的主人。他是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中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上的商品。他本人是一件商品，但是他的劳动却不是他的商品。”[4]这就是说，奴隶对自我的全部控制权被永久地转让给了奴隶主。这或许更适合于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

拉丁文奴隶（Servi）一词由来已久，其意思是：将领们命令出卖俘虏，从而使其得以保存（Servare）生命，不遭杀掉。奴隶的另一个拉丁词Mancipia，则由Manus（手）和Capere（取、抓）两词组成，其意为用手抓来的。由此可见，奴隶最初来自于战俘。

罗马的奴隶制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家内奴隶制阶段。在罗马，奴隶制出现很早，无论是王政时代，还是共和国的早期，都已有了奴隶和被释奴隶。不过，在当时，奴隶的数量还较少，而且只用在家里，主要从事罗马的家内劳动。他们与主人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二个阶段是生产奴隶制阶段，也就是把奴隶大量用于生产上的阶段。自从大征服结束以后，罗马开始把大量的战俘用于生产部门，尤其是农业和矿业部门，奴隶数量大大增加。据德国学者贝劳赫估计，公元前1世纪，意大利的人口数为600万人，其中奴隶占200万人。安德森认为，意大利的自由民为450万人，奴隶为300万人。奴隶制日益成为罗马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生产领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奴隶人数的增加以及罗马奴隶在社会生产领域作用的增大，并没有使罗马奴隶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变。罗马法明确指出：“奴隶处于主人的权力之下……主人对于奴隶具有生杀之权，奴隶所获取的东西，都为主人所有。”[5]瓦罗把奴隶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与家畜这种“会发声的工具（instrumentum semi-vocale）”处于同等地位，他们都是可以买卖的动产（instrumentum mutum）。从法律上讲，奴隶既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建立家庭的权利；既没有财产权，也没有生产资料的占有权，相反，奴隶恰恰成了别人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自始至终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至公元前2世纪以后，这种矛盾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矛盾的结果是奴隶起义的不断出现。公元前196年埃特鲁里亚的乡间奴隶发动起义。罗马史学家李维在描述这次事件时说：“此次事件，许多人被杀戮，或被抓；那些暴动的煽动者则被鞭笞和钉死在十字架上，其余的被送给原来的主人。”[6]公元前185年，一个类似的起义发生在阿普里亚，有7000名奴隶被抓。到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在西西里岛终于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奴隶起义。

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的西南部，一直是古代世界著名的粮仓。公元前264—前241年，西西里成了罗马人与迦太基人争夺的主要对象。争夺的结果是迦太基失败，西西里变成了罗马在海外的第一个行省。罗马人开始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奴隶制庄园发展迅速。奴隶们在庄园里艰辛地为主人创造财富。然而，主人们为了增加收入，节省支出，甚至常常不给奴隶以最起码的衣食，奴隶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此，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在其著作《历史集成》中有过详细的论述，他说：“迦太基衰落后经过40年，西西里人普遍富裕了，随即爆发了奴隶战争。战争的起因是这样的：西西里人的财产大大增加了，积聚了大量的金钱以后便买回了许多奴隶。奴隶从被关押的地方带回来，身上立即被烙上特别的标记。年轻的用来赶牲口，其他的也各司其事。奴隶的劳动非常艰苦，吃穿却几乎没人管。大多数奴隶靠抢劫为生。杀人越货的事到处发生，因为各地都有成群的盗匪在游**。地方长官想加以制止，可是奴隶匪帮的主人势力太大，他们惩治不了，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盗匪横行。大多数奴隶主是罗马骑士，地方官员得罪不起，因为受到控告的官员要由骑士们来审判。由于奴隶们的生活条件太恶劣，而且经常被任意拷打，他们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一有机会便聚在一起谈论造反，结果他们终于造反了。”[7]

