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认为：成名作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优秀作家们才可以使用的词语，它们都带有某些郑重和权威的意味，一般作者不宜贸然采用。处女作这个词，每个作者都可以坦然用它，因为它仅仅说的是第一个作品，不分贵贱俊丑。因此，我只把《北方城郭》看成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虽然因为它的出版，不少读者知道了我这个写作者，但我确实不敢由此断定这就算成了名。

关于《北方城郭》，我自己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我觉得让今天的读者，读一部长达五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已经有点冒昧了，哪里还好意思再用小说之外的文字占用读者的宝贵时间！但这篇文章却不得不写。原因有二。一是有不少读者把我看成一位老先生，对三十出头的我能写出“这样一本深刻的书”，表示了不解和不大信任；二是有一部分读者对我这样一个十五岁就参了军，至今未在地方机关和单位工作过一天的人，却用长篇小说这种体裁解剖北方一个县域的生活，而且能写出“让人战栗的真实”，感到不可思议。这就有必要为这本书留点自白之类的文字了。

《北方城郭》是我全方位、全景式描画我的故乡——豫西南镇平县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最初写这样一部书的动机，有点拟古的意思。拟古，是拟《金瓶梅》成书的一则传闻。说王世贞的父亲遭严嵩和严世藩父子陷害被砍了头，王世贞想为父报仇，面壁数年、呕血十石作了《金瓶梅》，然后把刻好的书浸上慢性毒药，呈给还活在人世的严世藩，最终毒死了看书爱沾口水翻的杀父仇人。这则传闻，在我二十出头那几年，常在我脑海里浮来漂去。父亲在1983年任县纪委副书记，是个黑脸式的人物，如能升到开封尹这样的高位，我相信他是能得一点“柳青天”之类的名声的。我小时候，他在北京一法院当会计，因我从他的抽屉缝中抠出来两个五分钱，导致他账面亏空。知道我用这两个钢镚换了几颗水果糖，他对我实行了严厉的专政，把我的小臀部打得几天都不敢挨凳子。1985年春节，父亲摇身一变，成了县广播局局长。我回镇平探家，他拉开堂屋条几的一个柜子，对我说：“以后烟酒不用花钱了。”我感到父亲什么地方变了，不免替他担心。第二年春节，我家的酒柜里已空空如也了。父亲已经被调到党校当了有职无权的副校长，一天有好几个小时，蹲在分给他的两分空地里，仔细管理各式各样的菜蔬。父亲在这两年老了很多，白发成倍增长，不到五十已有老人相。我意识到家里可能出什么大事了。祖父当年几乎牺牲了全家的利益，供父亲读了大学，自然不是希望儿子人到中年后像他一样侍弄菜蔬。在我的追问下，母亲才简要告诉了我原委：父亲在纪委主抓一个经济大案，查到副县长头上还不知道收手，拒收副县长夫妇送来的礼物后，还不顾副县长的暗示，派人到外地取证。他派去的人都识时务，背叛了父亲，把查案的进展情况向涉案的大官员作了汇报。结果，在我县当了几十年县委副书记的总舵主雷霆大怒，不几天，就把父亲调去了广播局。父亲遭此打击，也想随波逐流了，年节下开始收部下送来的烟酒，并同意广播局外线班用了二十斤铁丝为我家搭了个葡萄架。因广播局长的位置是个肥缺，总舵主就寻了父亲用公家二十斤铁丝为自家搭葡萄架的不是，一脚把父亲踢到了党校这个清水衙门。这件事让我第一次看清政治的面目，感到万分惊悸。眼看着父亲一天天地颓废着，一天天地往菜农回归着，我感到了我为人子的无能。1988年春天，我生出了写一部小说为父亲申冤的念头。这就是《北方城郭》的成因吧。

1989年3月，我写出了三十二万字的《大炼狱》。写完后，我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一出手写长篇小说，就能写出三四十个人物，就能搭出一个自我感觉还不错的长篇小说骨架；忧的是书中根本无缘见到当年整治父亲的那些个人，取的是鲁迅先生塑造阿Q的手法写李金堂等人，没有写出我所希望的对李金堂的恨，反倒有点喜欢李金堂这个我已经无法控制的“恶人”了。我把稿子寄给了我所敬重的海波审阅。半个月后，海波来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批评我这种一口想吃个胖子的做法，要求我再写十年中短篇小说后，才可以碰长篇小说这种大型体裁。对海波的意见，我是又服又不服。服的是他点出我在具体操作上的缺失，不服的是他对此书的根本上的颠覆。我固执地认为：这部书的骨架是可以的，几个重要人物的设置也是站得住的。

1991年秋，我在朱向前老师的游说下，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行李中就夹着《大炼狱》的初稿。第二学年上学期，我已经彻底恢复了自信，就把这个初稿交给张志忠老师，请他给打个分。张老师匆匆读完后，表达了这样的意见：书可以出版，达到了中平水准，技术上的问题也需要认真处理。我不想出一本中平水准的长篇处女作，因为这时对此书的结构和人物更加自信了。按照我当时的判断：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大转型，与大革命后的法国和废除农奴制后俄国的社会转型，有着惊人的相似，在今后的十几年内，中国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必将出现师法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批重要作品。我自信《大炼狱》走的是正路。这条路或许比师法20世纪世界文学大家，如乔伊斯、福克纳、博尔赫斯，更能走得远一些。我所缺少的，仍是扎实的内功和对现实社会、对历史真实的个人化的深入研究。对中国近代、现代以及当代重要历史事件进行重读后，我又进了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继续读书。在这几年间，我单独或与同学合作了《红太阳白太阳》《纵横天下》《日出东方》等纪实作品。又为贾平凹的《废都》写了一部名叫《虚城》的续书，又和何启治先生合作了一部反映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命运的长篇小说《当代往事》。这后两部长篇小说因著作权、大形势等诸多原因，至今未能面世。

