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的陈其钢，初学的乐器是黑管。其后在北京念书，直至在巴黎确定作曲家的专业，他却经常在钢琴旁边。可是在过去6个月，陪伴他左右的，显然是他的电话。

自从去年6月被任命为2008年奥运开幕式的音乐总监，陈其钢的生活有了彻底的转变。今年1月他出席了法国电台交响乐团在巴黎普雷耶音乐厅（Salle Pleyel）演奏《失乐园》（Enchantements oublie）的音乐会，随后即赶回北京。他甚至连停留香港一天，聆听香港管弦乐团演出《五行》（Wu Xing）的时间都没有。现在，作曲家要抓紧每分每秒的宝贵时间，管理辖下一整个制作办公室，陈其钢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工作繁忙到接近疯狂的地步，所以手机是他与外界通讯的主要工具。

“我并不渴望得到这份工作”，他对我说，而我们——当然——在通电话。“说实在的，奥运这一项活动，一直都没有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过，直至我接到第一个电话。”这也是碰巧，他解释道。当天陈其钢刚好在北京，接到奥运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也是当年《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合作伙伴）找他的电话。“我们终于在晚上10点见面，他问了我一些含糊的问题。问我在2008年可不可以腾出时间？要是奥组委有差事给我的话，我有没有兴趣接纳？基本上，他什么具体的资料都没有提供给我，而我也是什么都没有答应。就这样，我们谈了30分钟。”

陈其钢主要的忧虑，是谭盾这位夺得奥斯卡奖的作曲家。上一个乐季，张艺谋执导了在大都会歌剧院上演的《秦始皇》。很多人都认为，这正是谭盾一年多以来，鼓吹自己担任奥运会音乐总监的游说行动。“我提问道，‘不是谭盾担当这个职位吗’？张艺谋回避说，‘我没有答案给你’。”陈其钢描述这个情景时，露出一丁点儿困惑不解的表情。“其实，张艺谋已经回答了我。要不然，他不会问我这一大堆问题。”

他们俩这种不沟通的沟通延续下来，陈其钢也意会到，谭盾与张艺谋的合作，应该是谈不成了。从那个时候开始，陈其钢碰上一连串差不多有点啼笑皆非的遭遇。第二天早上，陈其钢与北京奥委会的官员会面，他们的谈话跟前一晚一样，什么具体的东西都不谈。讨论的不是陈其钢的作品，而是他平常的工作方式。他们告诉陈其钢，要等待上级的认可，所以希望他取消未来一段时间的一切计划。“他们没有说，不准我回巴黎，但是他们说得很清楚的：要是我离开北京的话，一定会耽误整个有关过程。”一周之内，陈其钢被聘用了。因此，他在过去20多年的国外生活与事业发展，也暂时停顿下来。

出生于1951年的陈其钢，是“**”过后的1978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中比较年长的一位。陈其钢移居巴黎，在那里开创自己的作曲家生涯，比他年轻的同学们——谭盾、陈怡、周龙——到美国留学的年份，更早一些。从一开始，吸引他的只是音乐。“法国音乐的微妙细节，与我的音乐很相似”，他说，“我当时已经发现了德彪西与拉威尔，后来我遇上了梅西昂”。

与谭盾描述约翰·凯奇（John Cage）和盛宗亮崇拜莱奥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一样，陈其钢谈及他的老师奥利维埃·梅西昂（Olivier Messiaen）时，显得万分恭敬。梅西昂于1984年至1988年收陈其钢为入室弟子，他对这位年轻中国作曲家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从前遇上不少假装艺术家的人。但是，唯有梅西昂忠告我，必须要真诚地对待自己”，他回忆道，“对艺术家来说，这是最基本的。但是我们当中，只有很小部分的人，可以鼓起勇气面对这不易的真理。我很专心地找了多年，才找得到自己。总的说来，现代作曲家之中，有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前卫的。可是到头来，我们才发现，我们的方法与风格还是比较保守的；很多自称是前卫的人，其实不忠于自己的创作，甚至他们自己的个人。如果你想用‘保守’来描述我……是的，我很保守。一直到2000年，我都没有胆量承认这句话的正确性，但现在我正努力做我自己”。

