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城邦并不是以某一同心圆为中心一圈一圈地向外拓展而成，而是若干早已存在的小团体相互结合的结果。人们对食物、住房和衣着需求促进了城邦的产生，因为“单个人无法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只有得到他人的帮助才能实现城邦的自足”[1]。城邦显然不可能是许多人“数量”的组合，也不是同类事物的“一”积聚。它是不同品类的要素组织起来的“一”整体。组织在它里面的许多人属于不同的品类，完全类似的人们很难组成城邦。不同品类的人们各尽自己的功能来有所贡献于社会，也从别人对社会的贡献中取得应有的报酬，从而达到城邦的自给自足。

城邦的自给自足与家庭的男耕女织不同，它是在更广阔的领域内运作、完成，需要有更多的客观条件和制度保障。亚里士多德对此做过认真的研究，并列出了达到城邦自给自足所必需的条件，它们依次是：

“粮食供应为第一要务。其次为工艺，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不能没有许多用具。第三为武备：为了镇压叛乱，维持境内秩序，同时为了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一邦的诸分子必须各备武装。第四为财产（库藏），这应有相当丰富的储存，以供平时和战争的需要。第五——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第一位——为诸神执役的职事，即所谓祭祀。列为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要务，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讼的职能（即议事和司法职能）。每一城邦所必不可缺的事务和业务就是这些。城邦不是人们偶然的集合。这个团体，我们曾经说明，必须在生活上达到自给自足，上述这些事物和业务要是丧失了任何一项，那就不能自给自足了。”[2]

不过，从希腊的历史看，保证城邦自给自足的基础还是农业。农业是“由房舍、土地和财产这些足以维系幸福生活的因素构成的”[3]城邦综合体时常关注的大事。离开农业而存在的城邦在希腊根本没有。农业是城邦的经济支柱，公民的命脉。在希腊城邦中，城市和农村之间没有形成明显的对立。“城市连同属于它的土地是一个经济整体”[4]，城邦中没有受到城市剥削的乡村地区；土地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相互结合，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5]农业劳动始终处于受尊重的地位。

保持公民人数与公民份地数的相对平衡是维持城邦自给自足的关键。城邦初期在希腊所出现的改革者如雅典的梭伦、斯巴达的莱库古斯、科林斯的斐冬、底比斯的腓罗劳斯等都以保持公民人数与份地数的均衡为主要目标。古代立法家科林斯人斐冬主张在开国时，产业的份数相当于公民的人数，这些数额应该作为定制，不要使其有所增减。[6]腓罗劳斯在其著作中也强调，各家所有份地数和子孙数要保持平衡，使其世代相续，各人资以营生的产业应不至于剧增或剧减。[7]一旦打破平衡，就必须移民。移民建国是希腊城邦保持平衡的一种方法，也是希腊城邦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希腊国家中，占有土地的公民或者通过自身的劳动来达到自足，或者通过奴隶来创造更多的价值。城邦阻止公民沦为奴隶，但允许公民使用奴隶。至古典时代，希腊奴隶第一次超越了家务劳动的界限而被广泛应用于手工业、工业和农业之中，奴隶制在城邦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据恩格斯测算：“在科林斯城全盛时代，奴隶的人数达46万人，在埃吉纳达47万人；在这两个地方奴隶的人数都等于自由民的十倍。”[8]“到了雅典全盛时期，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万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奴隶为45000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18个奴隶和2个以上的被保护民。”[9]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希腊奴隶数量的估计数略有变化。一般认为，在伯里克利（Pericles）时代，雅典的奴隶与自由民的比率大约是3∶2。在开俄斯（Chios）、艾吉纳（Aegina）或科林斯（Corinth），奴隶人口在某个时代可能更多。同时，在斯巴达，黑劳斯人口要远远多于公民人数。[10]对这些数据虽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奴隶数量的增长还是不争的事实，奴隶以及他们的生产活动一方面解决了公民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公民有相当的空暇时间参与公共事务，构成了城邦自给自足的重要基础。

通婚是城邦延续的根本，也是城邦继续发展的前提。亚里士多德对此有过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说：“很显然，一个城邦并不只是在同一地区居留团体的总和，也不只是便利交换并防止互相损害的群众（经济和军事）团体。当然，这些都是城邦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即使有这些条件，也不足以构成一个城邦。城邦是若干生活良好的家庭或部族为了追求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自行结合而构成的。可是，要不是人民共居一处并相互通婚，这样完善的结合就不可能达到。所以各城邦中共同的‘社会生活’——婚姻关系、氏族祠坛、宗教仪式、社会文化活动等——是常常可以见到的现象。”[11]城邦的重大贡献在于：它在解决经济上自足问题的同时，也建立了城邦内各小团体间的相互通婚原则，从而实现了公民婚姻问题上的自足，解决了公民自身的繁衍和再生产问题，为公民集体的继续存在提供了连续不断的人力支撑。

城邦是自给自足的总体，自给自足则是城邦的重要特征。这种自给自足既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经济上；既反映在现实的政治里，也反映于公民自身的婚姻和日常生活里。城邦的伟大就在于：它既能保障公民生活资料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又能保障作为人类的公民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种社会团体里，公民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由。因为城邦能够控制维持其自身再生产的生存资料。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等学者对城邦推崇有加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城邦特征是指城邦的本质特性，是它区别于其他国家形态的根本所在，把握了希腊城邦的特征，也就把握了希腊社会的关键。小国寡民、公民整体主义与邦内自给自足看上去似乎没有直接关联，但实际上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小国寡民是后二者的基础，规定了它们发展的规模和方向，而公民整体主义和邦内自给自足则为小国寡民灌注了充实的内涵，奠定了希腊城邦固有的特色。它们共同构成了希腊城邦的本质特征。

城邦问题是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的世界性学术难题，之所以高度关注是因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揭示古代希腊社会的本质、了解国家的起源意义重大；之所以这是世界性学术难题，是因为虽然有众多学者终身探研，成绩卓著，但尚有许多问题无法解释，还需要各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探索，本文仅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尝试而已。

[1] 柏拉图：《理想国》，2，369，B～C。

[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8b，17。译文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3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 亚里士多德：《家政学》，1，1。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30卷，475页。

[5]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说：阿里斯太德斯“号召人民抛弃田园，入居城区。公民以从军、参政为业”。这就是说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有许多公民从事农业。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5。也参见吕西阿斯，1，11～39。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5b，12～15。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4b，2～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6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17页。

[10] 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0b。译文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