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作为人类获取知识的独立学问从其他的学术体系中分离出来，这是人类发展史的一件大事。它表明人类已经进入了能够自觉反省自己的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建立史学体系的史学家们以保存英勇业绩和家国伟业为己任，留下了众多不朽的作品，被后人视作经典，对社会和民众起着重要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史学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显然与史学自身的价值有关。本文试图以古典文献为基础，就罗马史学的求真问题作一较为细致的梳理和阐述，以求从中进一步揭示罗马史学的本质，对探析罗马史学的发展特点有所帮助。

罗马的上古史和其他许多民族的上古史一样，其开国史迹皆被一系列神话传说所围绕。据后世史家推算，罗马城的起源可推溯到公元前8世纪中叶，但是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约公元前200年），罗马人没有任何自己的历史作品，甚至连罗马城起源的神话传说也没有。

罗马人开始用叙事文字记载自己的历史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那时罗马已经在意大利称雄，而且正与劲敌迦太基在西地中海争霸。正在崛起中的罗马人明显地意识到城邦的潜在实力和发展前途，开始关心追溯自己的起源和历史。监察官加图（约公元前234—前149年）就是最早用拉丁文撰写罗马历史的罗马史学家。不过，这已是公元前2世纪的事了，离罗马建城大约已经有了600年的时间。

罗马的史学虽然出现得较晚，但它的起点却不低。追求历史真实一直是罗马史家的传统与共识。早在史学产生以前，罗马就出现了简单但不撒谎的（non esse mendacem）年代记。[1]希腊裔的罗马史家波利比乌斯在其《历史》中就反复阐述，真实是历史的基础。历史若“失去真实，留下的就只能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传说。”[2]西塞罗也认为：“历史关心的是远离我们这代人记忆所及的种种行为”[3]，“写历史的首要原则是不能有谎言（falsum），其次不能有不真实（non verum）……”[4]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在评价修昔底德的作品时，更深刻地指出：“在我们看来，历史是高级女祭司的真实。……辑录事实，既应不添加也不应进行不公正的删减，更不应让自己把任何文学化的描述置于事实之中，而应毫无差错、专心致志地坚守原则，避免所有的怨恨和奉承，尤其是在对伟大人物进行评判之时。”[5]琉善是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学者。他在《论撰史》一文中也再三强调：“历史家应该独立自主，直言不讳，刚直不阿，无一言不是事实。”[6]古典史学的最后实践者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也强调真实写史的重要性。他明确表示他的写史原则是：依托能探明的真相，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或是从当事人那里探知的各种事件按顺序一一叙述。“竭力用更大的准确性揭示”事物的真相。[7]他在本书的结尾处还再次向读者声明，他所写的内容都是真实可靠的，他“从未通过保持缄默或编造谎言去降低作品的真实性。”[8]把求真作为史学的必备条件置于罗马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这是罗马史学走向大国史学并成为西方史学传统的重要保障。

从本质上区别诗学和史学之间的关系是罗马史学的一大成就。诗学与史学是古代西方的两大学问体系。早在公元前3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对诗学与史学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探讨。他认为：诗人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史家则是叙述已发生的事。写诗比写史更富于哲学的和严肃的性质；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通性，而历史则只叙述个别的事。[9]很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史学的地位根本无法与诗学相比。而至罗马时代，人们对史学与诗学的本质有了新的、更加深刻的认识。西塞罗说：史学需要一切真实（ad veritatem），而诗歌大部分在于给人愉悦（ad delectationem）。[10]琉善认为：“诗享有无限的自由权，诗只须遵守一条法律——诗人的想象。诗人凭灵感创作，随诗与之所之。”[11]而历史却不同，它的任务或目的就在于“实用”，“实用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真实。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写出真实。”[12]写出真实几乎是衡量罗马史家成功与否的首要条件。“一位史学家不应用夸张的描述刺激读者的感官，也不应像悲剧诗人那样，试图想象出他作品中的人物可能说出的话，或是推测出他所描述的事件有可能附带出现的一切后果，而应该忠实地记录真正发生过的事、真正说过的话，不管它们多么平淡无奇。”因为悲剧的目的与历史完全不同，“悲剧诗人应该让自己的角色说出最逼真的言语，以便使听众达到暂时激动、入迷的效果；而史学家的任务则是通过描述真实的事件和言语来教育、规劝严谨的学生，并且这一效果是长期的。因此，在第一种情况下，首要考虑的是可能发生的事，即使所说的并非真实也无所谓，其目的是为观众制造一种幻觉。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真实可靠，其目的是使读者受益。”[13]史学求真原则的坚守与践行，不但丰富了罗马史学的内涵，而且也大大提升了罗马史学的地位。