陈其钢的自我身份（self-identity）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作曲家要把自己的创作生涯暂且搁置，负起一位音乐总监的行政任务。“最初，因为自己是作曲家，我以为他们要求我创作音乐”，他说，“归根究底，这是很有创意的工作，我们需要全新的音乐”。当陈其钢了解开幕式的整体规模——整个仪式需要差不多4个小时连续的、包含各种风格的音乐乐韵——他立刻筹组了一个制作办公室。

现在的陈其钢，正置身于对外完全没有透明度的奥运工作中。他也不愿意交代，办公室设在哪里，或现在有多少人在那里工作。他却承认，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物色和聘请作曲家、歌手与器乐高手。先决的条件是：他们可以配合演出需求的各个方面，可以与其他部分融合起来，做成一个有连贯性的项目。陈其钢自己也是开幕式作曲家团队的一位成员。每一个星期，他与每一位作曲家都通电话。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是从早上9时开始，一直到凌晨3时。

“我从来没有使用这样的工作方式”，陈其钢承认，“此刻，我构思一个有流行元素的音乐场景，可是转瞬间，我又要顾及民乐团的另一个环节。每20或30分钟，我便要把自己投进一个不同的音乐领域”。

而每一次转换领域，他都必然想起：这是一件中国人从未做过的事情。“因为没有人有过这种经验，所以工作起来很困难”，他说，“但是这也有它的好处：要创新，也更容易”。2008年北京奥运不单是每一个人的第一次，也是每一个人的最后一次。他也承认，由于大家都想造出一个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制作，因此压力更大。

“这个目标很远大、很艰难，尤其在中国，因为奥运标准来自美国与欧洲”，他说，“我们到现在为止，只看过美国与欧洲的模式与例子。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奥运主题曲就是一首西方的歌曲，应该听起来像西方音乐。要创作一首真正代表中国的歌曲——具有中国歌谣的特质——的确十分复杂”。

“整个过程需要不时地衡量”，他继续说，“开幕式的文化演出，当然来自中国，也要真正地代表中国。可是，奥运的大框架，是全球性的和国际性的。倘若把京剧借过来当奥运主题曲，与奥运精神也格格不入”。

基本上，陈其钢说，大家只有一个原则。“我们不会只用金钱来推动这个项目”，他也补充道，这个音乐总监的职位，是不支薪的。“悉尼当年很有钱，而他们竟把钱全部花光。每一个人都知道，中国可以制作一个世界级的演出，因为我们不久以前的确已经变得很富有，所以我们大可花钱。而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在这一方面克制一点。去年他们询问我，接纳总监的工作有什么条件的时候，我答复道，我只想有个机会，将中国传统与音乐文化向全世界显现出来。”

陈其钢当然预料到，这个职位——为了奥运工作，他要把歌剧与交响乐的委约，统统推掉——会对他身为作曲家的未来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尤其对一位讲究艺术音乐的作曲家”，他说，“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常常不把流行音乐放在眼内。我现在才明白，要创作一个‘简单’的旋律其实很讲究技巧。要是我们看看欧洲与美国的环境，所谓严肃作曲家所学习到的东西，其实与我们周围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严肃音乐的创作已经离开了社群。就算我们现在致力弥补这个情况，其他音乐人早已占据了这个领域。一位严肃的作曲家——比如，史蒂夫·莱克（Steve Reich）——在西方奥运之中，不会接到邀请参与，因为在那里，已经有很多流行作曲家们可以胜任”。

“在中国，这些界限比较模糊”，他继续说，“音乐与戏剧界限模糊，流行与学院派也有不少灰色地带。严肃作曲家可以与众多持不同角度、处不同范畴的艺术家们互动。其实，我们彼此都同样地抓住自己的艺术真理。这一切当然会影响到我未来要创作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