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罗马国家里，发展的基础都是单个人对国家原有关系（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或历史地产生但已变成传统的关系）的再生产，以及他对劳动条件和对劳动同伴等关系上的一定的、对他来说是既定的、客观的存在。因此，这种基础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限定性。这种限定性又常常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变化的最后结果便是罗马早期国家的灭亡。

在公民国家时期，战争显然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经常发生的事。因为“在它把生产的自然条件——土地——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对待时，会碰到的唯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作自己的无机条件而加以占据的另一共同体。因此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战争的目的就在于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保护并永久地保障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的顺利完成。正是由于战争的频繁和不可避免，所以，希腊和罗马早期的共同体一般都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无论是雅典的梭伦改革还是罗马的塞尔维乌斯改革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应该说，罗马早期的战争并没有对共同体形成很大的威胁，因为这种战争大多是防卫性的战争，而且作战的地区离罗马也较近。战争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大。

然而，公元前3世纪以后，罗马的战争性质以及战争规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获取战利品已经成为罗马人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随着罗马战争性质的变化和规模的扩大，战争对罗马早期国家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

第一，战争给罗马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使罗马的国库日渐充盈。这可以从下述数字中略见大概。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马得到了3200他连特白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获得了10 000他连特白银。此后，罗马人在与马其顿国王腓力普五世和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库斯三世的战争中又分别获得了1000和15 000他连特白银。公元前189年，西庇阿再次率军出征，仅马格尼西亚一役，就为罗马人掠来了1230根象牙，234只金花环，13.7万罗磅白银，22.4万枚希腊银币以及大量的金银器皿。公元前168年，罗马将领鲍鲁斯通过3天的皮纳德之战就为罗马获得了250车掠夺物和300只金制环。所得财富之多，以致元老院竟下令从公元前167年开始，免除全体公民的公民税。

第二，战争给罗马带来了大量的土地资源。阿庇安说：“当罗马人先后在战争中征服意大利诸民族的时候，他们常常夺取他们一部分土地，在那里建立城市，或者从他们自己的公民中征募移民去占领那些现有的城市，他们的用意是想利用这些城市作为前哨地点；但是他们把从战争中所取得的土地里面的可耕之田马上分配给移民，或出卖，或出租。因为他们尚无闲暇时间分配那些因战争而荒芜的土地（这种土地通常是较大的一部分），他们宣布，凡愿意耕种这些土地的人，只从每年出产中缴纳谷物的十分之一，果类的五分之一的实物税，就可以耕种。那些畜养家畜的人需缴纳动物税，公牛和小家畜都要缴纳。他们这样做，以便繁殖意大利人种（他们认为意大利是诸民族中最辛勤劳动的），使他们在国内有许多同盟者。”[1]从公元前3世纪60年代开始，罗马又把战车驶向地中海。西西里、撒丁等都成了罗马的一部分，罗马的公有土地迅速增加。

罗马意大利公有土地变化情况表[2]

续表

第三，战争也给罗马带来了大量新的劳动力——奴隶。按照罗马法律，奴隶不属于人，而属于财富，属于能够为主人创造财富的工具。据记载，公元前262年，罗马在占领西西里的城市阿格里根特后，就将在这里俘虏的25 000名战俘出卖为奴；公元前256年，罗马进攻迦太基，大约有20 000人被卖为奴；公元前177年，罗马占领撒丁尼亚，更是俘获了最多的战俘，并将他们贱卖为奴，以致于在罗马出现了一句“像撒丁尼亚人那样便宜”（sordi venales，alius alio nequlior）的谚语。公元前167年，罗马占领伊庇鲁斯，大约有15万名战俘成为奴隶。

罗马战俘大量致奴情况表（公元前262～前142年）[3]

续表

第四，成功的对外战争也为罗马训练了一支勇敢善战的军队。无论是平原战，还是山地战；无论是攻城战，还是海上作战，罗马的士兵都能够迅速适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天赋特点，最大限度地打赢战争。

当然，战争对罗马社会最大的冲击还是促进了罗马公民集体的分化和解体。战争加速了下层平民的破产，同时也促进了贵族势力的发展。通过战争，贵族们不但加强了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而且积累了大笔钱财，使他们的仓库和地窖里都“藏满了掠夺来的铜即当时的货币”。货币积累的结果便是对公有土地和同胞公民份地的大量掠夺。阿庇安说：“因为富有者占领部分未分配的土地，时间过久之后，他们的胆子大了，相信他们的土地永远不会被剥夺了。他们并吞邻近的土地和他们贫穷邻居的份地，一部分是在说服之下购买的，一部分是以暴力霸占的……”[4]对于已经兼并和掠夺来的土地，罗马贵族一般都采用奴隶来耕作、生产。这样，奴隶制庄园便迅速地在罗马发展起来。奴隶制庄园的兴起不但改变了意大利的农村、农业，而且改变了意大利的人口结构。据布朗特分析：在公元前225年，在意大利的自由民人数大约是440万人，奴隶是60万人；至公元前43年，自由民人数大约增加了10万人，增至450万人，奴隶人数则增加5倍，达300万人。[5]这是古代世界从未出现过的现象。罗马人确实把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潜力扩大、挖掘到了极点。奴隶制的发展不但破坏了公民间原先的平等关系，还动摇了公民国家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小农经济。罗马早期国家终于在其成功地对外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奴隶制发展中消失了。

[1] 阿庇安：《罗马史》下卷，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 参见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143～14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 阿庇安：《内战史》，1，7。

[5] P．A．Brunt，Italian Manpower，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87，pp.12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