西西里的第一次奴隶起义发生于公元前137年，起义的导火线是恩那城一位名叫达莫菲拉斯的奴隶主对奴隶的残暴统治。据狄奥多鲁斯记载：“达莫菲拉斯是个没有受过教育，毫无教养的人，拥有大量财富而又毫无责任心。他从傲慢走向作恶，最后给自己带来毁灭，也给国家带来灾难。他买回大批奴隶而且对奴隶凶暴残忍，用烙铁在他们身上烙下标记。这些人在他们自己国家里原本是自由民，当了俘虏才成为奴隶。他给一些奴隶戴上脚镣，像圈牲口一样将他们关起来，另一些奴隶被派去放牧，却不给他们可以充饥的食物和能够御寒的衣服。他每天没事儿也要找碴儿，弄几个奴隶来虐待一番——他的本性就是如此残酷无情。他的妻子梅加利斯穷凶极恶地以酷刑折磨婢女和手下的奴隶，以此为乐。”[8]公元前137年，有一些奴隶从达莫菲拉斯的农场来到他家，要求他发给一些必需的衣服。这位奴隶主不但没有答应，而且还当众鞭打他们，从而引起了奴隶们的强烈不满。此年夏天，达莫菲拉斯农场的奴隶首先举起反抗奴隶主的大旗。起义军以叙利亚籍的奴隶优努斯为领袖，他们很快占领恩那城，杀死大奴隶主达莫菲拉斯。优努斯起义很快得到了西西里其他奴隶的积极响应。不久，在西西里西南部的阿格立根特地方也出现了由西里西亚籍奴隶克勒翁领导的起义。后来，这两支力量合并，起义军实力大增，人数一度达到20万人，这是有史以来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不但规模大，而且组织水平极高。他们在整合各支力量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领导机构。优努斯被推举为国王，克勒翁为副手和统帅。在国王之下有一套比较完备的政府机构，设有人民会议、人民法庭和由若干名“智者”组成的议事会，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起义军在打击主要目标、争取中间力量、保护奴隶利益等方面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他们保护自由农民的利益。狄奥多鲁斯说：“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起义的奴隶非常有理智地关注未来。他们没有把小庄园烧掉，没有破坏其中的财产以及储藏的果品，也没有侵扰那些继续从事农作的人。”[9]起义军在西西里坚持3年以后，罗马政府开始意识到西西里起义对罗马国家的危害，于是便派重兵对起义军进行残酷镇压，从而使这次起义的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已经从奴隶对奴隶主的个别事件，逐渐发展成为奴隶与罗马国家的冲突。在罗马军团的强大进攻面前，克勒翁阵亡，优努斯被俘，起义最后失败。

在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被镇压以后，罗马还出现了数次小规模的奴隶起义。据狄奥多鲁斯记载，努凯里亚城附近有几十名奴隶准备暴动被镇压；在卡普亚有200名奴隶发动起义。此外，还出现了罗马骑士维提乌斯的武装暴动，他宣布自己为国王，纠合了三千多名奴隶和朋友起事。[10]大约在公元前104年，西西里岛又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奴隶起义，历史上称作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这次起义的起因是西西里总督涅尔瓦停止释奴事件。

公元前2世纪末叶，罗马人遭受了条顿人和森布里亚人的大举入侵。罗马兵力严重匮乏。为了解决罗马兵源上的严重不足，元老院准许马略向同盟国招募军队。“于是，马略便送信给比提尼亚的国王尼科美达斯，请求他的援助。国王回答说，比提尼亚的大多数人已被税收人支配，他们现在正分散在罗马各行省充当奴隶。元老院随即颁布一项法令，同盟国的公民不应在罗马行省充当奴隶，行政长官应当释放他们。”[11]西西里总督涅尔瓦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对奴隶进行审查，结果，不到几天的时间，总督就释放了800多名奴隶。奴隶的无价释放，马上引起了奴隶主的恐慌。因为这一行动直接影响了奴隶主的利益。“富人们匆忙聚会，恳求行政长官停止这一活动。”在富人们的压力下，涅尔瓦停止了奴隶的释放工作。而这也成了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的导火线。

首先发动起义的是西西里岛西部赫拉克里亚城附近的80名奴隶。起义发生不久，他们就推举其领导者萨维乌斯为王，取名特里丰（是叙利亚国王常用的名字），以特里奥卡拉为中心。此后，在西西里西部利利贝城附近又有10000人的起义队伍，在奴隶阿铁尼奥的领导下与萨维乌斯会合。起义军声势大增，并屡次击败涅尔瓦的军队。

