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是罗马成功对外征服的真正执行者。罗马崛起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军事发展史。公民集体的高度军事化是早期罗马的显著特点；追求勇敢则更是罗马公民奋斗的目标。因此，在拉丁语中，“勇武”和“美德”是同一个词，即“Virtus”。勇武是美德的基础，美德依靠勇武来彰显力量。在罗马人看来，一个理想的罗马公民应该是一个勇敢强健的人（Vir fortis et strenuus）。他们“一生下来就被抱到河边，泡进冰冷的水里接受锻炼；男孩子日夜打猎，把森林搅得精疲力竭，他们以弓马为游戏；到了青年时，他们吃苦耐劳：或用锄头征服大地，或在战火中攻陷城市”。[1]他们的职责不是更精美地铸造能呼吸的铜像；不是用大理石雕出宛若真人的头像；也不是法庭上的辩护师和用尺子画出群星和星座的天文地理学家，而是统治世界万族，确立和平的秩序。他们的原则是：“对高傲者严惩不贷，对卑微者宽恕有加。”[2]

军团是罗马对外作战的主要单位，也是罗马崛起的重要法宝。在罗马军团出现以前，地中海地区最先进的军事组织是马其顿方阵。依靠马其顿方阵，亚历山大灭亡了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以后，地中海东部各大国也都靠方阵维持秩序。但随着罗马军团的完善与发展，方阵在地中海地区的争霸战中逐渐失去优势，最后被罗马军团彻底替代。军团与方阵相比，具有下述优势：第一，军团按照年龄和经验状况，排成几线。作战时，根据情况依次投入战斗；军团能持续保持战斗部队体力的最佳状况。而方阵的最大长处在于巨大的冲击力，战斗的胜负取决于一次性进攻，在训练缺乏的波斯军队面前，方阵有明显的优势。第二，军团有很好的两翼保护体系和多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统帅的指挥才能可以在军团作战中得到充分的发挥。而方阵则只有固定的单一进攻方向，左右翼和后方都缺乏保护力量。第三，军团按严格的军事要求扎营。营地有栅栏和壕沟护卫，夜间有专门人员值勤、巡视。安扎营地的主要目的是行动方便。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人在这方面“与希腊人通常的做法完全不同。当希腊人安扎营地时，首先考虑的是利用地形的天然优势来确保安全。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厌恶挖沟筑营的劳苦；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认为人工建造的防护不如天然地理条件所提供的防护。因此，涉及营地整体的规划时，他们不得不为迁就地形而将营地建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并常常将部队的各个部分移至极不合适的地点。结果，每个人都不清楚自己以及自己部队在营地中所处的位置。相反，罗马人却宁愿不辞辛劳地挖沟筑壕，并修建其他的防御工事，为的就是提供方便，保持一种人人熟悉的单一营地规划。”[3]

罗马的公民不是先天的士兵，但罗马的文化却使罗马的公民终身成为战士。按照规定，每一位年龄在17岁到46岁的罗马公民，只要财产不低于11000阿斯，都必须服役。骑兵须服役10年，步兵须16年。若遇到紧急状况，步兵须延长至20年。从军是从政的基础与前提。“所有人只有在服役10年以后才能任官职。”[4]鼓励作战勇敢是罗马文化的核心。从杀伤一个敌人到第一个攻上敌人的城墙，从砍杀一个敌人到成功救助一个同胞，罗马都会给予一定的奖励。当然，国家对罗马将领的最高奖赏是举行凯旋。这也是每一位罗马公民追求的最高荣誉。按照罗马法律，在一次战役中杀死多于5000名敌人的将领，在返城后，就可获得举行一次盛大的“凯旋式”。据测算：在公元前252—前53年的200年间，罗马人共举行了70多次凯旋式。平均每两年多就有一次凯旋仪式。举行凯旋仪式看上去是一种外表现象，但实际上有深刻的内涵。它展示的是一种精神，传递的是一种价值观。把荣誉归于将帅、把战利品献于国库、把赏赐颁给士兵是凯旋仪式的重要内容。凯旋使罗马国威大振，使罗马民心齐顺。罗马民众在凯旋中接受教育、在凯旋中传承民族精神、接受民族价值观的洗礼。罗马把凯旋仪式中的宣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公元前253—前53年罗马凯旋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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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罗马公民，不但爱国团结，严守军纪，而且士气高扬，斗志旺盛。他们以英勇杀敌为荣，以临阵脱逃为耻；他们是支撑罗马崛起的主力军，是罗马帝国的真正创立者。罗马的迅速崛起显然与罗马的这种军事文化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1] 维吉尔：《埃涅阿斯》，9，603。

[2] 维吉尔：《埃涅阿斯》，6，851～853。

[3] 波利比乌斯：《历史》，6，6，42。

[4] 波利比乌斯：《历史》，6，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