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记》大约完成于公元前45年蒙达之役之后。当时遍及帝国全境的战争虽已结束，但大规模的重建工作才刚刚开始，罗马人对行省的统治秩序也没有彻底恢复，国家的一切事务都亟须恺撒去处理。因此，摆在恺撒面前的任务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有所减轻，相反因为头绪驳杂而变得更加繁重。他得经常参与元老院的有关会议，亲自制定和实施有关决议，恢复因战乱而终止的各种事务；同时，他还得经常召开公民大会，组织城市平民的各种娱乐活动。然而繁忙的国务活动并没有使他放弃或忽略《内战记》的写作，相反他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这显然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尽管恺撒在《内战记》里没有说出来，但人们还是能从它的字里行间看得很清楚。下面我就详细地分析一下《内战记》的写作目的。
（一）推卸自己发动内战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庞培和恺撒间那场空前的内战给罗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使无数战士死于疆场，使无数家庭惨遭不幸。监察官在公元前45年进行的公民调查表明：罗马因这次战争几乎损失了一半公民。光罗马城就由战前的32万人减少到15万人，足足损失了17万人之多。[1]由此可见战争的残酷程度。由于大量的青壮年从军作战，使原先由他们耕种的土地因缺乏劳力而荒芜。有钱的奴隶主乘机兼并土地，把战士的家属逐出家园。此外，战争又使正常的商业活动被迫停顿，商船被征用，物品遭抢劫。那些从事这类工作的公民因失去就业机会而纷纷流落街头。在内战中受害最深的还要数行省地区。交战双方为了获取更多的东西为军队服务，都纷纷向行省居民敲诈勒索，搜刮钱财。庞培委派的西庇阿对帕加马行省的搜刮就是最好的例证。据记载：他们不但用最残酷的手段勒索全省居民的钱财，以满足他们自己的贪欲。捐税加到了每个奴隶和儿童的头上，屋柱、门户、粮食、士兵、武器、划手、弩机和运输船都成了他们索取的对象。敛钱成了他们的最大目的。“不但在城市，就是在村庄和堡垒，都有手持军令的催税人。”[2]两年的内战以及与此同时将领们对行省的搜刮，不但给行省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幸，而且也严重地破坏了行省的经济。城市因税收而债台高筑，乡村因战乱而田地荒芜，内战几乎把行省搞到了山穷水尽、财尽民困的地步。
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了罗马人民的利益，引起了罗马人民的强烈不满。恺撒清楚地知道这种不满对他意味着什么。因为在人们看来，是他挑起了内战，是他违背了共和国的法令，带兵渡过了当时作为意大利与山南高卢界河的卢比孔河，是他挑起了与“合法当局”的对抗。虽然他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威严与光荣”，[3]但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他最后的成功。因为在罗马，共和派的势力依然存在，而且还在元老院和共和国政权机构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利用恺撒在内战中的“不法”举动将他置于死地。因此，他必须迅速地向罗马人民通报内战的起因和经过，以便使自己的同胞，使自己的同时代人相信，发动内战的并不是他而是庞培派集团，从而取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其实，我们只要对《内战记》的内容略加研究，就会清楚地感到恺撒的写作意图和急于推卸责任的心情。恺撒在《内战记》一开头就急切地提出了内战爆发的原因，向人们详细地阐述了执政官的无理和庞培对元老院的操纵。认为这次战争完全是庞培派出于私欲而强加在他头上的。他在具体分析庞培派要人贸然挑起这场战争的原因时这样写道：“推促加图这样做的原因是他对恺撒的旧怨以及因参选落败（指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选举）而产生的懊恼。驱使伦图卢斯这样做的原因则是因为他负有巨债，以及取得治理行省和军队的欲望和在授予人家国王称号时可望获得的大笔贿赂。……推动西庇阿的同样是掌控行省和军队的欲望。由于他和庞培有亲戚之谊，他认为自己当然能和庞培共同执政；此外推动他的还有他对审判的恐惧以及他自己和那些在国家大事上、法庭上都有很大势力的权威人士相互间的吹捧和夸耀。”而导致庞培本人挑起战争的原因在于：第一，受恺撒敌人的挑拨；第二，不愿意有人与自己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庞培采取的措施是：与恺撒的敌人建立新的和好关系；把派往亚细亚和叙利亚去的两个军团扣留下来，以增加自己实力，增强自身的威望，力图以战争来结束他与恺撒之间的不和。[4]恺撒在把庞培派描述成内战的发起者的同时，又极力把自己打扮成维护和平的使者。他不断强调：虽然他屡遭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来都不想与庞培为敌，从来都不想向同胞公民开战。他一直都“把国家的尊严放在首要地位，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丧失罗马人民给予他的一切荣誉。他主张和平，而且是不遗余力。内战前夕，他曾多次向元老院写信，陈述自己的和平愿望，遗憾的是都遭到了元老院的冷遇。公元前49年年初，元老院在庞培的操纵下通过了许多对恺撒不利的法案，把恺撒宣布为“罗马人民的公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恺撒还是拒绝了保民官库里奥让他付诸武力的要求，表示愿意向庞培派做出重大让步，允诺于公元前49年1月交出8个军团和外高卢的统治权，而只保留两个军团和伊利里亚、内高卢的统治权；同时致函元老院建议庞培同时解除行省统辖权和军权。当这一提案遭到否决后，他才非常不情愿地渡过了卢比孔河。内战爆发后，恺撒一方面严厉制止自己的手下虐待被俘的庞培派士兵，尽力用围困而不是以暴力来结束双方间的战斗，把公民间的残杀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向庞培提出和平建议，希望庞培能从国家利益出发，摒弃前嫌，坐下来与他一起商讨停战事宜，消除“公民间互相残杀”的惨剧。但不幸的是恺撒的和平建议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庞培及其部下的拒绝。