1995年夏天，已成为我忘年交的何启治老师找我长谈两次，说以他对我的了解，已断定我可以写出较为成熟的长篇小说了，希望我集中精力主攻长篇小说。何启治先生是当代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编辑家之一，曾在新时期长篇小说两大巨峰《古船》和《白鹿原》的成书过程中起过关键性作用。他说我能写出较为成熟的长篇小说，对我的激励作用非同小可。在鲁迅文学院313室，我用三个多小时向他谈了三个长篇小说的构思。他当时就说：“这三个构思都不错。你先写描写故乡现实生活的这一部。”

1995年秋，我把《大炼狱》作为一个详细提纲，开始写《北方城郭》。这时，我的生活步入中年的多事之秋。毕业在即，我的工作尚无着落，让我忧心如焚的是母亲已被确诊为乳腺癌，我随时都会遭受叫声亲娘无人答应的人生最大苦痛。在那个漫长的秋冬里，每日里我伴着两包劣质香烟，手握母亲送给我的已写出两百万言的极其普通的永生牌钢笔，在稿纸上重现故乡的历史和现实场景。因心绪纷杂，加上时常挂念母亲病情，我对在成都家里写出的四十五万字初稿不是特别满意，但我还是希望它能尽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因为母亲酷爱读长篇小说，我希望她能读到儿子散发着油墨淡香的第一部独创性的长篇作品。

1996年元月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审意见出来了：可以出版，在本社所出长篇小说中可算二流偏上水平。我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失望。何启治和高贤均老师都希望我能仔细修改一稿。高贤均老师说：“只要改得好，一百万字也不嫌长。”我从北京带着稿子回到镇平家里，母亲已被癌细胞折磨得变了人形。当我表达出不再改稿子的意见时，母亲说话了：“改吧，好好改，我还能等。”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在家里改稿，删掉八万字，增写了十八万字。这期间，我对人生无常的体味最为深切。母亲病重三次，报病危两次。每次她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对我说的只有一句话：“改你的稿子吧，我有你爸他们照顾就行了。要把稿子改好。”这期间，我对故乡的世态炎凉体味最深。母亲1995年到了退休年龄，在病中办了退休手续。在这近一年里，学校和官方连礼节性的探视都取消了。每天晚上，我去和母亲说话，她都要讲学校里美好的往事，却总以叹息结尾。这期间，我真切地体会到人确实是有善恶之分的，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作不平等，什么叫作遗弃、谎言。母亲作为一名弟子三千、病倒在讲台上、有三十七年教龄的老教师，看病基本上都是自费。我在改稿的间隙，不止一次去城关镇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恳请组织能帮助一下做出重大贡献的老教师，然而听到的只有哭穷的声音。第二年春天，这位党委书记因贪污、受贿被捕入狱，他和其他官员挪用教育等经费建豪华办公楼、买高级轿车的内幕才得以昭示天下。对这样的故乡的真实，我能说点什么呢？有批评家在评奖会上批评《北方城郭》“色调灰暗”“洪洞县里没好人”，是很有见地的。但在那种特定的时空中，我只能遵循良知，写下这种真实的文字。我相信只有这样的文字才能久长地穿越时间的隧道，触摸到永恒的裙裾。

五月里，责编陶良华告诉我说：“你再改一稿，压掉五六万字，它就是一部精品了。”可我确实不能再改了，我对此书唯一的希求，便是母亲生前能读一读它。于是，它只能以现在的样子面世了。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北方城郭》没有在合同期限内面世。母亲在1997年1月31日夜弥留之际，对《北方城郭》说了这样一句话：“是不是你没有改好，人家不出了？唉，我看不到它了，看不到了。”说完这句话约二十分钟，年仅五十八岁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成为基督徒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老教师，踏上了去往天堂的路。1997年9月初，我在北京看到《北方城郭》的样书时，母亲已去世七个多月了！

这一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让我面对我的长篇处女作时，总是默默无言，总是欲哭无泪。我的心理年龄的苍凉，大约是经了太多这类打击的缘故吧。1997年9月中旬，我带着《北方城郭》的一本样书，来到了母亲的坟头。黄土堆中，零星的青绿已有寸长。七百五十八页的《北方城郭》，在母亲的坟头整整烧了四十分钟。我想让母亲把每一页都看个仔细。

这篇短文，还是用母亲送给我的这支淡灰色的笔写成的。它在母亲病故后，又帮我写出了《突出重围》和《英雄时代》。一支1993年只卖两元三角的普通钢笔，竟能写出三百五十几万个方块字，我把它看作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昭示着伟大的母爱的强有力存在，充分表达着灵魂不死的真实。愿母亲在天之灵与我同在，用这支笔指引我写出恒远而富有神性的文字。阿门！

2002.2.1于四川成都