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补遗》卷十第二十则：

“王荆公行新法，自知民怨沸腾。乃《咏雪》云：‘势大直疑埋地尽，功成才见放春回。村农不识仁民意，只望青天万里开。’

祖无择笑曰：‘待到开时，民成沟中瘠矣。’”

【王荆公行新法，旨在“搉制兼并，均济贫富”，即此诗所谓“仁民意”。然立法纵善，如执行上发生偏差，则仁民的主观愿望可以招致伤民的客观实际。以司马光为首的地主阶级的大代表，却以“为民请命”自命，盖亦有所借口。】

荆公这首诗是很有深意的【即寓有深意】。第三句“村农不识仁民意”，“村农”与“民”对举，“村农”主要是指地主【和富农，也就是暗指司马光那样的一批人】。一般农民是很知道雪的好处的，雪愈大愈好，所谓“瑞雪兆丰年”。但一般地主则不一定知道，雪愈大便愈感觉冷而已【像司马光那样成见很深的人恐怕就不一定知道，或者知道而假装不知道】。

荆公是“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的人，他的实际知识多得自农夫，不会不知道农夫以雪为瑞。只有像祖无择和袁枚那样的高级士大夫才可能不会知道，或知道而假装不知道。祖说的“民成沟中瘠”，未必真在代表农民。袁说的“民怨沸腾”，也未必真是民怨。特别是袁枚，生在荆公之后八百年而犹恨恨于荆公，其怨何等深刻！

【祖无择自然懂得王荆公的诗意，故他避开“村农”，而把自己安放在代表人民的立场。其实他何尝代表人民　中国地主阶级的长期超经济剥削，难道不早就使“民成沟中瘠”了吗？

祖无择要和王荆公交锋是可以理解的；在七、八百年后又得到袁枚的声援，也一样可以理解。那就是地主阶级的仇恨在作怪了。地主阶级的护法者袁枚是从心里痛恨王荆公的。】他在本则中还举出了他少年时《读荆公传》的诗句：“寡识不知周礼伪，好谀却忘仲尼尊。”

【在封建时代，下出这样的考语，是足以致人死命的。侮谩了周公孔子，那还了得其实，】《周礼》虽是经过刘歆编窜的伪书，近来已成定论。但虽非周公所作，【但】其中材料多系春秋战国时代的史料积累，并非全部皆伪。批判而用之，亦未尝不可以利用。

至如所谓“好谀却忘仲尼尊”，大概是【断章取义地】指荆公诋【说】《春秋》一书为“断烂朝报”，有点“非圣无法，离经叛道”。《春秋》开创了编年史的体例，有如今之年表，是有它的价值的。但自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来，后儒多把《春秋》的价值夸大了。所谓“微言大义”，所谓“彰三统，存三世”等等，都不免夸夸其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一一见之于书，如可谓为使“乱臣贼子惧”，宁不可谓为“使暴君污吏惧”乎？

王荆公不喜《春秋》是事实【并不反对《春秋》】，但说他“好谀”【不尊孔子】，说他不尊孔子【“好谀”】，则【完全】是诬枉。

其实袁枚本人倒真是极端“好谀”。《诗话》多载其女弟子、男弟子和一些高官贵族等对他的谀辞，而自鸣得意。如女弟子席佩兰推尊他为“本（清）朝第一”，他便称她为“大知己”（《诗话补遗》卷十第四一则）。又如袁尝饮【于】女弟子孙云凤家，嫌其“饭米粗粝”，归后赠以白米一斛，为云凤所拒绝；袁乃贻诗以自解。其诗云：

“一囊脱粟远相贻，此意分明粟也知。

底事坚辞违长者？闺中竟有女原思。”

（《诗话补遗》卷八第十三则）

这才真是在以孔子自居，俨然“仲尼颜渊复出”了。（伪托苏洵《辨奸论》中骂王安石语。）

《毛诗序》伪托为子夏所作，袁枚是笃信不疑的。他少年时《读荆公传》【的】诗句，只消改两个字，便【可】成为他的自赞。

“寡识不知诗序伪，好谀却忘仲尼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