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茫冬日》的创作回顾

我一直相信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这个作家之所以成为这个作家而没有成为那个作家，有他必然的理由。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一书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经历过苦难孤独的童年，经历过凄恻无望初恋的人，经过训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想我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作家，与我的在故乡的童年经历有关。在我目前出版过的所有文学作品里，中篇小说集《苍茫冬日》与我在故乡的童年经历，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文学之初，我不能不特别地珍视它。

我的故乡地处豫西南南阳盆地盆底稍稍偏西的镇平县。这地方地处中国的中心腹地，在文化的版图上，正处在黄河文化、楚文化和商洛文化的交叉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这里既重秩序又重个性，既守中庸之道又喜张扬怪异的纷杂特征。一个三五千人同姓的大自然村，至今仍可当作正统中原文明的活的化石加以参研。一个十几户人家的杂姓小村，也可能出神通广大的巫医和神汉。这种繁杂和丰富，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着最直接、最本质的营养。《苍茫冬日》里面的九部作品，绝大多数写的是故乡的人和事。《王金栓上校的婚姻》《九哥是一片风景》，都是故乡村里外号叫“老太太”的单身汉的变种。这个单身汉的一生只想做成一件事，即娶个妻子。然而他娶过四个妻子，最终还是赤条条一个人孤苦地死去了。我嫌这个原型太悲苦了些，就把他改造成王金栓和九哥了。我以为这样既可保留“老太太”的精神，又不至让读者看了绝望。《苍茫冬日》的故事，是从我一个远房二奶的故事改造而成的。这个二奶现在还健在，今年已经是九十高龄了，她在七十岁到八十岁的十年间，确实“跪死”了四个人。不过，她本人没有曼丽的家庭背景，也没有曼丽的文化素养和美丽。《煞庄亡灵》和《天凉好个秋》，故事取材于镇平县真实发生过的一个事件和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引发我创作冲动的，却是我爷爷、我奶奶和我外婆用十分冲淡的口气讲述的三个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小故事。爷爷说他年轻时曾给日本人修过炮楼，曾给国民党军队修过工事，日本人许诺的工钱天天兑现从不拖欠，国民党军队借我们家的门板后来成了军营的劈柴煮饭用了。奶奶讲了我那个远房二奶被一个想非礼她的日本兵围着一个麦秸垛追三圈，日本小队长打了日本兵十个耳光的故事。外婆讲的故事我已经直接写到《煞庄亡灵》里去了，就是那件把一串响屁当成机关枪响那件事。我觉得三位老人讲述的事情，也许能帮助我们完善我们对历史的记忆。余下的几篇，虽然我把故事的发生地改到了别处，但人与事，仍是从我的故乡采撷的。在我这些小说里多次出现的赵河，就在我外婆家村子西边由北向南流淌。只是我小说中的赵河要比实际的赵河大了很多。我觉得我有理由把这条河放大，因为它是流过故乡境内唯一一条像模像样的河。我想让我作品中的故乡，有美山，有好水。

总之，我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从故乡这块土地上挖出来的。《北方城郭》这部长篇写的也是故乡。就是写《突出重围》和《英雄时代》这种远离故乡的作品，我也要让几个生在伏牛山脚下的人物，出现在另外的大舞台上。今后，我肯定还会这样做，因为故乡才是我的文学的根。

再说说我的孤独。我的童年的孤独，决定了我现在的文学品格。我的童年的孤独，与当代文坛上乡土派主将们表达的那种孤独和贫困是不一样的。在他们笔下，故乡一般是爱恨交织的载体。我笔下的故乡，则成了我的一个解剖对象。乡土派主将们的作品，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作品，常常有他们个人直接的人生体验。我直到现在，还无法把我的人生体验在写故乡的作品中表现出来。这与我童年的特殊身份有关。

三十七年前，我在老家的房子里滚过土坯落了地，后来在一个很平常的小乡村生活了十五年。可是，因为我父亲在北京工作，母亲又是一位公办小学教师，我的身份却不是一个农民。在农村，我从小就是一个孤独的另类，也饱受了很多很多的歧视和不公平。我曾因吃的白馒头多、吃肉的次数多，被农村的玩伴多次冷落和体罚。这些经历，让我过早地学会了追问事情究竟的实证方法。譬如，在童年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吃得好、穿得好，每年暑假还能到北京玩一个月，我却当不了孩子王？这种特别的孤独感，最终使我变得特别的理性。孤独，使我喜欢站在一个旁观者或者窥视者的立场观察并研究这个世界。《苍茫冬日》是我的第一批研究成果。这种深刻的、有些形而上意味的孤独感，深刻地影响到了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我把这种孤独，看成是我独一无二的财富。我想它仍然能帮助我在文学的路上走很远很远。

这就是我的故乡和我的孤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爱它们。因为没有它们，我不可能成为作家，不可能成为一个能区别于别个作家的作家。从小可看老，《苍茫冬日》已经预示了我的文学未来。我也爱它。

它应该得到我的珍视。

2000.5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