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寡民是早期希腊国家的客观事实,同时也是其存在的基础。列宁说:“当时无论是社会或国家都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所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疆域内形成起来的。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狭小、活动范围较小的国家服务。”[1]这与希腊早期国家的情况完全吻合。

在希腊,典型的国家通常以某一城市或城堡为中心,逐渐联合附近数公里的若干乡村,山、河、海洋是它与其他国家相分隔的主要自然界线。希腊文中叫做波里斯(Πολιs,Po1is),英文把它译为city-state,中文常常将其译成城邦。此字在荷马史诗中是指堡垒(城堡)或卫城[2],后演化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单位。城邦是当地居民的共同体,在血缘、语言、传统习俗和宗教仪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共同性。当然,也有不存在城市的国家,如斯巴达等。据Starr估计:一般的典型希腊国家的面积在50~100平方公里之间,公民人数在625~1250人之间,能够提供战士的人数为225~625左右。[3]总人口超过数千人,达到数万人的并不多。中希腊的弗西斯面积1650平方公里,有22个小国,平均每个国家占地70~75平方公里。在阿提卡半岛东南部的开俄斯小岛面积不足150平方公里,上面建有4个小邦。优庇亚岛面积3770平方公里,有6个城邦。科斯岛上也有4个小国。科林斯有880平方公里,其东邻的麦加拉也与之差不多。斯巴达在征服美塞尼亚后领土达8400平方公里,雅典约2550平方公里,都属特大型国家。在几个较大国家中,叙拉古有公民3万~5万人,科林斯不超过5万人,阿尔戈斯和底比斯估计也在这个水平上。斯巴达和雅典是古典时期希腊最为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可以养活9千名战士,雅典在希波战争期间约有3万公民,参加公民大会的法定公民人数为6000人。[4]城邦的基础是公民,公民又是城邦的动物。公民与城邦的关系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相互间缺一不可。柏拉图提出理想的城邦应该有5040名公民[5],而亚里士多德也主张:城邦不宜过大,人口不宜过多,疆域更应适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最主要的配备自然是公民。对于城邦来说:公民的数量非常重要。他指出:“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都对其人口有所限制”,因为城邦人数过多,“就难以制定秩序”[6]。在亚里士多德看来,10个人的城邦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能自给;10万人的城邦是荒唐的,因为公民间互不了解对方的行为、能力、名望和财富,所以统治者很难发号施令,或进行有效的仲裁。城邦理想的人数是成年男子在平时能听到一名传令官的喊声,战时能听到一名将军的声音为度。“城邦如万物——动物、植物、无生命的工具那样——也有其自己适中的限度。”“一个城邦如果人数过多……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因为它可能难于拥有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谁能够成为这么多人的将军?除声音洪亮的传令官谁又能够为其传递消息?”“一个城邦最适度的规模是其人数最多时足以自给自足,且人人生活在可以相互望及的地域之内。”[7]希波达马斯(Hippodamas)在规划皮里优斯(Piraeus)时说,当地理想的公民人数是一万人。[8]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希波达马斯的想法显然是当时希腊现实的反映。

希腊早期国家从村落发展而来,是若干村落联合的结果。村落的规模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早期国家的规模。小国寡民看上去是外部现象,但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内部组合,是一次飞跃。它使公民的生活更趋稳定,使希腊人在与自然界的抗争中更具优势。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要敬仰小国寡民的城邦的缔造者,认为是他们给人类带来了莫大的恩泽。[9]当然,小国寡民也包含着深刻的内部规定性。它决定了早期希腊国家的空间和资源规模,规定了它们的政治和军事体制模式,从而为每个国家形成其自身特有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与个人行为方式创造了条件。

[1] 《列宁选集》,3版,第4卷,3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修昔底德证实,雅典的卫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称作Polis。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15,6。

[3] G.Starr,Individual and Community:The Rise of the Polis,800-500 B.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46。

[4] H.D.F.Kitto认为只有西西里的叙拉古、阿克拉加斯(Acragas)以及雅典三个城邦的公民数超过2万人。H.D.F.Kitto:The Greeks,Penguin Books,1951,p.66。又见希罗多德:《历史》,5,97,2;8,65,1。

[5] 柏拉图:《法律篇》,737e;745c。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a,25~30。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a35~b24。

[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7b。

[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