从恺撒对战争原因进行的正反两方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下述结论：恺撒写作《内战记》的目的并不在于附庸文雅，也不在于客观地揭示内战发生的原因，而是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让同时代人知道，恺撒的起兵是庞培派逼出来的，内战的挑起者是庞培而不是恺撒。
（二）鞭笞共和制度，为自己的独裁制造理论根据
随着罗马奴隶制的不断发展以及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原先建立在小国寡民基础上的共和制度到公元前1世纪显然是落伍过时了。然而共和制思想却根深蒂固，一直在罗马公民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恺撒一结束内战，人们就迫不及待地希望他像苏拉在取得同样的最高权力之后所做的那样，“恢复他们的共和国。”[5]当人们看到安敦尼突然走上讲坛，将一个王冠加在恺撒头上时，只有少数原先安排好的人为此鼓掌，而大部分人则暗中叹息。而当他们看到恺撒拒绝这一要求并取得最后胜利时，他们向他欢呼，向他喝彩。[6]为了改变公民们这种恋旧的心态，减少在内战后实行改革的阻力，促使政治制度顺利变革，恺撒觉得有必要对共和制度进行抨击。而这也正是《内战记》一书的另一写作目的。
恺撒认为，当今的共和国已经被少数人垄断、控制，这些人从来都没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上，只是按个人需要和欲望来制定国家的政策。虽然元老院中有许多深明大义的社会精英，但因为害怕独断专行的执政官，害怕驻扎在罗马附近的军队以及庞培党徒的威胁，他们都不敢而且也不能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只能顺从当权者的意志。这样的共和国实际上也就成了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7]因此必须加以变革。而他的起兵实际上也是把罗马人民从少数几个人统治下的共和国解救出来的一种手段。
为了使读者最大限度地接受他的观点和思想，恺撒在撰写《内战记》时还是采用了他在《高卢战记》中所使用过的那种写作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表现为：
1.在叙事过程中，不时加入政敌的言行并以政敌之口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例如，在卷一的第三十节，恺撒在叙述了庞培在意大利的失败后，立即加进了一段加图在集会上抱怨庞培的话。加图说道：“庞培根本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好，就贸然发动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而且当他加图本人和其他一些人在元老院里问到庞培时，他还一口说一切战争用的都已经安排和准备好了。”[8]因为加图是庞培派的核心人物，用他的口吻说出这一席话，很容易使人相信确实是庞培挑起了这场内战。又如在卷三的第十八节，恺撒插进了庞培在拒绝讨论恺撒的和平建议后向部下所作的解释词，他说：“如果人家认为我之所以能够保有自己的性命和自己的公民权，是出于恺撒的恩赐，我还要它们做什么用呢？我是从意大利出来的，如果战争结束时，人家把我看作是被带回到意大利去的，就再没办法改变人家的这种看法了。”[9]通过这一叙述，就很容易使读者感到，是庞培的面子观念才使战争向更大规模扩展。
2.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从体裁上说，《内战记》是一部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作品。按照惯例，这类作品在表述方法上一般都采用第一人称，因为书中的主人翁本身就是作者自己。但恺撒却一反常态，自始至终都以第三者自居，似乎他所叙述的战争完全与自己无关。这样，就很容易使那些不明当时背景的人放松警惕，轻易地接受作者为他们提出的观点。这也正是恺撒在写作方面的高妙之处。
3.在语言的表达上力求自然流畅、通俗易懂。恺撒在写作时十分注重文字的运用。对于疑难的句法和古僻的文字，他都一概不用。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复杂的语言结构，甚至连一般的连接词都很少出现。这种“文不甚深，言不甚难”，简洁、明了、雅俗共赏的作品自然具有很强的宣传性。因为几乎所有受过拉丁语初步训练的人都能把它读懂。
应该说，借书中的情节来抒发自己政论的做法并非始于恺撒，早在修昔底德时就已存在，然而以“最流畅、最雅致的文笔和最精湛的技巧来表述作者意图”的做法实属恺撒首创。它不但对当时、也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1] 参阅普鲁塔克：《恺撒传》，55；阿庇安：《内战史》，2，102。阿庇安：《内战史》有中译，参见阿庇安：《罗马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2] 恺撒：《内战记》，3，32。
[3] 阿庇安：《内战史》，2，106。
[4] 恺撒：《内战记》，1，4～9。
[5] 阿庇安：《内战史》，2，107～109。
[6] 阿庇安：《内战史》，2，107～109。
[7] 恺撒：《内战记》，1，22。
[8] 恺撒：《内战记》，1，30。
[9] 恺撒：《内战记》，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