公元前103年，罗马元老院不顾北方日耳曼人入侵的威胁，把一支新征募的17000人的部队投入西西里战场，由行政长官鲁古路斯率领前往镇压。次年 ，又改派另一行政长官塞尔维乌斯统率这支军队。但两个行政长官最后都因军事失败被召回罗马，并被判处流放。此后起义者又将年轻力壮的奴隶编入起义部队，四处袭击罗马的军政机构、仓库和驿站。其他起义者则夺取奴隶主的大农庄，把它变成起义者的财产，为起义军提供马匹、粮食及其他军需物资。起义烽火燃烧到西西里大部分地区。

但是这次起义毕竟是局部起义，所及地区也主要是乡村，其发展空间受到明显限制。后来特里丰萨维乌斯病逝，阿铁尼奥继为领袖。这时的起义军在规模上虽有所发展，人数也有所增多，但客观形势对他们非常不利。因为在这时罗马已结束了与条顿人和森布里亚人之间的战争，它能够把全国的兵力集中起来，与起义军作战。公元前101年，阿铁尼奥战死，起义被镇压。此后，罗马在西西里岛上建立了更加严厉的统治，西西里的奴隶地位更趋恶化，后虽爆发了第三次奴隶起义，但很快就被镇压。

第二次西西里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在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区意大利又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斯巴达克起义。这或许是罗马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由于斯巴达克起义是一次发生在意大利本土也就是罗马核心地区的奴隶起义，所以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历次奴隶起义。据阿庇安记载：斯巴达克（Spartacus）是色雷斯人，“他从前曾和罗马人作过战，沦为俘虏而被出卖为角斗士。斯巴达克劝说了自己的同伴将近七十个人，为自由而去冒险，他指出，这总比在剧场里冒着生命的危险好。他们在袭击卫士以后，便获得自由逃出了城市。”[12]此事发生在公元前73年，他们最后来到了卡普亚角斗学校附近的维苏威山。在这里，起义者推举斯巴达克为首领，克里克苏斯（Crixus）和恩诺马乌斯（Oenomaus）为副将。起义军以维苏威山为据点，不断打击当地的奴隶主势力，从而使自己的力量迅速扩大到1万余人。

对于斯巴达克起义，元老院最初并不重视。阿庇安说：“起初，罗马人对于这场战争竟一笑置之，并且蔑视这个与角斗士作战的战争。”[13]认为这只是一种劫掠性的暴动，所以只派了克劳狄率领一些非正规军队前去镇压，结果政府军被起义军打败。克劳狄失败后，元老院又派瓦莱利乌斯率两个军团前往镇压，但还是未能如愿。瓦莱利乌斯不仅丢了自己的战马，而且本人也差一点成了起义军的俘虏。

公元前72年秋，元老院开始意识到起义军的威力，于是派两名执政官前往镇压。此时，起义军内部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一部分主张向北挺进，翻越阿尔卑斯山，返回自己的家乡。而另一部分则主张留守意大利，与罗马军周旋。在双方意见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克里克苏斯带领一部分军队离开起义军主力，不久被罗马军击溃。起义军内部的分裂大大地削弱了起义军自身的力量。克里克苏斯分离出去后，其余的起义军由斯巴达克继续指挥，他们绕道罗马，迅速向北挺进。斯巴达克不但粉碎了罗马两位执政官的围追堵截，而且也击溃了山南高卢总督所率大军的阻拦，成功地来到阿尔卑斯山脚下。起义人数达到12万之众。

起义人数的快速增加，与奴隶们的地位有关。对于罗马奴隶的状况，汤普逊有过很好的评述。他说：“罗马大田庄上的奴隶的命运是苦恼的。他们不在田野劳动的时候，被关闭在奴隶大营里；他们的工作时间是长久的；他们被监工的皮鞭赶去做工。因此，他们中间死亡率很高，但是奴隶市场继续由罗马的战争所获得的俘虏来补充着。下面一句话几乎成为早期罗马农业经济上的格言：与其厚待奴隶，宁可使奴隶劳碌到死，另买一个新奴隶，较为合算。庄稼的价值比人还大。”[14]痛苦的命运，绝望的前景，迫使奴隶们纷纷加入起义军，从而使起义队伍猛增。