在罗马史家看来，史学求真的最大障碍来源于撰史主体，来源于撰史主体的态度与取舍。因此，防止和克服史家的主观偏见和随意浮夸是罗马史学的重要任务。波利比乌斯认为，一旦某人担负起史学家这一责任，就应该不隐恶、不虚美：“敌人的行为值得称赞时，就应该赞扬，甚至给予他们最高的赞誉；最亲密的朋友犯错，就应该批评甚至严厉谴责他们。这是因为，正如一个活的动物，若失去双目，就完全成了残疾者；同样，历史若失去真实，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一个无益的传说了。所以，我们应该有谴责朋友、颂扬敌人的气魄。对同一个人，也应褒则褒，应贬则贬，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总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总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在叙述中不应过于注重演出者本人，而应依据演出者的行动对其作出恰当的评价。”[14]萨鲁斯特只有在他认为自己“不再有所希冀、不再有所恐惧、不再有派系偏见”的时候，才开始撰写《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和《历史》。[15]塔西佗也非常深刻地指出：阿谀奉承之风是罗马史家之大敌。他坦承，他之所以动手撰写《编年史》，是因为“我既不会心怀愤懑（sine ira），也不会心存偏袒（sine studio），因为实际上我已经远离了这些情绪。”[16]在此以前写作《历史》时，塔西佗更是公开声明，虽然他“是由韦斯帕芗时代开始步入政坛的，后来又得到提图斯的提拔，再后来又得到图密善的提挈；但是对那些坚持真理的人而言，都不能置个人的好恶于所述之人之中。”[17]琉善在《论撰史》一文中对史家的要求提得更高、更明确。他说：“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可能怀有个人的仇怨，可是他更加重视国家的利益，视真理重于私仇宿恨；他也可能有他所喜爱的人物，可是他不会饶恕他们的过失。我再说一遍：历史唯有如此方为历史；一个作家一旦着手著史，他就必须只对真理馨香顶礼，绝不膜拜其他神灵；一切神灵都不在他眼内，他的唯一原则和坚定信念是：绝不考虑今日的听众，而只想到未来的读者。”[18]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应该“无所畏惧，清廉正直，独立自主，坦白诚实，是非分明，不为一己的爱憎所左右，不因怜惜或敬佩而笔下留情；他是大公无私的判官，对谁都不怀恨，但是对谁都不徇情；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无帝王将相，绝不考虑他们的喜怒，而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19]认识到史家自身行为对史学真实有重大影响的罗马史学，即使到现在仍然对学者有重要的参考和警示作用。

众所周知，西方史学的萌芽、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罗马史学就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说“希腊史学从不曾取代哲学或宗教，也从不曾被后二者所全部接纳”[20]的话，那么罗马史学就因为有坚定的求真意识和具体实践，才有了完全独立于哲学与宗教之外的地位。求真给了罗马史学以巨大的声誉，同时也给了罗马史学以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求真的罗马史学不仅构成了西方的主要史学传统，而且也为未来的西方史学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范例和行文准则，是西方文明赖以发展的重要源泉。

[1] Cicero，De Oratore，2，51.

[2] 波利比乌斯：《历史》，12，12。

[3] Cicero，De Inventione，1，27.

[4] Cicero，De Oratore，2，15，62.

[5]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On Thucydides，8.

[6] 琉善：《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章安祺编订，第1卷，20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7]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业绩》，15，1。

[8]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业绩》，31，16，9。

[9] Aristotle，Poetics，9。

[10] 西塞罗：《论法律》，1，1。

[11] 琉善：《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章安祺编订，第1卷，190页。

[12] 琉善：《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章安祺编订，第1卷，191页。

[13] 波利比乌斯：《历史》，1，56。

[14] 波利比乌斯：《历史》，1，14。

[15] 萨鲁斯特：《喀提林阴谋》，4。

[16] 塔西佗：《编年史》，1，1。

[17] 塔西佗：《历史》，1，2。

[18] 琉善：《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章安祺编订，第1卷，203页。

[19] 琉善：《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章安祺编订，第1卷，203～204页。

[20] Herbert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History，London：Methuen，1981，p.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