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起源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但又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早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从阶级、阶级矛盾的角度对国家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这就是说，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2]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方、时候，为了不使对立的双方在无谓的斗争中消亡，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这就是国家。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上述论断，揭示了国家的本质特性——阶级性，为人们认识国家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应当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国家的起源问题上，虽然更多地强调阶级的分化，更多地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但他们从未认为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和途径是阶级间的斗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国家的产生不仅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3]在另一处，恩格斯还进一步考察了国家的外部因素并着重分析了这些外部因素对国家的产生所起的历史作用，指出：“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4]

实际上，罗马国家的出现也正是上述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它是阶级矛盾不断发展的产物，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是促使国家形成的关键。我这里所说的阶级矛盾和对立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而是氏族内的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和氏族外的平民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罗马的奴隶制是在进入国家以后，尤其是在大征服以后才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的。

从罗慕鲁斯时代起，也就是从罗马建城开始，罗马居民就分为罗马平民和罗马人民两个不同的阶级。这两种人的人身都是自由的，但因为前者完全处在旧的氏族、库里亚和部落之外，不属于地道的罗马人民，所以，在政治、经济和宗教等重要领域都没有权利，但必须纳税、服兵役。他们构成了被剥夺一切公权的阶级，即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力的团体。因此，从一开始，在平民和罗马人民之间就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如果在开始阶段罗马人民还可以把一部分平民逐渐容纳到血缘亲属的氏族和部落中来的话，那么，到塞尔维乌斯时期，这种可能已经变得微乎其微。因为这时平民人数即使不完全等同于罗马人民，也几乎与它相差无几了。这种状况就迫使平民联合起来与罗马人民进行斗争。塞尔维乌斯改革就是这种斗争的初步结果。在这次改革中，平民获得了公民权，有产的平民更取得了与氏族成员同等的以财产多少划分参军等级的权利。[5]这初步冲破了以血缘氏族内外划分等级的旧氏族制度，为罗马国家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另一方面，罗马国家的产生也是出于维护内部秩序、抗击外敌入侵的需要。人口的增长和地域的扩大，迫切要求有新的管理机构来进行治理；外战的频繁也需要有新的武装组织来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塞尔维乌斯建立的森杜里亚（Centuria）制度正好适应了罗马形势的发展需要，完成了打破氏族原则、把分散的武装力量重新组成合力的两大任务，从而使罗马的政治体制更趋严密、更显成效。塞尔维乌斯建立的森杜里亚既是一种军事组织，也是一种政治组织。军人在这种体制中享有更大的权利，但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和牺牲。它的出现标志着公共权力在罗马的诞生。未来共和国所持续推行的军事路线显然与塞尔维乌斯改革有密切的关系。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罗马国家在早期也带有氏族制公社的许多痕迹。但从本质上说，罗马氏族和国家两者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氏族公社是以财产公有的氏族成员所组成的集合体，血缘关系是氏族公社得以维系的基础。而罗马早期国家则是由占有一定私有物的公民所组成的集合体，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不同的等级和阶级以后，有产者重新组合起来并实行统治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的基础不再是氏族血缘关系，而是以地域和财产原则来划分居民，规定他们的义务和权利。所以，它是一种建立在地域和财产基础上的新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的出现既是内部阶级分化的结果，也是内部管理和外部斗争的需要。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7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7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52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53页。

[5] 很显然，这次改革的措施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据狄奥尼修斯记载：在公元前494年，就有400名平民被补充服骑兵役。这就是说有400人进入了罗马第一等级。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代史》，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