起义军到达阿尔卑斯山脚下以后，眼看回家的计划就要变成现实，但斯巴达克却突然改变初衷，放弃北进而转入向南发展。史学界对于斯巴达克的南下有种种推测，其中主要的原因有四：其一，阿尔卑斯山山高路险，雪窖冰天，十二万大军通过，存在重重困难，况且起义军在意大利北部又得不到当地农民的支持，只好南下，另找出境之路。其二，随着起义军北征的胜利，战士们战胜罗马的信心大增。到了阿尔卑斯山后，战士们认为自己的力量足以推翻罗马。因此强烈要求斯巴达克改变原定计划，率领他们直捣罗马，斯巴达克此时或已丧失对部下的控制，或为顾全大局，防止起义军再次分裂，因此顺从众意，挥师南下。其三，起义军出自阶级的感情，不忍心丢下仍然呻吟在皮鞭下的奴隶兄弟而离去，为了解救苦难的兄弟，他们掉转矛头向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奴隶主进攻。其四，当他们感到自己难以达到目的时，自然想出境寻找自由，而一旦他们感到自己有能力在意大利赢得自由的时候，他们就希望在意大利寻求自由。[15]我基本上同意第一种观点。起义军南下的原因主要还是阿尔卑斯山的阻挡。这可以从起义军以后的进军路线中看得很清楚。应该说，斯巴达克对于罗马的实力十分了解，所以把起义军带出意大利是他的主要目标。

执政官作战的失利以及斯巴达克的迅速南下迫使元老院马上作出决断，选定克拉苏斯为军事统帅全权负责对起义军的作战事务。“在他（指克拉苏斯）的声望和友谊吸引之下，许多贵族都投到他的麾下效力。于是克拉苏斯在匹塞浓的边境上严阵以待，意图遏止急速赶往该地的斯巴达克的进攻；他又派出副将蒙米乌斯，率领两个军团沿着迂回的路线尾随敌人，命令他们不要与敌人交战，即使小规模的散兵战也不许进行。但蒙米乌斯一遇到看似有利的时机就挑起战斗，结果吃了败仗，许多士兵被杀，另一些则丢掉武器逃命。”[16]克拉苏斯对临阵脱逃的士兵实行什一抽杀律，以加强罗马的军纪，提高罗马军队的战斗力。此后，斯巴达克曾力图从西西里和布隆图辛港突围，但因为西西里海盗的欺骗和鲁古路斯东方军团的到达，从而使他的两个计划都无法实现。公元前71年，斯巴达克选择与罗马的克拉苏斯军作战，双方在阿普里亚激战一天，最后终因力量悬殊而被克拉苏斯打败。斯巴达克起义失败。

从西西里和意大利奴隶的大规模起义中，我们能够看到：起义一般是奴隶与私人奴隶主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但随着时态的不断发展，慢慢地成为国家关注的要务。国家干预的方式是派遣军队镇压。起义的领袖一般都是刚刚从自由民变成奴隶的人，他们对于自由的向往十分迫切。行省和意大利出现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这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遇到的，虽然皆遭镇压，但对于罗马来说损失也是很大的，因为大量奴隶的被杀，本身就使罗马奴隶主失去了许多劳动的人手，从而给罗马的奴隶制经济以较大的打击。同时，这些起义又严重地动摇了罗马国家的统治，使罗马政治家深深感到：共和国这种政体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需要用新的形式来代替它。

[1] 查士丁尼：《法律总论》，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 Patterson，O.“The Study of Slavery”，Annual Review of Socialogy（3），1977，p.431.

[3] M．I．Finley，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Princeton，NJ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1998，p.74-75.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467～4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 查士丁尼：《法学总论》，1，8，1。

[6] 李维：《罗马史》，35。

[7] 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34，2。

[8] 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36，2。

[9] 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35～36。

[10] 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36。

[11] 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36。

[12] 阿庇安：《内战史》，1，116，见《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4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3] 阿庇安：《内战史》，1，见《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4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4] 汤普逊：《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上册，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5] 《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1分册，519～52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16]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克拉苏斯传》，10。见《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58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